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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分析方面论文写作资料范文 与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我国制造业FDI的影响分析类论文范例

主题:影响分析论文写作 时间:2024-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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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通过建立劳动力成本与FDI的理论模型,利用2006-2015年制造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判断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市场规模对我国引进FDI的长期与短期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现在单位劳动力成本优势仍显著,从长期看来,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我国制造业FDI引进具有较强的正向作用.从短期看来,劳动报酬上升与劳动生产率增长之间具有时间差,短期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并不会对制造业FDI流入造成负向影响,这表明我国的制造业FDI结构正在优化,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单位劳动力成本优势;市场规模;制造业FDI

  中图分类号:F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919(2018)02-0106-05

  DOI:10.13691/j. cnki. cn23-1539/f. 2018.02.03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凭借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大力发展制造业,经济增长迅速.在如今的国际贸易环境中,劳动力成本作为吸引FDI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变化是否削弱我国的引资优势,成为我国必须面对的问题.

  关于劳动力成本对于我国吸引FDI的重要性以及作用途径已经过国内外众多学者的研究.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发展初期,与我国大力发展制造业的政策相符,FDI大多投资于第二产业,其中大部分投资于制造加工业,再对外出口,因此我国成为“世界工厂”.在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时,东南亚各国的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在这种国际贸易环境下,研究跨国公司会如何投资,对于我国吸引FDI会产生何种影响具有现实意义,对于我国合理制定引资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1 文献综述

  现有关于劳动力成本对一国引资优势的影响的国内外研究较多,但结论不一.一些学者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认为,劳动力成本因素依然是吸引FDI流入的最主要因素,且高劳动力成本对FDI引进具有负作用.比如Alan A. Bevan(2004)在分析欧洲经济转型过程中FDI的决定因素时认为跨国投资者都是追求利润的,要求市场潜力较大的同时成本也要降到最低,所以假设了投资者都是成本敏感型的,并实证得到单位劳动力成本是影响FDI流动最主要的因素.同时,Alan A. Bevan还分析了东道国与母国的经济发展相似度较高对于FDI的流动是不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的,这从侧面证明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主要是为了转移利润率低的生产加工等价值链末端产业,所以对劳动力成本变化更加敏感[1].而李汉君(2011)利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得到我国FDI流入主要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劳动力成本显著影响FDI流入量[2].杨有才,牛欢(2016)也得到高劳动力成本对FDI流入的负向作用,但是这种效应存在门槛,当劳动力成本越过门槛之后,对于FDI流入的负向影响呈逐渐减小.同时,FDI流入第三产业的比例逐年增高,大有超过第二产业的趋势[3].与此相反的是,有研究表明适当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我国引进FDI 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这是因为劳动力成本上升直观表现为工人工资上升,体现在消费者层面,即人居可支配收入提高,不仅可以刺激内需,还可以提升工人积极性,刺激劳动生产率上升,为跨国企业创造利润.例如冯伟等(2011)发现我国的劳动力成本适当上升对于FDI引进具有激励作用.同时他还发现这种激励作用具有门槛效应,当劳动力成本超过门槛值后,对FDI引进将产生负向作用,不过这种门槛效应不显著[4].刘厚俊,利(2011)也指出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同时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而且制造业工资上升幅度小于整体工资水平,所以对于FDI流入仍然具有一定吸引力[5].对于服务业FDI有相似结论.杨仁发(2012)提出第三产业属于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产业,更加注重人力资本投入,只有高水平人才才能为产品及服务带来高附加值,提升产品竞争力,但同时伴随着高劳动力成本,因此第三产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FDI流入并没有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而下降.反而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而上升.

  而另一些学者认为劳动力成本相对于市场规模以及市场潜力等因素而言,对于FDI吸引力已经下降,不再是FDI流入考虑的主要因素,尤其对于服务业而言.Reini(2001)在分析欧洲国家经济转型过程中并没有得出劳动力成本对于FDI流动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一结论.马飒(2014)通过跨国面板数据比较分析了各国FDI流入的要素竞争力.其认为在国内,我国劳动力成本不是影响FDI流入最主要因素,而且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于FDI引进不具有显著影响[6].

  综上可见,国内外学者研究不同国家劳动力成本对于FDI引进的影响不同.而现有文献对我国劳动力成本高低做了多方位研究,得到一致结论,即我国的“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成本上升.但关于我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对FDI引进具有正向还是负向作用,并没有得出一致结论.本文将在实证过程中使用单位劳动成本优势衡量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变化,把劳动生产率纳入考虑范围,使分析结果更有说服力.

2 理论分析

  为了对劳动力成本与FDI关系有更直观的理解,本文借鉴Helpman(1984),Hortann和Markusen(1992)以及冯伟(2011)[7],蔡佳林(2015)[8]等的分析思路,优化变量选择,进一步分析劳动力成本变化对我国引进FDI的作用途径.

  模型假设:只有国家1和国家2,市场上有国内企业与跨国企业,每家企业生产特定类型的产品,均有规模收益.两国企业发生贸易往来产生的贸易成本,使用“冰山”成本形式计算.具体假设如表1.

  由于国家间文化差异以及国际贸易壁垒存在,他国企业的市场份额通常小于国内企业,即国家i的企业在国家j 获得的市场份额Sj

i( i<1)小于国家在国内企业的市场份额.同时,由于我国的制造业FDI投资于生产加工等低附加估值行业,技术成本体现在工人工资中,所以将跨国企业的成本分解为运营成本GR,运输成本GT和劳动成本Cil.

  假设i国考虑到j国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如果对j国进行直接投资,他国企业转变为跨国企业不仅可以减少企业生产成本,还有助于提高市场份额.则此时企业市场份额及成本具体如表2所示.

  由于企业运营成本以及运输成本短期不变,由6式可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利润取决于东道国市场规模M2以及劳动力成本C2L.

3 实证分析

3.1 模型设定

3.1.1 变量说明与数据选择

  ①被解释变量

  外商直接投资总额(FDI).本文采用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表示.

  ②解释变量

  劳动力成本(UCLA).本文借鉴都阳(2009)定义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优势来衡量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即单位劳动力成本优势等于劳动报酬除以劳动生产率(UCLA等于劳动报酬/劳动生产率)[9].这样同时考虑了劳动报酬与劳动生产率两个因素对劳动力成本的影响,可以避免单纯的通过工资高低计算单位劳动力成本优势带来的误差.若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超过劳动报酬的增长速度,则ULCA应该是有所下降,即ULCA越小,单位劳动力成本优势越大[10].因此,ULCA与FDI应该负相关.我国2006-2015年ULCA及劳动报酬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国劳动报酬快速上升同时,ULCA越来越小直至2013年其变化速度才趋于平缓,即我国的单位劳动成本优势越来越大.这表明我国制造业生产自动化程度及劳动力熟练程度提高使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超过劳动报酬的增长速度,使得我国单位劳动力成本优势得以保持.

  市场规模(RGDP).本文采用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人均GDP可以衡量一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国民福利水平高低.居民福利水平越高,自然具有较高的消费能力,一国内需越大,市场规模也会越大,因此,市场规模与FDI 应该正相关.

  ③控制变量

  产业集聚度(G).本文采用空间基尼系数来衡量产业集聚度.由于政府规划以及企业自身选择,各省市由于地理因素聚集着不同的产业,有助于企业减少相关成本.因此,产业集聚度与制造业FDI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计算方法如下:

  其中,G(0《G《1)表示空间基尼系数,Si表示i地区某产业占全国该产业总就业人数的比重,Xi表示该地区就业人数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比重.G等于0时,产业在空间是均匀分布的,G值越大,表明地区产业集聚度越高.

  追随效应(FDIt-1).本文采用滞后一期FDI表示制造业FDI的追随效应,用来衡量聚集效应带来的成本减少对于制造业跨国公司的吸引力大小.如果追随效应明显,则表明是否能通过降低生产成本获利是制造业FDI选择东道国的重要因素[11] .因此 ,FDIt-1与FDI存在正相关关系.

  本文采用2006—2015年度数据,数据来源各年份《中国统计年鉴》,数据通过EXCEL以及EVIEWS8.0处理完成.

3.2 实证分析

3.2.1 回归结果

  本文分别在控制产业集聚,控制追随效应,两个变量均控制与均不控制四种情况下对模型进行估计.在对模型估计之前,先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免出现“伪回归”,结果显示各时间序列数据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即各变量之间有共同的增长趋势,能同涨同落.因此对变量做Jhonson检验,结果显示FDI与各因变量之间具有协整关系,即各变量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因果关系.因此,根据(8)式进行最小二乘法回归,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回归的可决系数都较高,表明模型的拟合度较好.同时回归结果均表示人均GDP对制造业FDI具有较大正向吸引作用,这与前文分析结果一致,即国民福利水平提高促进内需促使市场规模扩大,从而对FDI产生正向吸引作用.但是RGDP2系数为负,表明从长期看来,市场规模越大对于一国的制造业FDI引进反而具有负向作用.这或许是因为一国人均GDP越高,国家经济发展对于制造业的依赖程度逐渐减小,针对制造业FDI的各项引资政策优势较服务业等其他行业有所减少.甚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过高,对于其引进FDI是不利的,跨国公司越有可能将低附加值制造业FDI外移至其他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市场规模较小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使用人均GDP衡量一国市场规模水平也可能使回归结果产生偏差.回归1、回归3、回归4中ULCA的系数均为负,在回归1、回归2中,ULCA2的系数也为负,这是由于制造业FDI仍将劳动力成本作为对东道国重要的考察因素.ULCA越小,单位劳动力成本优势越大,对制造业FDI引进越有利.但是,我国目前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阶段,制造业企业引进高质量FDI时对高质量人才需求也相应提高,劳动力成本上升也从侧面反映出我国高质量人才逐渐增多,对于FDI具有一定的正向吸引力.同时,近年我国服务业劳动力报酬的快速增长带动了制造业工资水平上升,但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滞后于工资增长,此时的劳动报酬增长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所以ULCA,ULCA2也可能与FDI存在回归2、回归3、回归4中的正相关关系,在此期间ULCA增大,单位劳动力成本优势下降.但这只是短期现象.从长期看来,企业经过人才培养与技术学习,其劳动生产率增速最终将与劳动报酬增速持平甚至超过劳动报酬增速.滞后一期FDI系数为负,与预期不一致.这可能是因为近年来FDI逐渐从制造业转移至服务业,也可能是由于我国的制造业产能过剩,发展空间有限,从2011年开始,制造业FDI下降趋势明显.目前我国制造业市场规模虽大,但容量有限,发展空间不足,导致滞后一期FDI系数为负,即前期制造业FDI的投入量越多会致使跨国企业将制造业FDI转入市场规模较小但发展空间更大的国家.控制变量G系数为负,与预期不一致,这是因为我国制造业主要集聚在中东部,采用全国数据来衡量产业集聚度会使数据偏小,造成误差.综合以上结果来看,回归1的可信度更高.

3.2.2 格兰杰检验

  协整检验只能表明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还需进一步做格兰杰检验,滞后期分别选择1期与2期.结果显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当滞后期为1时,市场规模不是FDI的格兰杰原因.当滞后2期时,市场规模是FDI的格兰杰原因.这表明市场规模对FDI短期影响很小,但存在较大的长期影响关系.而且,集聚效应、劳动力成本与市场规模之间存在相关关系.

3.2.3 误差修正

  协整检验表明了各变量之间相互影响的长期因果关系,但对于各变量之间短期的相互影响关系解释力不足.考虑各变量之间短期波动与长期关系可能存在不同,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DFDI等于a1DRGDP+a2DRGDP2+a3DULCA

  对(9)式进行最小二乘法回归,具体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经过误差修正后,回归5的可决系数偏小,回归6、7、8的可决系数较大,说明模型拟合度较好.与(8)式回归结果不同的是,除了回归5,误差修正后的其他回归结果表明人均GDP与FDI存在正相关关系,这表明从短期来看,市场规模以及规模收益越大对于发展中国家FDI引进具有正向促进作用.DULCA、DULCA2的系数均为正,表明短期内劳动报酬上升导致ULCA增大,并不会对制造业FDI引进造成不利影响.近年来流入我国制造业的FDI质量已经大大提高,不仅投资出口加工型等劳动力密集的制造业,还将更多FDI投资于依赖高质量人才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因此,ULCA增大从侧面表明制造业FDI对高质量人才需求增大,FDI结构正在优化.滞后一期FDI对于当期FDI引进具有正向作用,表明短期内,前期制造业FDI在东道国形成的开放市场以及生产成本减少会FDI引进有正向促进作用.只有回归5的残差项系数负,表明模型科学.其余回归残差项系数均为正,表明模型不合适.

4 结论

  本文实证结果表明,FDI与市场规模以及单位劳动力成本优势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从长期来看,我国人均GDP呈增长趋势,一方面,对我国促进内需具有较大作用,随着需求增大,制造业产品市场也扩大,对于FDI具有正向吸引作用.另一方面,人均GDP越大,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国家经济发展对制造业的依赖程度降低,不利于FDI引进.虽然我国的工资快速增长,但单位劳动力成本优势也更加明显,对于FDI引进具有较强的吸引作用.同时我国的制造业FDI正逐渐转向服务业,制造业市场成熟,发展空间有限,因此,前期FDI对于当期FDI引进具有负向作用.从短期来看,人均GDP的提高对FDI引进具有负向影响,因为制造业FDI主要流向国民福利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我国制造业企业对于高质量人才的需求,以及劳动报酬上升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时间差造成单位劳动力成本优势暂时下降,对于FDI引进仍然具有正向吸引作用.

  结合实证结果,人均GDP 增长对我国FDI引进虽然具有正向吸引作用,但也有负向排斥作用.为了最大程度发挥人均GDP增长的正向吸引作用,尽量避免不利影响,在减少高能耗制造业企业的同时,对企业转型升级提高更多政策支持[12].首先,考虑到我国单位劳动力成本优势仍然明显,结合制造业FDI注重生产成本等特点,在劳动力丰富区域建立产业园,充分利用单位劳动力成本优势,发挥制造业集聚效应,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扩大利润空间.其次,对于制造业当期FDI对于前期FDI的追随效应,应该对制造业FDI引进制定质量标准,避免重复引进,浪费资源,占据市场.最后,注重高质量人才培养,为制造业FDI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大环境下,合理利用资源,发挥单位劳动力成本优势,优化制造业FDI结构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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