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大学》《中庸》,本文是有关大学硕士论文开题报告范文跟《中庸》和《大学》和大学相关硕士学位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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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1966年,正是“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的年头.我的回忆清晰,但是充满着不和谐的剧烈的冲突.小时候,我住在烟雨江南的一个中等城市里,小巷幽深,墙角长满了青苔,院子里有一口古老的井,还有一棵古老的无花果树.只要不走出去,那么,就宁静得就像历史本身,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历史的动感.可是,只要一出门,就是市中心,那就是另外一个世界：满耳都是语录课、高亢的口号声；满眼都是大字报,一片鲜红鲜红的颜色.
童年喜欢热闹的,可是,我并不喜欢走出去.
童年快乐吗？我不知道.
那个年代的“经典”严格说只指“红色经典”,除此之外,是没有其他经典的容身之地的.今天可以昂然列入,或者说重新归入“经典”的种种经典,在当时,不是有“封、资、修”的气息,就是有“大、洋、古”的嫌疑,当然都在破除、打倒之列.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对这场巨大灾难应该还是记忆犹新,甚至是刻骨铭心的.
那么,今天我们大家公认的,被大家一致认同的那些经典是怎样进入我的生命的呢？由于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我第一次自己阅读今天意义上的“经典”的时间很容易确定.
那是1976年的一天,当时“”刚刚被打倒,转眼之间,我们又在老师的带领下,还是似懂非懂地投入到“揭批”的热潮当中去了.我们的一个英语老师,教了我们一句英语口号“Smash the four men！”,回去鹦鹉学舌地叫给父亲听,谁料没有得好,让英语系毕业的父亲大骂一顿.我觉得受了天大的委屈.后来,稍微大了点,和父亲理论,才知道父亲发火的道理.父亲当然不可能对“”有什么好感,但是,这句英语实在太洋泾浜了,太拙劣了.父亲不好当着我的面去指责我的英语老师,但是,他对教育水平的衰退、教师水准的下降实在是太愤怒了.
我遭受了这么一场无妄之灾,就很没趣地躲到房间里.那个时候我们还住在一座由英国人在20世纪初建造的破旧的大楼里面.这样的大楼,即使在白天,房间小,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杂物,有时候是会找到一些宛如隔世的旧东西的.
就在这一天,百无聊赖的我,不知道从哪个角落里,抽出一本残破不堪的线装书来.父亲因为刚发完脾气,也没有来理我.我就坐在那里翻读起来.线装书,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稀罕东西.
这本残书后来跟了我很长时间,一直跟我到北京大学,跟我到德国汉堡大学.我现在特别想找到它,这样就可以带来,让大家看看.可惜,屡经搬迁,我不知道它是否还在我的书房里.或者,它完成了对一个懵懂少年的经典启蒙,正安静地藏身在书深不知处,这也未可知.我所希望的当然是后者了.
总之,我记得非常清楚,这并不是一个什么好版本,而是一个“烂”线装本.后来知道,大概曾经是充斥书店书摊的大路货色,一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虽然是残了,而且残得相当厉害,但是篇幅本来就很小的《大学》《中庸》却完整无缺.我当时以为,这两部书无非是“大学”“中学”之类.我就开始了没有老师指导的阅读.
这是我接触的第一部标准意义上的古籍.直行,还有双行的夹注.有太多的字不认识,读不出来,读不断.但是这反而增加了探险般的神秘感,激发了我的犟劲.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还是在阅读《大学》《中庸》.如果说,就这项阅读活动而言,我有什么长进的话,那就是：我在当时认为自己已经读明白了,其实尚不懂得世界上有必须用整个生命来阅读的书籍；在经历了三十年的跨越,而注定还会延续下去的阅读活动中教会了我,有些书不是读过了就可以搁在一边的,有些书是弥读弥新的.换句话说,过去的我,认为《大学》《中庸》只不过是两种古书而已；而今天的我,则认为《大学》《中庸》乃是当之无愧的经典.
就经典的种类或者数目而言,历来就有五经、六经、七经、九经、十二经、十三经、十四经、二十一经的说法.当然,比较通行的是十三经：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诗》《书》《易》《孝经》《论语》《尔雅》《孟子》.当然,这也未必就是大家公认的.
还有一种大家耳熟能详的说法,就是所谓的“四书五经”.这个叫法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五经”是指《诗》《书》《礼》《易》《春秋》.这个称呼汉武帝时候就有了.
而排在“五经”前的“四书”这个称呼,却要晚上一千多年,到宋朝才出现.“四书”是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是由南宋的朱熹完成最后结集的.这也标志着宋学的确立.宋学讲“四书”,这就是宋学和汉学的最大的区别.
从历史上看,自从元朝把“四书”定为科举考试的功令后,也就是说,取得了国家考试规定教科书的地位,它们就成为读书人必须熟背的经典了.仅仅就这一点而论,“四书”所产生的影响之大且深,是怎么评价都不会过分的.
《论语》《孟子》大家相对比较熟悉了.和它们相比,《大学》《中庸》就比较特别了.《大学》《中庸》原来只是《礼记》里的两篇文章而已,并没有特别尊崇的地位.《中庸》在汉代已经有了脱离《礼记》的单行本,而且历来相传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作品.
《大学》的情况就不同了,同样是《礼记》里的一篇,但是在宋朝以前不仅从来没有什么单行本,而且连作者是谁也不知道.一直到了司马光,才开始出现单行本.然而,连司马光这样的大学者、大历史学家,也没有告诉我们《大学》的作者究竟是谁.到了“大程”程灏,他才认为《大学》是孔子的遗书,并且开始对照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动起手术,改变它的章节！大程的弟弟“小程”程颐,也做和他哥哥类似的工作,但是结果却截然不同.
南宋的朱熹不仅继承司马光,把《大学》单行；也不仅继承二程,改变《大学》原文的章节文字；而且指出,作者是曾子和曾子的门人！这样一来,付出的代价是《大学》的本来面目全非了,但是,却取得了儒家经典的最高地位.
其他三部书的问题本来就不太大,《大学》的问题解决了,“四书”的系统也就确立了.起码,朱熹是这样做的,也是这样认为的.
可是,朱熹为什么非要这么做呢？弄明白这个问题,不仅可以看出朱熹的苦衷,同时也可以看出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有着独特的生命历程的.
朱熹面临的是令他非常担忧的局面：一千多年来,印度传入的佛教,以其特殊的魅力,引起了中国本国士大夫的浓厚兴趣,已经到了可以动摇在当时占据支配地位的儒学的理论基础的地步了.朱熹自己是儒、佛兼通的人物,他明白,仅仅依靠汉学所看重的“五经”,是绝对不能维持住儒学的地位的.问题出在,就“五经”而论,它们所包含的本体论和方法论,比起佛教经典所包含的本体论、方法论的博大精深来,实在是差得不可以道里计了.
今天的社会当然和古代不同,《大学》里的“家”“国”“天下”的概念也并不和今天的相同,至于“天子”“庶人”更是早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但是,剥去它特定历史条件所规定了的特殊性,它还是有着昭然若揭的普遍和恒久的意义的.“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是每个人都可以、也应该去实践的,难道不是吗？
至于《中庸》提倡“中”,是儒家本体论的核心.从喜怒哀乐未发的“中”,到发而皆中节的“和”,由此追求“天地位”“万物育”的境界,虽然听起来似乎更是玄远不近人事,却是有着同样重要的道理在的.“中庸之道”绝对意味着保守而不进取,它提醒我们这些身处竞争空前激烈的现代社会里的人,必须在汲取中,追求一种圆融和谐的简捷.
（李红军摘自新星出版社《传统的再生——钱文忠演讲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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