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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崇祯年间,以传教士为媒介,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和西方近代文明有了第一次实质性碰触.与昙花一现的西学东渐不同,同一时期的东学西渐对欧洲影响深远,甚至间接影响了社会变革.本文试图从民族文化心理层面对该时期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产生不同影响的原因进行论述,并探讨其在当今社会西方文化殖民条件下对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指导性意义,更好地指导国际汉语教学课堂中可能涉及的文化讨论.
关键词：民族文化心理；西学东渐；对外汉语教学
在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在国际竞争中占了愈来愈多的份额的今天,不难发现中国和西方在对外宣传中重点的放置不尽相同.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尽管已经成功举办过奥运会、世*,但很多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依然仅限于传统层面.我们缺乏一个在全世界范围内认可的、代表当代中国现代化形象的中国特色文化名片.对外汉语教学课堂中一旦涉及中国文化,也多是进行传统文化的输出；甚至绝大部分中国的对外宣传也打着传统元素的旗号.这或许与我们的民族文化心理不无关系.
一、民族文化心理与西学东渐的式微
崇祯年间,大学士徐光启与李之藻提出了“西学补益王化”论,主张学习和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徐、李二人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在利玛窦等传教士的帮助下研习西方数学、地理学、天文历法学等,并且翻译、编撰了《几何原本》、《勾股义》等科技书籍,按西方天文原理修订了《崇祯历法》.作为战争之前唯一一次与西方近代文明平等的正面交流,“西学补益王化”仅仅只在少数知识分子间流传,并未得到普及,对于西方著作的翻译和研习也并未因此受到重视.西方现代文明在中华文化的土壤中昙花一现并迅速式微,这其中民族文化心理的影响不容小觑.
狭义的民族文化心理,指受民族历史积淀的社会文化影响而形成的对人、对事、对物等客观存在和关系的心理行为反应倾向和方式；其外延包括民族的价值观念、态度特征、意志特征、情绪特征、思维方式（许倬云,1994）.它与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程度休戚相关.
自古以来,中国不论是最高统治者还是底层民众均以大国自居,远离中国这个“文明中心”的地方便理所当然成为蛮荒之地,异域的文化,也就几乎等同于野蛮文化.
与此同时,西方作为一个未知领域,象征着陌生的空间以及潜在威胁.对未知的本能恐惧是民族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人类共有的、对于“他者”的恐惧在中国以守业为目的统治阶层中表现得更加鲜明.在这种情况下,自上而下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科技自然成了天方夜谭.
二、同时期的东学西渐
远到过中国的传教士们在输出天主教思想和西方科技知识的同时,也带回了一些东方文明,他们以译作为主要形式,将中国的经籍、制度、*观念初步介绍到了欧洲.同样有着对异者和外来文明的恐惧心理,由于民族文化心理的差异,二者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也截然不同.中国人自上而下出自本能的排斥影响了整个近代中国的历史,在西方,却是“殖民时代充满了对变化的期待”（周燕,2012）占了上风.
古希腊文化以及以之为母体的整个西方文化是以“求真”为目的的“科学型”文化.相比较而言,中国文化则有一种重顿悟、轻实证的倾向（梁漱溟,2006）.从古希腊雄辩家和奥林匹亚竞技赛中也能够窥见西方人崇力尚争的历史渊源.这种强烈的竞争精神和实用主义精神,使得他们在对待外来文明时能够取其所需,将它们作为完善自我体制的参照物,从而达到超越世界上其他文明发展水平、成为世界文明中心的结果.
严复曾说：“中国多忌讳,西人重讥评；其为学也,中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灾祸,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中国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而胜古”（严复,1994）.这个评价在该时期的东西方同样适用.中西方迥异的民族文化心理成为了民族命运不同走向的根源之一.
三、民族命运的不同走向
在康熙年间,儒士们虽已认识到西学强于中法,但骨子里以“华夏”自居的傲慢自大又使他们不愿屈尊于“蛮夷”之下,于是“西学中源”之说盛行.“西学中源”即认为西方历法、算数等科技成果均源自东方,而西方民族“窃其传”,如今引进西学不过是“礼失求诸野”（尚智丛,2008）,并非离经叛道.这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恰好迎合了国人在千年来无数次“自我比较”中获得的欣欣然自我感觉“良好”的国民性格,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广为流传.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一阶段内的东学西渐却给西方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文学家、翻译家们引进了不少优秀的中国古典文献,促使文学理论创新.在汉学热的推动下,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译作如《西厢记》、《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如雨后春笋出现在欧洲的文学界.而中国原本在欧洲人眼中神秘梦幻形象的生动化、具体化、细节化也给文学家们提供了全新的创作视角和文学背景,以及源源不断的灵感.
不仅如此,该时期的东学西渐甚至对欧洲的社会变革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古老的华夏文明成为了当时欧洲启蒙时期思想家们极力推崇的精神圭臬.伏尔泰服膺孔子学说,将孔子称为“真正的哲学家”,还将耶稣像易为孔子像,晨夕礼拜.在他批判欧洲暴政的时候,扛起中国道德政治形象的大旗,作为其开明专制的理论依据.在推翻神坛的时候,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歌颂中国的道德哲学与宗教宽容；在他们对君主政治感到失望的时候,又在经济思想中发现中国形象的利用价值,中国又成为重农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楷模.
一以概之,西方人“以为人的生活尽是有意识的,尽由知的作用来做主的,尽能拣择算计去走的,总是趋利避害”（梁漱溟,2006）.东方文明成为了西方反省甚至批判自身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参照系,以及赢得自身发展的灵感来源.
四、对当下文化和汉语课堂教学的启示
“一个民族的独立,首先是政治上的独立,其次必须有经济上的基础作保证,但最终要以文化的独立来完成”（陶秀璈,2009）.经济发展固然重要,但人文和科技才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崛起的灵魂.
对待外来文化,首先需警惕文化殖民.但是警惕文化殖民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外来文化.我们可以并且也需要引进外国的优秀科技成果,参考外国完善的制度、体系.对待自身文化,首先要尊重并发展传统优秀文化,使其与现代化发展需求相适应.更要着眼当下,不将目光局限于传统文化,做到传统与现代并行.
再者是提高文化自觉意识.文化自觉则是民族的自我意识,是“对自身文化的自知、自省和自我超越的意识”（封海清,2006）.费孝通先生为实现文化自觉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黄晓波,王贻正,2012）的设想.其内涵包括三个层次：文化认同,文化反思和文化超越.文化超越,即在文化反思基础上形成文化发展和文化变革的意识.教师作为汉语课堂教学的引导者,国外汉语课堂中最直观的中华文化传播者,在进行民族文化传播过程时,需要有意识地呈现真实的当下中国环境,而非一味寻求传统.跳出传统文化的框架,真正实现文化超越,才能使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在任何时候都具有活力.
参考文献：
[1]许倬云[美].《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2]查明华.《民族文化心理概念辨析》.《广西民族研究》,2012年第1期,131-134页.
[3]周燕.《传教士与中外文化交流——李明〈中国近事报道〉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4]中华近代文化史丛书编委会.《中国近代文化问题》,上海：中华书局,1989.
[5]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6]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黄晓涛,宋小庆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
[7]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8]尚智丛.《传教士与东学西渐》.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
[9]谢林[德].《中国——神话哲学》.载于《德国思想家论中国》135页,[德]夏瑞春编,陈爱政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10]陶秀璈,《儒家哲学和西方哲学》导言,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
[11]鲁迅.《拿来主义》.于《且介亭杂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12]封海清.《从文化自卑到文化自觉》.《云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35页.
[ 1 3 ] 黄晓波, 王贻正, 《费孝通的“ 文化自觉” 思想探究》.《经济研究导刊》,2012年第19期,235页.
作者简介：
林子靖（1994- ）,女,满族,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201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汉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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