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熙睿：新诗的当代困境和选择兼论诗歌的圣化写作和俗化写作,该文是选择方面有关论文范文检索与新诗和俗化和李熙睿类毕业论文的格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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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知新诗百年历史的人都知道,新诗诞生在对传统文化彻底的反思甚至全然拒绝的背景之下.
从诗歌外部环境来讲,清末以后的国力衰败,使中国人自尊心受到极大挫伤,由对传统文化自豪感变为了耻辱感.之后就是工业化、现代化的强国梦想对大多数人中年人来讲,从童年时代起,泛政治化、工业化和二十世纪末的市场化、信息化成为我们人生的主要体验对象.
我想说工业化、市场化和信息化时代对我们每个人的影响.工业化、市场化和信息化是不由人主观意识决定的世界潮流,或者说是人类目前所能采用的最好社会经济发展路径,对它本身的优越之处不需要我来说.谁也没有理由让大家生活在黑灯瞎火,闭目塞听的时代,但本文所谈的不是政治、经济,而是想从人文角度来说明它们对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改变,说明它对我们诗歌精神建构、诗歌语言沉沦的影响.
正像马克思在《宣言》中讲的那样,市场化使人类物质主义泛滥,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漠.而作为社会最敏感的神经——文学,从卡夫卡开始,就真正感受到了市场严酷的法则,感受到饿死艺术家时代的来临：你什么时候不能把自己变为大家喜欢的商品,你就是失败者（大家可以想想现在还有几份能够坚持自己的价值取向和创作标准的文学刊物,大部分是没有立场、笼统的文摘等）！
其次,先是广播电视让我们获得各种信息、图像的同时,我们很快发现,每个人变得不会说话,不想说话——你说得再好也没有主持人说得好（陕西诗人伊沙曾经写过一首较有影响的诗,名字就叫《结结巴巴》,如果你没有对社会现实的思考,根本不明白他那文盲似的口语诗在说啥！）；然后是我们变得慵懒,变得不愿走路,变得不会走路.我们不知不觉与人、与大自然隔膜起来,完全成了“坐享其成”的消费者——世界破门而入,我们熟悉演员、播音员比自己的亲戚还亲.我们关心他们的无聊琐事比关心自己的心灵时间还多……我们看了很多电视节目,但还没有童年知道的虫鱼草木知识多——所以说广播电视先让我们无知,起码使得众多写作者无知.
接下来是网络、手机,更厉害.它兼容了平面媒体与影视、收录等电子产品的所有功能,每天向我们输送着泥沙俱下的海量信息,人们沉醉在网络、手机微信、微博等互相复制、重叠、遮蔽的碎片化信息中.网络使我们彻底失去了创造的——那么多的知识看几辈子都看不完.而实际上,我们只是被动地接受了一些与心灵无关,包罗万象的知识,使我们碎片化的内心感受更加破碎不堪.如果我们再不进行自我知识系统的修复积累,我们每个人头脑里顶多是装满一大堆百度来的零杂碎而已,我们所了解的知识不是为了创造或者滋养灵魂,而顶多是用来相互炫耀,说明自己不是个孤陋寡闻的人罢了.
最后的结果是,大众不需要文学来讲述什么道理,所有媒体、主持人一个比一个说得好；笑星天天在灌输娱乐多么搞笑,多么开心；物化的社会也不需要你来愤世嫉俗……西方现代诗的鼻祖波德莱尔在其《恶之花》里,用了最丑陋的意象和语言来洗代文明沉积在内心的污垢,也无法摆脱自身腐烂的感觉.在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里,谈到艺术的没落时,他说自己用香水瓶让狗闻,狗不理他；叶赛宁和邓肯去了趟美国,随即就自杀了……
现代文明取代农耕文明,可以说是进步的代价,但它确实对人类的审美和*学是颠覆性的.诗人北岛在2010年时曾说：“由于商业化与体制化合围的铜墙铁壁,由于全球化导致地方性差异的消失,由于新媒体所带来的新洗脑方式,汉语在解放的狂欢中耗尽能量,而走向衰竭,诗歌与世界无关,与人类的苦难经验无关,因而失去命名的功能及精神向度,这甚至比四十年前的危机更可怕.”
如果说九十年前新诗还处在地平线上的话,那么经过几代人的跋涉,我们终于爬上了一个小山坡.现在新诗的状态是人世沧桑,众声喧哗.
从诗歌内部自身发展来讲,第三代诗人崛起以后,伴随着现代、后现代的多元化、无主题特征,新诗界各种派别林立,各种诗学主张层出不穷,其间,当然也出现几个优秀诗人和作品,但总体感觉比较混乱,比起散文、小说成就不大.在这些纷纭众说里,我重点想说一下争论最大、对诗歌创作影响也最大的两个相互关联的重要诗学理论问题.即本体论意义上的所谓诗歌的圣化写作和俗化写作的问题,以及方法论意义上的叙事性比诗歌的抒情性更重要的诗学问题.
先说第一个问题.
简单地说,圣化写作指的是诗人对琐碎的生活经验的厌倦和不满足,而产生的精神超越的渴求.诗人希望通过改变有限生命的感觉方式,实现人格上、内心上的一种变换.我国古代许多诗歌讲求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从而在精神上达到了由、情感层面向宗教、哲学的皈依和提升,如庄子、李白等.当代中国最明显做出努力的就是海子,外国最明显的是艾略特.
俗化写作,与之相反,强调热衷于日常经验的描述,希望从形而下的凡俗生活中开掘隐蔽的诗意,强调感受的深度,强调诗人的直觉.
我想说的是,圣化写作的危险在于因为他们过于追求精神的终极关怀,甚至在精神的云端高蹈,使得圣化写作天然的曲高和寡.如尼采、海子.至于有些人以艰涩的词句掩盖平庸,让人读后不知所云就另当别论；而俗化写作的危险在于,感受和直觉的深度更强调诗人的内在素质,即他生命的状态决定了他的艺术观念和艺术层次.
俗化写作表面上率性而为,实际上也要表现人生与世界的深层奥秘,做得不好,很容易失之油滑和低层次的宣泄,使俗化变成庸俗.这类诗在一些新诗作者中很普遍,以为把废话分开排列就是诗,闹了很多笑话.
我注意到一些理性的诗评家和于坚这样的诗人,其实都是很客观地看待这两种诗歌现象的.两者有对立,也有相互借鉴揉和的可能.比如于坚的长诗《飞行》,就没有遵照俗化写作的路子,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我个人认为,不宜两者割裂,而要视内容而定.正如北师大诗评家吴思敬先生所说：“诗作为雅文化的代表,也同样包含着俗文化的成分,它就像一棵大树,既扎根大地,又指向天空,无视大地和天空都是片面的.”
再说第二个问题.
诗歌的叙事性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诗歌界说得最多的一种诗学概念.主要是强调诗歌表达的具体性、在场性,结构的讲述性,主题的世俗性.其出发点是不再满足仅仅把诗歌理解成反映人类情感或审美趣味的工具,而力图使诗意扩大化,返回生活本身,把现实看做诗歌赖以生成的前提条件.其本质是对处理经验的全面强调,接近于前面所讲的俗化写作取向.他们认为诗歌在物质世界中已不再为梦想而存在,一个诗人的价值,在于他能在任何地方发现诗意,最终使诗歌能够诗意地描述不诗意的现代社会.
而强调诗歌抒情性的则主张回到诗歌的源头,返观诗歌的本体特征,抒情诗才是其真正的底色,任何所谓的叙事性和戏剧化都要以抒情为前提,反之,诗就会走向反面成为“非诗”.
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在近一二十年来,诗坛带有“个人性”、“口语性”、“日常性”、“身体性”等主张的叙事性的诗歌确实大面积涌起,并且成为先锋派的标志,诗歌写作的叙事性已经成为重要的评价诗歌的尺度,而诗歌写作的抒情性则被视为畏途和歧途,甚至被讥讽为弱智低能的“小儿科”的智障把戏.
理性的诗人都明白,任何叙述方式都只是一种写作策略,而非唯一的判断标准.不论偏重于抒情或者叙事,都可能写出思想性和艺术性兼美的上乘诗歌.实际上,没有哪个诗学观能解决写作的一切问题.我只是想说明,当代新诗的基本走向是：无论哪个类型的诗人,都无不将写作与现实的关系作为自己必须考虑的因素,从中寻作的资源和对诗歌的全新理解.同时,我个人确实感觉到这个诗学主张值得大家重视.
无论面临的环境如何,对真正喜爱创作的人来讲,写作当然会继续下去.路怎样走,这是一个常说常新的大问题,需要大家共同去探索.
具体到新诗创作,肯定有两个问题不容回避,即什么是好诗？如何才能写好诗？
我想,诗的神秘和难度主要指的是其内涵和创作过程,而什么是好诗？一定有简单、恒久的定义.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将其概括为“根情、苗言、花声、实义”四者充实、茁壮的诗歌.诗评家沈奇曾有好诗“三美”之说,即兼具情趣美、精神美、思想美,以志趣显现智慧,以精神映照灵性,以思想增强诗歌力量.近年又提出了“内化现代,外师古典,融会中西,再造传统”的诗学理念,并通过《天生丽质》系列诗创作进行了有益实践,我个人认为值得我们思考.
那么,怎样才有可能写出好诗？
一是重视对经典的系统研读,有较高的学养要求.
文学在我国传统中是包括哲学、科学、历史在内的经学统称,是探究天地人文自然之道的.一个写作者,不但文采要好,而且要“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刘勰语）,给人以警醒和美的享受.
陈忠实曾说,当作家不易,当一个有思想的作家更不易.自己本身都缺乏学识,缺乏对社会、人生独到的认识和体验,而要写出让人称道的好诗,这在古今中外都是不可能的.就是看似天马行空的李白、穷困潦倒的杜甫,还有被称为诗佛的王维,代表了中国文化中的儒、道、佛三家,哪个不是学富五车,通古博今,谈事论人,随手拈来.
我所说的经典不但包括古典,也包括现当代人的优秀作品.对当代优秀作品的关注和研读,不但可以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更主要是开阔视野,避免固步自封.十九世纪的文学大师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莫泊桑、左拉等,他们之间不但互相欣赏彼此的作品,还经常红着脸争论,互相指责对方的不足,但并没有影响各自的成就.
二是重视对世道人心的关怀,有较高的诗性人格要求.
前苏联作家康·帕乌斯托夫斯基曾说：“作家的工作固然能充实别人,但最主要的恐怕还是使作家本人感到充实.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诱人、更艰巨、更美好的工作了.要想当作家,首先应当努力使自己成为有意义的人.”
现在,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我们把文学从人文学科里剥离出来,似乎更注重它的离奇曲折、吸人眼球,不再强调文学对世道人心的潜移默化作用,其实是不对的.古人讲,徒为一文人,便无足观.就是说,你写的东西本身无担当,无思想,无美感,甚至缺乏艺术最起码的诚心正意,浅薄无聊,还自以为是,自吟自赏,谁把你当回事.不啻习总书记说,现在的许多作品千篇一律,有高原,无高峰.近年来,人们不是一直在说现在是“出书的比读书的多,名人比名作多”.关键在于不少文人自甘做无聊文人、末流文人,不懂得尊重自己,认真写作,反过来投机取巧、夸夸其谈,怎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和认可？尤其对于诗歌而言,相比散文、小说,它更能透彻地映照出作者的人格形象和精神高度.所以,一个写作者,首先应当清心不清高,通俗不流俗,在功利主义盛行的世界里,多一点恒定耐久,少一点空虚自负；多一点严肃、敬畏,少一点激烈、轻浮,维系一种有利于思考的超然.对自己的品格、学问应有自我尺度要求,应自觉从各方面建构自己较为宏阔的精神世界.
三是重视对新诗写作技巧和规律的研究,有较自觉的文本意识要求.
无论现代诗或者古诗词,谈论技巧的书很多,主要靠自己去钻研体悟.我个人认为元好问的“眼处心生句自神”这个观点很重要,重视实情实景的观察和体验,倾听内心的呼唤,始终是写诗的重要诀窍.我个人严格上说是注重文学的思想性的,崇尚“技由道生”,总觉得表达什么是首要的,但近年来也对自己的想法做了修正.写作是语言艺术,表达什么很重要,如何艺术地表达好也不容忽视,好诗一定是两者的有机统一.有人常说：最高的技巧是无技巧.有道理,却不能全信.名人名言都是在各自特定情况下说的话,不一定适合我们所有人.尤其是新诗写作,其长处就在于可以更快速地概括和容纳现代社会斑驳陆离的世间万象,反映现代人变换不定的幽情意绪.特别是到了一定水准的人,适当的技巧运用有利于更精准地表情达意,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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