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父亲、母亲存在的故乡,该文是关于母亲硕士论文范文和母亲和故乡和父亲方面电大毕业论文范文.
母亲论文参考文献：
李浩
李浩,男,1971年1月生于河北海兴.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协会员.曾先后在各级报刊发表小说、诗歌、文学评论等.有作品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名作欣赏》《中华文学选刊》《中篇小说月报》《青年文摘》等各类选刊选载.有小说、诗歌入选各类选集,或被译成英文、德文、法文、日文、韩文.
一
现为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著有：小说集《谁生来是刺客》《侧面的镜子》《蓝试纸》《父亲、镜子和树》《告密者札记》《变形魔术师》《消失在镜子后面的妻子》；长篇小说《如归旅店》《镜子里的父亲》；评论集《阅读颂·虚构颂》,诗集《果壳里的国王》等.
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蒲松龄全国短篇小说奖,第十二届庄重文文学奖,第一届孙犁文学奖,第九届《十月》文学奖,第九届《人民文学》奖,第九、十一届河北文艺振兴奖,首届都市小说双年奖等.
我想从我的父亲母亲进入到“故乡”.在我以往的诸多文字中,我很少涉及我和我个人的生活,我缺少给自己的生活留什么“信史”的愿望,甚至对此有很强烈的敌意.更多的时候,我愿意剪断自我生活和“创造世界”之间的联线,而让在我的小说中、诗歌中出现的那个世界自已生出意味和意义.也许,我可以重复巴尔加斯·略萨的强调：“小说是生活的临时代用品.回到现实中去总是一种残忍的贫困化：证实了我们总是不如我们所梦想的.”小说构建的世界寄予着我的理想、幻想和梦想,在那里,我可以变成甲虫或者飞鸟,可以拥有世界,也可以被封在果壳里,可以一生生活在树上.我觉得,小说是我所面对的“现实”的延展,并且是必要的延展,故而,至今,我写我所处的当下生活的作品是最少的.我也不在我的小说中为“我”建立信史.
当然,梳理“自我”和写作之间的关系,自我和故乡的关系还是很有必要的.它不仅仅出自于对我们“新乡故土眺望回眸”这一主题的尊重.今年年初,我刚刚完成一部长篇《镜子里的父亲》,它本来应叫“父亲简史”,但在出版社朋友的劝说下我最终改成了现在的这个.尽管我不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建立信史,但自觉不自觉,对自己经历的、故土的、童年意识的书写还是潜在地占有了相当的比重,尽管它被我一次次改头换面,被我有意涂改和模糊,它的存在,却始终那么坚固.在写到这段文字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词,症候,症候式写作：是的,我的写作明显带有某种症候性,它之所以成为现在的样子与我经历中的某些症候有着内在的关联.所以,我说,我想从我的父亲母亲进入到“故乡”.
在我小的时候,上初中之前,我是跟着我的姥姥姥爷一起生活的,奶奶家、父母家、姥姥家在一个村子里.那时,我的父亲母亲忙于工作,根本无暇顾及我和小我两岁的弟弟,直到我上了初中这种状况也没有改变.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我的父亲母亲于我都是陌生的,局外的,我和他们有距离,很大的距离,有时候去他们家,是的,我和弟弟都叫“他们家”,有时会偷偷给姥姥偷些东西过来,因为“我们家”没有.我父亲是教师,他是那种传统的.或被我们称为“封建”式的家长,对我几乎没有过笑脸,我的所想所做在他眼里一向一无是处,从未对过.有位朋友曾对我谈及他的父亲,他说他父亲与他对话,一般只有两个字,一个是“屁”,一个是“滚”——我父亲也是这样,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屁”,就是不认同,就是否认,就是鄙视,他不会带出聆听的耳朵；“滚”,就是取消对话权利,不给予对话资格,这时,他也不会带出聆听的耳朵.我当然不能无视这两个有分量的字.因为后面紧紧跟着的就是暴力.所以我在姥姥家很不愿意父亲出现,而初中时进入到“他们家”,则感觉自己进入到笼子里,是封在果壳里的囚徒.父亲固执地“要面子”,为此他付出过不少的代价,但始终不肯变化；而我母亲,则完全是另一类人,她极其懂得世俗和世故,见风使舵,我的同学到我们家她也会根据她的判断分出三六九等分别使用不同的语言和脸色.我父亲极瞧不上她的这点儿,而我母亲又对我父亲僵硬刻板的“要面子”颇有微词.即使现在,即使在我母亲去世之后,回想起来他们之间的生活基本毫无爱意可言,我所能记起的就是争吵,追打,突然摔碎的碗,等等.平静的间歇很短,一向很短,而我和弟弟,时时还要充当一下出气筒,挨一顿毫无来由的拳脚.放学回家,时时会感觉有阴云笼罩,总想尽可能地从他们尤其是父亲的眼皮下面溜走,仿佛是一只街头的老鼠——而我父亲又见不惯我的这一举动,它等于是火上浇油,自尊而感觉怀才不遇的父亲怎么能允许自己的儿子像一只老鼠？于是……
在小时候我极为瘦弱,即使在我离开父亲母亲到沧州上学的时候还是瘦弱的,一米七三的身高和100余斤体重甚至不足100-几年后的“报复性生长”是我未曾预见的,最高值的时候我竟能是过去的两倍.我挑食偏食,其实更重要的是我总吃不饱饭.不,那个时期我们家的生活并不困难,我吃不饱饭并不是因为饭不够吃而是因为父亲的存在.他一在饭桌前出现,我就感觉屋子里空气少了,天色暗了,自己的呼吸也跟着小心翼翼……吃到半饱或多半饱,我就放下筷子用种种方式离开饭桌,其实更多是离开父亲的存在.他是阴影.许多年中,我都坚持这样认为.
这是我的童年.在我的童年里还有我的姥爷——姥姥是改嫁过来的,这个姥爷非常老实而木讷,似乎从不说话,多数时候他就像一块多余的、不显眼的木头.我的姥姥、大姨和母亲都瞧不起他,这点她们也不隐瞒,他自己也知道.他充当那种木头人的角色一直到死.直到他死去,他连叹息都不会.
现在想起来,他们塑造了我也塑造了我的写作,塑造了我看世界的眼,塑造了体现于我写作中的特质和症候.多重的、大约也复杂的因素影响着我的写作,但如果不是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如果不是童年记忆的影响和渗透,我想我的写作会是另一个样子.肯定和现在不一样.童年的、故乡的记忆对我影响巨大.阴着脸出现的父亲让我领略权力的笼罩和强大,包括某种的非理性,惩罚对罪恶的寻找等等.我需要察言也需要观色,习惯把事情、把惩罚往严重处想,习惯了怯懦和尽可能回避；而母亲,从她那里我见到了斤斤计较,对得失的细致衡量,见到了如何更好地随波逐流.我的姥爷,他在我的小说中也曾多次出现,小说中,他和我的父亲结合变成另一个“父亲”,叔叔,或者爷爷——我把他的存在看成是“生存中的死亡”.
也许,我的父亲母亲都站在了各自的极端,我的姥爷也是一个极端吧！我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在内心里暗暗地、却是反复地抵抗：我不想让自己成为父亲那样的人,我不想让自己成为母亲那样的人,我也不想自己成为姥爷那样的人……但他们在着,就在我的抵抗中进入到我的身体和骨髓.他们在着,即使我以诗歌和小说的方式构建的另一个世界.上初中的时候,我阅读李煜,阅读他书写回忆和失国的词,感觉他是我的前生,感觉那些词,应当是我所写下的,我们的灵魂中有着某种深度重叠；后来,我阅读卡夫卡——有时,我感觉他写下的也是我,是镜子里的我.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敢更多地阅读他,我希望自己也做一些抵挡,在他那里,我看到的是和我几近相同的文学症候.我害怕被笼罩.我害怕他巨大的吸力淹没掉我,让我陷入焦虑之中.
我写作,是因为我在果壳里有一颗心的存在,它时常痛苦但又不甘；我写作,是因为我需要诉说和减压,而我也羞于把我的真实坦露给另一个人；我写作,是因为我希望,幻想,并希望我写下的人物承担幻想和梦的全部后果.
责任编辑李国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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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父亲和母亲
◎吴霜我的父亲吴祖光和母亲新凤霞,来自于不同的社会背景和生长环境 父亲出身书香世家,江苏常州的吴家,温厚雅致的气质有口皆碑 家庭的影响使他生成了自由自在的性情,因而注定了一生的脚步坎坷多艰 母亲不同,.
我的父亲母亲
母亲独自驾鹤西游半年余,觉得孤单、寂寞,但又找不到返回父亲及其儿女们身边的道路,她只好狠心地将父亲带走,在天堂里比翼双飞 母亲那颗仁爱、慈祥的心以及临走之前那淡淡的、带几分忧伤的眼神还深深地留在我心中.
那样的父亲，那样的母亲
毕飞宇2008年4月7日,是傅雷先生的百年诞辰,南京大学举办了“傅雷诞辰100周年纪念暨国际学术研讨会” 从世界各地来了许多著名的翻译家,许钧教授关照我去会议上说几句话 这个我.
秋之白华：女儿眼中的父亲母亲
父亲瞿秋白牺牲的时候,我年纪还小,而他亲切的形象,却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 在我模糊的幼年记忆中,父亲清瘦,戴着眼镜,话不多,但很温和 母亲不让我简单地叫他“爸爸”,而一定要我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