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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师严群先生(1907—1985), 字孟群, 号不党( 取“君子群而不党”之义), 福建侯官人, 是严几道先生( 复) 的侄孙.先生幼时即甚受几道先生钟爱, 认为可成大器.七岁即开始入私塾读《四书》《五经》.入中学后,因阅读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著作, 受其影响, 遂立志终身致力于哲学的研究.1931 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哲学系, 继入燕大研究院深造, 于1934 年获硕士学位.次年赴美国留学, 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就读, 同时教授中文, 贴补生活.先生对古希腊文、拉丁文有深厚造诣, 并兼通梵文、希伯来文、马来文、泰文等多种古文字, 即是在美国刻苦学习所结的硕果.当时先生立志要从古希腊文翻译柏拉图全集, 竟放弃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 在美国一面读书, 一面译书, 先后译出柏拉图著作达全集的三分之二以上.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 先生竟拒绝在美国教书的聘约,以全部积蓄购买大量西方哲学书籍回到祖国,执教于母校燕大哲学系.
在先师的众多门人中, 我是唯一不曾学过哲学的学生.说来有缘,1945 年抗战胜利,我重新上大学, 考入燕大文学院( 一年级不分系), 随即受业于先生.先是1941 年太平洋战争骤起, 燕大被敌占而停办.先生乃任教于私立中国大学以勉强维持生活.当时亡友高庆琳兄曾到中国大学遍听名教授讲课, 向我提到过严群先生.故我一到北京, 便访知先生在城内的寓所, 登门拜谒.与先生素昧平生, 第一次见面, 先生即留我午饭, 长谈良久, 宛如旧时相识.1946 年我又考上清华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当插班生, 因宿舍太吵无法用功, 乃恳求先生, 允我于先生当时在燕大南门甲八号的寓所, 借住了两学期.当时同寄住于先生处的, 尚有先生的弟子王维贤、穆民瞻等.我与维贤兄虽见过面, 却因同住一处近一年之久而订交.在寄住期间, 早晚承先生謦欬, 获益反较在课堂听讲为大.先生虽以治西方古典哲学为主, 然承家学, 谙国故, 于孔、孟、老、庄及诸子之学亦精研有心得, 其思想与主张全盘西化者迥异.又喜*名家书法手迹, 精于鉴赏.且先生对青年人提携不遗余力, 视门人如子侄, 故师生间共同语言甚多.我在清华就读的一学年中,竟成了先生的一个对哲学外行的“入室”弟子.1947 年先生南下, 就浙江大学聘, 我亦转学入北大, 彼此未相见者十余年.60 年代初, 先生来北京开会, 遂侍先生在城内盘桓数日.未几“”开始, 天各一方, 从此未再与先生晤面.而十年浩劫中, 使先生最痛心的, 除藏书有些损失外, 是先生积累多年而尚未付梓的大量译稿几乎“全军覆没”.这对先生的打击实在太大, 自此身心两瘁, 精神饱受摧残.故与先生通信时, 先生极想让我到杭州见面, 并几次托人带过口信.1984 年春我南下讲学, 原拟到杭州拜谒先生, 不料病倒在上海, 只得铩羽而归.谁想1985 年新年刚过,先生竟猝然病逝.人天永隔, 抱憾终生, 至今思之, 犹怅恨无已也.
先师逝世已16 年, 几位师弟师妹一直搜求遗著, 谋为先生出版文集.2001 年春, 接王维贤兄自杭州来信, 告以已辑得先生遗文35篇, 有不少是从未发表过的系统论文, 及专著五部.并寄来部分遗稿, 嘱我写序.其中以研究古希腊哲学的论著为多, 尤集中在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哲人的思想的分析与探讨.有关我国先秦哲学的论著, 则主要是对《老子》一书, 及《中庸》《大学》两篇带总结性质的儒家哲学经典的系统研究.我对西方哲学( 尤其是古希腊哲学) 实在外行得近于无知, 不敢妄加评说.但通过对先师原稿的学习, 却给了我一个进修的机会.根据我读后粗浅的体会, 其中分量较重的还是论述古希腊哲学的文章.自苏格拉底而柏拉图而亚里士多德, 先师似对后两人兴趣更大, 体会也更深.由于当时国人对西方哲学还比较陌生,先生的文章写法总是偏于以述为作, 或者说述中有作, 即对他研究的对象和课题都带有介绍性质和阐释的内容.而在阐释中进行发挥, 表述了自己的主张和意见, 于浅出中蕴含着深入.又由于先生在论文写作方面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 逻辑性极强, 文章的条理与层次极为清晰明白, 使人读了毫无艰涩深奥之感.如先生论《老子》的“道”, 全篇条贯分明, 眉目疏朗, 宛如一幅生理解剖图, 把“玄之又玄”的内容写得了如指掌.又如论《中庸》与《大学》的思想内容, 不仅纲举目张,而且用图表方式进行系统的分析与诠释, 而个人的独到见解即寓于其中.这是先生治中国哲学的一大特色.因此, 像我这样对哲学所知有限的人, 也能循文章的思维脉络而逐步深入腠理, 有所领悟.更由于先生学贯中西, 在论述某一家哲学思想时, 往往用对比方法互相映照, 进行研索.如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思想之比较, 对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之比较, 都能给读者以深层次的启发, 从而留下鲜明印象, 并提高了对这些哲人的思想内涵的认识.总之, 先生著述中诸篇论著, 都贯穿着这三个方面的特色：一、述中有作, 深入浅出; 二、文章逻辑性极强,有条理、有系统, 引导 读者循其思路而步步深入; 三、用对比方法看中西哲学思想之异同, 从中体现出先师本人的真知灼见.读后掩卷深思, 感到有两点想法, 愿借此机会一申鄙见.这两点想法都关涉到以孔子为奠基人的先秦儒家学派.一点想法是当前学术界有个流行术语, 叫作“新儒学”, 我认为不必要.盖先秦时代承孔子衣钵而有专著传世者, 主要是孟、荀两家.《孟子》书中所反映的思想即不全同于孔子, 而《荀子》之学与孔子的思想则差距更大.如称“新儒学”, 则孟、荀二氏之学已属于“新”的范畴了.至于汉之董仲舒、扬雄, 则与孔子更有所不同.尤其是董仲舒所代表的今文学派,其学甚至与先秦儒家学派有枘凿矛盾处, 不是新不新的问题了.下而及于程朱理学, 有的学者或以“新”称之.其实就其不同的一面而言, 连程颢、程颐兄弟二人的见解都有所不同, 遑论周濂溪和张横渠！ 至南宋朱熹,其思想之内涵更丰富, 其理论之差距更大.如以朱熹为“新”, 岂先于朱熹者皆“旧”乎？到了近现代, 由于西风东渐, 凡治中国哲学者或多或少皆吸收了西方哲学思想的内容,可谓“新”矣.然而每一位学者皆有其个人的见解, 而且各不相同, 可以说无人不“新”.既自孔子以下, 凡属于儒家学派者, 其学皆与孔子不尽相同, 无不可称为“新”.然则又何必把“新儒学”的桂冠加诸当世某一学者或某一学派之上呢？天下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 甚至被克隆出来的也未必完全一样), 也就没有完全相同的哲学思想.如以此为“新”而彼为“旧”, 岂不多此一举乎？
另一个想法是, 有些学者把孔子当成“教主”, 把儒家学派认作“儒教”( 或称“孔教”), 自康有为大张厥论, 至当代某些学者仍力主此说.这种看法我不同意.夫孔子之不同于释迦牟尼、耶稣,《论语》《孟子》之不同于《新约》《旧约》《可兰经》, 中国读《四书》《五经》的知识分子之不同于天主教徒、伊斯兰教徒, 此显而易见者也.就近取譬, 即以孟群师之遗著而言, 其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完全不同于西方之神学; 其论《老子》之“道”, 亦完全不同于中国之道教; 其论《中庸》《大学》之思想与夫朱熹之学说, 更是只见其哲学思想而一无阐发宗教教义之痕迹.何况后世之治儒家之学者( 包括《五经》《四书》), 清代汉学家无论矣, 即以近现代学者而论, 自梁启超、胡适以下, 如冯友兰、梁漱溟、熊十力、钱穆诸先生, 无不以治儒家之学著称于当世.细绎诸家之说, 归根结底,皆是论述儒学思想而非宣传所谓孔门之“教义”.以教主视孔子, 和以宗教教义视儒家思想, 皆小孔子与儒学者也.执此以读先师之文集, 或可见鄙说之非妄谬.（作者简介：吴小如(1922-2014), 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本文系作者生前为《严群文集》所做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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