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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庄
我原以为自己熟悉过去的叶梅.大多数时候,她是一个铿锵有力的演说家,是一个讲话条理逻辑严密的评论家,是一个擅长抒情也熟稔美文笔法的散文家,当然,她还是一个做事干脆利落豪爽大气的管理者.
然而接近并阅读叶梅,才知道她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一面.她的小说悬念迭起扣人心弦,语言如清晨的露珠带着剔透而圆润的光泽.多少文人墨客写过的山山水水,叶梅写来自有独到一笔,“在那条像女人的细腰一般婀娜多姿的小木船上,芳罗惊讶地感觉到那水的深厚的碧绿,柔软地顺着船舷滑过,绸缎一般悄无声息,她要是有一把剪刀,似乎便可裁剪了去.山也是碧绿的,一沓一沓地浸透了看不见的远处,仿佛只要用手一拧,那山便可淌出浓浓的绿色浆汁来”.
大概只有来自恩施的叶梅才能写出如此鲜活美妙细腻生动的文字.如今叶梅正忙于非虚构创作,她的案头摆着一摞《奇异之美》《希格斯》等著作,用她的话说是生涩枯燥的,但又是非常奇妙的.她总能从我们认识的寻常世界中找到充满趣味的无穷挑战.她的房间挂着大大小小的书画,那是她业余的涂鸦,散发着纯净美好而温暖的文人气息.
壹
问：《美卿》出版后引起很大的反响,评论界最为认同的是,“叶梅能够非常有力地抓住传主的精神特质”,您是如何做到的？
叶梅：美卿身上有“大我”的精神层面,也有“小我”的个性存在和独立自由,她两者结合得很好,但需要发现.评论家李炳银对我说,与其说你写了美卿这个人,不如说帮她梳理了她做的事并为读者做了引导和提升.我确实是有意而为.成功的企业家很多,现代化企业管理、国际化接轨……什么是美卿最重要的？她的努力有什么值得推崇和介绍的呢？她擅长企业的管理之道,也对此类话题特别感兴趣,但我对美卿说,您在管理上的确费了不少功夫,但坦率地讲,目前国内一流的企业,当然还有世界的一流企业,会在管理方面有更多的做法以及理论.而您和香江集团所追求的爱诚信、公德之心、大爱意识,却是很多企业都缺乏的,而这也正是作为优秀的现代企业家应该具备的素质,应该向社会提倡.其次是作为一位取得成就的女性企业家,同时做到了相夫教子,孝敬老人,家庭和美,为21 世纪现代女性的概念注入了新的内涵.
问：您的创作题材多样,但似乎此前很少见到您为企业家作传——为什么肯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放在纪实文学创作上？
叶梅：写作样式不是主要的,关键是无论写小说、散文或是人物传记,究竟想表达什么.
在与一些文学朋友的交谈中,我曾谈到一些困惑,为什么我们的文学会被边缘化,为什么受众冷淡,说来说去我看主要原因还是离时代和生活远了.换句话说,或许是我们自己将自己边缘化了.我们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缺乏深入的了解和分析.有朋友将女企业家翟美卿介绍给我,说她的经历就有很多东西值得开掘.我看了资料后有了兴趣,翟美卿作为一个普通的广州姑娘,草根出身,没有任何背景,她怀着梦想扑入了商海,是时代造就了她,用她的话说,是踩着改革开放的鼓点一步步走过来的.她的经历是粤商的一个典型.中国人经商有很多说道,如京商、沪商、晋商、徽商、粤商、温州商人等.在改革之初就率先活跃起来的粤商是特别具有性格的,他们带着潮热的地域文化岭南文化的特点,开放、率直、热烈.后来我去了广东,多次与美卿交谈,我说我从来没给企业写过报告文学,我要写的是粤商,写一个中国女子从无到有的创业奇迹.通过写这本书,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也思考了很多问题.
贰
问：听说当年湖北文坛有“五朵”之说,您是其中一朵,很好奇您是怎样从湖北恩施一步步走上文坛的？
叶梅：我初中时遭遇“”,在恩施的一个乡下插队.后来到了县里的文工团,拉大提琴,写剧本、歌词,还有上山下乡演出每走到一地的感谢信.1979 年开始在《长江文艺》发表小说,后来加入省作协并被选为理事,之前还加入了省剧协、音协.上世纪80 年代,我写了不少中短篇小说,同时又在恩施州委宣传部、州文联、县政府工作.在担任副县长期间,我更为直接地感受到老百姓的诉求.这段经历虽然离文学远,但是离生活近,为后的写作打下了比较扎实的生活底子.
上世纪90 年代初,冯牧老师带领一批作家到恩施,读了我的一些作品,鼓励我坚持文学之路.他建议我去鲁院学习,说培养一个官员容易,培养一个作家难.我听了冯牧老师的劝告,费了很大劲请了假,来到北京鲁迅文学院学习了一年.后来在他和江晓天老师的介绍下,我加入了中国作协.
问：在鲁院的学习,对您的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叶梅：我很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白天听课,晚上坐在教室里写作,那时鲁院条件简陋,连洗澡的地方都没有,几个人住一间,如果想安静写作,只能到教室里去.那段时间我写了一系列中篇小说,《花树花树》《撒忧的龙船河》《黑蓼竹》《魁星楼》等,发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十月》《当代》上,并被翻译成英法等文字,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选编的《世界小说选》还选了《花树花树》.有评论说到这些小说,认为是对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深度开掘,是三峡一带人物命运的再现.
1993 年,我调到湖北省文联担任《艺术与时代》主编,2001 年调到省作协担任副主席、副书记.这段时间我仍然以中短篇小说写作为主,发表了《五月飞娥》《最后的土司》《回到恩施》等.评论家何西来说,《五月飞蛾》是较早关注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务工青年的小说,农村姑娘二妹像飞蛾扑火般毅无反顾地投入城市生活,可能撞得头破血流,也可能绝处逢生.这些小说是我对一些社会问题的反思,比如像多种文化的碰撞,以及对人的命运的影响,不同阶层的矛盾、隔膜和误解.
问：我注意到您笔下的主人公,尤其是女性,性格刚烈,爱憎分明.这种文学的底色来自家乡？
叶梅：是的,三峡的大江大河、险山奇峰自古以来造就了独特的文化和人物性格.比如屈原,就是宁折不弯的典型.从我个人来说,也喜欢那种敢作敢当、爱憎鲜明的人,在我的小说里,这一类的女性形象很多.评论家贺绍俊说：“叶梅是一位具有强烈性别意识的作家,她关注女性的命运,同情女性的遭遇.在现实生活中,女性的生存状况和精神境遇并不如人意,叶梅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她在小说中鲜明地批判了现实中对女性的不公,同时表达了她对一个公平、公正、幸福、和谐的女性理想社会的期许.但在叶梅看来,这个美好的女性理想社会是等不来的,要靠女性自身去争取.”
这类女性形象就是“ 要过河的女人”.
我曾将我的一本小说集命名为《妹娃要过河》.我在这本小说集的后记中写道：“在河的彼岸,星空闪烁的彼岸,有着女人的希望,虽然河水深浅不一,有着不可知的风起云涌,但过河——是一件多么诱惑女人的事情.这些要过河的女人,闪动在我的小说里.对命运改变的期许,对渡过河流的心驰神往,浪漫与现实,温情与倔强,使她们在不同岁月里有着相似的梦想.”翟美卿就是一位现实中“要过河的女人”.
问：2006 年您来到北京,担任了《民族文学》主编,这对您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叶梅：2005 年,中国作协的领导希望我来北京,到《民族文学》工作.我开始是很犹豫的,但我这个人天性里有一点喜欢挑战,再说那时女儿已经从大学毕业,留在北京工作.国庆长假时我来北京看女儿,然后顺便去后海看了看,从荷花市场走进什刹海,然后沿着海边走去,越看越有意思,到了大翔凤胡同,《民族文学》的院门锁着,我趴在斑驳的门上,透过门缝看到小天井里长着的青苔,心里莫名地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当时我就下了决心,来吧.
大家都知道,办刊物不容易,但我们一班人把《民族文学》当作一个大家庭,真心爱它,因为我后来渐渐知道,有多少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作家把这本杂志当成了他们的精神家园.他们之中有的连汉话都说得不太流畅,但见面时会用他们的眼神执着地表达出那种对文学的殷切,我们没有理由不珍视.《民族文学》让我走进了中国的55 个少数民族,吸收了很多营养,开阔了胸襟.各个不同民族的文化是如此丰厚,相比之下,我感到自己的浅薄和狭隘.最近这些年里,文化建设逐渐得到重视,在中国作协的领导下,《民族文学》创办了蒙、藏、维、哈、朝五种少数民族文字版本,吸纳了大批作家、翻译家,有力地促进了多民族文学的繁荣.而这些,深深触动我个人的写作,我写了好些走进不同民族的感受,汇成一部散文集《穿过拉梦的河流》.
叁
问：散文集《穿过拉梦的河流》正是一种多角度的倾听.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有一个很巧妙的比喻,说您是“把那些散落在各处的声音采集起来,构成一部和谐的交响,或者一支变奏的组歌.于是我们听到的是同一主题的民族灵魂的交响,是不同语言的民族文化的组歌”.能谈谈您散文创作的观点吗？
叶梅：我以为散文写作要动心、动情、动脑子.动心就是要留意,要用心地体验观察生活,散文是需要细节的.动情则是要真诚,要与读者倾情对话,对所描写的事物要有疼痛感.动脑子就是要思考,要有独到的发现.这跟其他文体一样,文学作品体现出的思想性是这部作品的灵魂.散文还需要营造某种意境,我喜欢中国画,好的散文写作与中国画的优美意境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带有一种浓浓的诗意,含蓄、意味深长,所要表达的思想及艺术品质都在其中.
拉梦在藏语里是多样化的意思,我想表达的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在保持互相尊重的同时,延伸母族文化.文学的意味就在于,学习、尊重、继承的过程中保持自己的独立个性,同时有新的创造和发现.对我来说,三峡底色给我带来底气,是观察和比较其他文化的参照,而其他民族的文化也大大丰富了我的视野.
问：从最早写农民工,到后来的《玫瑰庄园的七个夜晚》《歌棒》,您对所关注的人物命运,思考有何变化？
叶梅：《五月飞蛾》写的是初进城的农民工如何求生存,而后来农民工的命运有了变化,《歌棒》是写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之间的交叉、无法融合而又势在必然地纠葛在一起.我认为中国的乡村虽然在改变,人们都说乡村文化在消失,但实际上无论走进哪一座城市,都能从大街小巷感受到弥漫着的乡村气息,它们渗透在城市中,但城市人又都纷纷想寻找浪漫的乡村排斥现实的乡村.《玫瑰庄园的七个夜晚》写的是一个乡村来的青年对于城市的窥视,贫富悬殊使得人们平行在不同的世界里,一门之隔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心灵世界,文学不能给出治疗的方案,但可以试图梳理一下来龙去脉,探究心理变化的过程,以此增进彼此的了解.
问：《美卿》等作品体现出的大气、大度的特点,是否与您的经历有关？您觉得过去的经历赋予您的创作什么色彩？
叶梅：我刚才说,在鄂西大山里走乡串寨的经历给我打下了生活的底子,担负了一定责任之后,常常身不由己,思考问题就不能从个人出发.记得当年在县里工作时,我穿着胶鞋走进老百姓的田间地头,人家看你就不仅是叶梅个人,也不是什么作家,你代表的是一定的权力,百姓的诉求寄托着他对这份权力的期待.有一天半夜,乡村小学校倒塌了,我深夜赶了几十里路到现场,一片狼藉,这种场合还记得什么呢？只能忘我地安排救援,全身心地投入.
多年类似的经历,可能使我有了某种担当意识,它会不自觉地表现在我的写作里.我希望自己的作品能从“小我”到“大我”,能表现出一个时代的脉动,有更多的承载.这样的努力有时候是不讨好的,费功夫的,但我一直在努力.
问：在您的写作中,有过什么困惑吗？
叶梅：要说困惑,就是在新媒体时代,传统的文学方式怎样应对？当你用了很多心思,试图有更多的深度和高度以及创造时,突然发现不知道该如何有效地传播？数据化改变了所有行业,将来的前景更是日新月异,文学将会如何？生产资料决定生产方式,纸质媒体逐渐弱化,数字传播越来越普及,文学样式我想也不得不有所变化.
如何变化,正是我所困惑或者说琢磨的.前些时候,我们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在新疆库尔勒召开了少数民族文学期刊座谈会,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这个话题,也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探索、创新.
但有一点是自信的,我们都在路上,在不断地行走,那便是这条长长的文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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