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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论文参考文献：
揭开一代人的历史烙印
——评南翔的小说创作
段崇轩
每一代作家都有自己最谙熟的题材领域,譬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作家之于革命战争与农村集体化运动,譬如五六十年代作家对于“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时代,譬如七八十年代作家关于市场经济与世俗化生活等等.创作无禁区,一个作家自然什么都可以写、写得好,但只有写他最熟悉、与他青春和生命紧密相连的那部分生活,才可能超常发挥、真正写出那段历史的真实、隐秘乃至规律来.南翔的“”题材小说创作,再次证明了这一创作真谛.
南翔的小说创作开始于80年代初期的大学时代,至今已有三十多年历史.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出版《南方的爱》《大学轶事》等长篇小说多部,在《人民文学》《当代》《上海文学》等刊物发表《博士点》《绿皮车》《老桂家的鱼》等中短篇小说百余篇,有多部作品受到文坛和评论界的关注,获得省市级以及全国的文学奖项多项.他的小说创作涉及多种题材和领域,有底层/弱势、上层/精英、“”/历史、环保/生态等等,每一种类型均有精品和力作.但真正显示出他的风格和实力,并被文坛和读者“青睐”的,则是近五六年来的“”题材系列中短篇小说.2015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作品集《抄家》,囊括了他这一系列的大部分作品,作者这一题材的写作还在继续.
“”爆发至今已有50年,结束也有40年.60岁以上的人对它依然记忆犹新,残留着深深的历史烙印.而50岁以下的人对它则已经茫然,往往把它当作书本和口头上的荒诞传说.四五十年时间,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其实“”距离今天并不遥远,而且作为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以及民族的集体潜意识,它仍然生存、表现在现实生活中.“”是中国现当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其破坏力和影响力怎样估计也不会过头.文学对“”的表现,新时期文学中曾涌现出一大批长中短篇小说.如林斤澜的《十年十癔》、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均以系列作品的形式,揭示了“”的种种暴行以及各种人物的心灵历程.南翔在今天市场化、世俗化时代,又用系列小说的形式“再写”“”,显示出别一种风貌和意义.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切入,展现了一种更加真实、细微、独特的“”图画,刻画了众多芸芸众生的人性变异与悲剧命运；他站在精英知识分子立场,打通“”与现实之间的重重关隘,反思了“”中的封建主义遗毒,揭示了现实生活中的“”余脉,呼唤着现代思想和理念.他在长期的创作实践中,形成了一种学院派小说的表现模式和艺术手法,给当下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一种新的审美范式和创作经验.
评论家李云龙说：“南翔的书写,因作家本人的沉静,在市场效益至上的当下,其意义还未真正完全显现出来.他的书写,还未能被这个时代所正确认知.”①真正的艺术,其接受是需要时间的.南翔的小说正在一步步地走进读者的视野,引起评论家的重视.
从“我”的亲历切入
南翔1955年出生于一个铁路之家,小学还没有毕业,“”爆发,1972年初中毕业,17岁的他当了铁路工人,地点在浙赣线西端一个叫宜春的火车站,一直到1978年考入江西大学中文系,他在铁路上工作了整整7年.他说：“一个人的第一份职业,或者青少年时的工作与生活感受,很难不在他日后的写作生涯中留下深深的烙印.”②他小学中学读书和在铁路工作期间,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他说：“那一片雷霆万钧、红浪翻腾、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及至‘人或为鱼鳖’……有很多难以泯灭的场景与细节记忆.其中部分写入我的散文随笔,更多的素材进入了我的小说母题.”③作为上世纪50年代人,南翔的少年、青年时期,是在整个十年“”中度过的.年轻时的纯朴敏感,工作中的酸甜苦辣,“”运动的惊心动魄,无不在他的心灵上打下重重烙印.
翻阅南翔的11篇中短篇小说,就会发现其中有8篇运用了第一人称“我”的叙事方式.文本中的“我”自然不能等同现实生活的作者,“我”已变成了一个文学形象,经过了作家的改造、虚构、创造.但小说中的“我”分明有着太多的作家原型,甚至带有某种自传色彩,是一个纪实性的叙述者形象.小说中的“我”大致是这样一个样子.他出身铁路之家,父亲、爷爷均有一点历史问题.“”开始之时,他才小学5年级,便被“停课闹革命”及之后的学工、学农、学军,中辍了学业,混过了三四年,其间目睹了心惊肉跳的人间活剧.70年代初期,他有幸当了铁路工人,干过艰苦而危险的工种,由于喜爱文学、擅长写作,他成为“以工代干”的文秘人员,搞宣传、写材料、参与“大批判”,体验了政治上的风云变幻,亲见了各种人物的多变面孔和命运沉浮,他开始痛苦地思考一些社会人生问题.新时期之后,他大学毕业,1992年便当上了大学教授,却念念不忘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回忆、发掘着“”的真实情景,期望人们特别是年轻人以史为鉴,把握现实,开创未来.南翔所以要在小说中把自己投进去,就是要揭开一代人的时代烙印,把真实的“”历史、把真实的各种人物,连血带肉地呈现出来,从而唤醒人们的记忆,激活人们的反思.
南翔小说中的“我”,有两种情形和类型.一种是局外人和思考者的“我”,另一种是局内人和反省者的“我”.前一种“我”不在“”故事之中,是当下生活中的“我”,但却起着串联情节和人物、沟通历史与现实、思考社会同人生的独特作用.“我”既是叙述者,也是思考者.《伯父的遗愿》以“我”——强儿——为叙述者,讲述了伯父临终前对“”的回忆、反省,用建一座衣冠冢的方式表达对死难者的道歉、忏悔.“我”的叙述还原了历史真实,并对伯父的临终行动表示了深切的理解和赞赏.《特工》也是以“我”——外甥——为叙述者,描述了大舅——特工熊海云,一生的非凡经历,特别是他在“”中所遭受的折磨,但大舅“”中的受难采用了虚写的手法,让读者去想象,更揭示了“”整人的残暴.《1978年发现的借条》中的“我”,是正在准备参加高考的铁路工人南南,中心道具是一张借条,由“我”的叙述,把历史故事、“”情景和现实状况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我”引导 读者共同想象和思考.
在南翔更多的作品中,“我”不仅是叙述者,同时也是故事中的重要人物,甚至是主人公,是一种局内人和反省者的“我”.在这个“我”身上,有着作家更多的个人成分和经历.《远去的寄生》中的“我”——南南,借姑父的病危、去世事件,回溯了表哥寄生与“我”的深厚感情,他对“我”学习、生活等各方面的深刻影响.特别是表哥当兵时因打碎宝像导致的种种悲剧,成为全家永远的伤痛,“我”由此深切地感受到了“”的荒诞与恐怖.《来自保密单位的女生》里的“我”,是小说中的重要人物,叙述者以“我”的经历为线索,讲述了四五位同学——同代人,因家庭出身的不同而带来的人生命运的迥异.直到“我”后来供职高校,依然在思考、探索这一现象和问题.《我的一个日本徒儿》中的“我”,也是一位大学教师,从“我”收日本学生为徒写起,写到“”、抗日战争、今天的年轻学生对历史的态度等.主线集中而内容庞杂,在“我”的引领下,让读者走进了幽深而混沌的历史隧道.《老兵》里的“我”也叫南南,着重讲述了“我”在“”中与几位文友成立“原上草”诗社的惊险过程,讲述了一位历经战火而在“”中艰难求生的国民党老兵的故事,老兵成为我青春时代的偶像和启蒙者,进而反省了自己,也反思了“”.寄生、老兵,属于上一代人,他们在“我”灰暗的青春岁月中,给“我”帮助、教诲,成为“我”人生道路上的引路人,“我”永远地怀念、感恩他们.作者在讲述这些人物时,情动于衷、充满敬意.不管是作为局外人和思考者的“我”,还是作为局内人和反省者的“我”,都饱含了作家太多的个人经历和思情,我们可以从中窥见上世纪50年代人的独特人生和精神历程.
打通历史与现实
赖佛花评论南翔的小说创作时说：“他写得缓慢而坚定,总期望在历史和人性的纵深处,寻觅打通过去与现在,现在与未来的疆界.”④新时期的“”题材小说,主旨在揭露和批判.数十年过去,如果依然坚持这样的创作目的,那就没有太大的意思了.南翔小说的价值在于,他总是站在今天的立场和思想高度看取“”,又从历史的基点反观今天,从中把握那种时隐时现、根深蒂固的文化潜流和集体无意识,进而探索我们的前行路径与目标.观照和书写历史,需要稳定的思想立场,南翔汲取和选择的是现代思想理念.他说：“小说的价值标高,应该牢牢订立在普世的文化尺度上,这样既可避免重蹈文学史上随风转向、紧跟任务、图解政治的覆辙,亦可避免‘问题小说’之弊,随着问题的结束或漂移,一些问题小说便索然瓦解,徒具标识意义而尽失文学审美价值.”⑤所谓普世文化尺度,就是鲁迅等一代作家坚守的现代思想理念,譬如、自由、科学等等.50年代人成长于“”时期,他们身上难免有激进、极“左”的流毒,但他们在新时期接受了西方现代思想的熏染,更懂得自由等普世文化的可贵与价值.
南翔亲历过浙赣铁路线西端那方天地的“”运动,同时对“”的规模、内容、本质等做过一些研究.他说：“‘’是对封建专制社会所有丑恶承继的一次集大成,同时又有它每项具体内容的揉捏、抻拉、‘锤炼’与‘发明创造’.它的符号性表现非常之多,给我印象较深的如下：抄家、批斗（打人）、游街（示众）、出身论、株连、（拘禁）、管、杀、武斗、自杀、莫须有……等等.”⑥南翔不想也不可能写出那块土地上“”的全景来,他只想运用中短篇小说文体,遵循自己的所经所见,写出某一幕、某一段“”的情景来,并直抵人物的人性和命运深处,揭示出“”的某些本质和规律来.譬如《抄家》中抄家的现象和行为.作家用漫画式的画面和讽刺手法描绘了一幅令人心痛的抄家图.学富五车、海外归来的中学教师方家驹,主动邀请自己的学生来抄家,殷勤接待、小心配合、真诚认罪,最后悄然失踪.两位造反派学生,耀武扬威、愚昧无知,破坏、亵渎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把“”中的抄家暴行,师生的畸形关系写得淋漓尽致、出神入化.作家精辟指出：“抄家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一个特色,也是古代官场的一个病理标本.”⑦但这一恶行却在“”中大规模复发了.《特工》写了造反派对知识分子的残酷批斗,是由大舅向“我”讲述的.音乐教授为了报效祖国从美国归来,造反派却硬说他是特务、藏有发报机,使用土造的木柱加生铁块的刑具,几番逼供折磨；唱采茶戏的著名女演员,才貌出众,深受群众喜爱,只因唱的是旧戏,祖父是漏划地主,就连续批斗,甚至剥得赤身*,全身披挂扇子游街示众.音乐教授经受不住折磨上吊而死,女演员忍耐不了人格羞辱投河自尽.批斗的残暴,人性的崩溃,是“”中常见的情景.“”中的暴行不仅有可见的现象和行为,还有看不见的思想禁锢和精神统治.《老兵》写了“”时期的“文字狱”.“我”和常思远、小燕、小虎、憨憨等几位文学青年,共同的文学兴趣和读书感悟,促使大家成立了“原上草”诗社,他们热情写诗、贪婪读书,还创办了油印诗刊.但在风声鹤唳的阶级斗争时代,刊物刚出就被盯上了,其中“我”的一首爱情诗和叶芝的一首翻译诗,个别诗句被认为有“影射”“恶攻”嫌疑,诗社的全部成员都被审查、,有一位死在牢中.相关的车站站长被处分,地区革委副主任靠边站.意识形态领域控制得如此严密,就是不许人们有一点的思想和言论,统统听命于领袖一人的指挥.《来自保密单位的女生》写了“出身论”给民众造成的人生悲剧和心灵创伤.同是上世纪50年代的人,不同的家庭成分就会有泾渭分明的人生安排,不管你的才华、学习如何,也不管你的表现、能力如何,它给无数的少年、青年心灵上,笼罩了巨大的阴影.这种“出身论”也导致了人际关系的恶化,因为阶级成分、历史问题,夫妻反目、同学告密、师生敌对的现象屡屡发生,酿成了无数的人生悲剧.小说中的“我”和尼赫鲁大学一位教授,共同探讨了“”中的“出身论”课题,认为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余绪,“生命力很顽强”.在新的时代依然不绝如缕,所谓的“官二代”“富二代”“学二代”等等,正是这种“出身论”的曲折表现.
“”已成为历史,尽管刚刚过去四五十年；“”也难以再现,因为几代人都深受其害.但南翔却绝然地说：“很多沉重的东西还没有过去,关注‘’仍然很重要…… 如果不积极地清理,历史很可能重演.”⑧正因为此,南翔特别注意今天的人们对“”的认识、反思、研究,特别是那些“过来人”对“”的清理、忏悔乃至赎罪.《我的一个日本徒儿》 中,大学教师“我”、日本学生山口四十一、以及“我”的研究生曹雨洁等一行四人,从深圳奔赴江西大山中的袁江采石场,寻访故人,发掘“”中的真实情景和谜团,使年轻学生深受教育.《伯父的遗愿》里,重病中的伯父穆大川召集当年的部下张克横,为“”中死去的周巍巍立碑建墓,在碑文中沉痛反思道：“设若有一二乃至更多正直之士,察其荒诞,当仁攘臂,奋袂而辨,国中巨痛岂可一再重演.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铭之,以绝来者.”在伯父这一形象身上,寄寓了作家崇高的敬意,期望人们正视和清理“”,铲除历史重演的文化土壤和现实因素.
民族灾难中的芸芸众生
读南翔“”题材小说,给人感受最深刻的,一是他展现了一种真实、斑驳、多侧面的历史图景,二是塑造了众多鲜明、扎实、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在形形色色的人物中,有普通工人、年轻学生、人民教师,有铁路、地方和部队的领导干部,有造反派人物…… 但写得最成功的是与自己同龄的年轻学生,还有老一代知识分子和工人形象.“”中的造反派人物也写到一些,但大抵是漫画式的.南翔以他最熟悉的上世纪50年代人物为主要系列,同时写了各种各样的人物.他把笔触深入到那些芸芸众生的人性和命运中去,揭示了“”的惨烈和荒诞,也揭示了人性的变异和冲突,表现了作家的一种人文情怀和批判意识.
“”时期的南翔,还是一个十多岁到二十岁的少年,懵懵懂懂、走向社会,充满向往、逐渐成熟.因此那些比自己年长的老一代人,特别是那些有着独特经历和文化修养的人,给他以无形的吸引力,并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成长和人生.《远去的寄生》中的表哥寄生,“”开始已经初中毕业,有才华、有思想,学习优异、体育出众,且一表人才.他是“我”心中的榜样,是“我”成长道路上的坐标,在生活、学习、读书等方面,给过“我”很多关怀与帮助.但由于家庭贫困等多种原因,他放弃了继续升学,凭借体育特长当了兵.人有旦夕祸福,在一次打扫卫生中表哥失手打碎了石膏宝像,一个极偶然的事件改变了他的命运,他被提前退伍回家,地方上不给安排工作,心爱的女友忍痛远走.他走投无路,彻底绝望,无声地消失于世界.这是一个夭折了的才子的形象,他的命运看似偶然,但却深刻地折射出那个时代“造神运动”的可怕与荒唐.《老兵》里的平振飞,是一位肃然起敬的国民党老兵形象.他参加过多次抗日战役,后成为赴缅甸远征军中的一员,战后留在缅甸,上世纪50年代初思念祖国和家乡,又逃回国内,在老同学的帮助下当了铁路装卸工.他饱经沧桑有着丰富的社会人生经验,对年轻好学的“我”给予多方面的指点和帮助.他忠贞仁义,对自己真心喜爱却不能结合的女人巧巧,付出了全部的爱心和辛勤的劳动.他有文化有技术,在龙门吊上搞技术改造,自制半导体收音机,深受工人们的尊敬.他忍辱负重、谨言慎行,但在“原上草”诗社一案中,挺身而出让年轻人把罪过推到他这只“死老虎”身上,在全国通缉他的时候,他却从人间“蒸发”了.表哥寄生是失踪、老兵平振飞也是失踪,“”中对对象除了毙之外,还有大量的自杀者、失踪者,足见“革命”的、人命的卑微.老兵聪明、智慧、坚韧,真诚、仁义、勇敢,在他身上集中了传统文化的优秀品格和军人的硬汉精神.《特工》中的大舅熊海云,则是一个富有个性的特工的形象.他出身名门,毕业于清华物理系,却投身革命,成为的特工,打入国民党内部,在地下工作中屡屡立功.他长得又矮又丑,但终生喜欢女人,结过三次婚,有六个儿女.他出生入死,屡遭磨难,却活到86岁寿终正寝.这是一个智慧而狡黠、勇敢而贪生、率真而复杂的独具个性的特工人物,突破了既有特工的写作模式.南翔写的都是他熟悉的人物,他用现实主义方法,把握他们的性格特征,发掘他们的情感思想,为文坛奉献了新的人物形象.
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人,是比较复杂的一代人.“”给他们造成许多曲折、创伤、悲剧,同时也考验、锻炼、造就了他们.他们是“”的参与者、推动者,也是“”中的觉醒者、叛逆者.如果说南翔用仰视的姿态书写了老一代人的话,同时又用平视的角度刻画了同龄一代人.《1975年的那片枫叶》集中描写了三位5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形象,他们的生活、工作、爱情和命运,以及性格、情感、思想与品格,呈现了“”中一代人的人生处境与精神状态.立志父亲历史有污点,幸运当了铁路工人,又因擅长写作成为“以工代干”的文秘人员.他珍惜自己的工作和现状,勤勉、好学而上进,受到车站领导和工人们的称赞.他紧跟形势,积极参加“”中的批判斗争,事实上已成为政治运动的推动者.同时他又好学敏思,不断观察思索着运动的态势,意识到局势将会有新的转机和变化.他纯朴善良,对女朋友珍珍忠心体贴,为她分忧解难,与她共渡难关.这是“”时代底层社会文学青年的代表性形象,在他身上有作家自己的影子.大卫的形象与立志的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他出身军队高干家庭,生活富裕而优越,虽然只是一位火车司炉,但却完全是一副公子哥儿的做派.他知晓,阅读古今名著,对“”有许多看法.他胆大、落拓、豪爽,把小偷小摸当儿戏,把玩女孩子当游戏.他公然占有了立志的女朋友,还振振有词说这是一种“公平竞争”.这是一个上层社会的叛逆者形象.知识青年珍珍,善良、温柔、勤快、漂亮,她不关心什么政治运动、知青点的发展,她的心里只有独居多病的父亲,还有与自己情投意合的男朋友.自己的工作迟迟不能解决,父亲被打成“坏分子”批斗,成为她无力克服的难题.为了迈过人生的关卡,她委身喜欢她的大卫,期望通过大卫的高干父亲化解眼前的困境,但在内心却充满了对立志的留恋和愧悔.这是一个普通的柔弱女子的形象,但在她身上蕴含了丰富的传统文化和自然人性.南翔擅长塑造女性形象,这些人物大都是50年代人.《抄家》中的徐春燕,出身高贵、多才多艺、活泼漂亮,被尊为班花.她在抄家中以“革命”的名义“控制”着两位男生的行动,安抚和保护着战战兢兢的老师.《来自保密单位的女生》里的周晓梅,生在大城市,机灵大方、要强聪明,读书很多,会说普通话,在“”的批斗会场上,支持无辜的同学,打击挑事的工人,表现出一种正直、勇敢的男孩子性格.这些女性形象,在风雨如晦的“”背景上,涂上一抹青春的亮色,彰显出一种正义的力量.
学院派写法的长与短
有评论家称：南翔小说属于学院派小说.南翔新时期初期上大学,80年始写小说,此时正是现实主义文学拨乱反正强劲发展、现代派小说逐渐萌发的时候,他接受的、运用的是一种纯正、开放的经典文学传统和写法.后来他辗转两所大学当教师,教授的、研究的也依然是古今中外的文学史和经典文学作品.这样的环境、这样的职业,使他长期浸润在经典文学世界里,逐渐形成了他的学院派小说观念和写法.南翔首先是一位教授,本应以研究文学为志业,但他的兴趣主要在创作上,这种错位也促使他的创作平添了一种经典的、理性的色彩.何谓学院派小说？就是一种以现代思想理念为价值取向,以经典文学审美形态为创作范式,以知识分子趣味为欣赏尺度的一种小说类型.在中国,学院派小说虽然存在,但并不发达,更没有形成一种潮流.一些在大学供职的作家,譬如近年来很兴盛的“驻校作家”创作的小说,也大抵不是学院派小说.学院派小说自然有其优势和长处,但也有局限和短处.
南翔小说已是较成熟的学院派小说,有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和特点,概括而言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第一人称叙述者的选择.叙述人称主要有三种,也有几种人称交叉、融合的,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叙述方式.南翔“”题材小说有第三人称,但主要是第一人称.在他的8篇第一人称小说中,叙述者“我”大体上是作家自己的化身.其余3篇,《抄家》是第三人称,但整个情节围绕方家驹展开,颇有第一人称的味道.《无法告别的父亲》内容是一位女性写给男友的信,是另一种形式的第一人称.只有《甜蜜的盯梢》算是一篇规范的第三人称小说.南翔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大量运用,使他的作品呈现出一种强烈的逼真感、鲜活感、现场感,同时也体现出作家浓郁的艺术趣味和创作个性.但第一人称叙述方式也有局限.譬如视野相对狭窄,在表现广阔的社会生活时显得目力不达、转换不灵.譬如反复运用第一人称叙述,也容易出现作品风格、语言的重复、雷同.
其次是故事与人物交融的艺术模式的运用.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有多种多样的艺术表现模式,如故事型、人物型、意境型、心理型,还有包括象征式、荒诞式、哲理式等种种现代表现模式.越是杰出的作家,他的艺术模式越是丰富多样,譬如鲁迅、汪曾祺、史铁生、韩少功等等.南翔继承了经典作家的创作经验,在创作上选择了故事与人物交融的表现模式.他说：“故事结构是小说叙事的重要一翼.故事结构是小说家预设小说情节的框架,它的搭砌,主要以人物命运的演进为规范.”“小说的叙事可以停顿、可以回溯、可以横生枝节、千回百转,但是它的主导人物与命运的故事一般说来,不能不是大致完整的……叙事依据作家的事先预设或依情节的展开而推进,推进的过程能够表现作家的叙事功力和才情.”⑨故事型与人物型,是小说的两种表现模式,可以独立运用,也可以合二为一.许多优秀作家都是兼而用之,创作了大量佳作.但二者兼用是有一定难度的.故事的发展要吻合人物性格的逻辑,人物性格的完成要推动故事的演进,有机融合自然是理想构思,但事实上二者常常发生脱节和矛盾.南翔的小说一般能达到二者的水融.譬如《抄家》《伯父的遗愿》等,故事情节单纯集中,人物性格也生动鲜明.但也有一些作品出现了故事与人物脱节的现象,譬如《甜蜜的盯梢》写了一个家庭三代夫妻之间的盯梢,其实爷爷与奶奶之间算不上盯梢,同时盯梢的情节叙述起来很繁琐,冲淡了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和意蕴的开掘.许多作家都谈到不喜欢故事情节太强的小说,因为它容易形成造作感,容易损害人物形象.南翔在小说模式的运用上,可以更灵活、多样一些.故事型、人物型,可以独立营造,不必强求融合.
南翔在创作中不仅注重故事性,同时注意悬念、结尾的巧妙设置,显示出他在构思上的精心和苦心.譬如《远去的寄生》中,病危中的姑父让大家给寄生“送一个去……”,家人皆不知其意,直到结尾才抖开包袱,原来地下室藏了一屋子石膏宝像.譬如《1978年发现的借条》里,那张闹革命时打的借条,历经三个历史时期,最终难以兑现被当事人撕掉了.南翔的大多数作品中,都有这样一个珍贵的道具,精心布局,草蛇灰线,到结尾豁然抖开,不仅增强了小说的吸引力,同时深化了小说意蕴,给读者留下广阔的想象空间.
最后是“阳春白雪”式的叙述语言的营造.南翔小说的语言,细腻、儒雅、抒情、深沉.用词典雅,词汇丰富,句式较长.叙述人语言风格统一,人物语言力求个性,但整体格调是一致的.描写、叙述、抒情、议论等熔为一炉,有一种交响乐的韵味.这是一种阳春白雪式的学院派小说语言.当代文坛缺少的正是这样一种语言.但这样的叙述语言,普通读者可能会感到隔膜、冗杂.南翔语言也存在着一些堆积词汇、句子冗长、因言损意的现象.学院派语言更需要精确、简练、蕴藉.
注释：
①李云龙：《南翔论：青松寒不落,碧海阔愈澄》.章必功主编《都市文学新景观》第404页,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②南翔：《女人的葵花·自序》,湖南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③⑥⑦南翔：《我的亲历,然后文学》,《抄家》第2页、第3页、第4页,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
④赖佛花：《南翔小说的“现在时”》,《读书》2013年第10期.
⑤南翔：《小说该在哪里驻足》,《山花》2006年第9期.
⑧林夏萌、王铮锴：《南翔：我有责任和使命去还原那段历史》,《晶报》2011年5月22日.
⑨南翔：《当下小说的叙事策略》,《深圳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段崇轩,山西省作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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