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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人掌论文参考文献：
我参加过三届郑琼导演创办的iDocs国际纪录片论坛,那些优秀的纪录片里有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个性、不同命运的人物影像,让观影者跟随镜头,以微观和宏观的视角对人性进行深刻探究.
这是走马观花地去过再多国家,也难以企及的.
最近,郑琼的纪录片《出路》终于跟观众见面,拍摄历时6年.片子一如郑琼本人：清澈、朴实、细腻.没有大喜大悲、跌宕起伏,但在平静的表面之下,三个故事交替对比的内在张力,给了观众很大的冲击.我特别同意一位观众的形容,是一种“被包了棉花的仙人掌刺痛”的感觉.
影片中,三个年轻人分别处于小山村、小城镇、大都市,都在竭力寻找着人生的出路.但不一样的起点,会让他们有公平的未来吗？他们的命运与教育有关吗？
马百娟们的困境
马百娟是甘肃大山深处一个小村子里的孩子.她热爱上学,走在山里的羊肠小道上,步伐那么轻快,目光那么自信,纯真、灿烂的笑容甚至令人羡慕.所以在影片中段,银幕上出现一个笑容羞涩的少女时,我的第一感觉是这不是马百娟.但随即字幕就打出了“三年后”—这的确是15岁的马百娟.此刻的她,模样没有大改,但目光是退缩、游移的,身体语言是忸怩的,常常背对着镜头.
马百娟长大了,随父母迁居宁夏中卫市,窑洞换成了带玻璃窗的房子.表哥帮她转学到当地中学,她却不想再上学.她去找工作,未成年又不会电脑操作等基本工作技能,当然找不到,她很彷徨.
有一个镜头：马百娟站在两个怀孕的姐姐中间,两个姐姐也是一脸稚气.最后,片尾打出字幕：马百娟嫁给了表哥,那年她16岁.
马百娟从热爱上学到不想上学,为什么？
记得获WISE（世界教育创新峰会）教育项目奖的桥梁国际学院联合创始人 Shannon May女士,谈起在辽宁山村教书的经历促使她做教育创新时说：“贫困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孩子们不是根本没有入学的机会,而是进了学校却学不到东西.我们的教育体系和方法没有关注到让孩子有所收获,很多人连小学都没上完就退学了.我知道,如果他们的未来不好,我们的未来也不会好.”
北大附中原校长、“美丽中国”原首席教育官康健指出：“很多农村地区,99%的孩子上不了大学,可他们接受的是应试教育,生活教育又没有,根本解决不了自己的生活问题.陶行知先生当年的办学条件很简陋,但具有现代的先进教育理念—‘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而如今的很多学校就是修了围墙,把孩子们关进去.”
马百娟的学校只有一位老教师、五个学生,主要是读课文、做算术题.她为什么而学习？这是个教育命题.
她父亲说“苦怕了,再也不想回去了”.这样的“生活教育”,让马百娟在作文中如此描绘自己的理想：“到北京去上大学,一个月挣1000元,给家里买面.因为面不够吃,水也不够用……”
贫穷乡村的孩子读书的唯一目的,是否是“离开”？
可是,以种地为生的家庭的孩子,读书、考试、去大城市挣钱、买粮食……这个思维路径,能说不对吗？
这让我想起德国志愿者卢安克,他在广西乡村支教10余年,写了《是什么带来力量—乡村儿童的教育》一书,他在书中提到：“我不理解,为什么我的学生希望我只让他们做几亿人已经找到答案的作业题,而不愿设计自己真正需要的桥？我的学生只有找到自己的、新的思考方式,他们的生活才能改变.”
天使支教的创办人李磊老师也提出过相似的质疑：“我们总是跟农村的孩子说好好读书,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走出大山,改变命运.我们认为这话是正确的,但是反过来看,正是因为这种教育,让更多人逃离家乡.如果老一辈乡村教师退休,年青一代能有多少人回来参与乡村建设？未来中国的乡村教育该怎么发展？我不知道.”
马百娟们的困境,仅仅是自然和经济条件造成的吗？
这让我想起在环境同样恶劣的以色列沙漠有座基布兹农庄,导览员告诉我们,几十年前,他们从欧洲来到这片沙漠时,什么也没有.如今,他们建起了先进的海水淡化循环系统,让沙漠能够盛产圣女果、蜂蜜,甚至葡萄酒.那位导览员说：“只要有信念、有智慧、有知识、有经验,沙漠也可以变成绿洲.”
两相比较,不同在哪里？教育,是要让人“离开困苦”,还是让人学会利用“资源”去“改变困苦”？或者是让人本身成为“胜过困苦的资源”？
我们接受的教育,在为未来制造条件.我们能否从自己领受的困苦中反思,该怎样为未来创造脱离困苦的条件,而不仅仅是“穷怕了”.
能否像犹太人一样“穷,则求智慧”,这是教育要回答的问题.
上帝真的公平吗
影片中,马百娟、徐佳、袁晗寒出生在不同地区、不同家庭.
袁晗寒家境优越,她聪明且有艺术天赋,上了许多人梦寐以求的美院附中,却中途退学.后来,她上了德国的一所艺术学院.影片中,她在德国上学（依然不太想上课）,遛兔子（宠物）,弄丢了钱包,跟男友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
她的笑声爽朗,有种玩世不恭,好几个镜头她都在打哈欠,有时候她最大的烦恼是没事可做.与马百娟和徐佳们相比,袁晗寒简直太幸福了.
这不得不让人感慨：上帝真的公平吗？
如果从获得的资源来看,人与人不可能“公平”.但是,如果世界上本没有公平,我们为什么还要追求公平？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林志敏老师对此曾经表达过一个观点：因为我们的“公平观”错了,我们仅以获取多少来衡量公平,而没有以付出多少来衡量.
人活一世,是来索取,还是来付出的？如果只索取不付出,这本身就不公平,而“公平观”是教育的结果.
人生是否幸福,或是否活得“值”,取决于“公平观”.无论你有多少财富,活得多么富足,成就了多伟大的事业,如果“公平观”错了,你同样会感到不公平.难怪有人拿了还要拿,贪了还要贪.
人做成伟大的事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你对自己的付出与得到有多少认识？你在自己所处的位置上做了多少努力？自己的人格有多大的提升？你力所能及地为世界付出了多少？
犹太心理学家弗兰克在《活出生命的意义》一书中说：“人类总是有能力将人生的苦难转化为成就,从罪过中提炼改过自新的机会,从短暂的生命中获取行动的动力.”
在集中营生活的经历让弗兰克相信：“人最终是由自我决定的,而不是环境的产物.”
社会是由每一个个体组成的,如果没有个人在观念上追求平等、融洽,整个社会也就不会有对平等、和谐的追求.教育是影响个人观念最有效的途径,不唯利是图是教育的结果.同样,积极地看待自己与他人条件的悬殊,从内心产生去改善的勇气与力量,更是教育的任务.
教育有责任去抹平鸿沟
徐佳是湖北一座小城市的复读生.作为儿子,他背负着完成父亲遗愿、改善家庭条件的殷殷期待,压力很大.复读三年,他终于考上了湖北工业大学.
按说已经如愿以偿,但感觉徐佳并没有找到出路的轻快.他持续在各种求职中碰壁,终于找到一份工作,他感觉像是把自己卖了出去.
整部片子里,徐佳几乎没有笑容,甚至结婚,他也只是淡淡地说：“大学时就恋爱了,结婚是想给她一个归宿吧.”
相比之下,北京的袁晗寒有那么多机会,即使她高中退学,依然可以到国外读大学、读硕士,最后开了自己的艺术公司.
郑琼说袁晗寒很善良,在地铁上,她会给乞讨的人钱,但她对于徐佳、马百娟们是不了解的.
郑琼跟她说：“ 你有机会出国,但是马百娟就没有.”袁晗寒说：“她也可以啊,只要她想,就可以.”
影片中的三个人物,分别处在山村、城镇、大都市,如果不是郑琼的纪录片,他们的生活根本没有任何交集.
这就是阶层的隔阂吧.
城市里疯狂的补习班、学区房现象,无不凸显出人们的焦虑：害怕阶层固化,害怕掉到“金字塔”的下层.孩子们接受的是“先顾好自己的分数”“人往高处走”的教育,没有机会,也没有动机接触所谓的“底层”.哪怕同在一个小区,住在高档公寓里的孩子,会和住在地下室的物业工人的孩子一起玩耍,成为一生的朋友吗？很难吧.
原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在一次演讲中提到：当我们的孩子出国留学回来,当偏远乡村的孩子到城市来打工,一个可能是高档小区的业主,一个可能是保安、快递小哥,这种落差带来的巨大矛盾,怎么形容都不过分.崔永元认为,教育有责任去抹平这个鸿沟.
有一个“邻家孩子”的哲学理念,是威斯康星大学的梁国立教授与中关村三小的刘可钦校长共同倡导的：作为成年人,要把不同学校、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孩子当成自己邻家的孩子一样,鼓励、推动孩子们在一起学习、玩耍、发展.只有这样一起长大的孩子,才有可能解决我们成年人现在解决不了的问题.
一篇文章中提到过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的故事：小时候,扎克伯格经常欺负班上一个叫纽芬迪的同学,因为他总是脏兮兮、动作慢,拖大家的后腿.父母得知此事后,就带扎克伯格去了纽芬迪的家—纽瓦克公立学校附近的棚户区.纽芬迪的家狭小局促,妈妈外出打工,不到10岁的纽芬迪要照料患帕金森症瘫在床上的奶奶.这次造访改变了扎克伯格,20年之后,扎克伯格向纽瓦克公立学校系统捐赠了一亿美元,以帮助学校提高教育水平.
我想,如果我们的教育能让不同阶层的“邻家孩子”有所交集,教育的口号也不是“提高一分,干掉千人”,我们不仅想着通过奋斗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想着改变更多人的命运,那么,未来的社会会不会更和谐一些？
人的出身不能改变,但人的思维可以影响人的判断,人的判断可以影响人的行动.而人的思维,往往取决于教育.
许许多多社会机构、公益组织和个人都在为教育做着这样的努力.
郑琼一直说自己的能量很小,没有能力改变什么,连拍摄纪录片都只能自己贴钱.但事实上,有《出路》这样的视角和记录,本身就是一种个体的努力.
一部好电影,不是给你答案,而是让你“被包了棉花的仙人掌刺痛”,从而有了更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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