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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世界方面论文写作参考范文 与边界超越和世界游走以黎紫书微型小说的世界意识为考察中心类毕业论文格式范文

主题:世界论文写作 时间:2024-03-25

边界超越和世界游走以黎紫书微型小说的世界意识为考察中心,本文是世界方面毕业论文格式范文和超越和黎紫书和世界游走方面论文范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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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超越与世界游走

——以黎紫书微型小说的“世界意识”为考察中心

胡星灿

摘 要:本文以黎紫书的微型小说为中心,考察作者创作中显现的“世界意识”,并阐释该意识的微观体现与具体内涵.文章分析了作者如何通过“内容延展”和“话语更新”以实现超越内容、话语边界的实践,并指出该实践能有效突破马华文坛的“地方性迷思”,达成马华文学与世界文学的顺利接壤.但是必须指出,黎紫书介入微型小说创作的“世界意识”,不应简单地停留在字面理解,因为在其背后还蕴涵着作者对“中原/南洋”等问题的反思.

关键词:黎紫书;微型小说;世界意识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7)4-0080-06

从马来西亚华文文学草创以来,马华作家为确立马华文学的“在地感”(local sense)与“合法性”(legitimacy),不惜大笔书写族裔境遇、历史风貌和地理景观,此举却导致了马华文学的丰富内涵不断收缩,丧失与“时代”和“世界”对话的可能.所幸的是,新世代作者已然意识到马华文学的框囿,自觉地以新理念、新视阈介入创作,以期打通马华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渠道.其中,颇受瞩目的作者是被誉为“近十年来马华文学最被看好的作家之一”(王德威语)的黎紫书.

黎紫书在这方面的尝试体现在微型小说创作中.如在《微型黎紫书》、《简写》等微型小说集子中,作者跳出马华文学特有的“文学、语言、思维方式、美学观”制式①,自觉斩断马华文学的“本土文学传统”(Native Literary Tradition),不再以边缘性(marginality)或地域性(localness)视阈介入小说,同时也不再以构建认同感(construct identity)作为价值中心,而是以人文关怀统摄创作,以此来追求“同时性的时代”②(Epoch of Simultaneity)中读者的共鸣.

这种追求象征了黎紫书走出了马华文坛“在地言地”的怪圈,并对马华文学与世界的对接有所反思.正如她在谈董启章和也斯的小说时提到的:“发现他们(董启章和也斯)对世界有着比较敏感的自觉,也就是说,对外面世界所发生的事以及和外界接触交流的想法比较强烈”,因此“相对于小的、边缘的作家来说,就应该保有世界意识”③,就“应该找些与世界有共鸣的主题”④.在这种体认作用下,作者延展小说内容,并更新话语实践,以期深入地实现马华文学与“世界意识”的对接.当然,必须指出,作者介入创作的“世界意识”充满个人化阐释,其内涵和外延也吊诡重重.对此,笔者将论述一二.

一、内容延展:探照人性的普遍面向

不难发现,小说内容是黎紫书最初引起评论界瞩目的原因之一:她在《夜行》、《山瘟》、《州府纪略》中重提噤声于马来的马共历史;在《天国之门》、《乐园钥匙孔》、《裸跑男人》中写反人伦和非理性的;在《野菩萨》、《告别的年代》中谈马来本土的鬼祟历史和暗影.正如张抗抗在第三届“花踪”文学奖的评审意见中指出的:“想想看,25岁才刚过少女的阶段,文学作品应该是类似女孩子多愁善感的那一种,可是黎紫书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她应该受到重视.”⑤在这份评审意见中,黎紫书的价值定性于“超越了‘类似女孩子多愁善感的那一种’”,这个评价对她的创作来说当然挂一漏万的,但是从中也不妨看出,黎紫书创作内容确是值得“重视”的.当然,即便她的创作内容值得重视、“题材大胆创新”⑥,然而其内容的边界却相对明显的.正如上述例子,她创作思路大致来源于:本土风貌、特殊事件和历史片段.

实际上,黎紫书本人也意识到自身创作内容的局限,也在积极调整收缩的创作“疆域”,努力向外拓展,“……认清自己的局限毕竟是一个趋向成熟的必然过程,即便我无力突破,但我却有了把握去直面自身的局限……”⑦.微型小说集《简写》就是她的一次尝试.在《简写》中,可以明显察觉到,作者正在延展创作内容.读者很难看到秘闻轶事、蕉风椰雨、神鬼传奇等充满地方感(sense of place)和私密感(sense of privacy)的内容,相反,看到的却是一系列,与时代和普通人共时同步的内容,主要是“通过对都市人心理和情感问题进行刻画,从而*都市社会中人的异化和变态.”⑧具体而言,这一尝试体现在两个方面:“内容的解码化”和“人物的境遇化”.

1. 内容的解码化.在黎紫书以往的创作中,“编码”(coding)是一项重要环节,她善于在历史、地方或日常中截取符号,将看似破碎的符号进行粘贴、拼接、编码,并最终实现内容的“意义化”过程.比如在《裸跑男人》中,作者选择以主人公矜生的“恋母情结”为切入口,将他对舅母的*作为小说的叙事轴线,并辅以穿插矜生的性癖、同性情结等内容.就内容层面而言,使整篇小说显得惊世骇俗.但作者拒绝炫耀各种畸恋,而是透过肉身审视灵魂,甚至是审视马华群体“一个世代”的精神历程.舅母小璐被作者指涉马来本土,而矜生毋宁被视为寓居海外的马来华人,而作品中反复言说的畸形欢愉,也显然被作者当成“离散之痛”的隐喻.可见,在《裸跑男人》中,作为符码的肉体描写,通过组合和修辞,最终编码为具有在地意涵的指涉.

然而,在《简写》中,黎紫书似乎放弃了编码,而是寄托于依靠内容本身的互文性和粘连力,来呈现内容的原始样貌.正如她所言:“……在微型小说这千把字的篇幅里,适当的留白才能制造余韵,使得空间延伸.”⑨她无意于过度加工内容、充实故事,而是将内容背后的意义弃之不顾、内容的接驳转合也留有余地.如在《耗》中,作者一改“浓度很强的文字”,通过洗练的语言,描述妻子迎接丈夫死亡的故事.文章故事相当简洁,但稍加挖掘,就可编码出丰富意涵.但作者舍弃挖掘,也拒绝深化意涵,而是就事写事,以内容本身的力量面对读者.特别是文章最后,无数哀愁和愤恨,都只化为一句:“也就在那一瞬吧,她听到心电检测仪发出平整的,无尽的长音.”⑩足以见作者的解码企图.另外,《杀人者》更可以看出作者用心.这篇文章的社会批评意涵较重,但作者抛弃情感的无节制表达,同时收起激烈的批评姿态,而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冷峻的,又带有调侃的意味,叙述故事内容.这种解码化弱化主题,却突出了故事内容的本身力度.

这种操作方式,看似不负责任,实则是尊重读者,邀请读者前来编码的表现,在无形中也能扩充读者群体,引起广泛参与度.因此,从这一点看,该方式是黎紫书“世界意识”的一个注解.

2. 内容的境遇化.这里的“境遇”(situation)借用自萨特在《境遇剧一种》中的含义:“境遇是一种召唤;……它向我们建议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由我们自己选择,为的是我们的选择更加人道;……境遇就召唤我们表现人类的总体性.”{11}在萨特存在主义观念中,境遇是人类总体性的表现,是人类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人不得不生存其间.在《简写》中,黎紫书就试图模拟各种境遇,还原人物在境遇中的各种面向.必须指出,这种模拟不是信马游缰的想象,各种境遇都有其对应的现实关照,透过境遇,甚至能折射出人类社会的“总体性”.

举例而言,在《简写》中,作者分别用《不觉》、《夜游》、《耗》、《赘》等篇,来探讨爱情关系中面临的各种境遇.里面涉及偷情、失恋、离婚、疑虑等多种境遇,但作者没有深入其中,探讨人心向背,而是重在烛照境遇的多面性,借此表现境遇中人物的生存状态.这样一来,作品反倒磨平个人感或区域感,反而具有世界共通的典型性.又如《够了》可以被解读成一篇那些卑微负重之人的宣言,《失踪》可以被视为一篇官僚制度的寓言.

可见,我们不难看出,虽碍于篇幅,黎紫书还是慎重挑选其创作内容,特别在《简写》辑四中,婚恋状态中所有可能发生的境遇,都被她仔细搜罗起来.因此,不妨说,创作内容就是为境遇书写而服务的.当然,为模拟境遇的典型性,以激发读者共鸣感,境遇书写也促使她接触之前关注甚少的创作内容,反过来倒拓展了其创作内容的边界.以“境遇”为切入点进行创作,实际上证明了黎紫书已模糊意识到“境遇”是全人类共通的表现,同样也证明了她以“世界意识”介入其中的努力.

如上所述,黎紫书在创作微型小说时,通过“内容解码化”和“内容境遇化”两种方式,使她的创作内容超越了以往的内容边界.解码化的过程,突出了内容自身的意义,而境遇化的过程,则突出了内容的“普世”意涵.在这两方面的作用下,她的微型小说创作不再是某块领域的“舞蹈”,反倒能引发“世界性”的共鸣.

二、话语更新:寻找马华文学

本土话语之外的可能

马华文学本土话语,是中文在特定历史阶段演变和发展的结果,它包含“本土意象、本土后殖民话语等等”{12}.正如巴特所言,权力“隐藏在一切话语中”{13},话语的实践和操作背后实际上暗含着权力斗争.黎紫书作为马华作家,她自然无可回避马华本土话语实践.马华本土话语提供给她本土书写的合法性,但粘连的权力之争,却也不自觉地束缚了她创作的灵性和自由.这一点,在她的短篇和长篇小说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如在《夜行》、《山瘟》和《州府纪略》中,运用少数族裔话语实践,通过新历史主义、意识流、元小说等方式,还原马共历史在国家历史场域中的在场感,“带有浓浓的伤痕文学色彩”{14},但却使作品成为“说词对文学语言的一种渗透,或者一种洗礼”{15};又如在长篇小说《告别的年代》中,其女性主体话语实践相当明显.作者借用“后设小说”(meta-fiction),直接暴露自己的创作意图和技法使用,构建作品的“女性意识”主题{16},然而,“后设装置”的运用却使作品“陷入自身的套套逻辑里”{17}.

可见,马华本土话语实践确实使黎紫书头角峥嵘,但她也表示,“我并不执着于马华作家应该说些什么来代表马华,又或是我必须将马华的历史背景、马华色彩之类的传达给读者”{18}.作者的“世界意识”,不断让她看到马华本土话语的弊端,迫使她进行话语实践的更新.在微型小说创作中,她的努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 启动全新叙事方式.在马华小说场域,本土话语实践自有一套体系,在这套体系中,现实主义叙事方式占据魁首地位.因为现实主义的具象性、操作性和写实性,通常与马华历史语境能保持契合,所以现实主义顺理成章地成为马华本土话语实践的要点.但如上所言,现实主义的政治粘连度和地域价值观太过明显,要实现“世界意识”,就必须启动全新的叙事方式.黎紫书就在微型小说中做出可贵尝试,比如,将元小说、解构主义、表现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叙事方式引入小说.如在《命运》中,可以看出元小说的叙事方式.作者通过“一环套一环”的模式,分述了“我”、“你”、“她”之间的胶着关系,并利用“文中文”、“戏中戏”的方式,点出作品主题:“你觉得自己像个……像个上帝”{19}.这种叙事,很容易就联想到博尔赫斯的创作,作者本人也强调她受博尔赫斯的影响之深.

又如《窃形记》一文,作者显然借用了表现主义叙事方式.她不仅简化叙事时间、进程和情节以追求一种“凌冽感”,在叙事语态上也多用疑问句、虚拟语气和推测性词汇以塑造“不确定感”.文中的“他”在闭上眼的一、二秒间,变成了甲虫,并且“从窗口看去,楼下的‘人们’全都变成了甲虫,电视里的也一样.”{20}文中的荒诞感,很难让人不联想到卡夫卡的《变形记》,但不同的是,本文并非卡夫卡的拙劣模仿,而是借用“互文”将被动的“变形”转化成主动的“窃形”,反倒印证了表现主义的价值内核.

还有一篇名为《日复一日》的文章,作者模拟了一种日复一日,躲无可躲的生存境遇.主人公发现每天都会有一对孪生兄弟,站在他前后,因为“重复性太高,他不得不纳闷,不得不怀疑.”{21}他试图逃避这种状态,却发现疑虑和惰性使他失去了逃避的能力,于是只能自我喟叹:“……‘一下’不过是三几秒;三几秒后他站在两个中间,想,为什么只迟疑一下,车就到了.”{22}很显然,作者运用“俏皮”的语态、零散语句和断裂的逻辑结构,来营造一种“荒诞感”和“宿命感”.这种叙事方式和主题表达就是作者刻意以“黑色幽默”介入的结果.

黎紫书借用包括表现主义、元小说、黑色幽默等叙事方式,佐证了她的开放心态,使文章具有较大的格局和气象.

2. 开辟题材选择新路径.马华本土话语实践还离不开题材的选择及操作,如张贵兴的“雨林叙事”、李天葆的“南洋风貌”、李永平的“唐山记忆”,都是例证.但必须说明,这种题材选择很容易陷入自我重复的窠臼,而且本土话语反复言说,也容易使域外读者产生“马华文坛”僵化顽固的错觉.因此,黎紫书放弃了狭隘的、特殊的题材选择,转而面向日常的、普遍的题材.

有聚焦于校园生活的题材,如《童年》、《错体》、《消失的后巷》、《唇语》、《惩罚》、《梦境与现实》等;有描写普通人情爱状态的题材,如《不觉》、《事后烟》、《送别者》、《苍老》、《赘》、《耗》;有书写职场人员的生存与心境的题材,如《看守员老Q》、《暗巷》、《杀人者》、《寻人记》等;还有众多表现亲情*的、偶然小事的、人生拷问的文章.

虽然这些作品题材简单,但操作性极强.引入这些题材,在革新马华本土固有的话语实践,打开新局面的同时,反而显现出作者的自信和开放.不仅如此,这些题材具有普世性和共通性,能吸引马华读者之外的读者群体,拓展了马华文学的接受圈.当然,题材选择的新路径,也从侧面呼应了黎紫书试图突破旧有面貌,融入世界版图的决心.

马华文学发展将近百年,马华本土话语实践却往往“纠缠于中文(含背后深邃的文化底蕴)的自然限定中不能自拔,从而无法逃脱其遮蔽”{23}.因此,在微型小说创作中,黎紫书通过“启动全新叙事方式”和“开辟题材选择新路径”更新马华本土话语实践可谓一次有效实验.她跳出地域局限,站在更为宏大的视角进行创作,也在无形中弥补了马华文学唯具体性和“情境论”所产生的遗憾.

三、语言越界:“世界意识”的再思考

如上所述,黎紫书通过一系列微型小说的创作策略,来实现她的“世界意识”.从文本呈现的效果来看,我们不妨说,这种尝试无疑是成功的、有效的.但是,在尝试的背后,我们又能轻易发现,作者的“世界意识”绝非纯粹,在背后,也隐藏着作者的疑虑和思考.在这些疑虑和思考的作用下,“世界意识”变得吊诡重重.接下来,笔者将由黎紫书的“语言越界”切入,深入探讨“世界意识”的意旨.

由于马来本土多元混杂(hybridi),“语码混用”(code mixing)的现象层出不穷.在马华文学场域,不少作家更是刻意混用语码,追求马华语言的“马赛克现象”{24},以此还原马来本土的复杂性(complexity).在黎紫书的其他作品中,作者并没有回避语言混杂现象,如在《告别的年代》中,除开华语和英语,她甚至还多次涉及马来语、淡米尔语(Tamil)等语言.但是,在微型小说创作中,作者却较少提及“语码混用”,相反,她更愿意以华语(马来华语){25}贯穿创作始终,以保证语言的纯度.借用黄锦树“语言关照身份”{26}的观点,我们不难发现,作者的这一操作,可被认为是她对“马华语言”及“本土身份”的自信和认同.然而,吊诡的是,在部分微型小说中,作者却刻意模拟“普通话”,甚至是“北京方言”进行叙事,如在《归路》中,作者就连用“溜达”、“粮本儿”、“逗乐”等颇具京冀色彩的词汇.黎紫书的语言越界,不免使我们对她的自信和认同产生怀疑.

在《简写》中,梁靖芬的序一定程度上坐实了我们的怀疑,她认为:“除了故事发生的地点,字里行间那些‘这不’、‘顶个球’、‘别’……,因为不是我们这里的用语习惯,对本地读者来说,也许有点隔.但对小说家而言,未尝不是语言的磨练,甚至是写作过程中的小游戏……但是与此同时,和经常被视为不够纯正、用语破碎的‘南洋华语/口语’相比,那些机灵的、因地而易的语气调整、文字临摹,读来总有几分向中原‘’的吊诡一一原来只要我们肯‘变’,就能学得七分像样.余下的三分,则未必是因为不像,而是两地同享.”{27}

在梁靖芬看来,黎紫书的语言“大陆化”倾向是对“中原”的一次:向来“用语破碎的‘南洋华语/口语’”,在作者的督导和调教下,未必无法向正统的“大陆华语/口语”靠近.在这种认知中,黎紫书的模拟被视为一种政治抵抗策略,或至少是一种由“边缘”向“中心”切入的实验.不得不说,梁的观点未免有强制阐释的嫌疑,但不可否认,她至少抛出了一种可能:黎紫书这次颇为吊诡的实验,是否有她对“中原”问题的迷恋(obsession with China){28}?

如果我们踵武马华文学的历史脉络,不难发现这种迷恋绝非个案.从韦晕、苗秀,到温任平、小黑,到寓台的陈大为、钟怡雯、黄锦树,他们对“中原”问题的反复书写恰如Michelle Yeh认为的:“……已是论述地建构中国.”{29}这些探讨甚至超过了问题自身的容量和必要性.他们对中国问题的肆意游走,都足以证明迷恋之深.到黎紫书这里,她却对这个问题表现出难得的冷静和开放,她不仅跳出反复咀嚼的中国问题之范域,而且颇具包容和气度地以“世界”介入马华文学场.但是,在“世界”的表征下,同样埋藏着她对“南洋/中原”问题的关注,只不过,她以“世界”介入文学的自觉太过浩大,反倒让人忽视她的关注.在《山瘟》、《州府纪略》、《夜行》等一系列“大叙事”作品中,她关怀马共历史的消长,探讨国族寓言下的人性,指涉“马华移民的殖民、独立、起义经验,丛林内外的垦殖迁徙,乃至华族社会的日常生活”{30}.这些皆可看出她对“中原/南洋”问题的用心.

如在《蛆魇》中,作者以溺死者的“鬼魂”为视角,叙述了一个在大家长宰制下的家庭悲剧.“我”随母亲改嫁到继父家,面对长年累月的侵袭,萌生了轻生的念头.当“我”将不幸迁罪于重组家庭的尴尬和惧意时,明灭的儿时记忆才使“我”发现——原生家庭的矛盾和冷感才是悲剧的动因.自然,在《蛆魇》里,作者“暗喻了大马华人的境况”,以彰显他们的“无力感和无奈的沉默”.{31}但通过文中对原生家庭的怨怼之词,可以看出,作者也在试图探讨马来华人与中国之间复杂缠绕的关系.一方面,象征马来华人的“我”,反复申诉“我们的家比这里好”,对这个充满“恶信念”(bad faith)的世界“似乎再没有丝毫恋栈与牵挂”;但另一方面,“我”却无法重回原生家庭,甚至在想借回忆取暖时,只搜寻到人群的麻木和死亡的冰冷,“我以食指抹去凝聚在父亲眼角褶痕内的水珠,发觉它比挂在草尖叶梢的朝露更寒更冷.”{32}这种畸形和悖谬的关系,是作者对华族心境的隐射.

如此可见,我们可以判定,黎紫书并非忽视了“中原/南洋”问题,而是采取“隐蔽语本”(hidden transcript)的方式,曲折而隐晦地表达自己的见解和观念.{33}因此,回到黎紫书微型小说的语言“大陆化”倾向,至少可以说明,这种倾向实际上是她对待“中原”问题的一次表明立场的述行(performativity)过程.

此外,还有一个微妙的举动,可以说明作者的立场,那就是黎紫书在《简写》中收录了梁靖芬的序言《别的》.正如德里达评价约翰·奥斯汀(J. L. Austin)的“引用”概念(citationality)时所言:“引用”不是简单重复(reiterative),“引用”过程的行为本身就是被“行动者”(agent)附加意义的过程{34}.那么,黎紫书对梁靖芬“序言/观点”的“引用”,完全可以看成是一次立场的“挪移”(appropriation)过程.

如此种种,都足见黎紫书的语言越界行为,实际是在探讨“中原/南洋”的关系问题.可吊诡的是,当她的微型小说创作最终聚焦在特定问题时,那么“世界意识”的内涵就不可避免地进行了收缩,也因此,收缩后的“世界意识”实际上是无法实现作者的“世界”诉求的.从这一层面而言,黎紫书的语言越界,反倒使显示出她对“马华语言”和“本土身份”的局促不安,继而模糊了“世界”意图.然而必须承认,即便“世界意识”是收缩的、模糊的,但黎紫书的尝试仍值得称许,因为该尝试还原了一个处于世界文学事业未竟之前的马华文学的“接触地带”(contact zone).这个“接触地带”是马华文学向世界文学迈进的必经历程,非但不会因此稀释马华本土性知识的构建,相反还会因其隐含的混杂意涵消解马华文坛前世代的单一价值言说.

结语

正如刘小新所述:“马华文学的发展问题存在生机和危机的双重论述.”{35}我们不可回避马华文学的困境,自然也不能忽视马华文学新生的力量,而黎紫书将“世界意识”熔铸进微型小说创作的实践就是一股新势力.通过“内容延展”、“话语更新”等实践,作者不仅重新召唤、构造、整合了马华文学的内在资源和外在可能性,还藉文字书写大胆打通马华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可能途径.当然也必须看到,在践行“世界意识”时,黎紫书没有无所顾忌地滥用现代技巧和理论,以达成“世界化”的速成过程,而是有所保留地表达了“中原/南洋”问题对她的影响.这一点又恰好证明了她以“世界意识”介入创作不是一时兴起,而是经过审慎的反思.因此,对于她超越马华文学书写范域、游走世界疆界的姿态,值得我们的“同情之理解”.总而言之,考虑到马华学者“立足马来西亚本土,走向全球化”(安焕然语)的呼吁,我们可以说黎紫书的微型小说实践,对今后马华文学未来的发展而言具有启示性意义.

① 尹维颖:《黎紫书:行走与漂泊》,《注目——一位文艺记者的职场遇见》,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年版,第126页.

② Manuel Castells:《空间的文化形式和社会理论读本》,夏铸九译,明文书局1988年版,第227页.

③④ 黎紫书:《生命的转弯处——专访黎紫书》,《中文·人(黎紫书专号)》2013年第13期.

⑤ 张抗抗:《星洲日报·花踪·文汇4》,吉隆坡:星洲日报1997年版,第113页.

⑥ 黎紫书:《华海无涯》,有人出版社2004年版,第56页.

⑦ 黎紫书:《告别的年代》,台北:联经出版社2011年版,第297页.

⑧{14} 金进:《马华文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29页;第228页.

⑨⑩{19}{20} 黎紫书:《简写》,吉隆坡:诺文文化事业私人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126页;第172页;第111页;第116页.

{11} Jean-Paul Sartre: Pour unthé?覾tre de situations(texteschoisis et présentés par Michel Contat et Michel Rybalka)Parisidées/

Gallimard, 1992, p.20.

{12}{23} 朱崇科:《“南洋”纠葛与本土中国性》,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5页.

{13} 以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5页.

{15} 林春美:《性别与本土:在地得马华文学论述》,吉隆坡:大将出版社2009年版,第9页.

{16} 参见刘俊:《告别的姿态和意义——论黎紫书的〈告别的年代〉》,《南方文坛》2015年第1期.

{17} 黄锦树:《艰难的告别》,黎紫书著:《告别的年代》,台北:联经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18} 黎紫书:《生命的转弯处——专访黎紫书》,《中文·人(黎紫书专号)》2013年第13期.

{21}{22} 黎紫书:《女王回到城堡》,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24} 语言的马赛克现象是指主体语言混杂客体语言的现象.参见陈原:《语言和人》,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69页.

{25} 这里的“马来华语”概念,引援自张锦忠对“异言华文”(chniese of difference)的讨论.在他观念里,新兴华文文学的华文是“异言华文”,另有一番文化符象.参见张锦忠:《海外存异己:马华文学朝向“新兴华文文学”理论的建立》,《中外文学》第29卷第4期.

{26} 黄锦树:《马华文学:内在中国、语言与文学史》,华社资料研究中心1996年版,第55-80页.

{27} 黎紫书:《简写》,诺文文化事业私人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17页.

{28} “obsession with china”由夏志清提出,意在指涉海外华人“中国情结”的传统.这里化用他的概念,笔者是想说明,“obssession”并不会单纯以“迷恋”的方式出现,还可能以“反复谈论”、“过度阐释”、“厌弃”(resentment)等方式出现.而将“中国/马华”概念换成“中原/南洋”,是想消解背后的区域政治意涵,并突出它们的文化意涵.

{29} Michelle Yeh: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Transnational Critic, Boundary, 2:25(fall,1998): pp.199-200.

{30} 王德威:《黑暗之心的探索者——试论黎紫书》,黎紫书著:《山瘟》,台北:麦田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31} 许文荣:《南方喧哗:马华文学的政治抵抗诗学》,马来西亚新山市:南方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47页.

{32} 黎紫书:《蛆魇》,《出走的乐园》,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第79页.

{33} James C. Scott: Domination and Arts of Resistance, New H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1990, p.157.

{34} Sara Salih: Judith Butl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107.

{35} 刘小新:《近期马华的马华文学管窥》,《华文文学与文化政治》,江苏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6页.

(责任编辑:黄洁玲)

Boundary-crossing and World-roaming: An Investigation into‘World-awareness’in the Micro Fiction of Pow Leng(Li Zishu)

Hu Xingcan

Abstract: With the micro fiction by Pow Leng as a subject for study, this article looks at how her writing reveals a‘world-awareness’and explains the micro embodiment and concrete contents of this awareness. The article also analyzes how the author transcends contents and discourse boundary via‘contents-extension’and‘discourse renewal’while pointing out that such a practice can effectively breaks through the‘localized obsessions’in the world of Malaysian-Chinese literature and helps it oothly rejoin the world literature. However, it must be pointed out that the‘world-awareness’Pow Leng has in her creation of micro fiction ought not be taken at face value as there are the author’s reflections behind such issues as ‘China/south-east Asia’.

Keywords: Pow Leng, micro fiction, world-awar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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