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关心施耐庵身世调查追怀,本文是周恩来方面参考文献格式范文和周恩来总理和追怀和施耐庵相关参考文献格式范文.
周恩来论文参考文献：
《水浒》作者施耐庵的身世研究,备受人们关注,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新中国建立初期,周恩来总理网仳十分关心.
·壹·
在副部长周扬和《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部长沈雁冰的重视下,1952年秋至1953年春,由聂绀弩、谢兴尧、徐放、钱锋组成的调查组奉命南下,在苏北区党委李守章、苏北文联丁正华、兴化县政府卞振声、盐城耆老周梦庄等陪同下,先后调查了兴化城、淮安城、大冈乡、施家桥、施家舍、施家庄、白驹镇、安丰镇等地,以及江阴、常熟一带.所到之处,查阅了大量地方文献,访问了许多遗老和施氏后人,记录了诸多民间口碑.调查工作得到广大群众的热情支持和积极协助,获得许多新的资料.“但因未见到过硬文物,结论大相径庭.聂氏以为这些史料皆不可信,徐放认为足可解迷.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双方调查报告均未好发表.”
陆碧波、张袁祥在《施耐庵文物古迹探源》一文中说：由于他（按：聂绀弩）否认施耐庵的存在,周恩来总理不得不对那次调查工作作这样的指示：
人民大众敬仰写《水浒传》的施耐庵,在人们心目中已有祟高的形象.不能因为找不到写《水浒传》关键性文物史料现在否认他；也不能用挖掘兴化施耐庵墓的办法来最后定论存在与否.因为施耐庵身世现在是个谜,如果当时他没有政治经济地位,那这个墓里也许什么也没有.如果这样,开掘结果就让人民失望了,所以要保存好墓.
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情真意切,语萤已长,凝聚了他杰出的智慧和高超的工作艺术,在今天看来依然绽放着耀翔艮的光辉.
随着历史的推进,32年后的1985年,徐放的《再次调查有关施耐庵历史资料的报告》得以重见天日.钱锋、谢兴尧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于上世纪十年代陆续撰文,对兴化施耐庵作出历史的交代.聂绀弩虽一直未发表专文,但从他给盐城地委和何满子、胡乔木等人的信函中,表露了他晚年对《水浒》作者施耐庵的异常关注和悄然转变的心路历程.其实,早在1953年聂绀弩就对“施耐庵根本没有这个人”的说法提出了批评：
说施耐庵根本没有这个人,是因为关于施耐庵的身世的材料出奇地少.岂止施耐庵,罗贯中的材料又何尝多呢？……在这样的书里找不出太多的关于他们的材料,就认为根本没有这个人,也是武断.
随着施耐庵文物史料的相继发现,1982年的施耐庵身世调查成果较1952年显著扩大,有了质的飞跃.
2012年,由中国水浒学会、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省明漓小说研究会和兴化市委、市政府联合举办的纪念关于施耐庵身世调查60周年暨《施耐庵文物史料考察报告》发表30周年学术座谈会在历史文化名城江苏省兴化市举行.中国社科院、江苏省社科院和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湖北大学、贵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等社科研究机构和高校的20多位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就施耐庵身世问题进行深入的交流和论证.
从文化生态学的研究角度看,兴化位于江淮之间里下河地区腹部,四面环水,具有“水浒摇篮”赖以产生的锅底洼、荷叶地、芦苇荡、水浒港等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有着丰富的与施耐庵有关的民间传说.用系统研究的方法来分析,《处士施公廷佐墓志铭》《施让地照》是“地下之材料”,《施耐庵墓志》《故处士施公墓志铭》是“纸上之材料”,山东、江苏、浙江绵延千里、流传百年的施耐庵轶闻传说是“口述史料”,它们既相互联系,又相互支持,是有机的整体.历次调查所获取的出土文物、家谱和民间传说等三重证据,在兴化白驹场施耐庵身上,大体上都能合榫,可以判定元末明初的兴化人施彦端即施耐庵,就是《水浒传》的作者.这是运用文化生态学和系统方法取得的研究成果.
与会专家学者从文化生态学和系统论等新昀研究角度,运用出土文物、家谱和民间传说等“三重证据法”,坚持全息思维,综合分析,肯定了元末明初兴化白驹场施耐庵的存在.“施彦端就是施耐庵”,这是许多专家学者经过长期的实际调查和深入研究得出的科学结论.北京学者张惠仁在《水浒与施耐庵研究》专著中设专章对施彦端即施耐庵进行考论,从名讳学的微观层次,从古人命名、取字、称号的关联性方面,“‘解开施肇瑞、施彦瑞、施耐庵的名字号之奥秘,使一切反对者都噤若寒蝉’（喻蘅教授语）；为论证施耐庵乃实有其入,乃现今苏北兴化、大丰一带施族祖先,起了重要作用”.
“施彦端就是施耐庵”的证据,不仅仅限于《处士施廷佐墓志铭》.杨新的《故处士施公墓志铭》和王道生的《施耐庵墓志》,还有国家二级文物《施氏家簿谱》和《施让地照》《施奉桥地券》,江苏省文保单位“施耐庵墓”和“施耐庵故居遗址”等.施耐庵《秋江送别>遗曲,堪称大手笔,感情意境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写出来的,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喻蘅指出：
更可喜的是《耐庵散曲》的重见天日,曾使一些当代词曲专家如吕贞白、任二北先生叹为观止.刘冬、王同书先后发表赏析的文章,打开了读者的眼界.《遗曲》一经阐发,其对耐庵行踪的佐证作用,大大超过了它本身作为元曲上乘作品的文学价值.
施耐庵后裔施宝安、施祥松、施祥凯、施恂广、施恂辉、施恂银等老人一致认为：“始祖而寸J替A\出生地和定居地都在白驹场倪邵庄（今施家桥）,直至第九世奉桥、隆桥、石桥、板桥、柳桥老祖,始有分支迁出,但‘施家三桥’仍是施氏族人的主要聚居处.”施奉桥地券中出现的“白驹场街市居住”字样,是九世孙施奉桥迁居白驹场街市的最早物证.这些文杨史料构成的证据链,其权威性和公信力自不待言.
其实,高儒所说的“钱塘施耐庵”、胡应麟所说的“武林施某”,皆是就施耐庵的寄籍而言的.明人笔记中的“钱塘施耐庵”,不过是片言习称,钱塘（今杭州）,仅是施耐庵的寓居地,并非是其故里.倘若钱塘是其里籍,钱塘籍志为何无施耐庵记载？为伺在杭州“生不见故居,死没有坟茔,至今未见施公后裔族群？”诚如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袁世硕所言：“原籍兴化、流寓江南的施耐庵与钱塘施耐庵,在里籍上并无矛盾.”海峡两岸合作发展基金会顾问、台湾专栏作家协会秘书长、山东郓城人李在敬说得更为透彻：
兴化县即是梁山泊.施耐庵的故里兴化县施家桥,据查勘其地理环境,为四面环水,周围阡陌纵横,如不熟悉路径,很容易迷路,而这水乡泽国的风貌,与《水浒传》中对梁山泊的描述非常相似,施氏笔下的梁山泊似是以其故里为蓝图而撰写的.根据此一发现,《水浒传》七十回本,似应为施耐庵所作无误,同时也可证明,他写《水浒》虽以位在山东西南部的梁山泊为《水浒传》的地理背景,但他未到梁山泊实地勘察地形,而以故乡施家桥的地理环境为设想,而加以构写的.古时交通不便,文人闭门虚构,写的又非正史,应是常有的事,文采如苏东坡,他所骂的赤壁赋,地理环境就不对,可为一大例证.
·贰·
施耐庵身世的考证,经历了太多的反复,值得认真总结和反思.自光绪三十二年(1906)《新世界小说社报》发表《中国小说大家施耐庵传》,始引起读者注意.几乎与此同时,法部主事魏克三回故里兴化公干,在白驹偶然发现施氏宗祠,继而在施家桥村查访到施耐庵墓葬,在施氏后裔家发现多种抄本的族谱,国学大师、《兴化县续志》主纂李审言对此极为重视,在县修志局听取坐办刘仲书回报后明示：
施耐庵先生因为著《水浒传》而坐过大牢,也因为著《水浒传》享了大名,可惜他的生平事迹,不独胡欧张梁四种县志未采入载明,就是他的子孙谈到他的真相,也是“讳莫如深”.现在民国成立,文字既不为科举所束缚,人物又不为专制政体所限制,县志有所记载,从此更没有什么顾忌,那末,大文学家的施耐庵,我们可以从宽采访他的古迹和遗闻,一一载入“补遗”栏中.
遂将施耐庵史料补人民国《兴化县志》.1928年胡瑞亭在《施耐庵世籍考》一文中记述：
今秋瑞亭奉公调查户口,迤逦长途,按户编籍,至东台（按：此处笔误,应为兴化）属之白驹镇有施家桥者,见其宗祠中,所供一世祖,讳耐庵,心窃疑焉,询其族裔,乃悉即著《水浒》之施耐庵.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盐城前辈学者、国学大师章太炎弟子周梦庄在所著《（水浒传）事物杂考》中亦认为“施耐庵是兴化人可无疑”.1942年初,兴化抗日政府县长孙蔚民向接任的蔡公杰县长提出,兴化白驹施家桥是施耐庵故里,施葬在施家桥,每年族人都有隍重祭礼.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再版的《水浒》（七十一回本）出版说明中说得很清楚：
《水浒》一书,过去相传是施耐庵的作品,但施耐庵的历史材料,人们所知甚少.因此,关于《水浒》的作者,是有不同看法的,甚至有人怀疑施耐庵是一个假名字.最近有人从江苏《兴化县续志·文苑》里找到他的墓志和传记.从这两个文献来看,施耐庵这个历史人物是完全无可怀疑的,而《水浒》是施耐庵的创作,也无可怀疑.
历次调查所获取的文物史料,可以证明兴化施耐庵的存在,可以解开周恩来总理指示中所谓的“施耐庵身世现在是个谜”.新世纪以来关于施耐庵里籍的研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名篇力作频频问世.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朱恒夫2000年所撰《（水浒传）作者为江苏兴化人》和北京大学著名教授侯忠义2012年所撰《施耐庵的故里在兴化》,均持论公允.今天,我们从周恩来总理关心“施耐庵身世调查”的事件中,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一、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充分体现了他对文化事业和文物保护工作的关心和重视.周恩来是新中国第一任总理,也是终身总理.在他一生的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一直担任着党政军重要的领导职务,其工作之繁重,之艰巨,几乎无人与之比肩.而身当重住、日理万机的他仍抽出宝贵时间,关心文化事业,关心施耐庵身世调查,及时作出指示.周总理关于“要保存好（施耐庵）墓”的指示,情真意切,充满了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珍爱、对伟大古典小说家的崇敬和对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视,诠释了一位大国总理“高瞻远瞩,勤勉敬业”的崇高风范.
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充分体现了他热爱人民、勤政为民,甘当人民公仆的精神.忘我无私,一心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周恩来总理的突出特点.他把“为人民服务”的徽章始终佩戴在胸前.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是周恩来总理考虑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周恩来总理是为人民服务的模范践行者,他的一生始终以人民的愿望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他的指示反映了人民大众的热切愿望,照顾了人民群众的期盼和关切,体现了对党和人民事业无限忠诚的精神.
三、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充分体现了他实事求是、严谨细致、求真务实的精神.严谨细致、求真务实,一直是周恩来总理的工作特点.他坚持他实事求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实际工作,一贯倡导实际工作者要学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他求真务实、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为党和人民所称道.“不能因为找不到写《水浒传》关键眭文物史料觋在否认他；也不能用挖掘兴化施耐庵墓的办法来最后定论存在与否.”指示语重心长,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体现了实事求是、严谨细致、求真务实的精神.
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集中华民族广博的智慧于一身,扬炎黄子孙完美的魅力于中外．是值得世代学习的楷模.在他逝世41年后我们依然深切怀念他.今天我们纪念周恩来,绝不仅是一种重温和缅怀,我们提起的是一个永不过时的人格话题,透过随着与时俱进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去分享一种跨越时空的人格精神,感受作为一名中华儿女的尊严和自豪.2018年是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仅以此文献上心香—瓣.周恩来是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他一代伟人的千秋风范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激励着我们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继续书写中国人民伟大奋斗的历史新篇章！
（作者系泰州市历史学会副会长、泰州历史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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