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于流行和交响之间鹰交响与其由此引发的文化,本文是流行类学术论文怎么写跟鹰交响和文化思考和行走类学术论文怎么写.
流行论文参考文献：
交响”是作曲家李海鹰和广州交响乐团创立的文化品牌,经过多年的不断尝试,有了较好的口碑.2017年6月10日“鹰交响”在星海音乐厅再次奏响,又有了几分新意,李海鹰在交响音乐世界拓宽了创作路径,试图将经典民歌交响化,进一步迈向他的音乐理想.同时,作曲家近年的倾心力作——交响史诗《我们的孙中山》,更是音乐会的亮点.从2012年开始,李海鹰勃勃雄心、潜心创作,与广州交响乐团协力合作,几乎是以一己之力撑起一片流行交响的音乐天空,殊为不易.宣传海报强调李海鹰的跨界身份,而在笔者看来,他一直都在认真做音乐,只是在技术手段上有了不同的改变而已,所谓跨界不跨界与否,实在不是艺术家的关键.回看他的创作道路,确实在出道之初是以流行歌曲为人们所知.不过,他的流行歌曲一直被认为具有艺术性较强,商业时尚性较淡的品格.因此,他走向纯音乐的创作领域是顺理成章,似乎可以预见.只是在流行音乐界有这种自觉的人属于孤独的极少数.
“鹰交响”音乐会吸引了众多拥趸,星海音乐厅座无虚席.看来原团长余其铿说,把广州交响乐团交给他“折腾”是有现实基础的,因为票房有保证.当然,对笔者而言,本场音乐会的重头戏还是他的交响史诗《我们的孙中山》.我是冲着这个作品而来的,因为对他的交响音乐探索一直怀有较高的期待.那就从倾注了作曲家心力的《我们的孙中山》（李海鹰、田地、李姝、丘树宏作词）谈起.
温情与交响
“五桂山下,兰溪河畔,原野飘香,宛若天堂,翠亨村晓,醒来的阡陌上走来一个人,他就是我们的孙中山……”.朴实无华的曲调,轻柔的语气,给人的感觉颇为亲切.广州小云雀合唱团用美妙歌声开始向人们讲述一个故事,人人都能感同身受的中国故事,讲述人人都敬仰的人——我们的孙中山.这是序曲《我们的孙中山》,也奠定了这个宏大叙事的基调,以温情来描写历史伟人.第一部分的《遥遥月光》,珠三角咸水歌的曲调具有感人至深的音乐魅力,我头皮一紧,感叹：不得了,是水乡的味道.音乐如此进行,好感已经建立,虽然《童年岁月》似乎没有典型的交响语言,但仍然有很好的音乐情景想象.李海鹰是最善于运用童声的作曲家,从《弯弯的月亮》到《七子之歌——澳门》,童声合唱功不可没.这次选择国内最好的小云雀童声合唱团也是眼光独到.第二部分《辛亥风云》是作品的核心部分,交响性、戏剧性得到展示.第三部分《共和曙光》可以体会到作曲家深刻的人文情怀和理想表达.虽然说是交响史诗,但声乐还是作曲家的强项,四位歌唱家成为绝对的主角.他们都是本土成长起来的歌坛才俊,表现很落力,尤其是费琪芳的表现很出色,咏叹调《爱的旋律》被她演绎得丝丝入扣,完成质量很高.花腔最后的长音如果有更好的气息支持,或者过渡到乐队衔接就更完美了.四声部的领唱颇显气势,但需要混声合唱的支撑与附和,交响乐队再给力也没有预期的效果,可惜了.
《我们的孙中山》应当是李海鹰创作生涯中的一个大跨越,刻下多个第一次：“第一次创作大型音乐作品,在此之前最大的作品是11分钟；第一次创作以美声、独唱、重唱、合唱、交响乐团为表现手段的作品,在此之前主要是流行歌曲和管弦乐小品；第一次写粤语歌词；第一次用管风琴以及场外乐队等等.”以宏大的叙事给予观众震撼的审美效果,除了音乐的结构规模和思想主题,还表现在演出阵容的宏大：包括超过百人的交响乐团、大型的混声合唱和童声合唱,还有男女高音、男女中音的领唱、一个讲述人,舞台两旁的助唱二百多人.相对于这个作品的首演版本（2011年在中山纪念堂的演出）,当晚的演绎可谓简化版.少了混声合唱和讲述人的贯穿是为可惜,毕竟作曲家对声乐的创作更有优势.就作品而言,这个类似西方康塔塔形式的大型套曲,音乐的整体构思清晰,逻辑性严密.音乐旋律流畅动听,声乐部分具有清新自然的美,是具备较高艺术质量和听众认可度的.但是器乐部分和声就显得单薄,铜管用得很谨慎,管风琴加入效果也不明显.另外,第二、三部分重唱相互间的协调跟乐队的配合都显得较为生硬,不知道是否与排练不足有关.我们知道,多乐章的音乐需要相对宏观的艺术构思和戏剧发展方法,能构思超过一个小时的套曲音乐,说明作曲家在创作技法和艺术思路上已经颇具功力.
对于颂歌题材的音乐作品,以往给人的印象往往是比较生硬、直白,意象集中在长江黄河、巍巍昆仑和珠穆朗玛上,落入形式大于内容的窠臼.李海鹰的《我们的孙中山》不能说没有这样的痕迹和潜在意识,但是尽量回避这样的“俗套”的故意也是明显的.作者想以音乐体现一位普通而伟大的历史人物赋予更多的温情和乡梓情怀,包括直接将《国事遗嘱》谱曲,用音符说话,按说这是比较冒险的做法,但是作曲家认定了一种情感,一种家国情怀的力量.因此,音乐就有了感染人的力量.
民歌与交响
除了《我们的孙中山》的大情怀,大叙事,“鹰交响”呈现了中国音乐另一可爱的面容,即中国民歌的神韵.民歌是音乐创作的重要来源,作曲家都深谙这个“窍门”.不过令人感慨的是,中国民歌的器乐化和交响化最早是外国音乐家,像萨拉萨蒂（小提琴曲《中国花鼓》）、普契尼（歌剧《图兰朵》）等.将民歌主题交响化,老一辈作曲家做过尝试,如马思聪的《思乡曲》、贺绿汀的《森吉德玛》、马可的《陕北组曲》等.近些年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有鲍元恺的《炎黄风情》,其他还有各种形式尝试,如谭盾的《西北组曲》、黄万品的《四川民歌五首》、王宁的《交响山歌》等.
“鹰交响”的上半场,没有落入全部改编自己流行音乐作品的套路,而将笔触深入中国音乐的根部——各地经典民歌,攒出一套《中国舞曲》,多少是令人意外的.组曲集中了天南海北的多首民歌：《落雨大》（广东）、《天边》（内蒙）、《刘海砍樵》（湖南）、《天津快板》（河北）和《想亲亲》（西北）,还有那首作曲家颇为看重的《过河》（东北二人转音乐素材）.这些都是有着鲜明的音乐形象和性格的曲子,改编得生动有趣,有明显的幽默追求.如《天津快板》就直接玩了一个噱头.当然,表达情感是李海鹰所强调的,演奏前的一段话可见其创作价值认定,他选择山西民歌《想亲亲》不难猜测其重情的美学要求,这让人想起类似鲍元恺的《走西口》那样的成功典范.不过,《想亲亲》的管乐和打击乐似乎用得重了一些,弦乐的歌唱没有充分发挥.也许作曲家着重交响乐色彩的多样化,但失却了歌唱性,似乎不太值得.《过河》在组曲中是作曲家比较满意的结束曲.开始铜管的那一声滑音,增添了喜剧色彩,之前的演出中将其称为“谐谑曲”倒也挺贴切.这个作品虽以东北二人转为基础音调,但音乐还是有比较个性化的格调.出于春节晚会的气氛需要,被首唱者唱成带有滑稽小品味儿的口水歌,有先入为主的印象,带俗气.这次的改编显然比之前的歌曲和改编版本都好,是一种地道的交响乐语言,管弦乐效果明显.
就笔者的观察,新时期的歌曲创作而言,坚持传统的写作,在旋律上下功夫,采用民间曲调而不落痕迹、成绩卓著者非“南李北张”（即李海鹰和张千一）莫属.他们的音乐作品贡献了众多的优美旋律,在美学特征上都体现了简练、脱俗,与民间音乐血脉相连却又独具品格的时代性.如《弯弯的月亮》《我不想说》《走四方》《爱如空气》《七子之歌——澳门》等.这些歌曲旋律的新颖性,不仅体现在对音乐主题的提炼,更在于对主题发展和延伸.《七子之歌——澳门》的成功,很多人喜欢在童趣上做文章,在笔者看来,这个作品击中心灵的部分应当是副歌,那一段合唱应该是近三十年来歌曲创作的神来之笔,这在《弯弯的月亮》也有类似的表现.歌曲创作写一个好的乐段的成功者不少,但是过渡到第二乐段的新鲜感和内在的统一性,确实要考验作曲家的灵性和才华,而不是一种偶然.就这一点而言,李海鹰具备一般歌曲作者所没有的作曲特质.
李海鹰歌曲创作得益于长期对民间音乐的浸润,从小受民间音乐、咸水歌的熏染,在曲艺团和文工团的创作实践都是诗外功夫.有了这个基础,化民歌音乐素材于无形才成为可能.而将民歌改编为管弦乐,也是需要功夫技巧的,既要保留民歌的神韵和乐趣,也要展现交响乐的魅力,相信作曲家有更深的领悟.应当说对于中国作曲家这方面还大有可为,正如作曲家鲍元恺所言：“我们中国的传统音乐则有着西方专业音乐难以望其项背的独特神韵和丰富积淀.这些未被现代文明异化的、古老而具有永恒生命力的灿烂音乐遗产向我们展示了无比广阔的艺术创造天地.”?譺?訛然而,这种创造性并不比“无中生有”的创作更容易,要利用好民歌这一“完美的艺术材料”,将农业社会的艺术形态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审美要求转化,一定要在转化成交响乐语言时创造性地运用好和声和配器,才能像巴托克、法雅、哈恰图良、阿尔贝尼兹这些大师的作品一样,具有强劲的生命力.
流行与交响
无疑,”鹰交响“无论是音乐创新还是一种文化符号都是成功的.作为在流行歌曲领域已达臻境的佼佼者,依然痴心求新求变,这种勇于追求、勤于创新的精神十分可嘉.李海鹰表示,音乐不应该有界线,都是相通的.这要看站在什么角度去看.实际上,各种音乐的类别有着巨大的差异性,流行音乐和交响音乐之间在语言方式、美学要求等方面有着明显的不同.要在它们之间贯通,游走自如,前提条件就是艺术家要有全面的技能和素养.作品的质量见仁见智,但是李海鹰作为艺术家的可爱一面暴露无遗.管弦乐的创作在音乐语言、结构方式、音响要求等都有着巨大的差别.就创作的技术而言,歌曲的创作相对简单往往凭借创作的热情和灵性就有可能成就好的作品,但是交响音乐不会,它更像一项复杂的艺术工程,从创作时间、艺术构思、创作技术、演奏要求都需要高度职业化.李海鹰重新回到音乐学院“苦读”传统的作曲技术理论,令人钦佩.从Songwriter到Composer的转变,如果仅仅为了这个身份的改变证明自己的能力,是一种争强好胜的心理使然,其实是没有必要的.艺术家的内在文化使命感,理想主义者的艺术境界的追求,这才是难能可贵的.李海鹰显然是属于后者,“不为荣誉,不为生计”,是纯粹为了用音乐开拓精神空间,创立自己的文化品牌.流行音乐的很多手法已经不能满足作曲家的创作要求,那么求助于管弦乐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从“鹰交响”的多场音乐会看来,作曲家的视野还是相当开阔的.开始是将自己的流行歌曲、影视音乐改编成管弦乐,后来又尝试将民歌改编（如《中国舞曲》）,同时也有像小提琴与乐队《抒情小品六首》等.流行交响乐在世界音乐舞台有着一定的地位,如辛辛那提交响乐团、波士顿交响乐团等.“鹰交响”显然有意识向这些靠拢,拓展成为世界性的音乐文化品牌.但是,需要提醒的是,流行交响乐除了演奏形式上的模仿借鉴,作为立足南粤（或者说中国）的文化创造,最好在美
学上有自觉,在创作与表演中秉承一定美学趣味和艺术品
格,对流行交响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认定坚持不懈.
其实,流行音乐与交响音乐无法给出绝对的价值比较,两样都有良莠高低,流行音乐做得很精致、高雅也未尝不可.二者可以在表现手法、表现形式上可以互借,但优秀的音乐几乎都表现出经典的素质,最终的艺术目的和美学价值上是可以相通的.流行音乐从业者完全没有必要妄自菲薄,艺术的意义在于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达到目的大可不必在途径和方法上贴上标签.如果说音乐家的音乐表达需要借助交响乐的形式,固然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认为交响乐的形式就比电声乐队高大上,在价值上必定高于流行的乐队,那就是一种不合时宜的自卑了.对于现代乐队,只要运用好,作品质量足够高,说不定还非得是电声的效果才好.如奥尔夫《布兰诗歌》（CarlOrff）的管弦乐与现代乐队的结合,安德列·瑞欧（AndreRieu）和他的编制独特的管弦乐队,欧菲尔德（Mike
Oldfield）的充满新意的音响,一样得到人们的喜爱.
结语
既然“鹰交响”标榜为一个文化品牌,说明作曲家和广州交响乐团都有对这一文化价值的认定和追求,是难能可贵的文化自觉.流行与交响不是简单的结合,既不能简单地说是交响音乐的通俗化,也不能说是流行音乐的高雅化,而是一种新的文化品格的追求,是在拓展一条新路.执意创造一种雅俗共赏的音乐形式,一种新型的交响音乐会.就像音乐会的微信推文中所言：这个“独特的文化品牌,音乐上具有李海鹰鲜明的个人性格,还有广东的情怀和用音乐讲述中国故事”.同时在音乐的创作选题、音乐会形式、商业推广上确立相应的、具有现代意识的新模式,譬如坚持选题上的流行性,坚持作曲家本人担当指挥等.创立自己的音乐语言特色,在乐队编制中可以大胆启用民族乐器.当然这个要得当,甚至要智慧地运用.像交响序曲《亮剑》对板胡和管子的运用就很好,而水墨音画《弯弯的月亮》要铺陈珠江的月色,就不吝使用最有广东特色的高胡或者椰胡.也就是说,建立一种“鹰交响”的音乐美学,这是值得深入思索的.
有人说李海鹰是理想主义者,也许他的内心世界中正在建筑理想的音乐世界,但是,这个理想对中国文化和交响乐文化更全面深入的思考,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才能实现.可喜的是,在文化市场中,“鹰交响”似乎交出了不错的“报表”.雅俗共赏的市场定位,在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的乐迷中均能获得份额.更重要的是,流行性铺垫了听众的听觉基础,交响性拓展乐迷们的听阈,让更多的朋友在交响乐中获得快乐.当今的古典乐迷群体毕竟是小众,而鹰交响通过长期的培养必将势成大众.若成为“引诱”更多的朋友走进音乐厅的中间道路,功莫大焉.
现在中国的大中城市都在卯着劲创建高雅文化,提升城市的文化格调和形象,音乐厅越来越多,越来越豪华,势必建立更多的交响乐团和音乐会演出才能适应这一波新的文化潮流.“首先要通过各种方式把观众请进音乐厅,这是拉近交响乐与观众心灵距离最直接的方式,也是培养观众的最佳时机.”他所痴迷并努力的也许正与时代暗合,就如同当年他痴心写流行歌一样,那一股潮流托起的、在浪尖舞蹈的又是他.既然有天时地利,可知前途的一片光明,当然要成就一种文化风气,坚持讲述中国的故事,讲好中国的故事,路还很远.还是中山先生那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麦琼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荣英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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