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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北京人艺”演出了话剧《我爱桃花》.笔者观赏了演员尹铸胜和梅婷“让多少爱可以重来”的情感戏剧之后,当即激起我对当年一场桃花梦呓的怀想.不过,它不属于儿女喃呢的情爱范畴,而是知识分子的一曲梦中彩虹；在那旋而即逝的桃花梦中,深藏着中国的历史的经纬,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绝唱.故而笔者行文,将当年驿路桃花之情梦,呈现给今天的读者……
上
记得,前几年香港凤凰卫视采访我时,曾问我这样一个问题：“在你二十年马拉松长跑的悲怆记忆中,有没有留下一点点美好的记忆？”我说：“有.在北京南郊的团河农场,那儿曾经有个几百亩的桃花园.那里不仅是我个人——也曾是受难知识分子的‘桃花源’.令我难以忘却的是,在那片桃花园旁的小河沟旁,还有幸与潘汉年有一面之缘.”
今天回眸起这段日子来,近似于一篇冰雪驿路上的历史童话.1962年3月,周恩来召开了“为右倾分子平反”的广州会议,会上不仅宣布为写下《洞箫横吹》的剧作家岳野平反,在进餐时,陈毅还特意为岳野敬酒.虽然这只是一条短而又短的新闻,但就是在这股送暖的东风中,我们这些与“地、富、反、坏”杂居于一条大坑上的“老右”,在1963年便从东、西、南、北、中的各个劳改场矿,一块儿被送到了这片桃花驿站来了,让受难知识分子看见了一线生命的曙光.
当时,我在这儿当上桃园班的生产组长,从春天桃花吐艳到秋时结出满树的蜜桃,桃子的品种从“五月鲜”到“晚黄金”,还有各种偌大的蟠桃（俗称“寿桃”）,因而我在桃花丛中劳动的时候,比在铁矿开矿和在炎阳烈日下插秧,要轻松得多了.因而,我常常情不自禁地暗暗吟诵起郭沫若在《棠棣之花》中的桃花诗章：
春桃一片花如海
千朵万朵迎风开
花从树上纷纷落
人从花中双双来
心中吟诵这个诗章,并非有什么白马王子的孟浪情怀,完全出自于对愁楚心绪的释放——因为在这片桃花园和旁边的千亩葡萄园中,不仅有“老右”群体,还有假释到这儿来蒙冤的老革命潘汉年——他常在桃花园一条小河对岸垂钓.最初我以为这个钓鱼的老头儿,是赋了闲的农场领导,在桃花丛中享受晚年；但是在场部剧班搞美工的画家赵华川对我耳语说：“他就是当年在白区搞谍报的潘汉年.”最初,我不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他的名气太大了.后来在一次回京探亲时,我曾向我的前岳丈张宗麟询问——他在上海地下党时,曾与潘汉年有过多次的工作接触,他根据我述说的形象,确信就是潘汉年.因为他知道潘汉年已获得假释,但具体地点不详,这与赵华川对我谈起的情况十分吻合.昔日,读中国史料中记载,潘汉年谍报工作几乎覆盖了旧中国的方方面面,从青、红帮会一直搞到汉奸头子汪精卫身边.这么一位开国功勋,步入大牢已经让人费解；此时此刻,我能与之隔河相望,简直近乎于一个时代寓言.
心中越是疑惑,越想得到对钓鱼老人的准确定位.有一天,一个机遇来了：管理桃园的中队指导员董维森,来桃园检查工作.我身为生产组长,在值班室向他汇报完桃树的施肥情况之后,斗胆询问他：“董指导员,我……我……想问一个不该问的问题……河沟对岸那钓鱼的老者,是不是潘……”记得,当我的“潘”字出口之后,董先是望望窗外的河沟,然后那双闪亮的眼睛,立刻盯在我的脸上.很显然,这是一个超越阶级界线的问题,尽管他在劳改干部中,属于关爱知识分子的类型,但他毕竟与我们隔着一条时代的阶级界河,我有份的询问,不是给人家出难题吗？
我有点后悔我的鲁莽,但并没有失去希望.因为在此之前,我和他在一次特殊的接触中,对他有一种全新的理解：一天收工后,他把我叫到队部办公室并打开他办公桌上的一个纸盒子.我正在不理解其意之际,他从里边拿出来一支蓝色花纹的钢笔.我顿时愣住了,因为这支蓝色的派克笔,与我1950年代行文时用的派克笔一模一样；1960年我被收监后,上缴给了收容所一位姓严的队长.三年多过去,我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劳动,早就把它忘却了——因为它和我这个劳改犯再没有任何关系.
“看看这是不是你过去写文章那支笔？”董维森一边问我,一边把那支派克笔推到我的面前.
我拿起来看了看,立刻百感丛生.我在“反右”之前出版的三本书（短篇集《七月雨》《曙光升起的早晨》和长篇《南河春晓》）,正是用它写成的.由于写字时食指不断用力之故,钢笔上面的罗纹已然有所磨损,因而我点头称是之余,便坦言这支钢笔对我来说,已经是可有可无了.几年过去之后,它怎么也和我一样,“流浪”到桃花驿站来了？
董维森对我木然的表情,有点愠怒.他的声音突然拔高了八度：“是你感到怪异吧？让你感到怪异的事还多着呢！我告诉你,除了你的笔转到桃园来了之外,去你家查抄的书稿,也一块转到咱们桃园中队来了——我翻了翻,其中有你写北京青年去开垦北大荒的手稿（即1980年代出版的长篇《北国草》）,还有……”他端起茶杯喝了口水,显然是在控制他对我的急躁情绪.放下水杯后他的情绪和缓了许多：“从维熙呀,你的脑子进了水了,还是得了痴呆症,你怎么不想想,你和你的笔以及文稿,为什么和你一块儿来到咱们团河农场,难道这一切都是偶然的吗？”
真是应了古代传留下来“响鼓不沉捶——一点就‘嗵’”的这句民谚了,我顿时明白了董指导员这些话中的意思：知识分子的命运正在发生变化,不然的话连人带物,都不可能到首都之畔的这个桃花驿站里来.我向董维森表示了谢意,接过那支派克笔后,鼓着勇气询问了他一句：“那些书稿……也是退还给我的？”
董抿嘴笑了笑：“你醒过闷儿来了？”
我答：“我没想到,真的没有想到.”
他告诉我,查抄的我的书稿和往来信件,整整一大纸箱,临时存在场部档案室.我星期天休息回家时,可以取出来拿回去.我要离开队部办公室时,他又低声地告诉我,让我回家安慰一下老母亲,形势如果没有大的变故,希望团河农场的桃园是你们最后一个劳改驿站了.
我的心狂跳如同捶鼓.正是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和董维森对我倾吐出来的心底之声,我才有勇气向董维森询及钓鱼老人的事；否则,我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向他提出这个问题.
他反问我道：“你听谁说的？”
“过去我看过他在报纸上的照片,隔河看去有点像他.”我没有把赵华川的名字说出来.
“噢！你的记忆力还不错么！”董含糊其词回答我说,“那你就凭记忆去判断吧！”
当年,这种似是而非的回答,就算是很难得了.之后,我对那位垂钓的老者,本能地增加了亲切感.试想,一位开国功勋,一个地工奇才,也要承受这时代的苦难,实在比我们还要痛苦得多.因而,我对他隔河招手或偶尔相视一笑时,自然而然地多了些对革命长者的敬意——因为他在1955年“肃反”时就身陷囹圄,落难的日子比我们还早上两年.前有辙,后有车,此时我和他能在桃花林中相见,真是应了那首古诗：“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基于内心的敬仰的冲动,我有过一次十分出格的行动：那是夏日采摘大桃的日子,组里成员都去装筐运桃去了,只有我一个人在值班房,负责过秤,等待汽车来拉走桃筐.就在这一瞬间,我看见那位钓鱼老者正在树下发呆.这时我突发奇想,让那比我心灵还要苦涩的前辈,也尝尝生活的甘甜.我从桃筐里遴选了两个熟透了的蟠桃,先是想给他扔过去,但怕损伤了蜜桃的形状,想来想去,忽然计上心头,我从值班室找出来一个塑料盒子,再把两个蟠桃放进盒子——我想如同放河灯那般,让两个寿桃漂浮到小河对岸.
干此事时,我心跳如同擂鼓,但这儿只有我一个人,因而是只有天知、地知、我知的事儿.但当我正要把果盒放进水里的时候,这位惊世的老地工,似乎看穿了我的用心,先是连连对我晃动他头上的草帽,然后便夹起钓鱼竿匆匆离开了河沟对岸.
我失望至极,觉得老人有点令人费解：微笑可以,招手可以,为什么动真格时老人反而选择了逃避？事后剧班的画家赵华川,是这么为我解疑的：他认为老人对目前的形势,不像我们这么乐观.他举了一个事例说给我听：“我工作的剧班,在他囚居的小院旁边.有一次他在院内树下看书时,我好奇扫了一眼.你猜他看的是什么书？果戈理的《死魂灵》.我仔细看看,他没有阅读文字,而是翻看小说中的一幅幅插图.这是不是他内心世界的自白？”
“什么自白？”我不太理解赵华川话中的含意.
“就是灵魂已经死亡的意思呗！”他说.
我说他的微笑和招手,似乎对生活没有失去希望.赵华川不以为然,他认为那只是老人的表象,内心世界比我们要悲观.谁能准确地号准这位老革命的心脉呢？
我虽然觉得赵华川的话不无道理,但内心深处仍然沉迷于希望之中.这不仅因为我的派克笔和查抄书稿,归还到我的手里,更有一个逃号事件,让同类们感觉五更寒天可能即将过去：一个名叫张志华的,逃离津北的茶淀劳改农场后,在广州和新疆“自由”了两年多,被抓捕后既没有判刑,也没有受轮番批斗,只写了篇书面检查,就被送到桃花驿站来了.这是震撼“老右”们的一个解冻的信号,因而在桃子事件中,潘汉年对我的影响,很快被解冻的热浪化解为零.
特别让我永生无法忘却的,是骑着一辆自行车,回家探望老母和幼子的日子：我的自行车的车把上,挂着一袋刚刚采摘下来的鲜桃（多少钱一斤,由于年代久远我已记不清了）,车后座上捆绑着一个纸箱,里边装的是退还我的书稿和信件,这是我劳改生涯中最为快乐的时刻.从地处大兴的团河农场桃园到我家,约有二十多公里的路程,我骑的自行车又是一辆破车,加上夏日炎阳似火,大汗淋漓的我却忘记了疲惫.何故？只因为生命中的一丝曙光,覆盖了我的精神伤痛.
到了家里,老母亲惊异的泪水夺眶而出.我年幼的儿子,虽然还不太理解人世间的沧桑,但全家团圆之乐也让他兴奋得又跳又蹦——特别是我又带回来蜜桃和被查抄走的书稿,让这个苦难之巢中,突然有了欢乐的音符.记得,老母亲曾泪眼汪汪地问我：“是不是快有盼头了？”我一边为母亲擦着眼泪,一边安慰她说：“快熬到头了,连队长都这么说.”
谁也没有料到,这就是知识分子美梦的顶峰.进入1965年之后,第一件让人费解的事,在桃花林中发生了.一天,我正在桃园为桃树剪枝,赵华川神色不安地走到树下,匆匆地对我耳语说：“有个不好的消息,潘汉年不见了.听说他不再假释,又被收押到监狱去了.至于究竟是什么时候走的,没有人知道.他结束假释重回监牢,是不是历史要‘杀回马’的不祥信号？”听到这个信讯后,我手里那把修剪桃树的剪刀,从手里脱落下来,扎在了我的脚背上.好在当时正是初冬,我脚上穿的是棉鞋,没有伤及皮肉.对于赵华川提出的问题,我回答不出一个字来.
桃园钓客的突然重新收监,当真是中国历史的风标.不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在那山摇地动的日子里,来自东、西、南、北、中的劳改,重新踏上漫漫的风雪征程,重新回到津北的茶淀农场.记得在临行的前两天,董维森特意把我叫到队长办公室,对我袒露他的心声：“天有阴有晴,月有圆有亏,你们知识分子改造的路还很长,你要有足够的精神准备.”我感谢了他语重心长的叮咛.在离开他办公室之际,他又叫住了我,破例地放我一天假,让我回家一趟：第一看看老母亲和儿子；第二让我把发还给我的手稿,让老母亲*好.我听得出来,他的弦外之音是在提示我,我们这些对象的家宅,在“”中还有可能被查抄……记得,我走出他办公室的瞬间,心跳如同擂鼓；眼泪也随着心跳,默默地滴了下来.因而,这成为我离开桃花林时,不能漏下的最后一笔——因为他是我二十年流放生涯中,众多人员中难觅的好.
下
当历史进入新时期的1979年,我才从一个劳改之囚,由鬼还原成人,回到北京.多年的苦水,已然淹没了我对桃花残梦的记忆；但是在1983年的一天,河北家乡电视台采访我的主题,就是重回旧地觅故.如同一声惊雷,我想到了团河农场那片富有历史斑痕的桃花林.经电视台和北京劳改局联系,说农场欢迎我去访故,于是在当年的春夏之交,我便踏上了寻梦的行程.
重新走进那片桃花林的时候,桃花已然快要凋谢,但留在枝叶间的桃花,依然唤醒我逝去多年的梦幻.董维森已然调走,到北京西城分局搞刑侦去了.来自天南地北的昔日难友,也都返回自己原来的城市——令我内心极度忧伤的是,那位曾与我有过苦难情缘并隔河相望的潘汉年,没有返回自己的星座,他已然离开了人间去了天国.我回归京城之后,曾迫不及待地寻找这位前辈的下落,历史资料告诉我如是的史实：在“”中,他的假释作废,这位当年的桃园钓客,与他的妻子董慧一块儿被送往秦城监狱.“”后期的1975年,他和妻子又被发配到湖南茶陵农场劳改；1977年春天肝病爆发,这位为挽救民族危亡,而走上谍报工作的元老,于当年的4月14日,含冤病死在湖南一所普通医院,时年七十一岁.更为令人感叹唏嘘的是,他住院时的名字和死后出现在湖南墓碑上的名字,都不是用潘汉年的实名,而是用当年从事谍报工作时的化名肖淑安.是出于他个人的怀旧？还是当时不许泄露潘汉年的消息？笔者不知,披露历史资料的人,也不知其内情——直到他死后第五年的1982年,潘汉年得平反之后,沉冤了二十七年之久的他,才复用了潘汉年的真名.
历史何以如此无情？历史何以又深藏着前辈人的伤痛？因而当我回访团河农场时面对他曾经垂钩的小河和那片桃花林,突然想起历史剧《桃花扇》中的几句悲情诗句：
去年今日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
桃花依旧笑春风
陪同我觅故桃花林的是新任的劳改农场的场长,还有曾经管理过我们的高元松队长和技术员云照洋.这块土地真比得上一面历史的镜子,不仅知识分子受难群体,在这儿留下了足迹——我们离开这儿之后,又有一批批另类人群,在这儿接受过审查.比如,林彪飞机坠毁在蒙古的温都尔汗之后,林彪之子林立果选中的*张宁,一度曾被囚禁在这儿接受审查；与我一度为邻的文坛硬汉萧军告诉我,他和北京作协许多作家,“”中后期也曾被关在这儿接受“”冼礼.因而,当我穿行在桃花林时,我忽然感到那一片片坠落地面的桃花,红色中都沾有历史的斑斑血痕；这不是孟浪的臆想,而是桃花林演绎出来的历史真实.
出于心中百感交织,加上农场干部们劝酒——那天我在农场午餐时,喝酒便失控了.据电视台的记者事后告诉我,我曾在餐桌上,说起两只天鹅的轶事：当年东北兴凯湖劳改农场,曾经给团河农场送来捕获的两只白天鹅.当年人们还不知珍爱鸟类,农场干部怕它飞走,便剪断了它飞天的翅膀.我每每看见它俩步履蹒跚行走的时候,便立刻联想到这是知识分子的化身.但是让我想像不到的是,这两只善良的天使,在环境的熏陶下,也能渐渐地失去天使的善良,而变成人间的恶神——这两只天鹅,只要看见衣衫褴褛的劳改人员,便拍打着被剪断的羽翅,朝劳改人员追赶过来.人性能变,鸟性也能变,这是我在桃花林这个劳改驿站,最为独特的感悟.酒后吐真言——在餐桌上,当着劳改农场领导干部的面,我竟然忘我地说开了天鹅异化的童话,当真是到了忘我境界.
可是人是有情物,酒也是有情物.两情合二为一,便有了我回访桃花林的上述表演.自从进入历史新时期,到今天的2017年,我有三次醉酒的经历：第一次,是我1982年出访澳大利亚归来,刚刚踏上国门广州的时候；第三次大醉,是我在1988年,在宝岛台北《联合报》的招待会上；酒醉劳改驿站桃花林,是其间的第二次.那天我在桃花园酒醉后,在电视台送我归来的汽车上,便开始呕吐,就像在桃花林倾吐心声那样,把午餐时的食物吐个精光.
待我从酒醉中清醒过来,我并没有对醉酒自悔.为什么？那是我内心世界的真情道白,而真诚是做人的根本.但是我也有所失落,因为没能看见在苦难的历史岁月中,关爱知识分子的董维森.知恩当报,我开始寻觅他的踪影；但令人感叹的是,当我找到北京西城分局的时候,董维森已经在不久前离开人世了.我悲叹时间无情之余,亲自赶赴他的家里,去探视他的妻子.我除去给她带去些补品,让她好好活下去之外,还送去一束红白相间的桃花,还有一本我初版的《走向混沌》,因为在书页的字里行间,也曾留有董维森的名字.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当鸡年2017年春日即将到来时刻,生于1933年鸡年春天、已然八十四岁老翁的我,见时令又快到桃花吐蕊的春时,写此《桃花情》的忆旧拾荒文章,以不愧对昨天的历史与今天的人生.
简而言之:上述文章是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桃花情和拾荒和人文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情人本科毕业论文情人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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