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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钟嵘论文写作 时间:2023-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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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钟嵘《诗品》阮籍条的疏证历来较少,本文基于阮诗和历论家评述,对此条进行详细阐释.首先,阮诗继承了《小雅》的现实情怀,“怨诽而不乱”;其次,阮诗虽不重雕词琢句,但在意象布局等方面却颇具“匠心”,钟嵘基于争奇斗巧的齐梁文风背景下认为阮诗“无雕虫之巧”;而且《咏怀》诗常有万物变迁引发的人生感慨,也有对现实政治的有感而发,这种情思往往寄予在“鸟”“香草”“美人”等意象之中,显得隐晦难测,可谓“归趣难求”.由此,足可见钟嵘评价的契合之处.

关键词:诗品;阮籍;小雅;意隐

作者简介:湛晓悦(1995.1-),女,汉族,河南信阳人,河南大学文学院2014级本科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21-068-03

钟嵘《诗品》评论了自汉迄梁122位五言诗人,将其分为上、中、下三品,许多精妙的见解成为后世诗话评论的金科玉律,《四库全书总目》称其“每品之首,各冠以序,皆妙达文理.”[1]王世贞《艺苑卮言》亦赞之“折衷情文,裁量事代,可谓公允,词亦奕奕发之.”[2]阮籍作为正始时期影响最大的诗人,他的八十二首《咏怀》诗促进了五言古诗的定型与发展,在魏晋文坛具有突出地位.钟嵘《诗品》将其列于上品,他对阮诗的评价诸如“其源出于小雅”“厥旨渊放,归趣难求.”[3]等历来备受关注.通过对《诗品》阮籍条进行考论,有助于我们了解钟嵘的文学批评标准,把握阮籍的诗歌创作风格,同时也能帮察魏晋以后《咏怀》诗的接受情况.

一、其源出于《小雅》

钟嵘《诗品》上品第七称“晋步兵阮籍”其诗“源出于小雅”,王夫之《古诗评选》赞之曰:“钟嵘‘源出<小雅>之评’,真鉴别也.”[4]通过对阮诗与《小雅》的比较分析,钟嵘的追溯却有合理之处.

《孟子?万章下》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5]知人论世这一文学批评标准在分析诗歌时同样适用.一方面,阮诗与《小雅》产生的时代背景具有相似性,《小雅》萌于西周东周交替之际,诸侯争霸,阮诗孕于曹氏司马氏争权之际,杀戮不止,方东树《昭味詹言》就此称:“阮公之时,真《小雅》之世也.”[6]另一方面,就创作主体而言,《毛诗大序》云:“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小雅》不像《国风》来自地方歌谣,它的创作者多是士大夫阶层,眼光立足于国家兴亡与百姓哀乐;而阮籍曾任步兵校尉一职,属于魏晋名士之列,他的《咏怀诗》八十二首自觉继承了《小雅》的现实情怀,虽然诗歌主旨大多隐晦,但诸如《湛湛长江水》《驾言发魏都》等诗都与时政得失紧密相关.

钟嵘《诗品》溯源流最根本的标准是“体”,“体”即“风格”之意,阮籍《咏怀诗》“怨诽而不乱”的风格很明显与《小雅》一脉相承.尽管他们诗中每每流露出“怨诽”之情,但其基本动机,乃是源自于士大夫诗人“悯时伤乱”的情绪,源自于家国忧患,身世之伤.《小雅》中常见“忧”、“伤”、“悲”等字眼,阮籍《咏怀诗》恰恰也具有这种特色,而且他把人生问题上升到哲学高度,诗歌境界更为高远,他的忧时伤世不像《楚辞》那样源于个人的不幸遭际,而是超出个人的哀乐,流露出一种伟大的孤独.[7]另外,在情感基调方面,阮诗具有《小雅》诗人之志,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自叙》中说:“今注嗣宗诗,开篇鸿号翔鸟,徘徊伤心,视《四牡》之诗‘翩翩者鵻,载飞载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我心伤悲’,亦复何易?嗣宗其小雅诗人之志乎?”[8]所以阮诗当源出《小雅》,两者都善于抒发内心忧愤与苦闷,长于针砭时政,情感志向相通.

二、无雕虫之巧

关于“雕虫”,扬雄《法言?吾子》云:“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汉朝学童学习秦代书法有八体,其中虫书、刻书两体最是纤巧难工[9],钟嵘是借此说明阮籍诗歌不刻意追求雕词琢句与谋篇布局的技巧.

首先,从描写上看,阮诗没有繁琐细密的铺叙,往往直接言事.如“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忧愁不能寐,起坐弹鸣琴.”(其一)开门见山即言诗人夜间活动,紧接着发出“不能寐”的感伤,没有旁枝末节的延展,完全不似陆机诗般繁富;其次,就文辞而言,阮诗中很少见华丽的藻饰,多是表情达意的质朴之语,显得自然流畅.但是,阮籍也绝对没有废弃人工,甚至在意象的选择上颇费苦心.他的诗歌虽然没有艰奥生涩的辞章,但是在朴实的字句下,往往另有一层深意,给读者留下广阔的揣摩的空间.

可以说,阮籍是具有匠心的,他的诗也经过深思熟虑的安排,他巧妙的运用各种意象将自己的情感蕴藏其中,这本就是一种人工的雕琢.正如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八言:“阮公《咏怀》,神至之笔.观其抒写,直取自然,初非琢炼之劳,吐以匠心之感”.如此说来,钟嵘说阮诗“无雕虫之巧”是否就是错误的?联系钟嵘的身世和文学创作的时代背景可知,他的论述也是有道理的.据《南史?钟嵘传》记载:“嵘,齐永明中为国子生.”齐梁时期文风浮华,诗人创作“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10]当时的文坛大家如谢灵运等也都好雕词琢句,诗风清丽,与此相比,阮籍诗就自然显出畅达朴素,不好雕饰的特色.

三、而《咏怀》之作,可以陶性灵,发幽思

“可以陶性灵,发幽思.”意为能够陶冶性灵,阐发深远的思想.阮籍的《咏怀》诗很少确有所指,大多隐晦地表达对人生的感慨,这种多感的情思,上承《古诗十九首》,下启南朝、唐代等后世诗人.

阮籍《咏怀》诗中的时间意识继承了《古诗十九首》的神韵,幽思深远,王夫之《古诗评选》对此说道:“步兵《咏怀》自是旷代绝作,远绍《国风》,近出于《十九首》,而以高朗之怀,脱颖之气,取神似于合离之间”.《古诗十九首》中常见人生苦短的感慨和及时行乐的劝慰.阮籍也多因自然景物和季节变迁触动时光易逝、福祸无常的感慨,他既有“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其三)“视彼桃李花,谁能久荧荧.”(其十八)的感伤,也能学《古诗》诗人之志,借“但尔亦自足,用子为追随.”(其四十六)聊以.

另外,阮籍常抒写个体孤独与忧患的情怀,他的《咏怀》诗“徘徊”“忧愁”“伤心”“独”等词频繁出现,足可见诗人的孤寂心境,至于“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其三十三)“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其三)更是直接表现自己在现实中的艰难处境.对此,李善《文选注》解释说:“嗣宗身仕乱朝,恐罹谤遇,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11]这种深沉的思索对初唐诗人陈子昂影响很大,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涕下.”(《登幽州台》)与阮籍这类诗有异曲同工之妙,皎然《诗式》卷三《论卢藏用陈子昂集序》就曾指出:“子昂《感遇》三十首,出自阮公《咏怀》.”[12]

四、洋洋乎会于《风》《雅》,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

关于“洋洋”,《论语?泰伯》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郑玄注:“周道衰微,郑卫之音作,正乐废而失节,鲁大师挚识关雎之声而首理其乱,有洋洋乎盈耳听而美之.”所以,“洋洋乎会于《风》《雅》”是指阮诗产生于易代之际,风格合于“风”“雅”的美感特征.[13]

“使人忘其鄙远,自致远大.”此指“阮诗言近旨远,语近情遥之美感功能,使读之者忘却己之凡俗鄙近,自致阔大之襟怀,渺远之忧思.”[14]正始时期玄学兴盛,这一时期的诗歌或多或少都沾染着老庄哲学的气息,阮诗中浸透的哲理思索传染给读者便自然引发一种幽深的美感.他的诗中常以自然之道观照人生之道,如“清露被皋兰,凝霜沾野草.朝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其四)“霜露”易逝暗寓“年华”易逝,可谓思理之中散发着美感,能够使读者忘其鄙近.

“颇多感慨之词”,此处的感慨除了上文提过的人生感慨和哲理情思,更多的是关于现实政治和社会的感慨.一关乎功名志向,据《晋书?阮籍传》记载“籍本有济世之志,属魏晋之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以为常.”[15]阮诗中常有此类隐居避世,任情放诞之作;二是对现实政治有感而发,《毛诗大序》云:“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对于曹魏政权的弊端,即使深知却万万不能主文谲谏,阮籍只有隐晦地借诗抒发感慨,如“战士食糟糠,贤者处篙莱.歌者曲未终,秦兵已复来.”(其三十一)实际上是借古讽今,抒发对魏王享乐无度的忧愤.对此,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云:“《咏怀》之作,其归在于魏晋易代之事”.

五、言在耳目之内,情系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颜延年注解,怯言其志

“言在耳目之内,情系八荒之表”意为阮诗叙述的事物都在耳目所及的范围内,但寄托的情思却在八荒以外的地方.明许学夷认为这是比兴手法引发的效果,他在《诗源辩体》中说:“嗣宗五言《咏怀》八十二首,中多比兴.体虽近古,然多以意见为诗,故不免有际.其他托旨太深,观者不能尽通其意.钟嵘谓之‘言在耳目之内,情系八荒之表’是也.”[16]首先阮籍创造性地大量使用飞鸟意象,在诗中构筑自我的理想世界,据秦丙坤《阮籍咏怀诗中的飞鸟意象与三重世界》统计,八十二首《咏怀》中“鸟”这一意象共出现三十九次之多,包括“玄鹤”、“鸿鹄”、“云间鸟”、“鸣雁”、“黄雀”“鸣鸠”[17]等等,种类多样,丰富多彩,所寄托的情感也是深沉难测.而且,阮籍继承了《离骚》借香草、美人寓托情志的象征手法,《咏怀》诗中“兰”、“皋”、“藿”、“莱”、“蓬”、“草”、“妃”、“嫔”等意象俯拾即是,如果以咏叹高洁的意旨悉数概之,显然说服力不够.

意象的丰富性容易引起诗歌意旨的多义性和模糊性,使人很难把握阮诗的真正意图,钟嵘谓之“厥旨渊放,归趣难求”,着实契合.此外,阮籍也常借古讽今,或借游仙讽刺世俗,这些都共同塑造了《咏怀》诗含蓄委婉的特征,虽是常见之景、常见之事,却往往另有深意. 难怪“颜延年注解,怯言其志.”颜延之敬佩阮籍,曾为之作《五君咏?阮步兵》,他与沈约就阮籍的十九首咏怀诗作注,被萧统收于《文选》.但颜延之只对其中的三首诗进行过注解[18],而且没有探求阮籍诗的情志思想,钟嵘是借此事佐证阮诗趣向的确难寻.

总之,钟嵘对阮籍的这种评价,评论家大多予以肯定.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称:“阮旨遥深.”[19]沈德潜《古诗源》亦附和:“阮公咏怀,反覆零乱,兴寄无端.和愉哀怨,杂集于中,令读者莫求归趣.”[20]李希圣《论诗绝句》也言:“感慨无端托兴深,《咏怀》谁识阮公心?”于今,阮籍八十二首《咏怀》诗中,多数诗的主旨尚存在争辩,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阮诗意隐的特征.

注释:

[1](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738页.

[2](清)王世贞,陆洁栋注:《艺苑卮言》卷三,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51页.

[3](梁)钟嵘著,周振甫注:《诗品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1页.下文阮籍条所有原文皆引自此版本,不再一一列举.

[4](清)王夫之著,李中华等校点:《古诗评选》卷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681页.王夫之对阮诗的评论皆引自此版本,下文不再另作标注.

[5](战国)孟轲著,金良年译注:《孟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63页.

[6](清)方东树著,汪绍楹校点:《昭味詹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81页.

[7]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5页.

[8]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页.下文所引阮籍《咏怀》诗皆来自此版本,不再另外标注.

[9](梁)钟嵘著,周振甫译注:《诗品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1页.

[10](唐)李延寿:《北史》卷七十七列传六十五之李鄂,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614页.

[1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37页.

[12](唐)皎然撰,李壮鹰校注:《诗式译注》济南:齐鲁书社 1986.年版,第162页.

[13]参见王丽莎:《钟嵘诗品阮籍条考论》,许昌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对“洋洋”的有关论述.

[14]曹旭:《诗品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29页.

[15](唐)房玄龄等:《晋书?阮籍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18页.

[16](明)许学夷:《诗源辩体》卷四,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5—86页.

[17]秦丙坤:《阮籍咏怀诗中的飞鸟意象与三重世界》,贵州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18]参见王丽莎:《钟嵘诗品阮籍条考论》,许昌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颜延之注解阮诗的有关论述.

[19](南朝梁)刘勰著,王运熙注:《文心雕龙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1页.

[20](清)沈德潜:《古诗源》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36页.

参考文献:

[1]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2](唐)皎然著,李壮鹰校注.诗式译注[M].济南:齐鲁书社,1986.

[3](南朝梁)钟嵘著,曹旭集注,诗品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4]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5]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4.

[6](清)沈德潜.古诗源[M].北京:中华书局,2006.

[7](清)王夫之.古诗评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8](南朝梁)刘勰著,王运熙注.文心雕龙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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