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南纳北：江南和中原文化之关系仲雍和言偃对中华文化的历史贡献,该文是中华文化有关专升本论文范文和江南和仲雍和关系试论仲雍相关学士学位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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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这是唐代诗人常建赞美常熟的名篇,千百年来,被无数天南地北的人们传诵着.诗里提到的古寺,就是常熟虞山北麓的兴福寺,古称破山寺.
2016年夏天的一个清晨,有幸受常熟市政协之邀,初次到兴福寺参访,发现古寺依然香火旺盛,而寺外则面馆密布,生意兴隆.品尝一碗当地特有的蕈油面,不禁联想起早年在西安求学时常见的岐山面.由于配料不同,它们的口味差异很大,但主料相同,都可归为小麦面食.中国的小麦最早出现于西北等地区.据说岐山面以岐山命名,与周文王有关.那么地处江南的常熟,为什么会有与北方相近的饮食习惯呢？近期阅读常熟市政协文史委携手本地专家学者编撰的《让国南来——仲雍》（以下简称《仲雍》）《南方夫子——言偃》（以下简称《言偃》）等书,使我真切地感受到,江南文化与中原文化早在三千年前就已血脉相连,经过千百年融南纳北的历程,江南文化现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主体文化之一.这一切,与仲雍与言偃两位常熟先贤的开拓与引领贡献是密不可分的.
仲雍协兄让天下,流芳万古传至德
据《仲雍》所录史料记载,周人是古老的农业部落,传说其始祖名弃,在尧、舜时任农师,受封于邰,号后稷,姓姬.弃之子孙世代为夏朝农官.传至不窋,因夏政衰,失官而返邰.其孙公刘率族人定居于豳.公刘传十世为古公亶父,因受薰育、戎狄的进攻,从豳迁徙到岐山之下的周原（今陕西扶风、岐山间）.周原土地肥美,宜于农作.古公有三子：泰伯（也作太伯）、仲雍（也作虞仲）、季历.季历的儿子就是姬昌（周文王）.古公预见到昌的圣德,因此想打破惯例,把君位不传长子泰伯,而传给幼子季历,从而传给昌.泰伯、仲雍为实现父亲的意愿,主动让位,奔于被称为“荆蛮”的江南,文身断发,终于把君位传给季历和昌.昌后来扩张国势,竟有天下的三分之二,到他儿子姬发（周武王）,便伐纣灭商,统一天下,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三个王朝——周朝.
泰伯、仲雍让国南来的故事,人们都很熟悉,但对于泰伯、仲雍让国原因,自古有父意说、逃避说、主动说等.汉代《韩诗外传》载：季历到勾吴偕泰伯、仲雍返乡奔父丧,丧事毕,泰伯问仲雍：“今群臣欲我立季,季又让,何以处之？”仲雍回答：“刑有所谓矣,要于扶微者,可以立季.”依据古代典籍,主动让国的观点是成立的,而且仲雍在季历继位这一国家大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泰伯、仲雍让国南来,发生在商朝末年,至今已有3100多年,但后人研究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泰伯身上,似乎泰伯是让国南来的主角.实际上是伯仲二人齐心协力共同远奔江南,在那里另外开创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泰伯的功德也就是仲雍的功德.正如诗人李白诗所云：“太伯让天下,仲雍扬波涛.清风荡万古,迹与星辰高.”
孔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仲雍》一书告诉我们,“至德”的精神内核即为“让”,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及*道德中的仁、义、礼、智、信、忠、孝、悌诸思想,都从“让”中生成.美国威尔·杜兰特在《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一书中,将孔子列为“第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说“这是因为孔子是一位道德哲学家而不是宗教信仰的传播者.他对于高尚生活的追求都是基于世俗的动机而不是源于超自然的思考”.
泰伯、仲雍之“让”,首先是认清真实形势,做出明智选择；其次从仁爱善意出发,以“让”避免煮豆燃萁,生灵涂炭；最后开拓进取,从顺民随俗,文身断发,到移风易俗,文采风流为天下冠！可以说“让”的动机是朴实无华的,但体现了真善美的精神,孔子称此为“至德”,为天下树立道德最高标准,真可谓“清风荡万古”.因此,泰伯、仲雍的“让”,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道德的根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
言偃承孔启思孟,礼乐大同弘儒学
孔子是春秋时代渊博的学问家,尤熟悉古代流传下来的《诗》《书》《易》等典籍.他一生崇敬周公,融会历史上诸家思想,加以提炼,创建了儒家学派.儒家以思想的博大精深和关心现实、重视民生、重视*、重视教育、重视实践,长期统治中国意识形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久而久之,儒家的一些思想和观点不断渗入到中华民族的性格之中,乃至对整个东亚文明的走向,都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西方学者把东亚文明称为“儒家文化”,认为它同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一样,是决定当今和未来世界走向的三种最重要的文化之一.
有了孔子,也就有了常熟的“南方夫子”言偃北上投师孔门学习儒学.在孔门的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中,文学科的弟子传授文献,使中国古代文化不致绝灭,而且有发展、有变化.言偃以熟悉孔子所传的《诗》《书》《易》等古代典籍著称,故在孔门列于文学科中第一位,其成就也最为显著.据《言偃》一书介绍,言偃在历朝历代都受尊崇,唐代被列为十哲之一进入孔庙而受祭祀,又被追封为“吴侯”；宋代被封为“丹阳公”“吴公”；明嘉靖时被封为“先贤言子”；清代康熙、乾隆南巡,先后派大臣到常熟言偃墓致祭,立碑纪念,并赠送御笔题“文开吴会”“道启东南”匾额.
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建者,其主要言论和观点,都被真实地记载于《论语》之中.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言偃是《论语》最初的编辑者之一.
在《论语》中,十多次记载了言偃的言论及他与孔子的对话,充分显示了他对儒家文化的精通.《论语·阳货》记载,孔子到了言偃任邑宰的武城,一路上都能听到弦歌之声.孔子微笑着说：“杀鸡何必用宰牛的刀呢？”言偃答道：“以前我听老师说过,‘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而《论语·子张》载言偃“丧致乎哀而止”之语.在这里,言偃认为,居丧之礼,应求简洁而去烦琐,充分表现出他的悲哀之情也就够了.由此可以看出,言偃对孔子提倡的礼乐之治思想,不仅能认真学习和深入践行,而且还发挥创造性思维,对其精神实质有特别领悟与独到看法.那么,什么是礼乐之治的精神实质呢？孔子及其儒家学派非常重视礼乐的教化作用和社会功能.如孔子主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专家分析,孔子所谓“乐”的内容和本质都离不开“礼”,因此常常“礼乐”连言.儒家经典《礼记·乐记》云：“审乐以知政……知乐则几于礼矣.”另外,《论语》中提出“礼之用,和为贵”,而《礼记·乐记》中说“乐者,天地之和也”,又云：“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可知礼与乐的功用都是“和”,而礼乐之治的精神实质就是实现“政和”,即政治和谐.言偃把礼乐教化看作实现“政和”手段,重精神实质,轻礼数小节,并创造性深入运用于政治实践中,得到孔子的肯定与赞誉,千百年来对中国礼乐文化的健康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言偃作为孔门十哲之一,其事迹与言论除散见于《论语》外,在《礼记》《孔子家语》《孔丛子》等书中也有记载,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就是言偃在《礼记·礼运》中记录和阐发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同”“小康”思想.《孔子家语》也录有《礼运》篇,除个别文字外,基本与《礼记》所录相同,但没有提到“小康”.相比而言,《孔子家语·礼运》较为古朴,而《礼记·礼运》最为完整,是学术界重点研究的文本.
《礼运》因重点论述礼的起源、发展、演变及其运用,故名“礼运”.《礼运》以子游问、孔子答的形式,谈到了儒家对国家、社会制度的设想,其中提出的“大同”与“小康”概念,是古代儒家所宣传的两种不同层次的社会理想.“大同”是“天下为公”的最高理想社会,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是一幅理想化的上古时代社会政治景象,描写的是当时人理想中的社会经济状况.“小康”是儒家认为可以达到并实现的现实目标,其基本特点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因而人们“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为了维持这种私有社会的秩序,就必须提倡礼义,“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又由于“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以礼义为纪就显得更加迫切,以致达到“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的程度.“小康”社会所描述的是夏、商、周三代相继而起的“盛世”景象.“小康”由“大同”演变而来,这种社会显然不如“大同”世界那样和谐高尚,但毕竟还有正常秩序.孔子生活在社会动荡的春秋时期,在他看来,“大同”已遥不可及,但“小康”通过礼的约束还是可以实现的.《礼运》所展示的“大同”“小康”社会理想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影响深远.近现代若康有为、谭嗣同、等思想家与政治家,又赋予“大同”“小康”新的含义,都是受到孔子思想启迪的结果.孙中山倡导“天下为公”,也渊源于《礼运》.
过去不少学者认为,孔子嫡孙子思上承曾参、下启孟子,而近现代以来,“言偃上承孔子,下启思孟”的观点,在学术界已居于主流地位.梁启超先生说,“大同之说,本于《礼运》,《礼运》为子游所传”,“可见子思、孟子之学,实由子游以受于孔子也”.由此可知,言偃在孔子、子思、孟子“道统”传承中具有重要地位.
仲雍言偃拓江南,构建文化新格局
商朝末期,泰伯、仲雍来到江南,最终落脚于今无锡、常熟一带,建立句吴（也作勾吴）国,同时以国为姓,成为天下吴姓之始祖.泰伯无嗣,仲雍继君位,传至曾孙周章,武王灭商后便封周章为诸侯,国号称吴,从此吴国归宗纳入周朝版图.其后,吴国成为东南强国.春秋末期,吴人言偃北上投师孔门学习儒学,在61岁时携孙儿言丰等返回故吴之虞地,传道讲学,直至公元前443年终老离世,实现了孔子“吾门有偃,吾道其南”的愿望,也因此赢得了“南方夫子”的尊称,受到后人世代的膜拜.
吴地是以长江下游三角洲为中心的地带,其核心区是环太湖区域.3100多年前,仲雍协助泰伯让国南来,不仅让出了周朝800年伟业,开创了吴国600年基业,而且为吴地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改变了吴地人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言偃生于阖闾强吴之时,而在他返乡时,吴国已被越国所灭,但言偃将北上学来的孔子儒家学说在吴地传播,使“孔子之道渐于吴,吴俗乃大变”,进而逐步改变了吴地人的思维方式与思想观念.文化的内涵大致可以分为器物、制度和理念三个层次.泰伯、仲雍南来与言偃北上,使先进的中原物质、精神文明成果与吴地土著文化相融合,共同形成了吴文化.广义的吴文化,既包括句吴、吴国的文化,也包括吴国灭亡后直至今日的吴地地域文化,也可以说是江南文化,而泰伯、仲雍与言偃都是对江南文化具有创辟之功的文化始祖.在他们的开拓与引领下,江南地区历经三千年的文明滥觞延革,文化发达,才俊辈出.仅从常熟一地来看,常熟是吴文化发祥地之一,由于有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造就了大批杰出人才,因而在众多领域都取得了非凡成就,被公布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据文献记载,常熟历史上共出10位宰相,8名状元,486名进士,其数量之多,同类城市可与其相比肩者,屈指可数.与此同时,常熟自古以来的书、画、琴、诗、印等许多精致文化形态,已自成流派,如唐代张旭开创狂草艺术先河,元代画家黄公望被推为“元四家”之首,明代严澂创“虞山琴派”,这是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另外常熟人素有珍藏秘籍、著书立说、刊刻图书的传统.在藏书方面,常熟的私家藏书楼众多,如钱氏绛云楼、赵氏脉望馆、瞿氏铁琴铜剑楼等.在刻书方面,明清之际,毛晋的汲古阁为刻书巨擘,在中国刻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时至今日,从整体上看,吴文化生命力仍非常强大,如吴语的使用人口约达一亿,是全国的第二大方言.
更为重要的是,在泰伯、仲雍及其后代的努力经营与言偃礼乐教化的影响下,使江南成为华夏文明的大后院,以至于在历史上多次成为华夏民族遭受战乱时休养生息的“避难所”与最终走向辉煌的“腾飞地”.据陈江《吴地民族》一书介绍,吴地最早乃荆蛮之地,其族属越.商末周初,以泰伯、仲雍为首的中原人陆续入居吴地,其后逐渐与江南当地土著实行民族融合的过程,可称为“融南”.秦汉以后,曾有西晋永嘉之乱、唐朝安史之乱及宋代靖康之乱等数次北方汉族南迁大,宋人有诗云“莫道吴中非乐土,南人多是北方来”.而吴地接纳北方汉族的过程,可称为“纳北”.民族的迁徙,是民族谋求生存与发展的举动,但客观上也实现了文化的转移.特别是在南京成为“十朝都会”和宋室南迁的时代,江南多次扮演华夏文化中心的角色.虽然这些王朝或偏安一方,或饱经战乱,或政治中心迁移,给人留下许多忧伤的记忆,但从文化成就看,这些时代都创造了无与伦比的华彩篇章.如六朝时期顾恺之、祖冲之、萧统、刘勰,南宋时期李清照、陆游、辛弃疾、范成大,明朝初期解缙、郑和,民国时期赵元任、钱穆、叶圣陶、傅抱石、费孝通、钱钟书等,在各自领域所取得成就举世瞩目,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清嘉录》云：“吾吴古称荆蛮,自泰伯、虞仲以来,变其旧俗,为声名文物之邦……迄于今,文采风流为天下冠.……昔言子子游,游圣人之门,列文学之科,流风渐被,数千百年,天下皆以吾吴为文章渊薮.”可以说,仲雍协兄让国南来与言偃北上入孔门学习儒学,为江南开创了文明之春,使江南文化有机会因吸收中原文化而成长,进而对构建中华文化新格局产生重要影响.与此同时,因为政治中心南移,江南多次扮演华夏文化中心的角色,以至于在华夏文明遭受战乱时,有了足以使之保存的回旋余地.中华文化延续数千年而未中断,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今天,常熟先贤仲雍与言偃之所以受到万人景仰,正是因为他们对中华文化的生生不息作出了辉映三千年历史时空的伟大贡献.他们的谦恭礼让、求真务实、开拓进取、传本扬学、崇文重教、兼容并包等高尚品德与深刻思想,是千百年来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相信能够历久弥新,流芳万古.
（责任编辑：武学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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