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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大地的拾荒人论文参考文献：
徐刚
徐刚,1981年生于湖北,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特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史和理论批评研究.出版有《想像城市的方法》《后革命时代的焦虑》《影像的踪迹》《虚构的仪式》等著作多部,曾荣获北京大学第十三届研究生“学术十杰”,第十四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优秀成果奖,《人民文学》《南方文坛》“2014青年批评家年度表现奖”等多种奖项.
在太多的文学叙述中,故乡,是一个饱含着复杂情愫的词语.多数时候,围绕它的记忆总是让人倍感温馨.这已然成为常识：人们回到故乡,就犹如漂流的船儿回到了港湾,以此获得安详休憩的契机,这是人类幸福与归属感的朴素来源.当然,在故乡所洋溢的温暖与明亮之外,写作者念兹在兹的这一方土地与人群,也总会扰乱心绪,激起别样的情绪.比如在启蒙者鲁迅的笔下,“故乡”便化身为远近横着的“几个萧索的荒村”,氤氲其间的,无疑满是抑郁与沉滞,麻木和薄凉.这并不奇怪,故乡的人与事并不总是让人满意,欢喜和厌弃,向往与逃离常常相伴而生.于是,故乡这个简单的词语,及其背后所指涉的时空,便具有极为复杂的况味,而这正是写作者竭力捕捉的微妙所在.余华说, “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此言不虚,我们能够顺理成章地在他的长篇小说《呼喊与细雨》中看到故乡之于他的温暖与绝望；而在莫言的笔下,瑰丽雄奇的高密东北乡,演绎了多少“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故事？无论是温暖还是沉郁,故乡的情感羁绊总是让人难以割舍,而写作的“精神还乡”则势必盘桓激荡于此,积极挖掘这追忆与缅怀的背后那微妙难言的情绪.在中篇小说《有夏的状况》中,青年作家唐棣也一头扎进了故乡的泥土,如人所料的,这片泥土不仅饱含着甜腥的温柔与芬芳,也自然有其污秽中的肮脏和酷烈.
乍看上去,唐棣笔下的故乡,多少让人感到似曾相识.小说将故事的历史背景锁定在人民公社化时期,而这段有关生产队的历史记忆,在老一辈的作家那里早已蔚然成风.而他们的此类作品也似乎有着固定的套路,以至于我们常常能够看到,那些历史的暴力,或残酷或荒诞的情节,连带着情节本身的政治讽喻,总在合适的关头竞相呈现,魔幻与写实的杂糅之中,事关批判与反讽的“中国故事”令人目不暇接.在他们那里,写作就是复仇.毕竟,历史的“伤痕”需要得到彻底清算.带着这样的情绪来郑重其事地生产那些连绵不绝的“伤痕”故事,是一代作家至死不渝的写作*.事实上,他们也不遗余力地在这条道路上前赴后继,陈陈相因.所幸的是,在年轻的唐棣这里,历史的暴力并没有如书写的惯性那般肆意渲染.借助虚构的权威,在历史的缝隙之中搜索政治批判的契机,并不是唐棣的小说试图达致的主要目标.尽管在此,小说也大量涉及此类情节,比如作品也有宣扬迷信的老教授被认定为“里通外国”而被“捂住嘴按死在地上”的片段,亦有有夏的父亲,那可怜的老夏因“茅坑兑水”而摊上“破坏生产”罪名的情节.而且这些有限的笔墨总会不由自主地引向那个年代的“荒诞”,但总的来看,与历史隔绝至深的作者并没有太多政治批判的愤恨之情.一切虽然依思维的惯性而至,但心态却总体显得从容而平和.
对于唐棣来说,小说重要的已不是情节,而是故乡的写作本身.落实到这篇《有夏的状况》,无论这里的故乡被如何描绘,都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因为它的在场便足以令人心安.而在此之中,故事的离奇、神秘,或者非同寻常,都已不再重要.用唐棣自己的话说, “故乡的故事一直在乡人口中流传,只是很少有人像我这么有闲工夫拾掇成篇而已”.而事实上他所做的,只是把故乡的故事“拾掇成篇”.这里并没有什么严密的时序逻辑,也并不存在非同寻常的离奇故事,都是那个年代惯常情景跳跃式的铺陈.小说之中,人物群像的此起彼伏,并不能让人看到作者关于小说整体结构的严密逻辑与严整规划.故事的分岔在不断扰乱作者的节奏,甚至于作者将诸多有关故乡的故事都一股脑地夹杂到了一起.在这分岔和迂回之中,可以看出作者面对故乡人与事时企图囊括一切的野心.或许对他来说,每次面对故乡这个令人震颤的语汇,无数的念想即会纷至沓来,那些令人“恐惧”的人与事也全部被调动起来,兴之所至便向我们和盘托出.从月洼到徐屯,小说的叙事者犹如游荡在故乡大地上的“拾荒者”,孜孜以求地收集打捞那些无人问津的故事片段,将它们反复打磨淬炼,以期焕发出超越旧岁月的夺目光辉.这也或许是这篇不长的小说被修改达十年之久的重要原因.这是一个本雅明意义上的“拾荒者”.在此,只是那个年代的人理,凶险而荒诞的日常的杂乱呈现,便足以令人顿生历史的感慨.
当然,我们从唐棣的这部作品之中,也能感受到主流当代文学趣味的影响.比如为了凸显乡村的主体性,《有夏的状况》亦如多数小说一样,将革命的合作社工作组“妖魔化”,这着实是当代文学中并不新鲜的做派.同样,在一种“去革命”的历史氛围中,重新发现乡村的神秘也并非独特的修辞技艺.在当代小说中,为了抵抗“虚无性”的焦虑,以叙述的方式拼命捕捉乡村的神性,以此建构残存的价值与意义,这样的手法在近年来的创作中屡见不鲜.借助这样的方式,我们得以见证那些原始蛮荒的雄奇,灵性的大地上游荡的神神鬼鬼所昭示的乡村魔力,以及最重要的, “泛灵论”的世界里遍布的悲苦与奇迹.唐棣也似乎意欲沿此思路展开.小说中,周经畿带领工作组进村砍树,这种不畏神明的“壮举”,显然是为了破除所谓的封建迷信.然而,历史情境的抽象意义在于,当今之时,去革命话语中的反封建意义早已变得可笑不堪.而重新发现乡村的神秘,已然成为新的历史潮流.在唐棣的世界里,乡村的神秘意味着一种“泛神论”的世界里独特的生活哲学.这也是乡野之人朴素自然观的题中之意,他们敬畏神明,不敢越雷池一步,哪怕风水先生的只言片语都被郑重地奉为圭臬.这也是民间道德戒律的最初来源.小说中的人们与故去的人亲切交谈,仿佛他们依然健在,而他们对埋葬着先人骸骨的坟地则敬重有加,仿若它们就是守护乡村的神灵.这种神秘的气息,无疑也给乡村增添了一种独特的韵味.
或许是为了配合小说中特定历史背景的时代烘托,故事中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总是显得较为淡漠.而与此相反,小说处处描绘了人与动物之间的浓郁感情.这里有老夏与马的故事, “老夏和黄鬃马像一对兄弟”,由此来反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老夏和二老夏像一对仇人.黄鬃马和二老夏在路边见了竟也装作不认识”.而老夏与二老夏,这对堂兄弟之间的恩怨也是匪夷所思,他们甚至为了一双鞋而反目成仇,在村中落下笑柄.
小说用较大的篇幅书写了乡村里那些“引人耳目”的女子.这也难怪,那些容易招致风言风语的乡村女性,总会让小说在故事的层面摇曳生姿.在此,不伦的情感与肉欲,乃至最后的杀戮,及其所象征的乡村*社会的崩解,都在小说的世界里不断呈现.秀秀与小建设的故事谈不上什么浪漫的情愫,而完全是的肉欲.这种“流氓”与“破鞋”的故事,总是那个年代的“标配”,而我们也似乎见惯了这些的对象在男性世界里的招摇.性的压抑,总是会让性的话语无比膨胀,从而构成这无聊岁月的完美点缀.
当然,小说中最触目惊心的莫过于徐德茂与花雀的偷情,他们之间凄美而惨烈的故事让人无比震惊.这是一场爱与死的搏杀,我们惊恐地看到,他们“做那事做了四天四夜”.而小说最后,“徐茂德觉得自个像下野地似的,空空的,大雨停一直在下.有时又怕雨停,不知去向.花雀肚子咕咕叫,拉过他来,接着做那事.后来就感觉不到饿了.花雀身上越来越凉,呼吸声越来越淡”.花雀的死,是这部小说留给人们最为悲切的画面.
当然,小说主要的线索还是落实到了有夏与秀秀的身上.这对爱而不可得的可怜人,他们各自的生活,都被时代的重压所摧毁.秀秀自不待言,她不幸的遭遇使其终于沦落到“破鞋”的境地. “秀秀满脸青着,脖子上的鞋已不是一双,是无数双鞋,然后无数双鞋把她的头坠得很低,秀秀的头上是一个高高的纸帽子,帽子像一个犄角一样顶.”这种并不合理的道德评判,显然与她最后的死亡有着莫大的关系.有夏的命运则更为不幸,他曾偶然供出徐茂德的犯罪事实,用立功的奖金加高了自家的篱笆,并且置办了新的水缸,但这并没有洗刷他的霉运.此后不久,他便遭人诬陷而被拘留,殴打和将他折磨成了神经病.他的脑子开始慢慢地坏掉, “一个人脑子坏了,说他流氓犯,他对人家笑；说他胆小鬼,他也对人家笑；说他是苍蝇、蚊子、狗屎、马尿,他还给你笑.你说,还不是坏了？他身上的伤好了,就知道笑,就知道在田埂上,看一块土、一枝草都叹气,要不就是对着大家笑”.而与这一切似乎都逃脱不了干系的队长忠丈,则依然被视为一个好人, “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这或许才是小说最为深切的反讽所在.
唐棣的小说就这样讲述了这些被故乡的泥土掩埋的“无名的人”.在《无名者的生活》里,福柯曾说道, “必须得有一束光,至少曾有一刻,照亮了他们.这束光来自另外的地方.这些生命本来想要身处暗夜,而且本来也应该留在那里.将它们从暗夜中解脱出来的正是它们与权力的一次遭遇：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这次撞击,对他们匆匆逝去的短暂一生,不可能留下片语只言……也正是这样的权力,产生了这些文字,让我们有机会窥见这些生命”.而在这篇《有夏的状况》中,我们随唐棣这位故乡大地的“拾荒人”,不断捡拾那些或悲切或凄绝的故事,让语言点燃记忆的幽光,所照亮的亦是悲怆历史的无边暗夜,而创伤者的叹息也终将被悄然铭刻.
责任编辑周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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