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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讲,康熙一朝对天主教是宽容的.但罗马教廷的傲慢和偏执破坏了来华传教士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与中国的友好关系,从而使中国与西方的交往往跌入了谷底.
从雍正年间开始,中国实施严厉的禁教政策.雍正元年( 1723),福建福安县首先掀起查处天主教的风暴.当时有两名多明我会的传教士在福安县盖了一座大教堂,吸收几百名中国人入教.诵经礼拜之日,数百“男女混杂一处,其俗甚恶”.地方士绅联名向知县告状,知县又报告闽浙总督.总督福满下令查禁,结果查到福安县境内竟有教堂十八座之多.福满上奏朝廷报告情况,称： “西洋人留住京师,尚有修造历法及闲杂使用之处.今若听其在各省大府州县起盖天主堂大房居住,地方百姓渐归伊教,人心被其煽惑,毫无裨益.”礼部讨论后提出全面禁教建议,雍正帝批准.禁教令规定：西洋人除在京效力的,其余送往澳门安插；废除康熙时实行的领票制度；内地建造的所有天主教堂,一并查收改为公所；严禁中国人信奉天主教,已信教者令其改易,违者从重治罪等.
雍正二年( 1724),雍正帝颁布《圣谕广训》,将天主教与白莲、闻香等异端邪教列为同类,再次要求严厉查处.
经过数年严厉禁教,全国约300座教堂,除北京四所教堂继续保留外,其余或被拆毁,或改作它用.典型的如杭州天主堂改为天后官,上海天主堂改为关帝庙,南京天主堂改为积谷仓等.
到雍正末年,全国只有北京仍留下20名传教士,而且他们只准治历和为宫廷服务,不准传教；广州有几名传教士,负责欧洲与北京之间的书信传递.当时留在北京的传教士冯秉正在给欧洲耶稣会的信中哀叹道： “我们花了二百年心血建立起来的传教会,竞落到如此可悲的下场.”
尽管中国严厉禁止天主教传教,各省被驱逐到澳门的传教士们并没有因此偃旗息鼓.他们仍伺机悄悄地潜回原来的传教点继续从事地下传教活动.因此,禁教与反禁教的斗争一直在持续进行.
乾隆年间,乾隆帝对禁教的态度是时紧时松,另一个特点是对北京宽对外省严.据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记载：乾隆八年( 1743)时,“在北京有四万名教友,每年成人之付洗近一千.”然而在外省情况就不一样了.乾隆十一年( 1746),又是在福建福安县,查获秘密潜入内地传教的西洋人白多禄等5人.这次朝廷没有宽容,经公开后,白多禄主教被处斩,另外四名传教士在监狱被秘密处死.
到嘉庆年间,嘉庆帝对西洋文化不感兴趣,而对西方殖民势力的扩张却更加警惕.嘉庆十年( 1805),因在传教士德天赐给欧洲的书信中查获一幅附带的地图．引起朝廷的高度警觉.进一步的侦查,又发现有许多旗人官员加入了天主教,这更让嘉庆帝感到震惊和痛恨.于是嘉庆帝下令,在全国严格执行禁教政策.
嘉庆时期,朝廷抓了不少天主教徒.除了严惩一部分最顽固的教徒外,对一般教徒的政策是敦促他们脱教.当时审理案件的刑部使用了一个新招：让教徒“踏绘”.所谓“踏绘”,即在刑部大堂,让同意弃教的教徒当众踩踏十字架,并声明回去后要在家里贴供门神、灶王、祖先像,并按季上坟等.这种“踏绘”的方法是向日本、越南学来的.由于真正的教徒对十字架的神圣性看得很重,因而“踏绘”的方法在迫使教徒弃教上很起作用.
尽管雍、乾、嘉、道几朝严厉禁教,中国的基督教徒并没有实质性的减少.据专家统计,康熙年间中国的基督教徒人数大约在20万到30万之间.乾隆到道光年间的基督教徒,也维持在大约12万到30万之间.具体数字如下：1740年是12万；1765年是13.5万：1793年是15万：1810年是21.5万；1839年是30.3万；1845年是25.3万.（见《基督教的传承与变异》230-232页）
在雍乾嘉道时期,由于仍维持着相当数量的天主教徒,瓷器上的“十字架”纹饰就不会轻易消失.不过在中国严厉禁教的压力下,康熙时期瓷器上常见的“花蕾十字架”“如意十字架”“宝相十字架”等纹样不得不在某种程度出现更加扭曲的变形.新出现的“十字架”纹样,总的趋势是越来越隐蔽.我们先来看看此时“十字架”隐蔽的几种方式.
图55至57是“花蕾十字架”的一种变形.这种图的表意方法,类似用一块毯子遮盖在“十字架”上,只露出 “十字架”的四个端头,是一种靠教徒想象才能够看懂的 “十字架”图案. “十字架”在毯子之下,象征着教会的蒙难；毯子上的鲜花、“寿”字等,则有敬献、祝福十字架的意味.
还有如图58至图66,是“如意十字架”的一种变形.变形的方法是将中心的“十字架”隐去,再把“如意云头纹”略作变化后,排列成十字架形状.而且“如意”分几个层次,每个层次看上去都呈现“十”字形状.这种纹样在教徒眼里,也是内藏“十字架”的图案,可以勾起宗教信仰的情感.在当时,它们的隐蔽性好,所以存世量相当大,传承的时间也很长.
“如意十字架”的另一种重要变形是将“如意”去掉,剩下的“十”字变形成模样,隐身于花朵中间.在整个禁教期,这种“十字架”纹样具有强大的应变能力,渐渐地成为了主流.下面我们来具体剖析一下它的特点.
我们先来看一幅图67.这幅图中极其单纯地画着一朵有四个花瓣的花.四个花瓣形成一个“十”字的形状,显然是有意在表示“十字架”；而四个花瓣的外面有一条轮廓线,类似围绕在“十字架”周围的光环.这种表现“十字架”的方式,我们可以称之为“光环十字架”.
“光环十字架”似乎是清中期“十字架”的经典造型之一.这一点我们从那个时代一些传教士的绘画作品中可以看见同样的例子.比如图68是18 74年北京利玛窦墓的一幅写生图.图中墓碑前的供桌上,就有一个带有光环的“十字架”（引自《栅栏》31页）.瓷器上出现“光环十字架”,可能是一种跟风模仿.这种模仿在康熙瓷器流行的“如意十字架”上,已经悄然出现.如图33、35,就是在典型的“如意十字架”外面加了一条细线,用来表示“光环”.
为什么这个时期会出现“光环十字架”纹样？这应该是一种精心的设计.给“十字架”戴上光环,可能是受东西方两种传统文化的影响.从东方来说,明清瓷画中的佛道神话人物,常常是通过在他们的头上画一个光环来表示他们的神性.这种手法在西方绘画中表现天主、耶稣、圣母等宗教人物时,也经常使用.将光环移到“十字架”上来,可以表示“十字架”的神性.
图67这样单纯的“光环十字架”过于显眼,容易招来非议,所以存世量不大.更多的“光环十字架”纹样是在花朵外面又加了一些枝叶,使类似“十字架”的花朵看起来更像普通的缠枝花纹.这种纹样看起来复杂了一些,但重点肯定是那个类似“光环十字架”的花朵,因此仍然属于“光环十字架”品种.
图69、70是乾隆时期典型的“光环十字架”图案.这种图案的有一朵四个花瓣的花,四个花瓣的连接处呈“十”字结构,而花瓣的轮廓则组成了衬托“十字架”的光环线.
嘉庆时期,出现了大量带缠枝花纹的“光环十字架”（图71-82）.这些图中的“光环十字架”,有的表意比较明确（如图71-77）,有的则偏于隐晦（如图78-82）,生发出许多变异的品种.这种变异显然不是天主教徒的本意,而是受禁教令的影响,与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禁教的宽严程度有关,也和教徒对“十字架”信仰上的不同需求有关.在禁令之下, “光环十字架”可以画得更像“十字架”,或者更像“花朵”.这种在“十字架”与“花朵”之间灵活变动的能力,使它更适应政治气候的变化.所以,隐晦程度不一的“光环十字架”造型,其实是信仰需要和政治安全之间达成平衡的产物.我们可以从“光环十字架”种种的变异中观察到,禁教时期的中国天主教徒对使用“十字架”的渴望与恐惧.
在“光环十字架”中作为配角的花枝和叶片,有模仿明代前期缠枝纹样的特点.明代缠枝纹一般用在器物外壁,通过绵延不断的花朵和枝叶围成一个圈来装饰器物.乾隆、嘉庆出现的“光环十字架”犹如截取了缠枝纹的一部分,即保留一朵花和部分枝叶,铺设在器物的内底构成装饰图案.所不同的是,明代缠枝纹的花,一般是写实的莲花、菊花、牡丹之类,“光环十字架”则是以一朵形似有四个花瓣的十字花占据中心位置.
瓷器上种种扭曲、变形的“十字架”纹样,持续存在到战争后,再次出现令人意想不到的巨大变化.
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在战争后被西方列强打开.的禁教政策,在不平等条约中被逐渐废除.1844年,中美签订《望厦条约》,第十七条规定：美国人可在贸易港口租地自行建设礼拜堂.中法签订《黄埔条约》,允许法国人在通商口岸建造房屋,“亦一体建造礼拜堂、医人院”等.
1846年,道光帝颁布卜谕：“前据耆英等奏,学习天主教为善之人,请免治罪；其设立供奉处所,会同礼拜,供十字架图像,诵经讲说,毋庸查禁.……所有康熙年间,各省旧建之天主教堂,除改为庙宇民居毋庸查办外,其原有旧房屋,各勘明确实,准其给还各该处奉教之人.”
1856年,第二次战争后,中国与英、法、俄、美分别签订《天津条约》,规定传教士可以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废除一切禁教的规定,并要求中国政府保护传教士和中国教徒.至此,天主教、耶稣教在中国土地上传教完全放开了.
传教禁令取消后,中国瓷器上的“十字架”纹样会出现怎样的变化呢？令人意外的是,此后的瓷器上不但没有大量出现更直白的基督教宗教纹样,反而此前出现的各种造型的“十字架”纹样也很少见到了.这其中的原因值得玩味.
可能的原因是：解禁后教徒们可以相对自由地传教、信教,使用教会各种信仰用品和符号的选择余地也大了许多,因而不再有在瓷器上继续绘制变异严重的“十字架”的需要了.同时,在瓷器上创作具有明确宗教意义的图案又有所顾忌,也没有大力发展.所以,战争以后中国基督教徒展示宗教信仰的阵地转移到了其他领域,瓷器上的“十字架”纹样不增反减,走向衰落.
清代道光之后,虽然瓷器上的“十字架”纹样明显减少,但“+字架”纹样的影响仍然随处可见.图83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它是清末民国时期的一种纹样.它的中心花纹很像清中期隐去“十”字的“如意十字架”,但它恐怕只是传承了“如意十字架”的形式美,其中的宗教意义已经淡化殆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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