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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新型城镇化论文写作 时间:2024-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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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十八大提出“新型城镇化”战略,要求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阐明城镇化与信息化协调发展的必要性,要进“智慧城市”建设.新型城镇化与信息化的协调发展是地区建设的关键所在,二者是否存在耦合关系需要讨论.有鉴于此,本文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与信息化的测度指标体系,统计相关指标数据,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两者耦合协调度,进而探讨二者的相互关系,分析二者之间的主要影响因素.

1 研究现状

  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使城镇数量不断增加、城镇人口规模与地域规模不断扩大的社会历史过程[1].在《2006-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2]中,信息化被表述为“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开发利用信息资源,促进信息交流和知识共享,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历史进程”.我国正在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和城镇化建设,已有研究表明信息化与城镇化在发展过程中具有极强的关联性.

1.1 城镇化与其发展过程中的要素耦合研究

  城镇化与发展要素耦合研究集中在经济发展、工业化、农业化以及生态环境等方面.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耦合研究有:孙东琪等[3]以长三角为例研究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关系;丁浩等[4]基于31个省份2003-2012年的数据,构建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时空耦合协调模型.城镇化与工业发展的耦合研究以区域案例研究为主,王军[5]以甘肃为例展开实证研究;杨卓龙[6]以甘肃省武威市为研究对象进行了研究;朱艳硕等[7]对济南城镇化与工业化耦合关系进行了评价.城镇化与农业发展的耦合研究主要是对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研究,蔡臣等[8]以川西为例进行了研究;薛莎莎[9]在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的耦合研究基础上提出城乡一体化.在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研究中,方创琳等[10]分析了特大城市群系统中的自然与人文要素的交互作用及其耦合关系,建立互耦合技术框架;凌立文等[11]以广东为例、王立栋[12]以秦皇岛为例研究了区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情况.

1.2 信息化与其发展过程中的要素耦合研究

  信息化与发展要素耦合研究主要集中在信息产业方面.李晓钟等[13]研究我国信息化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耦合关系,以31个省份2009-2014年的数据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张倩男[14]以广东电子信息产业与纺织业为例,分析发现战略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耦合发展具有较强的耦合关系,并处在协调发展阶段;何颖等[15]对电子信息产业与交通运输业的耦合发展进行实证研究,证实二者处于低耦合状态.

1.3 新型城镇化与信息化协同发展研究

  新型城镇化与信息化相互作用、彼此促进.何敏[16]指出,城镇化为信息化提供发展空间、市场支撑以及基础设施平台,信息化高速发展为城镇化建设带来了全球物联网、下一代互联网、移动宽带,以及技术人才、信息基础设施和技术.但是,信息化带动城镇化发展,城镇化对信息化的促进作用不明显.胡若痴[17]认为,信息化是新型城镇化及其目标实现的重要途径,新型城镇化为信息化自身发展及其与工业化融合搭建了平台.徐君等[18]认为,信息化是城镇化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必然现象,新型城镇化是信息化的外在物质表现.

  从已有研究看,新型城镇化与信息化的研究内容偏向于宏观机制讨论,缺少实证分析;研究内容多分布在“三化”“四化”关系当中.为此,本文从耦合协调度模型入手,分析新型城镇化与信息化的耦合度以及关联因素.

2 指标体系及测量方法

《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将江苏作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目前江苏城镇化建设已进入基本完善阶段,在此基础上开展信息化建设已有多年.江苏作为新型城镇化和信息化发展试点省份,地区的新型城镇化与信息化耦合协调发展已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对此,本文以江苏为例,通过构建新城镇化与信息化发展综合测度指标体系,应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展开江苏的新型城镇化与信息化耦合协调度计算,分析二者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规律和作用机制.

2.1 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

  目前新型城镇化和信息化的相关指标比较丰富,本文参考《新型城镇化与城乡发展一体化主要指标》[19]中总体发展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资源环境4个方面的23个具体指标,郑建明[20]提出的“信息化综合指数法”中的信息资源、信息网络、信息产业、信息人才4个方面的21个具体指标,以及《中国国家信息化指标体系》[21]中的20项信息化度量指标.由于在当前,智慧城市建设是新型城镇化和信息化协同建设最为直接的表现,所以也参考了智慧城市相关指标体系,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和国脉互联智慧城市研究中心以智慧基础设施、智慧管理、智慧服务、智慧经济、智慧人群、保障体系和加分项7项内容作为一级评价指标[22],以及上海浦东发布的“智慧城市指标体系1.0”[23]中的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公共管理和服务、信息服务经济发展、人文科学素养、市观感知5个维度.

  以指标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为基础,从新型城镇化和信息化的众多指标中分别选取最能反映二者水平的10项指标(如表1),以构建二者耦合度指标体系.新型城镇化指标的选取主要考虑人口、经济、社会以及环境4个方面,信息化指标主要考虑资源、网络、产业、人才4个要素.

2.2 研究方法

  灰色关联度模型是常见的计算耦合协调度的方法,能够呈现耦合时空演变过程,深入诠释系统间相互作用的主要因素.因此,本文选择灰色关联度模型进行江苏新型城镇化与信息化耦合协调度及其时空变化的计算,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1)确定研究序列.本文的研究序列为城镇化序列(Ui)和信息化序列(Ij).

(2)无量纲化处理.为了统一原始数据的数据量纲和数量级,首先采用抽样标准化的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公式如下:

x´等于■

(3)求灰色关联系数,公式如下:

?灼ij( t )等于■

?灼ij(t)表示在t时刻,Ui指标与Ij指标之间的关联系数;?籽为分辨系数,其作用是提高关联度系数之间差异的显著性,一般取值0.5.

  (4)求关联度和耦合协调度,关联度模型公式为:?酌ij等于■■?灼ij(t)(k等于1,2,...,n).k为样本数,即本文所选取的指标个数.关联度?酌ij的大小反映了城镇化系统因素与信息化发展关系的密切程度,取值为0~1,?酌ij取值越大,则耦合性越强.

  (5)在关联度矩阵的基础上按照行(或列)求平均值,根据平均值大小,确定城镇化与信息化之间较为明显的影响因素.

行公式为:

di 等于 ■■?酌ij(i等于1,2,...,m;j等于1,2,...,l)

列公式为:

dj 等于 ■■?酌ij(i等于1,2,...,m;j等于1,2,...,l)

其中,m和l分别为新型城镇化和信息化的指标数.

(6)从整体上揭示新型城镇化与信息化耦合度的公式为C(t)等于■■■?灼ij(t).C(t)为新型城镇化和信息化的耦合度;m和l分别为新型城镇化和信息化的指标数[24].

2.3 结果分析

2.3.1 新型城镇化与信息化耦合空间性分析

  选取2013-2014年江苏13市的数据作为统计样本(数据来源于2014-2015年《江苏统计年鉴》),通过耦合度值和经济发展水平对江苏13个市进行划分,分析其新型城镇化与信息化耦合的空间特征.

  各市市区生产总值的均值为2818.22亿元,见图1,超过平均水平的城市有南京、苏州、无锡和常州.比照图2新型城镇化与信息化耦合度,南京、苏州、无锡、常州的耦合度均在0.65左右,较均值略低.南京、苏州、无锡和常州属于经济发达城市,城镇化水平较高.然而相较于高度发达的城镇化而言,信息化存在相对落后现象,导致信息化与新型城镇化的融合并不是非常到位.徐州、扬州和南通属于中等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和信息化耦合度较高.经济发展较弱的有连云港、淮安、盐城、镇江、泰州和宿迁,新型城镇和信息化的耦合度参差不齐,但均略低于平均水平.

2.3.2 新型城镇化与信息化耦合时序性分析

  从时序角度分析耦合度变化,计算江苏2005- 2014年新型城镇化和信息化耦合度(数据来源于2006- 2015年《江苏统计年鉴》),绘制耦合度变化曲线,见图3.2005-2014年,江苏新型城镇化和信息化具有波动性和阶段性两大特征.依据新型城镇化与信息化耦合度变化情况,2007年、2011年两个时间节点将耦合度时间曲线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2005- 2007年,城镇化与信息化相互作用,由拮抗逐步趋向磨合、协调状态发展,该阶段各市经济迅猛发展,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2006年,科技预算支出比重由2005年的0.48%提升到2.55%;教育预算支出比重由2005年的15.43%提升到18.08%,均提高近3个百分点,可见政府对科教投入加大,一定程度上为信息化发展提供了优质的资源.2007年,专利申请受理数由2005年的53267件增加到88950件,增幅为65.9%,说明地区信息化发展取得较大进步,跟上城镇化发展脚步.

2007-2011年为第二个阶段,耦合度逐渐攀升,城镇化与信息化不断向更高层次的协调状态发展.移动电话用户数增长3371.60万,互联宽带接入用户增加549.29万户,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年产值增加483.14亿元,说明区域信息化飞速发展,在加速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不断加强与城镇化的协作,以达到城镇化提出的更高要求.不仅对信息技术发展提出了高要求,也对信息化在城镇中的渗透提出了高要求.信息化发展通过信息产业、信息人才的不断增加,信息基础设施刺激城镇经济发展.《2006- 2020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进一步提出以信息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要求,信息化与城镇化二者的发展具有很强的关联性.

2011-2014年为第三阶段,耦合度略有下降,并非二者的互动关系作用降低,而是因为江苏城镇化发展趋于稳定,但信息化发展仍处于提速阶段.在此过程中,城镇化指标数值增长趋于平稳,而信息化相关数值则快速增加.

  新型城镇化与信息化的互动作用较强.如图3所示,整个地区的年平均耦合度在0.68~0.81内波动,说明2005-2014年地区新型城镇化与信息化相互作用较强,二者密切联系.一方面,信息化是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城镇化的发展伴随着不断涌现的信息人才、日趋合理的市场配置、充足的资金储备,能够为信息化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外部空间环境、内部人才储备以及发展所需的硬件条件.新型城镇化更是为信息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政策空间,直接强调城镇化与信息化协调发展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信息化发展将高新技术带入城镇的运行管理中,在发展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城镇管理运行效率的同时,也将数字信息带入了包括对水、电、交通等在内的传统基础设施的管理和服务当中[25].信息化的发展对改变传统粗放式城镇化发展模式,整合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改善生态环境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特别是信息化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的广泛传播与获取,不仅削弱了区域之间的差距,还将不断带动城镇文化的发展、促进居民素质的全面提高.

3 新型城镇化与信息化耦合度分析

  新型城镇化是信息化发展的载体形式,信息化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和科学方法为城镇化提供发展动力,提升城镇管理水平,从而实现城镇的协调可持续发展[26].通过灰色关联度模型计算,得到2014年江苏新型城镇化与信息化耦合度,通过计算的平均值(见表2),二者的平均耦合度为0.744,耦合作用较强,互动作用明显.

3.1 新型城镇化与信息化具有互动作用

  通过上述新型城镇化与信息化耦合度分析,表2显示出二者之间具有明显的互动模式,即新型城镇化为信息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空间、人口、经济、社会环境,信息化则为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带来了信息网络、产业、资源和人才,构成如图4所示的两化互动关系图.

如图4所示,新型城镇化作用于信息化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人居环境、人口城镇化、经济建设及社会发展4个方面.城镇化的发展伴随着人居环境的进一步改善、人才的不断涌现、市场的合理配置、相对平均的社会发展,为信息化建设提供了广阔的外部空间环境、内部人才储备[27].而信息化作用于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信息网络、信息产业、信息资源及信息人才这4个方面.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信息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带动信息的高速传播,信息产业推动了产业模式的优化升级,并且信息技术融入传统产业,也一定程度上带来了低排放、低消耗的环保绿色生产生活模式.

3.2 信息化影响新型城镇化的关键要素

  由表2可知,信息化作用于新型城镇化的影响因素,大致可以从各项信息化指标与新型城镇化指标的耦合度平均值排名进行探讨,依次为信息网络、信息产业、信息资源及信息人才.

  (1)信息网络与新型城镇化的整体关联度均值最高,为0.776.其中,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与新型城镇化的关联度为0.783,移动电话用户数与新型城镇化的关联度为0.752.信息通信基础设施拥有情况对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作用显著,网络基础设施包括宽带通信网、数字电视网、下一代互联网等,构建一个高效运行的网络承载系统,能够将所有的控制信息和采集信息进行实时、准确的传递,完成整个城市,甚至全省、全国范围内的信息传递与沟通.信息化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除了在指标体系所提及的基础网络建设方面,信息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还体现在相关设施设备数量与设备质量方面.虽然当前的相关数据还无法直接对使用效果进行统计和测算,但从数量关系上还是可以看出信息网络对城镇化建设的积极影响.

  (2)信息产业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度均值为0.767,互动关系密切.信息产业是信息化作用于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手段,一方面作用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也借助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应用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技术、新能源技术等能够改善城镇的生态环境及人们的生活质量.应用物联网与移动技术实现居民生活、企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如表2所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产值与新型城镇化的关联度高达0.787,是位列第二的影响因子.邮电业务的耦合度为0.769,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产值的耦合度为0.725.提高信息产业竞争力,一方面要提升信息产业产值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例,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另一方面要通过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实现淘汰落后生产力,调整优化城乡产业布局和结构,促进城乡经济转型升级,并带动创业就业发展这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

  (3)信息资源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度均值为0.732,关联度较强.信息资源存储、开发量直接影响到新型城镇化储备资源情况,其中公共图书馆人均藏书量、专利申请受理量于新型城镇化的关联度分别为0.719和0.726.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公共图书馆馆藏资源为居民提供公平教育及基本的信息保障;而专利是重要的知识产权和创新的核心价值所在,对科学进步和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理论走向实践、科研技术走向产品化的纽带,对社会经济发展、企业竞争力提升具有重要作用.

  (4)信息人才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度为0.710,也存在着较高的关联度.信息人才包括信息通信的使用者和从业者,使用者的文化素质影响着其对信息通信的使用需求,不同的使用需求促进着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产业的发展;信息通信从业者推动着信息产业发展,并不断满足使用者的需求.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度高达0.719;中等职业学校在校学生人数、普通高校在校学生人数的关联度分别为0.667和0.789,也具有较强的耦合度.专业人才是整个新型城镇化顺利推进、信息化不断发展的核心力量,是信息化发展作用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所在.信息化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平价甚至免费传播与获取,可以削弱区域之间的差距,进一步带动城镇文化的发展、促进居民素质的全面提高.

3.3 新型城镇化影响信息化的关键要素

  如表2所示,新型城镇化作用于信息化的影响因素,大致可以从新型城镇化指标与信息化指标的耦合度平均值排名进行探讨,依次为人居环境、人口城镇化、经济建设及社会发展.

  (1)人居环境与信息化指标耦合度的均值高达0.813,是统计数据中最高的影响因子.其中,公园绿地、环境项目投资与信息化的耦合度分别为0.789和0.836.自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实行城镇化体制改革以来,城镇化进程是快速的、粗放的,在推动物质条件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环境等问题.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人们对绿色生活、环境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人口的城镇化是城镇化最为直观的显现,其与信息化指标的耦合度为0.765.其中,指标耦合度较高的城镇人口与互联网宽带接入数、信息产业以及高等院校在校学生人数分别为0.868、0.846和0.817.改革开放后,逐步放开人口流动控制,与此相伴的是城市人口迅猛膨胀,“城市病”成为困扰城市建设与管理的重大难题.在此过程中,不仅需要人口在数值上的城镇化,更要求提高城镇化人口的文化素质和信息素养.新型城镇化为信息化提供了更加丰富的人才储备,对信息化的作用显著.

  (3)新型城镇化发展对经济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的粗放式经济难以适应社会发展,这要求信息技术需要通过数字信息融入发展,进一步整合资源、加以利用.城镇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不仅直接决定了城镇信息通信设备和网络的覆盖情况,还决定了居民对通信技术的使用水平,以及信息产业发展的资金.经济与信息化的耦合度均值为0.733,新型城镇化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信息化对促进城乡经济转型升级、带动创业就业发展的巨大作用,而城镇化的经济建设也为信息化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市场前景、发展空间.

  (4)基础设施建设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标志,在其建设过程中需要优先考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以保障信息化的快速发展.无论是新型城镇化建设,还是信息化建设,均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合理的资金分配是新型城镇化与信息化互动得以实现的前提.公共交通、医疗卫生建设与信息化的耦合度为0.731和0.703,与当前智慧交通、智慧医疗越发受到各大中小城市关注相符.教育投入、科技投入与信息化指标的耦合度为0.753和0.658,在当前环境中,新型城镇化发展促进了教育公平性,进一步注重城镇人口的文化素养建设,为信息化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人才.在新型城镇化和信息化协调发展的过程中,要以完善教育科研、医疗卫生、就业支持、社会保障等为主要建设内容,进一步完善新型城镇化与信息化的协同发展.

4 结论

  新型城镇化和信息化相互融合,各要素紧密联系.从空间看,江苏13个市的城镇化和信息化耦合度基本平稳,存在略微差距.结合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可以分为磨合型、相对协调型和较低水平协调型.磨合型城市有南京、苏州、无锡、常州,这4个城市经济发达,由于城镇化水平较高,信息化发展相对滞后,导致新型城镇化与信息化耦合度处在平均水平;相对协调型城市有徐州、南通和扬州,经济发展处于平均水平,城镇化与信息化同步发展,所以耦合度相对较高;较低水平协调型城市为连云港、淮安、盐城、镇江、泰州和宿迁,其经济发展在13个市中相对落后,信息化建设不足,所以耦合度处在中低水平.从时间看,江苏新型城镇化和信息化具有波动性和阶段性特征.从新型城镇化和信息化发展要素看,新型城镇化为信息化提供市场环境、物质硬件基础以及人才供应;信息化为城镇化发展带来了信息技术支持、信息基础设施保障以及信息产业推动,二者融合现象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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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严昕,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郑建明,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收稿日期 2017-01-09

(责任编辑:刘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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