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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民间论文写作 时间:2023-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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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元忠

对于秦帝国、秦岭、渭河、太白山和汉江等历史和地理对象的文化书写,成就了王若冰作为一个散文或文化随笔书写者的写作身份,但事实上,在写作的内在根性上,诗人王若冰却应该是他作为写作者自我认同最为充分的意义存在.之所以这样说,不仅因为他最初的写作,原本就是从诗歌开始的,1995年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诗集《巨大的冬天》,奠定了他在甘肃及更大的文学区域的地位,而且还在于无论是写散文还是解说词,包括一些非常实用的文体的写作,作为诗人的王若冰,诗歌的血液始终流淌于他各式各样的文字之中,成为他的写作区别于一般同类写作的鲜明标志.

“热爱就是宿命”,这不,23年之后,念念不舍于他对于诗歌写作的热爱,集三十多年诗歌写作之所成,三易编稿,最后他结集出版了新诗集《我的隔壁是灵魂》.

时间的跨度,生活和感知的日趋丰富,写作理念和审美追求的不断变易,相较于《巨大的冬天》的写作,《我的隔壁是灵魂》一书的内容构成,因此自然显现出了更为驳杂的面相,与此相应,读者在解读这本诗集的时候,立足于不同的立场和修为,解读的角度自然也便难以完全趋同.

见仁见智,在文学的接受一面,原本就是常态和应该,这种常态和应该,在我个人而言,不仅提示了对于他人言说保持尊重和宽容的必要,同时也鼓励了我还诸个人阅读的实际,形成个人阅读的可能.作为一个该书选编的实际参与者,参照自己阅读的具体感受,我以为对于王若冰新诗集《我的隔壁是灵魂》的解读,可以从以下的三个向度给予较为系统的进入.

一、精神向度:雪或灵魂

王若冰的新诗集中有不少作品是写雪的,如《雪天:二十九日》《怅然之夕》《雪天》《雪迹》《幻觉,或一撮白雪》《巨大的冬天》《雪上的云》《雪天读尼采》《雪山脚下的夜晚》《让雪落下来》《落满积雪的山林》,等等,缘此,有人曾戏称他为“雪花诗人”.

现实的雪,有两个基本的特征:其一是自高处而来,其二是洁白.高处是一个模糊的指向,它们和天、精神的超越等形而上的存在密切相关,而洁白则是一种高处的具化,是一种视觉的具象,它们共同成为大地、现实存在的对立面,其派生的意象还有月、鸟、树叶等.借助于这类意象的描摹和建构,诗人王若冰不仅链接了他因为亲人的失去而倍感痛苦的现实感受:“从去年岁尾/一场大雪落下来之后/我开始惧怕回家/我害怕那条在半山上/弯来扭去的山路/把我的忧伤都带回老家/害怕一片盛开的苹果花后面/哥哥坟头残留的白雪/让我回忆起所有的欢乐和痛苦/……/我担心回家的路上/一场猝不及防的雪花/匆匆带走的哥哥/至今还在村口的打麦场上瞭望我/在洒满阳光的宅院里等待我/在袅袅上升的炊烟上面关心我”(《我开始惧怕回家》);而且也表达了自己对于非诗意存在的现实生活的否定,——“为了这场雪/我等待了好多天/黄昏悄然而至/你仍在远方”(《雪天:二十九日》),进而不断建构出他所期望的精神栖息地或灵魂形态:“我还是希望雪/这纷纷扬扬的大雪,能够把远山和岛屿/召唤到我的窗前/大雪停止的间隙,站在楼顶/我就能看到白白茫茫的雪野/和一条河流,从恢复了的光芒中/延伸.奔走/一堆熄灭了的大火,在黄昏的炉膛里/失却了燃烧的思想”(《雪天读尼采》).

雪花,乃至那些由此派生出来的月光、飞鸟和树叶等意象,为其高处的、洁白或纯粹的特征所开示,早年的时候,它们更为经常地和诗人的、想象相裹挟,在一种不无夸饰的语言运用之中,营造出种种诡异且宏阔的文字情境,既表示诗人与现实的紧张——“‘幸福!’当我离开纸张,走向叙事时/我的惊骇如在押犯实现了罪恶的潜逃/我看见一列火车运载阳光和氤氲遗留的秽物/从春光灿烂的原野驶过.一只乌鸦/飞出体内,在这座城市最高处守住翅膀/‘你们去死.你们将在春天复活的第三日去死!’”(《写作的抒情》);同时也表示诗人立足于痛苦的现实层面对于希望和未来的向往——“谁在更窄的门户弄响了金币?/从大海的拱门前遥望未来/上升的岛屿,花粉用幻想描绘草原/而你却站在距月亮最远处/于潜伏着利刃的鲸背上孤独前行”(《上升的岛屿》).而越到晚近,它们便越是和诗人对于灵魂的叩问密切相关,显见在一个精神荒芜的时代,一位富有良知的文字劳作者对于神性或意义存在的触摸.“置身这样的黑暗之中/我还是想起了/那盏从尘世里伸出的灯光/一粒灰尘从这小小的光亮上/落下来/我就可以看清/苍茫的人世间”(《我还是想起了灯盏》),或者“白云离开天空/灵魂逃出肉体/鹰的影子坠落在/梦魇般沉重的峡谷/岩石上的小草/也在赞美/一滴露珠/站立草尖的高度”(《过当金山》),黑暗中的明亮,草尖的高度,不愿被黑暗吞没,也不甘随影子坠落,是小小的,但也是心怀着“人世间”的,也是要在纷乱的逃离和坠落之中矢志站立于“草尖”上的.

“我的隔壁是灵魂”,在考虑到太多的甘肃乃至西部诗歌写作较为依赖于乡土意象的客观写实或地理文化符号的空泛表达的基本事实之后,我个人的意见,选择与“灵魂”为邻,不仅使得王若冰的诗歌写作因为充分的精神内化,所以有了某种非常鲜明的主体内向特质,在目下逆时尚的“反抒情”和“寻觅事实的诗意”等取向并及重归中国古典诗歌“诗言志歌抒情”的审美传统和中国现代诗歌张扬个性、直面自我精神“丰富的痛苦”的价值追求之外,别见专注于抒情、内倾类表达的自我面向和特征;而且也使得他的诗歌写作,因此凸显出某种因为精神的提纯而导致的对于现实人生的鲜明批判态度和坚硬抒情的*支撑.不趋同,不琐碎,灵魂的存在或者精神向度的建构,让他稍显粗糙的文字因此也往往弥散出一种源自于内在的光芒.

二、民间向度:灯或乡愁

对于高处的触摸,让王若冰早期的诗歌写作,有了太多和“巨大”一词密切相关的主体性和观念性的夸饰表达:被压抑的青春的苦闷和灼痛,内化为诗人为蛮力所推动的,其既推动了想象的激越飞腾,同时促发了词语的陌生混搭,借此营造出了《上升的岛屿》《船坞》《假设与幻想》一般的抒情浓烈、表意含混且造句奇绝诡怪的审美景致.

于这类诗的写作之中,读者可以看到诗人自昌耀、海子而来的经验表征,也可以看到他不成熟的自我在理想与现实的撕扯之间所显露出的精神焦灼.这样的焦灼,对于具体的写作,自然不完全是什么不好的事情,但是对于现实生活着的诗人而言,却无疑是不正常和危险的.所以,正当他的诗名因为《巨大的冬天》的流播而不断扩散之时,王若冰却突然放慢了他诗歌写作的脚步.他说,“以至于到了后来,我不得不将曾经燃烧我生命和灵魂的诗歌暂时搁置了一段时间”,“回顾自己,我发现自己虽然志存高远,但面对生存的巨大压力,我既没有海子的才华,也没有昌耀的深邃,为了生活和生存,我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几年时间,不敢正视诗歌那犀利透彻的光芒”(见诗人《诗歌和我们的灵魂》文).

暂时的搁置是一种面对生活的不得已,所以在其后的写作之中,一边是生存的打拼经营,一边是不甘的内心痛苦,诸种的意绪,凝结为一场一场的酒事,现实着肠胃,但也痛苦着灵魂.仿佛一只大鸟为了生存的降落,神性的诗意不能替代生活的窘迫.“四只酒杯/是四个满怀心事的男人/隔着餐桌/互相张望/……/四只酒杯/像四个掏空的胃/被灯光照耀得/一目了然/夜色已经/覆盖了这座初春的小城/我们走进夜色的时候/夜晚才刚刚开始”(《四只酒杯》),或者“如果没有59度的白酒/让我们汗流浃背/口出狂言/你和我/会不会就这样陌生地隔岸相望/让这个黄昏就地消失”(《酒场记事》).在这段时间里,酒的意象频频出现于王若冰的文字表达,其所连带的意义指向,一方面落实于具体的物质现实,表现出生存的黏滞所导致的现场疲累的身体感知,一方面则清晰出精神的高蹈,表征诗人不甘于现实的痛苦和反抗.“灰蒙蒙的大地/和我的内心一样苍白/这种没有表情的白色/我怎么就这么陌生//那种白色如果再亮一些/我想就应该是一场铺天盖地的雪/让我能够像石头一样/再回味一次/雪落大地的温暖和幸福”(《水泥厂》),观照同时也反省,苍白的现实让他有了不能忍受的不安,同时也借让他助回忆开始了对于现实的逃离.

为此,他开始频繁地将眼光从城市的烟囱之上移挪于田野的草木之上,开始频繁地返身他的老家,从而在自然和民间双重的抚慰之中,宁静了自己的躁动,也沉淀了自己的方向.“疏远诗歌的那段日子,我试图以阅读、散文创作和脚踏实地地投入世俗生活来减轻内心的寂寞与隐痛.然而,当一天的喧嚣和纷乱过去之后,面对茫茫夜空,明灭的星辰,我的内心依然会被更为巨大的孤独和痛苦包围.这种日子过得久了,我忽然发现,失去了诗歌,我的灵魂就失去了飞翔的翅膀,我的内心就失去了驱散阴霾的黎明.……于是,在疏离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创作三四年之后,我又回到了过去.”(《诗歌和我们的灵魂》)

昭示他内心的这种幡然悔悟的,是他的诗歌中“灯”意象的大量出现.“让一只迷途的飞鸟/越过头顶高高的山林/把长安的灯火/隐匿了的秘密/传递给汉江上面/缓缓行走的邮船”(《怀念经历过的秦岭之夜》),或者“于是我就想,如果没有了秦岭/如果没有了终南山上/那些司机不灭的灯火/长安城里骤然刮起的大风/将吹向何处”(《长安》),灯让他清楚了自己所置身的黑暗——一个偏僻山村农家的孩子,于城市里艰难的生活之中逐渐出落为一方极具声名的人物,一路走来的摇摇晃晃的身形之中,藏匿了太多人生的风雨,“最好是一盏油灯/青铜灯台/被夜色熏得更黑/一根灯芯/被我细微的呼吸/吹拂着/仿佛一生的苦难”(《我还是想起了灯盏》);灯也同时让他体味到了自民间亲情而来的面对黑暗时的力量支撑——“春天来了.我再度陷入对乡下的怀恋/我想父亲现在应该是坐在一盏油灯下面/他身旁围拢着古旧的家具,适度的生活/窗外,暮色正高一阵低一阵经过这座院落/……/对于黑夜,对于他所经历的短暂幸福/父亲唯一的珍藏是一盏油灯/它能让我在黑暗里看见梦想.看见屋梁上/真实的粮食,和墙壁上曾经活着的母亲”(《一盏油灯》);让他说出他所渴望的真正的幸福,艰难但却坚定地拂却人世的辛酸和苦难,于庸常而黏滞的现实内面,看见生活包孕着的神性或诗意——“在谁也看不见谁的黑暗中/我们用昏黄的灯影/说出我们梦想中/微风吹拂的春柳/鲜花拥抱的村庄/一只手牵着另一只手/一朵花/追逐另一朵花/捡拾生活中散逸了的/花粉、金屑之际/人世间真正的幸福和快乐”(《萤火虫》).

三、空间向度:风或远方

大鸟降落,从青春的躁动回归大地的坚实,诗人王若冰凭借其聪慧,很快就获得了诸多的现实认同,资深编辑、文化投资人、文学策划者、地方文化名人,等等,让他成了一个在大街上走路之时,每走三五步就要停下来给人点头和人握手的主儿.但外在的认同并没有让他在心性深处丧失对于诗歌写作的热爱,所以,哪怕是后来他的写作发生了由诗歌向历史地理散文发展的方向性转变,但对于诗歌写作的热爱却依然藏匿于他的内心,不仅“愈来愈成为蓄养精神情感、历练文字才情的自在之物”(《我的隔壁是灵魂?后记》),而且也以更为隐蔽和有力的方式佐助着他对于地理和历史的文字表现,使其散文的写作显现出了许多作者都不具有的湿润度和灵动.

他的散文因此有时也可以作他另一种的诗歌来读,从其诸多有关山川历史的文字表现之中,读者不时能够感受到一些触动心灵的诗歌血脉的存在:真切感性的对象特征,鲜活的心理现场,飞跃的精神想象,让客观的山水描绘和凝固的历史叙事在主体内心的审视之中,不知不觉就有了个体的表情和心性.反过来,为其散文所采用的“行走的书写”方式所影响,王若冰近来的诗歌,也便愈来愈多了有关地域特别是西部山水风景的书写.

他的这一类诗歌,可以看作是他近些年历史地理散文写作的“文之余”,但也可以看作是“文之魂”.一路行走,为异域的山川所吸引,于空间一域,从身居的天水向四面辐射,张家川、关山、秦岭、崆峒山、宝鸡、太白山、陇山以西、河西大地、日月山口、苏干湖、当金山、敦煌、嘉峪关、察尔汗盐湖……,在自然山水不断映入眼帘,予自己以种种的吸引和拓展之际,王若冰也不断以看见的事物为镜子,从中发现和澄明自己种种的精神需求和向往:“白云离开天空/灵魂逃出肉体/鹰的影子坠落在/梦魇般沉重的峡谷/岩石上的小草/也在赞美/一地露珠/站立草尖的高度”(《过当金山》),或者,“如果抵达之前,我能够面向昆仑祈祷/背对雪山诵经/与幽蓝的湖水,棱角分明的盐粒相遇/我就不至于手足无措,心生寒意”(《察尔汗盐湖》).

是指向高处的,如山,如云,如大鸟;也是指向远处的,前方,未知,陌生,风一样或风一样的马一样,当王若冰的眼神不断投向高处和远方之时,借助于他略显粗疏的文字表达,我们可以看到他因缘于自然的启示而来的心灵的平静.在《冷湖镇》一诗里他讲:“在沙漠和戈壁之间/一座小镇的出现/让我慌乱的内心/趋于平静/让一条路/在如此辽阔的高原上/有了开始/也有了终点”(《冷湖镇》),从中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远方的寻找对于他个人心灵的重要.我们也可以看到以高处和远处为指向,他对于自己精神提升的特别建构,在《秦岭归来》一诗中他有言说:“从秦岭归来/我记住了一件事情/一朵云高高悬在/玉皇坪上空/如我曾经做过的/一个梦/一朵云/驻留在我可以仰望的地方”(《秦岭归来》),其中的“云”、“上空”、“仰望”等词,都明确地表明了作者对于地上也即现实生活的不满.

高处和远处吸引了诗人,使他近些年按捺不住地频频出行;高处和远处也解放了诗人,从现实实体性的“天空”和“远方”不断向精神或灵魂的形而上存在触摸,仿佛海子所言的“远在远方的风总是比远方更远”一般,于自然的山水之中,王若冰的山水观审,也便较为自然地集中在了对于山水中藏匿的诗意和神性内涵的表达:

那么辽阔的天地之间

生长着那么茂盛的牧草

水果,和羊群

那么高远的天空上

洁白的云朵

还漂浮在我的头顶

那么高矗的祁连山上

还有一条弯曲的路

行走在人间和天堂之间

那么茫然的戈壁滩上

还有那么多骆驼刺和芨芨草

支撑白天也支撑黑夜

那么遥远的路上

佛的手指让一滴露珠悬在空中

一枚牧草上落下辽阔的黎明

那么寂寞的大地上

还有那么多朋友抵挡着孤独和寂寞

在油灯下诵读,在酒杯上热爱

——《河西大地》

“我一直认为,人类精神史上有两件事是关于灵魂的事业:一是宗教,一是诗歌.好多年以前,我在一篇题为《诗歌精神和我们的写作》的文章里有过这样一段话:‘诗歌创作是关乎我们灵魂与精神的事业,因而我一直认为,包含了诗人的人格立场、诗歌品性、灵魂与精神向度的诗歌文本精神,应该成为我们最终衡量一首诗、以为诗人的标准和尺度.’”(王若冰《诗歌和我们的灵魂》)理解了写作和人的灵魂之间的如此这般的密切关系,重读王若冰的诗歌,我们自会明白,不管他的诗歌写作在表达层面还存在怎样的不足,但是当他自觉地将自己的文字和神性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他隔壁居住的灵魂,还是从写作最为重要的根性上拓展了他诗歌的精神和审美空间,使他的诗歌因之有了一种区别于一般诗人的大眼光和大境界,也因此无论在甘肃还是西北,都显见出了一种难得的大家气象.

责任编辑:李畑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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