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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批判论文写作 时间:2019-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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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明栋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在海外留学教学.多年浸淫于西方大学和科研机构之中,从事英美文学文论、比较诗学及跨文化研究等工作,顾明栋一定意义上也无法摆脱“文化摆渡人”的身份.所谓摆渡,也即是互通有无,起一个桥梁式的沟通作用.在跨文化的中西文学研究中,顾明栋不可避免会注意到西方人对文化差异的强调,也会注意到中西文化学术交流时的不对等状况,并由之看到文化霸权、西方中心主义等隐含的学术价值体系在中国知识生产中的潜在支配作用.在多数情况下,这些文化沟通与交流中不对等的状况被涵纳在现代性意义上的思维方式和学理逻辑的运作中,看似客观公正不容辩驳.在此种情势下,身为“文化摆渡人”,顾明栋显然处在约瑟夫·列文森所说现代知识分子的那种矛盾心态之中;在理智上接受西方价值观,在情感上又眷恋中国历史.某种程度上,顾明栋的相关研究始终与这一矛盾心态相关,他要解开这一矛盾,打开其内核,看看其中的究竟.多年来顾明栋的这一执念从未松懈,显现出一以贯之的清晰图景,并因此逐渐形成自己比较有阐释力和批判力的学术见识.这就是以汉学主义理论为核心的理论建构与阐释实践.顾明栋的相关研究试图在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现代语境中,清理出一条关于中国知识生产的本土路径.尽管不无偏颇或可资商榷之处,顾明栋以其常年的耐心与执着致力于清理出一条西方关于中国知识生产的偏颇线索,并对之进行不遗余力的批判,这本身构成已经自明或已然西方化的中国知识生产的一种有力反拨或补充.两者映照,足以给我们以丰富启示.

正如福柯所论,知识与权力从来不可分割,有什么样的权力,就可能有什么样的知识,有什么样的知识,也几乎内在地暗示了底下有一种什么样的权力.顾明栋渐渐认识到的事实是:即便采取非西方的视角去研究中国知识,在当今西方文化霸权和西方中心主义业已构成全球学术界一种潜意识或下意识的前提下,也可能并不能生产出真正客观公正的中国知识.带着这点质疑和怀疑,顾明栋的思考逐渐来到汉学主义的腹地.在谈到《汉学主义:东方主义与后殖义的替代理论》一书的写作缘起时,顾明栋直言: “二十多年以来,笔者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些问题:西方乃至整个世界何以不断生产有悖于中国文明现实的知识?”[1] “对一个学者的最大尊重就是向其提出最尖锐的问题”[2],从芝加哥大学走出来的顾明栋信奉此信条,并在此意义上对中国知识的混乱情况给予严谨地审视,从而挖掘出一条汉学主义(Sinologi)[3] 的幽深线索,将汉学主义摆上了中西知识研究的显要位置,以引起注意与思考.某种意义上可以由《汉学主义》这本书来重审顾明栋的学术之路,由此就不难发现顾明栋其实一直走在一条对汉学主义治学思想与路径的批判与反省的道路上,一直对西方中心主义和全盘西化的思潮与风尚有所警惕.如果说《中国诠释学与开放诗学》等著作是零散地探讨不同领域内西方对中国知识的偏见或误解的话,《汉学主义》则是集中探讨这一现象,并给予其理论化的呈现.应该说,顾明栋长久以来的踏实而严谨的学术积累为其研究汉学主义在中国人文学科内的种种表现打下基础,从而为他深入揭示其内在逻辑做了充分的准备.

顾明栋注意到自从战争以来,无论中国人还是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当然尤其是西方人,他们对中国的误解或偏见可能有其深层原因.顾明栋指出: “并非仅仅源于信息不灵、偏见歧视和政治干预等显而易见的原因,更重要的是源于一种有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的深层逻辑,而这种逻辑业已演化成了一种文化无意识”[4].而这种基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文化无意识,就是汉学主义.在顾明栋的论述里,汉学主义可以是一种研究心态,研究方式,也可以是一种综合的知识体系,而汉学主义的核心就在于这种基于有问题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文化无意识,正因其无意识的特点和其多种多样的表现方式,其对于中国知识的生产有难以估计的负面影响,却并不很容易被察觉.进一步说,汉学主义文化无意识可以概述为对西方价值观和世界观等的盲从, “在其极端形式中,汉学主义体现了一种或隐或现的知识观念及研究方式,认为唯有西方观察世界的方式才是正确的,并认为唯有西方的知识体系才是客观的知识.”[5]

顾明栋区分了汉学与汉学主义,同样清晰地区分了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后殖义,将一直被放在东方主义或后殖民框架内来言说的汉学主义独立出来,希图用它来“替代”对中国知识生产并不完全适用的东方主义和后殖义,可谓大胆之见解.将汉学主义与汉学区分开来,还比较能够为人所理解;与汉学的相对客观公正相比,汉学主义明显是一种带有偏见和带有问题的研究方法、思路与知识体系.将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后殖义区分开来,则要冒极大的理论风险,从而也更可见出顾明栋对于这一领域的深入思考和独到见解.在导论和第一章、第二章的相关篇幅里,顾明栋以大量的论据证明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后殖义的区别,并将区别的重点放在政治性或政治意识形态性之上: “东方主义与后殖义都不能解决纯粹的学术问题,因为它们强调的是政治批判.……汉学主义……不是一个政治性的批判理论,而主要是针对知识生产和学术批评所引起的问题的讨论.”[6]就《汉学主义》论述之严谨、丰赡与锐利而言, 人们的确有理由相信,“汉学主义”有可能替代东方主义、后殖民者主义而成为中国知识生产和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理论依靠.难怪著名的解构主义批评家J.希利斯·米勒在读过该书后,称“《汉学主义》是非常及时且在观念上富有原创性的著作,也是至今为止顾教授最杰出的著作.”[7],并认为“‘汉学主义’作为东方主义和后殖义的替代理论具有建设性价值.”[8]但也应该看到,尽管汉学主义作为一种理论资源或话语有其积极意义,也不能表明顾明栋意义上的汉学主义到底是否已然成型.相对于东方主义、后殖义,汉学主义的确有其疏离政治或意识形态的意图,汉学主义也在与东方主义、后殖义的对比之中更加有其明确边界,但汉学主义是否能够覆盖汉学的全体?客观地看,一部分汉学研究可能达到了汉学主义的地步,但作为一门严谨的学科,汉学有一套成熟严密的研究体系,诞生了大量的中国研究的杰作.作为“域外成果”,这些杰作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研究,给中国学人诸多启发与教益.这都是不容忽视的.尽管顾明栋指出“汉学主义是一个全新的概念,笔者用它来指称西方的中国知识生产和中国的西方知识生产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现象”[9],但其论述展开的雄辩与激烈也有意无意将汉学主义辐射向中西比较研究的一般状况和普遍状况.这样,汉学主义就不再是一个针对中西比较研究中误解或误识现象的理论建构,而是针对一般的中西比较研究的普遍性理论建构,从而一定程度上在反拨“偏见”的同时沦为又一种“偏见”.

尽管排除了政治性或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顾明栋显然也不认为汉学主义是与政治性或意识形态绝缘的, 无关的.一方面顾明栋以大量的篇幅论证:是否在初衷上或明确意图上有政治性或意识形态考量, 是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后殖义的区别所在.另一方面,顾明栋又从认识论意识形态、方法论意识形态、身份政治等角度切入汉学主义,认为汉学主义尽管没有初衷或明确意图上的政治或意识形态考量,但实际的情形则是在一种文化无意识的无形影响之下,政治意识形态考量一直是汉学或中国学领域的存在事实.这在一定程度上严重影响了中西文化交流,也产生出非常不符合实际的中国知识.在第六章“知性无意识”中,顾明栋聚焦于学术族群化现象,深刻揭示了学术研究中的族群身份的自然划分如何进一步走向身份政治,并导致不客观的中国知识的诞生.接下来,在第七章“政治无意识”一章中,顾明栋又对詹明信的“政治无意识”概念进行相应改造,认为政治无意识“核心是基于民族意识、国家意识以及国际意识的政治意识形态”,并由此进入对于“学术政治学” 的探讨,对于中西研究中政治力量的介入做了详细而充分的检视.通过围绕华裔学者巫鸿著作《中国早期艺术和建筑中的纪念性》的争议,顾明栋直言中西研究或中国知识的生产中学术政治的不容回避: “……我们发现在学术争论的外表后面,隐藏着一个不为人们所注意的从属于国际、民族、学术政治的政治层面.”[10]对于围绕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相关争议,顾明栋用更为让人信服的大量史料证明受汉学主义制约的中西学者所可能将学术引向的偏颇路径,并从中看出一种新殖义的情形.或者用顾明栋的话来说,一种“非政治意义上的政治化”:“那些批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人也许本意是要把政治和学术区分开,但结果却适得其反;造成学术研究的高度政治化.”[11]这也就不难理解, 在汉学主义“文化无意识”的影响之下,尽管声称要生产客观公正的中国知识, 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无论中国学者还是西方学者,却只是采用一种单一的西方视角去处理中国材料与中国问题,从而造成一种自己并不能察觉的潜在的政治性.顾明栋的书中充满大量这样的论据.无论是魏复古的水利理论还是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说,无论是围绕顾颉刚的疑古学派引发的巨大争议还是关于“制造儒教”“发现道教”的风波,都“身在其中”.最典型的则是关于汉语书写的争议,那些在语音中心主义名号下对汉字汉语进行牵强附会阐释的“胡言乱语”,听上去的确十分荒诞.顾明栋提醒人们看到,汉学主义化的中国知识生产者无不宣称在学术客观与公正的名义下进行其研究,但其结果大多却极端偏颇,缺乏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基本理解与尊重,更缺乏对中国学者相应观点与见解、知识的起码了解与尊重[12], 从而将汉学主义的理论建构更行完善.

面对庞杂的中西古今材料,顾明栋的论述不慌不忙,有理有据,间或迸发出一些精彩的反论, 更是让人击节赞赏.在具体的论证展开中,顾明栋的论证从不枯燥,他总是在占据大量资料的情况下对论争或案例的关键要点、起因结果、内在症结等给予条分缕析,更在要害之处进行精彩的反论式论述,从而使得荒谬的汉学主义观点之丑相尽显无遗.但也应该看到,正像顾明栋在批判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研究方法时所意识到的, “……学者们可以先在头脑中勾画一个古代史观念,然后以此观念为导向进行研究……中国古代史的资料浩如烟海,要在其中挑挑选选,找到一些材料证据支撑某一假说实在并非难事.”[13]在汉学的多样性实践之中,顾明栋想要找到一条汉学主义的历史谱系自然不是难事.但如此建构出的汉学主义历史谱系是否足以概括整个汉学?顾明栋从“后殖义”意义上建构出的汉学主义历史谱系某种程度上无疑简化了汉学的多样性与丰富性.汉学的丰富可能正像中国“材料”本身的丰富性一样,都是不能断然切割或划分的领地,汉学主义要将洞见与盲见合为一体的汉学在有偏见的中国知识的意义上重新建构, 正可能走向另一种“偏见”.这是汉学主义需要警惕的.事实上在顾明栋对汉学主义的批判审视之中,他也时刻没有离开对西方汉学家相关洞见的引用与参考.但由于选择了一个批判的视角,或者预约了这一视角,顾明栋只能在西方汉学家的相关洞见面前匆匆走过,他要向西方汉学家的偏见与不见那里走去,他要在那里展开其汉学主义理论探索.

或许不可不承认,多数汉学研究者主观意图生产一种客观公正的中国知识,然而,却实际上生产出一种有问题的中国知识.这是顾明栋最为核心的焦虑,也是其汉学主义理论的原创点.顾明栋认为这里的关键环节即在于汉学主义的作祟,而汉学主义的本质在于一种文化无意识,这既导致汉学主义不易被察觉,也导致其后果更加恶劣.在导论中,顾明栋明言《汉学主义》的概念性基础是文化无意识和知识的异化,并认为“…… 文化无意识是汉学主义之源泉、动力,而汉学和中西方研究的异化知识则是汉学主义之结果”[14].意欲揭示汉学主义的种种劣迹,顾明栋必须对文化无意识和知识的异化做相应深入钻研,这才能够抓住要害,形成论说的凝聚点与锋芒.知识的异化自然需要花大力气去揭示,但对于识破汉学主义的荫蔽伎俩来说,对于文化无意识的揭示显然更为当紧.这也是为何文化无意识在第一章“知识与文化无意识”中就被重点剖析的原因所在.

关于中国知识生产的偏颇、虚假乃至异化的原因自然千千万万,顾明栋是在对此问题苦恼、焦虑、多方思考的基础上提出“文化无意识” 这一概念来的.顾明栋承认汉学主义存在这一事实,而欲消除之, 必先探清其内部逻辑.正因为要探清内部逻辑,在混杂不一的中国知识之中,顾明栋能够轻易走出政治、意识形态的政治性考虑,走出费正清式的主观主义考虑,将目光聚焦于汉学主义的逻辑内核,并将之定位于“文化无意识” 之上.而所谓文化无意识,其表现主要是认识论的意识形态和方法论的意识形态.第四章、第五章分别探讨认识论的意识形态和方法论的意识形态,这两章可谓《汉学主义》的骨骼.在这两章的分析中,顾明栋显示出出色的综合概括能力,其对个案的精细解读能力也多有精辟之处.

顾明栋将文化无意识界定为“经过教化的无意识” (culturedunconsciousness)或“经过培养的无意识” (cultivatedunconsciousness),并认为“‘文化’不仅仅是简单地给无意识增加一个维度.它通过转为无意识的本质使其转化为一个融合概念, 从而把无意识复杂化.此概念不仅保留两个本源词的所有含义,而且派生出了新的含义”[15].在与弗洛伊德、荣格、李泽厚等人的辩驳中,顾明栋的“文化无意识”概念可谓相当“苛刻” 和“微妙”:可以通过教育而培养或教化出来,一般不用经历太长时间;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对稳定,但易于改变;不具有普适性和普遍性特征,仅与特定国家、文化和民族群体有关,类似于李泽厚“心理积淀说”,但短期内即可实现;在无意识和教化、培养的有意识之间,文化无意识构成一个复杂的矛盾体[16].如此“苛刻” 而“微妙”地处理“文化无意识” 这一汉学主义的核心概念,其实可能无意间透露顾明栋在建构汉学主义理论时所遭遇的巨大的挑战,也透露出其意图弥合这一理论设计的全部努力.也是从文化无意识这一概念如此“烦琐” 的界定之中,我们感到顾明栋汉学主义理论的某种脆弱: 一方面, 顾明栋意欲撇开政治、意识形态等层面谈论汉学主义,力求一种学术的公正、客观品格的论说:另一方面,顾明栋的文化无意识从如此“烦琐”的限定中无非要表明的实则是汉学主义与中国1840 年以来的现代转型尤其是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巨变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究其根本,文化无意识是什么呢?顾明栋还是回到殖义、后殖义的话语中汲取力量.

整体上,顾明栋将“文化无意识”的形成归因于战争以来中国所遭遇的殖义和帝国主义,并认为“文化无意识中受压抑的内容从根本上来说与殖义和帝国主义有关.汉学主义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西方他者对中国人民思想的文化殖民,以及中国知识分子本身的自我殖民.”[17]这颇有些后殖义式的论述并非表明顾明栋将汉学主义视为又一种后殖义,这里顾明栋只是试图阐明作为汉学主义源头的文化无意识之可能根源.按照顾明栋的看法,中国是在“后”殖民和“后”帝国的意义上建立起新的国家,殖义和帝国主义不能不构成中西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文化无意识的一部分.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他们都要经历一个约瑟夫·列文森意义上的“理智上接受西方价值观,情感上眷恋中国历史”的悖体验,而汉学主义的文化无意识即是指在这种长期的悖谬体验中被西方认识论和方法论自我殖民的无意识.对于西方学者来说,这一文化无意识以相反的维度呈现,导致他们将西方价值观和西方中心主义的信念凌驾于中国材料之上,却以为自己已经客观、公正地看待了中国.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顾明栋的汉学主义理论是在学术领域进行的一种反殖义实践,文化无意识尽管抵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侵扰,强调相对客观的知识生产,但能够看出顾明栋的内在焦虑其实依然在于对殖义的反抗.

因此,文化无意识的实质是对殖义的反应,而汉学主义理论的实质可能是后殖义的另一种形式而已.从文化无意识这一概念建构中的种种裂痕来看,顾明栋的汉学主义本意要摆脱后殖义,却其实是一种典型的后殖义思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汉学主义理论不试图发掘汉学的多样性和积极性力量,根本上源于它这种后殖义式的致思取径.这样也就可以理解,为何顾明栋在《汉学主义》的讨论中始终对中国学者或中国固有学术见识在汉学领域应有的重要地位念兹在兹.本位文化是否在汉学领域有一个绝对优先性?这可能是顾明栋要严肃面对的问题.在知识生产全球化的语境下,过分强调西方中心主义固然十分不妥,但为了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弊端转而过分强调本位文化的优先性,过分强调学术研究的本土优势,也定然不当.在这方面,汉学主义固然给学界以相应的启发,但对汉学主义也应辩证、理性地看待,不可不加反思地盲目接受.

事实上,与其说在围绕汉学主义的种种言说中,顾明栋要建构一个批判性意味强烈的理论,不如说他要建构一个自觉反思的批评理论.顾明栋认为,受制于一种不易被研究者本人察觉的文化无意识,汉学主义无疑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异化的中国知识就是它的真正产物,倒不在于秉持汉学主义思路的研究者是否赞美或贬抑中国.正是对这一严重后果的震惊和反思,引导顾明栋将自己多年来对于中西跨文化文学、语言、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比较研究积累整合成一个批评理论或概念,从而引起世人惊醒,并寻求之道.顾明栋将汉学主义作为一个文化批评概念郑重提出来,绝非仅仅止于提示人们汉学主义现象的客观存在,也非仅仅止于冷静地揭示汉学主义的内在隐蔽逻辑,他还更进一步,提示人们走出汉学主义的牢笼,将去汉学主义化作为当下研究的一大重点,对现有中国研究范式做必要的转换.而“汉学研究的终极目标是鼓励和促进客观的中国知识生产,使其远离歧视、偏见、主观态度以及任何形式的政治影响”[18].尽管认为汉学主义与政治、意识形态等无法分离,顾明栋自认为汉学主义相关理论其目的绝非创立一门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而是建设一种自觉反思的批评理论,从而给予当下和历史上的中国研究和跨文化的中西语言、文学、思想、文化交流以必要的反省和批评.所谓自觉反思,重在一种提示,一种警醒,或一种询唤,尽管顾明栋对汉学主义理论的前景持乐观态度,认为“在中西研究领域,只要我们充分认识汉学主义的逻辑,并提防其在知识和学术中的出现,我们终将迎来一个‘黄金时代’……”[19],但顾明栋显然更意识到汉学主义理论的长期性.我们理解他者,他者理解我们,这首先有一个基本的分界, 主体性的问题根本上无法跨越.在未来可能有比汉学主义更加恰切的理论出现,以弥补或校正汉学主义的偏颇.但就目前来看,顾明栋从自觉反思入手建构汉学主义理论,可谓深解其中意味,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此思路下,顾明栋认为认清汉学主义的逻辑,是摆脱汉学主义的束缚的第一步,从而也是生产真正符合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中国知识的第一步.但对于现代以来深受西方思想、文化、文学、政治等影响的中国来说,真正彻底摆脱所谓“汉学主义”也极容易导致一种极端排外思想的诞生,这是应该引以为戒的.从这一意义上说,顾明栋对新文化运动等持批评态度,对较早引入西方理论研究中国材料的中国学人如王国维等有严厉批评,某种程度上这些做法都不无偏颇之处,值得再思.

但总体而言, 顾明栋以《汉学主义》为代表的一系列著作、论文等对汉学主义的批判可谓适逢其时,其批判的锋芒与力度、其批判的视野与视角等都引人深思,给人启发和启示.偏好于概念性建设的顾明栋,一定程度上建立起中西知识生产中的汉学主义谱系,并对其做了周全的评说与批判.在他清理出的这条汉学主义道路上,后继者自当警醒.这也许提示我们中国学人对于西方理论与思想的单向度接受和学习的过程可能要告一段落了,中国学人已开始对接受的西方影响进行反思和反省.无论如何评价这种反思与反省,它都说明中国学人开始更加自主地思考与评价自己与他者,从而也更加自主地思考与评价我们所置身的这个世界.如果浸淫在人文社科界,当能注意到中国学界近年来日渐萌发出反思西方理论、文化、思想资源的呼声,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都有此种声音发出.尽管鱼龙混杂,不乏偏激之声,但其主流无疑给学界出示新的有挑战性的议题,并持续引发热议.应该说,相对于现已提出的这类反思理论或概念来说,汉学主义理论更加丰赡、严密、科学, 更少偏激之辞,更多学理阐说.在这种情势下,顾明栋围绕汉学主义所做的中西文学、语言、思想与文化的跨文化研究自有其不可取代的意义与作用,可以预见汉学主义也必将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与评说.

注释

[1] [美] 顾明栋: 《汉学主义:东方主义与后殖义的替代理论》, 张强、段国重、冯涛等译, 商务印书馆2015 年版, 导论,第1页.

[2]同[1],中文版前言,第ii页.

[3]据顾明栋的考证,汉学主义(Sinologi)最初出现于1998 年, 澳大利亚学者鲍勃·霍奇和雷金庆在对中国语言文化的研究中使用该词.最初被定义为“汉学研究中的东方主义”.参见同[1],导论,第18—19页.

[4]同[1],导论,第2页.

[5]同[1],第163页.

[6]同[1],第47页.

[7] [美]J.希利斯·米勒为顾明栋《汉学主义》一书所作序.参见同[1], 序, 第3页.

[8]同[1],第7页.

[9]同[1],导论,第18页.

[10]同[1],第239页.[11]同[1],第258页.

[12]在关于汉语书写及文字体系的争论中,顾明栋注意到一个事实: “…… 双方极少考虑在中国语言学界盛行的汉语语言学者的观点,仿佛有关汉语性质的中国语言观根本不存在或者毫不相干.” 同[1], 第295 页.

顾明栋在本书中讨论了很多著名的争议或案例,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学者或中国已有的相关知识直接被忽略或被视为不值一提, 以便维护西方知识的霸权地位.

[13]同[1],第214页.

[14]同[1],导论,第23页.

[15]同[1],第54页.

[16]参见同[1],第53—68页.

[17]同[1],第62页.

[18]同[1],第311页.

[19]同[1],第316页.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农郁)

概括总结,此文为适合汉学和汉学主义和批判视野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关于批判本科毕业论文,相关批判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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