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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育我菁莪人未远论文写作 时间:2024-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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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缘起

  2017年8月下旬,我在中国作协杭州创作基地小住.同期小住的作家中,有《人民文学》的崔道怡、《十月》的张守仁以及他们的夫人.某天食堂晚饭,不知怎样话题说到我的出道,崔老师和张老师同时让我回答:你自己认为是从《人民文学》还是从《十月》走上文坛的?两位八十高龄的老儿童甚是可爱,皆极认真严肃,众目睽睽之下,不容我丝毫含糊.

  这成为我写作此文的机缘.

  我最早的责编

  我最早的责编,至今不知其人.

  1961年,我上初中.学校跟省报社挨着,从路边的阅报栏经过,我常常停下来看副刊.看多了,竟有了莫名的冲动.有一次见到上面在讨论戏曲改革,当晚做完作业,我写了一篇《也谈戏曲改革》,第二天交给班上的一个同学——他父亲在报社工作.过了几天,同学把稿子还给我,说报社的编辑看了,你谈论“戏曲改革”还太早,不过看你文字还挺顺的,可以继续努力.

  就是这个“可以继续努力”,如同给我打了.

  接下来我又照报上刊登的古体诗词写了一堆长短句,寄给遥远北京的《诗刊》的“叔叔阿姨”,结果可想而知.

  1964年,我初中毕业,家里无力供我升学.一家农场到省城招工,说是就在“庐山脚下”.我报了名,第三天就兴冲冲地上车.到了那里才知道,庐山只是一片剪影.我并不气馁.乡村充满了新鲜感,我可以写诗.每天在地里搜肠刮肚,下工就趴在草铺上奋笔疾书,寄往全国各地,又从全国各地被退回.退稿信都是铅印的,抬头上作者的名字也没有填写.终于有一篇我照当地“五句头”山歌写的叙事诗,收到了江西文联文学月刊《星火》一位编辑手写的回信,说:稿件拟留用,但目前停刊搞运动,用稿时间另告.

  这是1966年夏季.该刊停刊十年.十年后,物是人非.那篇“拟留用”的稿件,连同那位给予我第一次收到手写编辑回信荣幸的编辑,已不知所终.

  第三位给我打文学“”的是《四川文学》的一位编辑.

  1977年,我在小镇文化馆读剧本《于无声处》,读小说《伤痕》,读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读得心潮澎湃.加上结婚生子,手头拮据,我一头扎进小说写作.这之前,我做了好几年的新闻报道,多少有了一些文字的操练,有一两篇通讯还被报纸当作“报告文学”甚至“短篇小说”发表出来.但一旦来写正经小说,就满不是那回事了.写了,寄了,退了;又写,又寄,又退.屡写屡退,屡退屡写,退稿信同样都是铅印的,抬头上作者的名字也没有填写.

  1978年春天——春天真是个好季节啊,终于有一个短篇收到《四川文学》一封手书的回信——而且是极为工整的毛笔蝇头小楷:你(不是“您”)的这篇小说(不是“大作”)我们小说组的同志都看(不是“拜读”)过了,都觉得挺好的,完全可以发表.但据我们所知,今年第三期广东的《作品》将要发表陈国凯的《我应该怎么办》,内容和你这篇几乎相同.你这篇我们如果采用,最快只能发在今年的第四期,到时就有雷同之嫌.只好遗憾.不过,这篇小说证明了你写小说的能力,我们等着你的下一篇.

  这小说的来处是一个小道上广为流传的故事,广东的陈国凯显然比闭塞在小镇的我先听到这个故事.这次撞车于我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封平易、朴实却情真意切的回信.它让我铆足了继续蛮干的劲头.

  我无缘认识这位用极为工整的毛笔蝇头小楷回信的编辑,那封信也在后来的辗转迁徙中丢失了.

  《十月》和《人民文学》

  1978年春,我把好几个退稿捏到一块,写出了《小镇上的将军》.稿子在全国转了一圈,照例又回到我手上.正灰心着,县文化馆的同事买了一摞新出的杂志回来,最上面的是新创刊的《十月》,白地红字,极为醒目.我一眼就盯住了最后一页“告读者”中的一句:“尤其是青年作者的园地”,差点高呼:“青年作者”终于有自己的“园地”了!回头就将退稿换个信封,一笔一划地填上地址,小心翼翼地投进邮筒.因为退稿是家常便饭,多少有些麻木,这次我淡定了许多,不再像先前那样每天烈火焚心,引颈张望.

  欢喜是突然降临的.6月,儿子出生,我每天沉浸在照护内人坐月子、给儿子喂炼乳、换尿布、做饭、洗衣的快乐中.偶然走进办公室,见到一个薄薄的小信封,跟《十月》的创刊号一样:洁白的颜色,鲜红的款识.信纸薄如蝉翼,只有几行娟秀的文字,告知:小说拟采用,将刊于本年第三期.

  我静悄悄地把信带回家.动过剖腹产手术的内人和摇篮里的儿子都在沉睡.我默默地看着他们,心里说:同志们,买炼乳的钱不愁了.

  给我来信的编辑是侯琪.她“”前曾是“三家村”成员之一的邓拓的下级,同是“三家村”成员的廖沫沙晚年请她编了自己的全集.她接着给我来了许多信,告诉我:最先在一大堆自由来稿里发现这篇的是一个青年编辑,叫田增翔;终审拍板发表的是苏予、张新春和社领导老田;编辑部几个同志都认可这个作品,如季梦武、张守仁、章仲锷,还有当时在北京出版社供职的名作家刘心武.《小镇上的将军》9月在《十月》第三期如期发表,张守仁和章仲锷写了长文在首都的报纸上做了专题评介.

  我后来在北京一条小胡同的一栋回形楼里看到了他们.许多人拥挤在一间窄小的办公室里,桌边放着单人折叠床,以备午时小憩.

  12月,我忽然接到《人民文学》的来信.他们在12期转载了《小镇上的将军》(这是该刊创刊以来头一次转载作品),让我去北京参加笔会.受邀的几位到齐的第二天上午,《人民文学》编辑部来了一大帮老师,其中有葛洛、涂光群、王扶、王朝垠、向前、刘翠林,让我们安心在京住一个月,每人写篇小说,他们明年第四期刊登,因为那时中国作协将颁发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而我们几个都有可能是获奖者.他们还说,主编李季下午会来看我们.

  李季!《王贵与李香香》!我在儿时就知道了的诗人和诗篇!

  下午,李季没有出现.他就在那天中午出了意外.

  几天后,我这辈子唯一的一次走进八宝山灵堂,瞻仰李季遗容.

  《人民文学》破例转载小说,是李季的决定.这种破例,最大限度地放大了小说的影响,也给予我莫大的鼓励.

  可惜我无以用后续的写作告慰这种鼓励.一个月很快过去,我写出的文字连我自己都羞于出手.看过稿子的王朝垠对我说,别灰心,慢慢来.大约是看我过于沮丧,他邀我去他家喝酒.

  北京和平里一套小单元房,只有他们夫妇.没有餐桌,一人一个小板凳,坐在小茶几两边.刚下班的王夫人忙忙碌碌地切了粉肠,炒了一大盘鸡蛋西红柿.喝酒用的是小茶缸,一瓶二锅头不一会就见了底,又接着开瓶.我在乡下早已被改造成酒坛子了,即便如此,也不能不佩服王朝垠的酒量.等到记起来应该回住处的时候,已经半夜了.王朝垠摇摇晃晃地送我到公共汽车站,最后一班车已过去多时矣.两个醉鬼都豪气冲天.我抬腿就走,他也不拦,都觉得我的住处就在马路对过.

  我后来还在《十月》的苏予家做过客,在侯琪、张守仁,以及《人民文学》的刘翠林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傅小北家蹭过饭,但醉酒,这是唯一的一次.王朝垠英年早逝,相对畅饮痛哉不能了.

  街道上空无一人,冬天的夜风像刀子.不一会儿我就完全清醒了.想起来,我的住处在前门大栅栏,从北到南我得穿过差不多整个北京城.

  这次京城夜行我永远不会忘记.

  1967年,我路过北京去东北,只在崇文门火车站的水泥地睡了一夜,早上醒来脚背冻得肿出了鞋面.北京对于我几乎是陌生的.这一次,我踽踽独行到天亮,不记得是否遇见过行人.我静听脚步在空谷般的幽暗的胡同里踏出的响声,一点也不觉得孤单.我在这座城市有了许多师长,他们让我人生的前景充满了全新的色彩.

  《十月》和《人民文学》对我的爱护长久而深切.多年来,他们总是在我几近绝望的时候及时发表我的稍稍有点起色的新作,让我得以勉力支撑.

  1984年,我把几经省内外好几家刊物退稿终于下决心重写的《惊涛》交付《人民文学》,发表时他们加了整页篇幅的《编者按》,文字滚烫,洋溢.而溢于言表的,是扶持作者的拳拳之心、款款深情.我至今不知道这些文字出于谁人之手,我能感到的是那双手的有力一握.即便是像《庐山瀑布云》这样发在地方刊物的小短篇,已经退休的老主编崔道怡也赶紧推荐给了《新华文摘》.涂光群在将近三十年后还把我自己几乎忘记的《唱歌吧桦树林》收进他主编的小说集.

  借口公务,我曾荒疏了好几年写作.2000年把中篇《试用期》寄给《十月》的时候,心里惴惴的,像第一次投稿.不久就收到主编王占军的回信,信不长,对稿子的评论只有一个词:扎实.是否真“扎实”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词在这里是作为正面肯定使用的.

  走上职业写作道路以来,行家对我批评最多的就是叙述陈旧、太实,我也认可,并且特别惶惑.实就是老实,呆板,死心眼,跟愚蠢没区别.看别人的小说,那么空灵,才华横溢,真是又嫉妒又绝望.这也是我当时借口公务缠身从写小说的圈子逃出的原因之一.再回来,是因为发现别处比此处更难呆,无路可走,仍只有重操旧业.因为先天不足,又懒于学习,技艺自不会长进.再写,还不过是老一套,自然就担心能否被接受.

  《十月》用了《试用期》,使我多少得到一点信心:就是“实”的小说还没有到完全被抛弃的那一天.时隔一年之后,我又写了近乎纪实的《救灾记》,没想到《人民文学》《小说选刊》都接受了.

  为此,我该感谢什么呢?也许应该感谢我国之大.因其大,才有了各种理念包括审美的不平衡;因这不平衡,才有了我这样钝鲁者的栖身空间.正因此,我其实最应该感谢编辑者的宽容和支撑.

  退稿

  有句行话:“初写怕编辑,再写怕读者.”意思是初次投稿怕编辑不用,用稿多了,怕读者骂娘.一个作者多少有了影响,发稿自然容易多了,但也容易被读者挑剔.但不管怎样,发稿较为容易是个事实.

  我却是一个例外,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容易”.

  《小镇上的将军》发表并获奖之前,我的一次次投稿四处碰壁,头破血流.而那之后,直到今天,情况并无太大改观.退稿好像是我这种平庸的不稳定的写作的一个标配,不离不弃.

  1981年我被调到省文化厅一个研究单位拿工资,专业写小说.一两年时间,我每天打开稿纸,脑子一片空白,一整天一整天地发呆,把许多等待奇迹的人急坏了.省报上有了公开的议论,关于我的“苦闷”,关于让我离开基层是否明智……私下的批评就更加尖锐,“只生一个好”“本来就不是这块料”之类.省文联《创作评谭》的编辑吴松亭受领导派遣,专程去北京请大评论家阎纲给我打气.但这只能更加强化我的焦虑.1980年在中国作协文讲所,王安忆看到报上我的责编丘峰抬举我的文章,问我:你高兴吗?我转过脸,无法正视她.

  具体安排我的调动的省文化厅领导特地跑来单位对我说:下去走走,别老待在家里.

  我于是去一个刚闹过水灾的地区走访了半个月,回来整理资料写了三万字.省文联《星火》月刊编辑徐万明恳切地跟我说过多次,希望我给他们稿子,这次总算可以交差.他与我一直以好友相处,我在省文联开会,常去他家蹭饭.把稿子给他,多少有报答人情的意思.然后我应中国作协的安排去海南岛农垦住了三个月.回来,我满以为稿子已经刊发了,不料见到徐万明,他当头就说:你那稿子没法用,随即从包里掏出厚厚的那叠稿子还给我.我像遭了当头一棒,傻了.几天后,湖南岳阳文联的王长安来南昌组稿,我转手把这稿子给了他,心想省刊用不了,地区内刊应该没有问题.回到岳阳的王长安挂来长途,说稿子看了,要删改才好用.我立刻说,你只管删,不必征求我的意见.

  我快被这稿子弄疯了.

  稿子最后原封不动地回到了我手上.王长安在长途里叹了口气:对不起,不知怎么删.

  我彻底冷静下来.日子是混不过去的.要么另寻活路,要么硬着头皮走下去.但现在这样的走法肯定不成.

  我把那个谁也不要的稿子撕成碎片从五层楼上抛下,任它落叶一样随风而去.埋下头,还是去挖我自己乡下生活的积累,写了后来发表在《人民文学》的《惊涛》.一年后,我涎着脸挤到一群儿子辈的大学生中间,补习文化.那之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陶良华、汪兆骞,中国青年出版社傅小北,上海文艺出版社张森、修晓林的帮助下,陆续出版了中篇《研究生院的爱情故事》,长篇《梦洲》《*问题》《将军镇》《边唱边晃》,反响虽然远低于我的奢望和所有关心我的人们的期待,但我多少心安:虽然没有长进,但也没有半途而废.

  回想起来,用稿是一种鼓励,退稿更是一种鞭策.我非常清楚,对负责任的编辑来说,退稿有时候其实更难.

  我因此对所有退我稿的编辑都有着一样的敬意和感激.

  没有编稿的责编

  江西省文联文学月刊《星火》的李耕老师在我出生的1948年就是大学地下组织的活跃成员了,写了许多“血与火的诗篇”,但直到离休,依然只是普通编辑.他一生历经沧桑,那一代知识分子遭遇的磨难他无一幸免.即使在最悲惨的时日,他也没有停下一个诗人的思索和表达.从炼狱回到人间之后,他出版了一本又一本诗集,作为江西在全国文坛最有影响的诗人,他被中国散文诗学会缺席选为副会长.

  《小镇上的将军》发表的次年,李耕老师有一天忽然出现在我所在的县文化站小院.他是代表《星火》月刊专程从省城来的.我怔怔地看着这位仿佛从天而降的大名鼎鼎的诗人,手足无措.他没有说太多的话,只说来看看我的状况,有没有需要帮助的之类.

  隔年春天,我被调到省城.新单位暂时没有住房,李耕老师让我跟他一块住.他落实政策在省文联分到住房,家属还在外地.他对我说:我上班,房子就是空的,你可以安心写作;饭我们自己做.

  我住了好些日子,一事无成.每天下班,李耕老师跟我随意聊几句,就去写诗,从来不问我写作的事.我的心情日益沉重,越来越不能忍受心里的歉疚,只能找理由离开.他没有挽留.他不想给我哪怕是最小的一点压力.

  因为歉疚太深——那几乎是一道伤痕,我再也没有去过李耕老师的家.他一直没有做过我文字的责编,但我知道,他对我一直是寄予着厚望的.这厚望成为我努力坚持写下去的一个内在动力——尽管我最终只能让他遗憾.

  很多年后,我到省文联工作,他已离休.每当我与他在路上不期而遇,就会有一次长久的交谈,谈历史,谈社会,谈文学的现状.我不断地提出问题向他请教,他皱着眉头,眯着眼睛看着幽暗街道远处光怪陆离的灯光,倾听,沉思,然后缓缓地说出自己的见解.将近九十年的跌宕和阅历,让一颗超然的心灵,闪烁着睿智的光辉,常常让困惑和迷惘中的我豁然开朗.我在心里祝他活过百岁.

  却忽然听到他的辞世.那天是他大限的次日.给我消息的人说,他生前对家人有交代:不发布任何消息,不打搅任何人,不举行任何仪式.

  他活到了九十足岁,从容回归.是有福之人.

  李耕老师签字赠我的散文诗选集名《爝火之音》.这是自谦.“爝火,犹炬火也,亦小火也.”(成玄英《庄子疏》)然而,“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庄子·逍遥游》),“萤光爝火,何裨日月之明;弱质孤根,但荷乾坤之德”(杜牧《又谢赐告身鞍马状》).萤光爝火一样的辉光,也许无裨于日月那样的光芒,但再微弱,再孤独,一样承载着天地乾坤的博大德性.

  我只想用我个性的脚步艰难地跋涉在诗的晴空,为在各具光辉的繁星之中缀上我微茫的光.

  月亮,也许会湮没我的感觉,

  但,我是存在的,

  除非我沮丧着陨落.

  ——李耕《爝火之音》

  诗人陨落了,他从来没有沮丧.因此他会一直存在.

  爝火不熄.对于我,那是一种远行时的光亮.

  结语

  我的接近并最终投身文学,近一甲子矣.在此漫漫岁月,虽无骄人成绩,所幸终日矻矻,与文学相伴了一生.朋友曾与我谈及一同起步的同行许多已巍然成树,叹息我等才情有限,始终不成气候,最多算棵草而已,很没劲.我同意他的比喻,却不同意他的自卑.没有长成树木,长成了草,也是文学原野上的生命.而且,一粒种子,能长成一棵草,生动地活着,其实也并不容易.说树不是一天长成的,草又何尝不是如此?天时地利人和,一样不能少.就一个写作者而言,不说社会历史那么高大上的原因了,仅仅稿件的发表,就不知耗费了编辑们多少辛劳.

  《诗·小雅·菁菁者莪·序》说的“菁菁者莪,乐育材也,君子能长育人材,则天下喜乐之矣”,完全可以作为敬业的编辑们的写照.本文提到的诸位恩师,多已去世,尚存者也垂垂老矣.但我觉得,他们从来没有走远,一直在我身边,引导着,扶持着,鼓舞着.

  无论做人还是作文.

  2018年10月11日于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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