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孕城》的结构主义分析,本文是电影方面专升本论文范文和结构主义和结构主义分析和《孕城》类专升本论文范文.
电影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2014年上映的《孕城》给长期低迷的湖北电影带来了一点不一样的色彩.本文将从结构主义学史学的角度,分别采用茨维坦?托多洛夫的叙事理论和A?J?格雷马斯在叙事学的符号学的方法对电影文本进行分析.
关键词：《孕城》；结构主义；符号矩阵
作者简介：肖梓泉（1993.9-）,男,土家族,湖北省宜昌市人,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在读硕士,主要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4--02
一、叙事学分析
对文学作品的解读,长期以来有各种角度可以切入,其中,结构主义是从“公式化”的角度来分析文学作品.从结构主义者的角度看,相同类型的文学作品,其内部公式都是固定的,文学作品的结构是定量,人物、背景、情节的要素是变量.普罗普认为人物本身在民间故事中的作用不是最重要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故事中的各种功能.他说,“我们将功能理解为一个人物的行为,该行为是根据其在情节展开之中的意旨来决定的.”在普罗普的眼中,故事由不同的“功能”通过一种固定的模式组成,人们在创作过程中对不同的人物赋予相同的行为（“功能”）.角色只承担这些“功能”,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小故事”.
在普罗普的观点中,将叙事作品看作陈述句的扩展是一个核心,在对小说进行语法分析时,他和巴特都认为小说的基本结构和陈述句的基本结构类似,在“主语+谓语+宾语”的标准句中,小说人物对应主语,人物的动作对应谓语,行为的受者对应宾语.小说里人物的行为随着情节推进会产生“桥接”和“转化”,在起着不同作用的同时,改变原本情节的平衡,在失衡中构建出一个新的秩序,他称其为叙事化.
笔者对电影《孕城》的故事情节做了一个陈述性的叙述,即：《孕城》讲述的是清末年间,汉口地皮大王刘宗祥在得知朝廷想要修筑后湖大堤的消息后,各方运作,顶住各方压力从总督张之洞手中取得了修堤权,却在外国侵略者和本土社会帮派的联手设计下酿出大祸,但是最终还是洗脱罪名,完成了“张公堤”的建造,为汉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我们将这段叙述加以分析,可以将情节浓缩为如下五个单元：
（1）起初的平衡状态
（2）刘宗祥得到修堤消息,平衡状态被打破
（3）敌对势力想要竞争,联手施压
（4）刘宗祥及家人多方运作战胜对手
（5）最终修堤完成,回归平衡
在上面几个单元之间,各单元在因果关系和时间顺序方面是“连接”的,但在内部逻辑中又存在转换关系.在故事的开端,刘宗祥拥有的平静生活,在“修堤消息”这一外来者进入后被打破,至此一个平衡的破裂成为了故事上升的支撑.随着刘宗祥和管家八面玲珑的运作,刘宗祥初步取得了修堤权,悬念进一步被打破,而外国殖民者和本地黑帮的敌对和各种陷害导致修堤出现事故,刘宗祥被捕,故事渐渐达到,最后刘宗祥在家人各种辛苦奔走相求下洗脱罪名,重新获得修堤权,故事的情感达到最高峰,而后,在排除敌对势力的干扰后,修堤完成,生活又恢复到从前的平静,建立起一个新的平衡.
二、格雷马斯“符号矩阵”分析
在格雷马斯的文学符号学理论中,“符号矩阵”是其中最著名的理论,它来源于对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中命题与反命题的解释,格雷马斯认为“结构主义语言学中意义只有通过二项对立才能存在”,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拓展和提出了对文本解读的矩阵模式.该矩阵模式可以用一个关系图直观地表现出来.
符号矩阵基本模式如图（一）：
上图中,A是被设立为主要元素,与其相对立的为反A,与A矛盾但不对立的为非A,与反A矛盾但不对立的为非反A,通过二元对立的行动元来解读叙述的普遍模型和语法内含,“由此产生的行动素的矩阵模式虽很简单,但可以在‘增补投资’的压力下生成任何可以想象的表达方式”.换句话说,一个故事都有一个固定的叙述模式,即开始于A与反A的对立,在情节推动的作用下,非A与非反A相继出现,A、反A、非A、非反A这几要素交织碰撞,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在电影《孕城》中我们首先来界定一下符号结构中的四项行动素.首先是刘宗祥.他在开始时就是事业有成,是汉口有名的地皮大王,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一定的满足,但是他一直觉得汉口应该有更好的发展.他在得知朝廷为汉口修堤的消息后,十分激动,认为不管是对个人还是汉口来说,这都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但是汉口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段,外国殖民者也想要在修堤权上分一杯羹,于是在对待修堤事宜这个问题上,两者形成了对立.刘宗祥开始寻求总督的帮助,殖民者开始联合本地青帮的力量,二者产生了冲突,开始正面交锋,三者关系的张力变大,再细细品味就能从中发现,贯穿这三者的因素就是利益.于是我们可以将故事中的要素组成下面一个矩阵：
影片表面上是在讲一个“争夺利益”的故事,抛开蕴含的其他要素：人性中善恶的较量；大爱与私利的冲突.刘宗祥是正义的一方,暂且设他为A项,他对于“修堤权”争夺的出发点是为国为民,当然也为了自身利益,“修堤权”的争夺,会给刘宗祥带来伤害和压力,以及个人利益的损失,这从礼仪角度来说于刘宗祥是不利的,但是“修堤权”又关系着国民之大利,所以“修堤权”可以和刘宗祥在上面的矩阵中形成一种联系,既不对立又不相同,于是成了非A项.殖民者和青帮在片中是恶的一方,不管是殖民侵略还是卖国求荣从常理上说都属于邪恶的一方,在争夺“修堤权”这件事上,他们和刘宗祥有着鲜明的对立关系,这样在矩阵中的冲突就更加明显,殖民者是本能地想要抢夺这个利润,青帮则是为了一己私利,他们也成了殖民者的助手,这正是格雷马斯在《结构语义学》中提出的一个模式,即包含了六个行动元的模式.主体、客体、对手、助手、发者以及受者这六个行动元在某个事件中构成两条主轴,一条主轴以主体客体的关系为核心,另一条主轴是以对手和助手的关系为主.在这个系统当中利益成为了事情冲突的总对象,在这场利益的争夺中大家都付出的太多.
参考文献：
[1]托多洛夫.叙述的结构分析.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
[2]杰姆逊（唐小兵译）.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3]拉曼?塞尔登.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4]普洛普.民间故事形态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
[5]列维?施特劳斯．结构人类学.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
[6]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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