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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拉奇论文参考文献：
1975年我从纽约奉调回国,逐渐开始为领导做翻译.意大利著名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对的采访,是我翻译生涯中最重要、也最具挑战性的任务.
法拉奇其人
1980年8月20日上午,我在办公楼走廊上遇到外交部英文处的领导,他正要找我.他通知我说：“明天上午邓副总理礼节性会见意大利记者,你去做翻译,这记者有时说话不太礼貌,必要时你把握一下.今天下午她要求先见你.”
我觉得很奇怪,外交部有很好的意大利文翻译,为什么找一个英文翻译？回答是：“记者本人要求的.”
法拉奇是什么人？我从未听说过.要谈什么问题,领导也没有交代,这倒是自然的,因为见外宾,从不照本宣科,他自有主意.
那天下午,按事先约定,我到民族饭店去见法拉奇.
法拉奇个子高挑,上身穿黑色针织圆领衫,下身穿一条紧身蓝布牛仔裤.我坐下后,她郑重其事地谈了这次采访的重要性,她说要让世界得到关于中国的第一手信息.现在全世界都对中国感兴趣,许多人揣测中国要走当年赫鲁晓夫的路了,中国正处于大变革时期,而开始这一变革的是.世界不大知道,究竟要干什么？她觉得要了解中国的走向,是关键人物.
法拉奇还自我介绍了一番,她是意大利《晚邮报》的记者,也是世界各国重要报纸的自由撰稿人.她曾采访过世界上许多领导人,包括基辛格、西哈努克、以色列前总理梅厄夫人、约旦国王侯赛因、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等,写过一本书.法拉奇坦言,她对采访对象的评论、印象都会毫不留情地写在前言中.她把基辛格说成是“傲慢、诡秘、多疑”.基辛格曾说,接受法拉奇的采访,是他一生中“最愚蠢的事”.
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法拉奇非常关注中国发生的事,特别对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产生强烈的兴趣.她搜集了的资料,看外国人写的传记,对的生平有所了解.
法拉奇向我解释了用英文翻译的原因.她已与世界上十家报刊签了合同,她对的采访将全文刊登在世界著名的十家报刊上,例如：美国的《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法国的《世界报》、英国的《泰晤士报》、德国的《镜报》、南斯拉夫的《政治报》等.从效果和时间考虑,她要求用英文翻译,否则她还要从意大利文译成英文,很耽误时间.
法拉奇询问了一下我的翻译经历,特别问我是否给做过翻译,得到满意的回答后,她拍拍我的肩膀说：“好,我相信你！”她还一再要我保密,不要泄露她的行踪.
“天安门城楼的像要永远保留下去”
1980年8月21日,在人民大会堂118厅会见了法拉奇.这次采访的安排很特殊,过去会见外国记者时,中国记者都有“特权”,他们可以摄像、录音,而且可以发表,有时甚至在外国记者之前.但法拉奇提出她要独家报道,不让任何其他新闻机构的人参加,包括中国记者.所以,这次会见时,中国摄影记者只拍了几分钟就退场了.当时在场的只有、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钱其琛、法拉奇和我,还有一个记录员,共5个人.
法拉奇毕竟是一位有经验的老记者,一坐下来,就把录音机放在茶几上.其实,第一次坐下来面对这位世纪伟人时,她对采访能否成功,心里也没底.似乎为了给一个好印象,她说：“明天是您的生日,我要祝贺您,祝您生日快乐！”
幽默地说：“明天是我的生日？我从来不关心什么时候是我的生日.”法拉奇说：“我是从您的传记中知道的.”说：“就算是吧,也别祝贺我.我已经76岁了,到了衰退的年龄啦！”法拉奇说：“我父亲也是76岁,我要这么对他说,他肯定会打我两巴掌的.”说：“是呀,当然不能对你父亲这么说.”
采访就在这样轻松的气氛中开始了,但并不是整个过程都是轻松的.寒喧结束,一场紧张的交锋开始了.第一次谈话基本上是围绕对的评价进行的.
法拉奇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邓先生,最近您曾经说过,中国正处在转折点,可以说是第二次革命.事实上,今天来北京的人,可以亲眼看到中国已发生的变化.人们不再穿制服了,标语消失了,的像少了.几年前我到北京来,到处可以看到的像,今天我从饭店到这里,只看到一幅,挂在紫禁城（故宫）入口处.以后你们还会保留像吗？”
立即看出了这位女记者的意图,斩钉截铁地说：“永远要保留下去！”他指出,过去到处挂的像是不严肃的.尽管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法拉奇读过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书,对的评价心存怀疑,她以犀利的提问风格紧追不放,她说：“今天人们把很多错误都归罪于‘’,这符合历史事实吗？听说中国人说‘’时,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
对如此唐突的问题并不计较,只是报以一笑,说：“必须清楚地区别的错误和‘’的罪行,性质是不同的.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没有,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列举了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不仅在政治理论和军事战略方面,而且也在哲学、文艺方面.他同时也指出了在50年代后期开始犯的错误,“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许多不幸.如的家长作风导致了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
法拉奇又绕着弯子问了许多关于和“”的关系问题.她说：“当你们审判‘’和开下一届党代会时,都会提到毛,如果其结果与你们预期的相反呢？”回答说：“我要对你说,审判‘’不会影响.当然,用‘’,是有责任的.但我们要对一生的功过做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有许多好的思想,我们要继承下来,他的错误也要讲清楚.”
“把我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
当时天安门广场上还挂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像.法拉奇对挂斯大林的像很不理解,她认为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是英雄,在这个问题上,她与争论起来.最后一针见血地回答：“我要告诉你,我们决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指了指法拉奇的笔说,请你一定要把这句话记下来.在整个谈话中,两次指着法拉奇的笔,让她记下来.这是第一次.
法拉奇对的话不能理解,她坦率地说：“这是您刚才说的许多话中,第一个我不能理解的问题.但我有一句话,希望您听了不要生气,这不是我说的,西方有人说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您对此有何看法？”
这个有点鲁莽的问题,瞬间使会见厅的空气凝重起来.我心里有点儿嘀咕,她怎么问这么不礼貌的问题？我很担心听了会不高兴,心里拿不准翻译时是否需要打点儿折扣,“把握一下”.但是从采访的气氛来看,虽然有时双方意见不可调和,但没有敌对情绪,所以我就大胆如实地把问题翻译出来.
翻译完这个问题,我不安地看着的表情.听了,不但没有表示丝毫的怒意,相反却报以爽朗的大笑,他以平静的语气,从容地回答说：“哦,在西方他们称我什么都可以,但是我对赫鲁晓夫是了解的,我个人同他打了十年交道,我是了解这个人的,把我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
概括了赫鲁晓夫对中国做的种种坏事：中断援助项目,干涉中国内政,企图控制中国,要求在中国设军事基地等.他知道这些例子不一定能说服法拉奇,继续争论毫无意义,于是宽容地说：“看样子,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达不成协议了.这样吧,你保留你的观点,我保留我的.我们不谈赫鲁晓夫了.”
法拉奇虽然不再提赫鲁晓夫,但仍然对改革开放会把中国引向何处,疑惑不解.她问：“您是否认为资本主义不都是坏的？”她还觉得主张保留农村的自留地与以往理解的共产主义理论有矛盾.这些问题不仅国外关心,国内也有不少人觉得难以解释.
明确地回答了法拉奇的问题：“首先要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要比封建主义优越,有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他列举了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生产管理等,任何社会、任何国家都应学习,是没有阶级性的.他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必须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积极性,发展社会主义.
“为什么您总是当副手？”
使法拉奇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领导期间,几次遭贬,受到迫害,但他仍那样尊重.法拉奇忍不住问：“邓先生,我确实感到困惑,因为一方面您批评他（指）,另一方面您又维护他.而且,在他批准下,您两次被贬.”
爽朗地笑了,他说：“不是两次,是三次,也不是批准的.我这个人经历了三下三上.”他提到第一次是王明极“左”路线把他整下去的；而第二次是“”初期,林彪和“”痛恨他,把他送到江西劳动,当时想保护他,没成功,但对他的安全还是很关心的；第三次,1976年初,是“”篡权,又一次把他打下去.
说：“为什么我会三下三上？就是因为我喜欢说点实话.”
法拉奇佩服地说：“您说话心口如一,任何时候都是这样.但是一个人经历三下三上而活下来,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很多领导人可能只有一上一下,二上二下,拿破仑也只有一下一上.当然您不可能同拿破仑比,也不好比.您经历三下三上而复生,有什么秘密？”
愉快地笑了：“没什么秘密.就是有时候他们觉得我还有点用.外国朋友也常问我,怎么能经受这么多的坎坷？我想因为我比较乐观,但这还不全面,全面的回答是,因为在我内心深处,对寄予希望,我知道他了解我.”
法拉奇可丝毫不留情面,继续追问：“但是并不喜欢您.他说,您耳朵不好,开会时却总挑离他最远的位置坐；也不问他的意见,自行其是.”坦然地说：“他是说过这些话.不过也不是针对我一个人说的.他经常说别人不征求他的意见,不听他的意见.这是因为他后期有家长作风,不容易听进不同意见.他确实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封建家长性质的作风.如果你不了解这些,你就不会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
整个谈话中,从不谈自己对革命的贡献.当谈到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时,他还指出,思想主要是的思想,但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如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也作出了贡献.
法拉奇忍不住打断他的话：“您怎么不提自己的名字？”
笑了：“哦,我算不了什么,当然我总是做了点事情的,革命者哪能不做事？”
在第一次谈话结束前,法拉奇还不知道会同意她再谈一次,她有一个问题,如鲠在喉,不吐不快：“邓先生,像您这样的人为什么总是处于二把手的地位？为什么您总是当副手？”
似乎觉得这问题问得很没有必要,他笑着回答：“现在的岗位没有影响我的工作.”他进一步透露,为了打破干部终身制,他和一大批老同志都将退居二线,让较年轻的人来担任国家领导人.
法拉奇想知道对自己是怎么评价的？坦然地回答：“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
第二次指着法拉奇的笔说：“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
有话要说
法拉奇曾要求采访两次,我方没有同意,只允许她采访一次.第一次采访,法拉奇开门见山,提出了对的评价问题,她像连珠炮似的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地问,胸有成竹,从容回答,双方交流十分快捷、顺畅.谈话从上午十时开始,直到十二时十分,不知不觉到了吃饭时间.
通常会见外宾的时间都掌握得很准,到吃饭前就结束.这次超过了十分钟,似乎言犹未尽.他主动提出：“怎么样,到吃饭时间了,肚子要‘闹革命’了.看来你的问题还没问完,我们找时间再谈一次吧.”
可能觉得关于的评价问题还没谈透,所以主动提出来再谈一次.法拉奇喜出望外,几乎从沙发上跳起来,连声说：“好啊,好啊！”
8月23日上午,又见了法拉奇一次.两次加起来约有4个多小时,重点谈了对的评价,并对国际形势作了深刻的分析.第二次谈话结束时,高兴地站起来,与法拉奇握手告别.他幽默地说：“怎么样,我考试及格了吧？”法拉奇连忙说：“精彩极了！”
说话简练,直截了当,见外宾时间都不太长,这次却如此“慷慨”,主动提出再见一次,可能在座的中国人谁都没有料到.
似乎要通过这位意大利女记者,向世界传达一个信息：中国将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继续支持发展中国家维护独立的斗争；同时向中国人民表明,必须客观评价的功过,保持团结稳定的局面.
（摘自《我的外交翻译生涯》,施燕华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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