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承慎中国师资文化的学术价值基于教育学术史的探查和考辨,该文是文化研究方面硕士毕业论文范文与考辨和萧承慎和学术价值方面论文如何写.
文化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萧承慎是20世纪中国的一位出色的教育学家,他在战乱时期对师资文化进行的研究中,揭示了中国传统师资文化的历史特点,对“师道”做了关于教师的“为师之道”、国家和社会的“尊师之道”以及学生的“求师之道”的区分.中国的“师道”赋予教师的教-学活动以价值追求,其本身是一种信仰力量,具有道德约束力.中国和西方的师资文化差异,植根于双方的教育文化之中,建构中国特色的教育学,当从中国传统的教育文化中汲取滋养.
关键词：师道；教育文化；中国特色教育学；中国教育学话语
中图分类号：G40-0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5-2232.2018.05.001
我在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本科学习时,教育学系于1956年曾举办本系教师著作展览.其中沈百英著作最多,萧孝嵘、常道直的多部著作最引人注目.在展览室,本班有些同学调侃我：“你看我们老师有那么多大部头著作,你的老师（指萧承慎,也是他们的老师）只有两篇检讨.”（指《教学法基本概念检讨》和《教学原则检讨》两篇文章）当时非常尴尬.当晚冒昧问恩师：“您有什么著作？”他说：“抗战时出版过《师道征故》（文通书局1944年出版）,在复旦大学编过《普通教学法原理（讲义）》（未刊,当年35岁）.”我鼓足勇气,向他借阅,他勉强同意.当时只对“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文纳特卡制”之类“新教学法”感兴趣,来不及摘录,一星期后他便讨回.
两部书稿长期鲜为人知.“文化大革命”后又长期失传,一直成为瞿葆奎教授和我多年来心中的憾事.
一、《师道征故》的重现
1991年,我利用参加中国教育思想史讨论会之便,请求外地同仁协助查找此作.1992年西南师范大学曾成平兄托他的研究生从重庆市图书馆查找到此书.我把此书复印件请杜成宪博士校阅,并转送瞿葆奎和萧公家属.后来瞿葆奎又托人从复旦大学图书馆查到此书.并经过他的推荐,使这部著作在台湾由师大书苑有限公司于2000年出版发行.更为难得的是,瞿葆奎还在朋友的帮助下,终于使恩师于1940年在湖北省教育厅“教育学讲习班”的讲稿《教师基本素养三讲》（从《普通教学法原理（讲义）》中抽出的三章）重见天日.更名《教学法三讲》,由福建教育出版社于2009年付梓.
问题在于,两书出版之后,并未引起什么反响.可见是金子不见得就能发光.我对这两部著作的学术价值,也几乎是在不经意中逐渐察觉到的.
二、“师道”问题认识的过程
我毕竟或多或少受到西学东渐的影响,故对作为《师道征故》一书主题“师道”的精义,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以致在数年间并未领悟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
（一）我国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传统的“师道”几乎早被遗忘.倒是日本学者小原国芳的著作提醒了我,才开始注意“师道”同西方社会-文化中“师德”的区别.我曾把我国古代有关教师的成语、名言辨析之作,连同21世纪初写的一批有关师资的随笔结集成一帙,题名《师道实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表明当时实际上只把“师道”当做另类“师德”表述.
（二）鉴于进入21世纪以后,师资培训蓬勃兴起,开始把“师资基础理论”当做课题研究.为此,从《师道征故》提供的资料线索入手,在张礼永博士的协助下,居然查到我国古代以“师道”为核心价值观念的历代《师说》,多达八十余篇,并尝试以历史资料为基础,对我国师资问题初步进行历史的逻辑的分析.[1-5]不过到那时为止,虽不再把“师道”当做另类“师德”,终究未脱西学东渐的窠臼,仍对我国古代师资学说的意义与价值估计不足.
（三）2013年,应年轻学者之约,先后于5月9日、6月29日、10月25日和2014年某月某日,对胡惠闵、黄向阳、王建军、朱晓宏等博士及他们的研究生,做了以《师道别解》为主题的四次谈话.每次都以“什么是教师”“什么是师德”“什么是教师专业”为题[6,7],经过反复思考,虽肯定西学中有关教师的理论有限的合理性,已经开始挣脱西学东渐的窠臼,按照“师道”的原义,理解我国古代教育学说的历史特点.
（四）2015年4月27-28日,应约在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主办的第三届上海课程圆桌论坛,作题为《以“师资文化”为专门领域》的主题谈话.其中着眼于中西师资文化的比较,率先把我国以师道为核心价值观念的师资文化学说（师说）,作为另类“教育学”看待.为此,论及西方“教育学”在师资文化问题解决中意义的有限性,中国传统师资文化要义,我国现在师资文化中的新要素,以及西方师资文化（教育学）变化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或可反证我国师资文化的合理性.[8]
不过,“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念头,是2018年春节期间在阅读《孟宪承谈话录》过程中才闪现出来的.
三、《师道征故》的学术价值
为什么在阅读《孟宪承谈话录》过程中才思考到《师道征故》和《教学法三讲》的学术价值呢？
20世纪60年代初,孟宪承教授承担主编《中国古代教育文选》和指导研究生编写《中国古代教育史》的任务,他原本有志于对中国古代教育历史进行专业性质的研究,使其成为学术性质的研究成果.正由于他志在对中国教育历史进行专业性质的研究,又对研究对象有精深的了解,以致在研究过程中遇到两个难以解决而又无法回避的难题,即：
（一）既然论定中国古代教育史是“专业性质的学科”,故《文选》理应“突出教育专业内容”.经过反复研究,却越来越发现由于中国古代“政教不分”,以致古代教育不能脱离哲学和政治,“完全脱离（哲学和政治）的纯粹教育是没有的”,“在古代不可能有纯教育的文章”.[9]
（二）在《文选》讨论稿形成后,发觉其中的缺点在于“只有的学术”,并未涉及民间的学科教学.[9]问题在于大家虽然以为学科教学“有一套东西”,只是对这一套东西“尚不清楚”,所以“应揭开这个谜”.[10]
难道中国古代教育历史中果真不存在“纯教育的文章”么？后人对当时教-学活动的“一套东西”果真没有人进行过研究么？如果说关于古代“纯粹的教育文章”和对古代教-学活动见解的研究,众里寻他千百度,其实那“纯粹教育的文章”正在灯火阑珊处.若问灯火阑珊何在呢？其实就在我的恩师萧承慎的《师道征故》与《教学法三讲》中,只是由于这两部著作鲜为人知,又长期失传,这才发生同寻求对象失之交臂的“灯下黑”现象.进一步的问题是：这两部著作的学术价值何在？
我在同恩师无数次的白天黑夜以教育学为话题的交谈中,曾知师资文化为其所长,他对我却从未提及“师道”一语,更未提及他的精心之作.其实不足为怪.就连《辞海》《辞源》也未列入“师道”词目.“师道”似乎早已成为不适时宜的话题.可是我们的这位老师偏偏在民族危亡时刻的大后方,作为将近不惑之年的“新锐”,孜孜不倦地征引我国传统的师资文化遗产,自然别有其研究旨趣与价值追求.只是其中的精义,或为其比老年人文字还要年老的那种古奥生僻的文言外衣所遮盖了.
如上所述,我的研究中,由表及里的过程为：
日本学者小原国芳的著作提醒对“师道”问题的关注[11]；
根据《师道征故》中提供的线索,进一步收集《师说》之作；
从孟宪承对“纯粹教育的文章”寻求中同数十篇《师说》失之交臂,才知《师道征故》奇货可居.前者有心寻花花无影,后者无意插柳柳成荫；
从库姆斯痛感美国教师价值追求之失,忽悟我国师道传统研究的独立价值.[12]
以“师道”为核心价值的师资文化学说的学术价值何在呢？
由于西方教育学和我国的师说都以教育为话题,以教师为指导的对象,如果把教育学视为那里的“师资文化”,那么“师说”及“师道”研究便大致相当于我国传统的“教育学”.它们之间的区别,植根于中西文化传统的差异.
关于中西文化传统的差异,以往一般认为西方“主智”,中方“主情意”.[13]或谓前者“重知识”（智）,后者“重道德”（情意）.[14]进一步的抽象,解为“重物”与“重心”之别.[12]其中所谓“物”,相对于“心”,泛指物质条件、客观知识、技术等；“心”是指活动中有意识与价值倾向的主体.
知与情、知识与道德、客观知识与主体意识（外在经验与内在经验）之类的区分,是相对而言的.因为诸如此类区别,双方在个体意识或行为中是不可分割的.由于不同的思维定势、行为习惯或有意行动中表现出对举双方的权重不同,从而显示出不同的价值倾向.从社会-文化的总体来说,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文化传统的区别,属同样情况.自然,在现代,中西文化都在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包涵双方相互影响.虽然其中存在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差别,由于文化的强势与弱势是历史地形成的,双方对比关系还在变化中.
在谈论中西师资文化区别以前,还少不得分清中西师资文化中,都存在“教育”与教-学活动的区别.因为教-学活动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尽管不定型或定型的教-学活动的形成,至少已有两千多年历史,而在此远远多年以前,以成年仪式之类的方式,显示的“教育”观念就已萌生.因为成年一代向未成年人传递本地域、本民族文化价值,是任何时代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其中正规的“教育”一般通过教-学活动的实施,并成为衡量教-学活动的价值标准.如此区别虽历来如此,不过关于如此区别的表述未必分明,在运用中往往若明若暗.
关于中西师资文化的区别,且从西方师资文化（教育学）谈起.
教师职能虽然早就发生,现代教师则是职业分化过程中形成的专门职业.其专业性质又在教育研究和教育学专业中得到强化.由于现代师资文化是在科学日趋发达的背景下形成的,以教师为指导对象的教育学,主要内容为：以“教育目的”为话题的教育价值取向,教-学活动的基本规则,以及作为教师教-学活动行为规范的“师德”.
中国传统的师资文化,是在职业社会和科学时代以前的文化.《师道征故》与《教学法三讲》中表述的中国师资文化的历史特点,同西方师资文化大相径庭.
（一）如果说西方社会-文化中“知之所存,师之所存”,那么如韩愈所见,中国“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其实在这种区别中,隐含“教育”价值观念的变化.传统教育以道德人格影响为基本内涵（善）,现代教育则以独立而健全的人格影响（完善）为价值追求.其中包括“教育”与“教养”双重价值追求.或把“教养”作为现代“教育”题中应有之义.[15]中国古代“经师”与“人师”之别,[16]40-43现代“教书”与“育人”之别、“管教”与“管导”之别,都反映“教育”与“教养”权重的不同.
（二）西方社会-文化中,以“师德”为教师教-学活动中的行为规范.由于它是教师职业行为的底线,故成为普适性的教师职业道德准则；我国“师道”的内涵,不仅在于教师的“传道”职责,更在于把教-学活动本身作为教师应有的价值追求,甚至是一种没有上限的信仰.“师道”一旦化民成俗,便带有道德舆论般的约束力.
（三）中西师资文化的区别,更在于西方教师毕竟是职业分工中的职业.师资文化主要涉及教师应有的职业道德、文化修养和职业能力；《师道征故》依据历代师说的内容,说明中国师资文化中,客观上存在教师“为师之道”,国家、社会“尊师之道”和学生“求师之道”问题.[16]22-84尽管在西方社会-文化中,也存在尊师习俗,由于那里原则上公认各种职业平等,教师并无特殊的社会地位.在那里,教师是否值得学习和尊重,因个人的实际表现而定.
历史形成的中西师资文化之别,实际上又是两类教育文化的差异.这两类文化,原本各有所长,各有局限.其中的短长在历史的比较的教育研究中显示出来.由于如此区别是历史地形成的,故取长补短问题也只能有待历史地解决.
《师道征故》的价值,不仅在于民族危亡之际,孜孜不倦地整理我国师资文化历史遗产,并且在西学东渐的浓烈氛围中,不以现代西方的成见与框架反套于我国教育历史的实际.尽管那种古奥生涩的文言不免费解,其中却鲜有复古的酸气.其陈述与论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对我国古代师资文化大体上进行了客观的分析,不失为对教育历史进行专业性质研究的范例.
《师道征故》及《教学法三讲》表明,中国古代的“教育文化”,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几乎是我国几代教育学人挥之不去的梦想.问题在于“中国教育的特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迄今也未必了然.“中国教育历史特点的研究”,正如中国现代教育的历史特点研究一样,是绕不开的课题.《师道征故》问世已达70余年之久,迄今仍不失研究的价值,犹如是金子总会发光,因为其中存在绕不开的“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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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孟宪承. 《古代教育文选》审稿会的意见与我们所做的调整[M].孙培青,记.//瞿葆奎,杜成宪. 孟宪承文集（12）.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43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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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陈桂生. 教育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J].教育学报,2018(01).
[16] 萧承慎. 师道征故[M].//萧承慎.教学法三讲（附录）.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
The Academic Value of Xiao Chengshen´s Research on the Culture of Qualified Teachers in China: Inquiry and Debate on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Education
CHEN Gui-sheng
（Faculty of Education,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200062）
Abstract：Xiao Chengshen is an outstanding educator in China in the 20th century. During his study of the culture of qualified teachers in the wartime period, he revealed the histo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qualified teachers and made a clarify of “shidao”, containing Dao of being a teacher from the aspect of teachers; Dao of respecting for teacher from the aspect of country and the society and Dao of following teacher from the aspect of students. " shidao " in Chinese culture endowed teachers’ teaching activities with value , which itself is a kind of power of belief and bound with morality. The differences in “shidao”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re rooted in the educational culture of both sid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pedagogy must nourish from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culture.
Key words：teacher´s TAO；educational culture；Chinese pedagogy；Chinese pedagogic discourse
（责任编辑：张国霖,车子彤）
（责任校对：车子彤,李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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