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大学毕业论文> 本科论文>材料浏览

教育学方面有关开题报告范文 跟教育学的递嬗:认知神经化类开题报告范文

主题:教育学论文写作 时间:2024-01-13

教育学的递嬗:认知神经化,该文是教育学相关毕业论文模板范文与递嬗和认知神经和教育学有关开题报告范文.

教育学论文参考文献:

教育学论文参考文献 教育学杂志教育学毕业论文教育学杂志社幼儿教育小学化论文

摘 要:脑科学、认知神经科学、生理病理学等在美国向教育学领域的延伸引发了教育学课堂的认知神经化.认知神经化教育学既有它的理论际遇,即知识论在现象学身体哲学上的树立,又有它的操作性际遇,即技术条件与手段的可获得性.然而,教育学的认知神经化并不意味着教育的效果直接来自生物学、生理学的解码以及神经认知技术层面上的操作发现.认知神经化教育学显明的是教育的浸身结构.教育学被认知神经化也并非说明教育学只能如此,相反,它是时代性的人类文明在教育学领域里的示范且是知识的浸身结构的示范.

关键词:身体哲学;认知神经化教育学;浸身结构;文明的示范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 -1610 (2017) 06 -0001 -11

当国内教育学的原理仍然停留在空泛的说教因而也很难说是理论思辨形态的教育学时,尤其是教育学、脑科学、认知神经科学等仍处于学术壁垒的分界线上时,教育学在美国的课堂已经实现了与认知神经科学的铰接而被认知神经化,即将听、说、读、写、计算、推理、想象等认知、学习的发生机制、原理的实证性研究引进、呈现给课堂,让智障儿童的大脑皮层、神经系统的结构与认知障碍的关系充实课堂.如此,教育学的课堂就坐落在脑的工作模式以及神经系统运作的格架内以示现认知发生的机制与原理并以此作为教与学的规式.认知神经化的教育学课堂就与当前流于概念论的空洞文字的中国教育学课堂模式截然不同.如果学习的发生、知识的习得必然是神经系统、皮层结构的事件,那么,教育学就是对这种原理性知识的探究并以此建构教学的理论与方法.这种模式的课堂教学,其明显的优势首先是它在微观层面上直显了听、说、读、写、计算、推理、想象等思维活动发生的身体机制,即认知是可观察到的脑皮层、神经系统的结构性的重组.其次,如果身体的神经系统、大脑皮层是学习的主体,知识的获得、教与学的效果取决于神经系统、脑皮层的性质与状态,那么,优化的教学就是怎样使静态的课堂动态、可感化,把孤立独成的、概念论的知识变成学生亲体的操作以改变他们对接知识的单一途径.而认知神经化的课堂教学因为它引进了学习机制的正常与异常脑成像的对比,再现视频片段的教与学的真实情景,其可视化、直接性、色彩性等就已经作为一种浸身的体感激发学习者的身心一体的介入而改变学生狭隘地对接知识的入口与界面.再者,由于课堂教学内容的可视化、直接性与具体性,教师引领性的言语讲解、师生互动、分组讨论等活动的课堂就摈弃了传统课堂里的孤零零的概念学习、单纯想象、机械复制般的记忆认知.如此,认知神经化的课堂就如同兰尼尔( Vicente Lanier)说的“视觉艺术”的直通,即“单是视觉材料的安排就能激起感情的强烈反响”[1]13,而传统的课堂教学就类似“概念艺术”的间隙与疏离,即课堂教学“以文字定义的形式表达出来”[1]13的概念片段.并且,因为这种文字堆积的教育学内容与知识的发生,认知的原理,以及听、说、读、写、推理、计算、想象等技能的培养、训练与获得毫无相关而使教育的意义、目的流于枯燥与空乏.如此,认识神经化的教育学课堂要比传统的课堂更有力量地把以身体一生活的学习者拉入认知与行动中,并对这些学生日后的从教更具有实践的指导作用.然而,教育学的课堂为什么会被认知神经化?它是生物学的吗?是还原论的吗?又该怎样理解教育学的嬗变呢?对这些问题的探索构成了本文行篇立论的主旨.

一、身体哲学:教育学认知神经化的理论先导

最具思想前瞻性的美国哲学家詹姆士(Wil-liam James)于20世纪初发表的论文《意识存在吗?》一文中否认了意识的存在而提出了“纯粹经验”(pure experience) -词.这一术语着实令人费解以至于一个世纪以后仍有中国学者斥责詹姆士思想倒退.可是,颇具讽刺意义的是批评者根本没有理解詹姆士的“纯粹经验”的意指.詹姆士以纯粹的经验指切的、正是他在19世纪80年代末期出版的大部头著作里就已经铺观列成的灼见——身体的意识.在《心理学原理》中,詹姆士论证了大脑的结构与功能后转而指向习惯性的行为.习惯性的行为是身体的意识,是可塑的神经系统的结构化的外显,因为“我们的神经系统是按照它经常活动的方式而生长的.”‘2]112詹姆士指出习惯性的动作在神经系统上的发生往往是先于我们的感知.当达的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印证并测量出了神经系统先行意识发生的时间.格拉农( WalterGlannon)在其著作《大脑、身体与心灵:人性的神经*》中引证了认知神经科学家利贝特( Benjamin Libet)的研究结果:

本杰明·利贝特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进行了一系列的试验.在试验中被试被要求弯曲手腕或手指.利贝特注意到无意识的大脑事件先于有意识的动作意向300 - 500毫秒.这些事件在运动皮层上是潜在的预备状态的可测量的活动,并且早于自主肌肉运动.通过把电极放置在被试的头皮上,这些活动就可以作为是脑电图的一部分而被记录下来.在被试意识到动作的发生之前,大脑就已经形成了意向行为的状态.利贝特从他的试验得出这样的结论“大脑在该主体意识到一种自主动作的意向或愿望前就已经无意识地发动了该动作的意志过程”……先于动作的这一过程明显地发生在完全无意识的水平上.

弯曲手腕、手指是我们已经习惯化了的行为.在我们有意识地做出某种行为之前,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告诉我们“大脑事件”已经先于真实发生的动作而表现出动感的先行.并且,认知神经科学的技术已经能够测量出“大脑事件”在时间上的优先性是300 - 500毫秒.就西学文化背景而言,在身体哲学兴起之前,哲学家从奥古斯丁( SaintAurelius Augustinus)到胡塞尔(Edmund Husserl)现象学常用心灵、意识的意向来解释知觉行为.与传统的心灵哲学不同,詹姆士把心灵归结为脑皮层、神经系统的事件,即身体的维度.“心灵明显是俯就身体的,通过身体,心灵才能显现出来.”2]199因为詹姆士洞见了行为、感知、注意、时间与空间等心理活动是身体的事业,所以,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称詹姆士是不折不扣的身体哲学家.他说:

威廉·詹姆士几乎不被称作是身体哲学家,尽管他肯定比其他论述身体相关现象的著名哲学家,诸如尼采、梅洛一庞蒂或福柯等给予了更多的身体意识的关注.或许他作为身体哲学家的身份因为他的汗牛充栋的肉身的研究在其早期著作中主要集中在心理学方面以及他后期主要转向了形而上学、宗教信仰与精神主义等主题而淡化了.然而,詹姆士对身体根本重要性的论断却贯穿其整个事业的生涯.

詹姆士的身体哲学深刻地影响了杜威( JohnDewey).在此之前,杜威是黑格尔(GI W.F.Hegel)观念主义的忠诚追随者,所以,如同传统心灵主义哲学家,杜威把身体视为是心灵的器官.然而,“威廉·詹姆士的《心理学原理》对杜威改弦易张其早先的观念主义的哲学思路既宏大深远又无有匹敌.”‘4 ]181认识到身体是塑造我们的行为的结构以及精神生活后,杜威转而关注身体的心灵以及经验、动作的重要性‘5 ]166:

在运用心灵时,我们要牢记的教训是身体的活动必须要参与其中.各种感官——尤其是眼与耳——必须要利用起来吸收书本、图示、黑板和教师所说的.嘴、发音器官以及双手都要被调动起来,在言语中、在写作中重温记忆中学过的知识.

身体的参与以及身体的动作、效应是经验的本质.我们不是在感官中被动地接收信息并获得对世界的认知,而是身心一体在动作以及对动作的执行中发生,动作的关联将我们的感官结合起来,即由身体一动作一世界以及世界一动作一身体构成的环流形成了意义的结构,这才是经验.“从经验中学习就是在我们对事物的动作以及我们对它是苦还是乐的感受中建立前向的或后向的联结.”‘5]164对于詹姆士和杜威来说,身体是我们塑造知识、自我、社会的力量.我们无法单纯性地感知我们的身体,相反,我们却依靠它去感知,去行动.虽然詹姆士、杜威的身体维度的知识论在理论上发端了行为主义乃至认知科学,但它更深远的理论意义在于与身知识观的面世以及詹姆士对胡塞尔现象学的影响.如果你对比了詹姆士在《心理学原理》中对意识流、知觉,尤其是对时间意识的卓越阐论,然后再去阅读胡塞尔的著作,你将发现胡塞尔的“意识流”、时间观以及对知觉的描述与詹姆士的诸多说法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这绝非是一种巧合.施皮格伯格(Hebert Spiegelberg)对此亦持有相同识见.“在我看来,詹姆斯与胡塞尔之间的这许多相似之处肯定不只是一种巧合.”虽然胡塞尔在《逻辑研究》中的一个注脚里坦承了他受到了詹姆士的《心理学原理》的启发,但是:

在那里没有特别提到詹姆士,这是很引人注目的;特别是在胡塞尔的《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一书中(该书是胡塞尔意识流概念的主要出处),也没有提到詹姆士,即使考虑到胡塞尔越来越减少引证其他哲学家的著作,这种情况也是很引人注目的.

换言之,詹姆士的与身性知识观使胡塞尔稍有开窍,但胡塞尔却把从詹姆士那里借来的“纯粹经验”,即身体的意识,错置在心灵的知觉上以至于胡塞尔终其一生都未逃出先验心灵的迷宫.胡塞尔的硬疣在海德格尔( Martin Heidegger)的与身性现象学中被摘除,与身知识观以形而上学的方式问世.然而,先验的此在必须被下放、拉进活生生的生活世界中.为此,此在需要一个身体,需要有血有肉的手以至于世界才能上到手头.这就是梅洛一庞蒂( Maurice Merleau-Ponty)的身体现象学.现象学发展至梅洛一庞蒂,与身性知识观的批判在美国、德国、法国殊途同归.从美国的詹姆士到杜威,自德国的海德格尔到法国的梅洛一庞蒂,作为认识世界的介质的概念论艰难却又坚定地被一点一点地破除;听、说、读、写、语言、想象、推理、计划、决策、抽象等曾是心灵一统的智性活动被还给了身体以及身体的动作.如果心灵俯就身体之轭,是身体的性情;如果我们的知觉、认知、行动是身体的或说肉身的形式,那么,知识论批判的现象学运动发展至梅洛一庞蒂后——其现象学哲学的典型特征就是融合生理学、病理学、脑科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等领域来*知识的与身性,其必然结果就是认知神经科学的发起,即探微身体对知识的塑造.法国著名认知神经科学家瓦瑞拉(Francisco J.Varela)在合著《具身的心灵:认知科学与人的经验》(Embodied Mind: Cognitive sci-ence and Human Experience)中这样写道[7]15:

我们上一章的构想显然归功于梅洛一庞蒂哲学.我们之所以援引他是因为在我们的西方传统中,他似乎是屈指可数的哲学家之一,致力于科学与经验,经验与世界的两者之间的中间地带( entre-deux)的圆环研究.另一个原因是梅洛一庞蒂致力于从他的那个时代、对应于认知科学的某种优越性来看这种圆环,这种优越性就是正在法国兴起并处于领先地位的神经心理学.在他的主要著作《行为的结构》中,梅洛一庞蒂的论证使研究直接经验的现象学、心理学和神经生理学相得益彰.

美国著名认知神经科学家( AndyClark)在其1997年再版的《此在:大脑、身体和世界的交织》( Being-There: Interweing of Brain,Body and the World) -书中说道“作为内在地与身体、世界和行动交织的心灵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1927)中触目可见,在梅洛一庞蒂的《行为的结构》(1942)中更是清晰描述.”[81

如果说身体哲学的理论思潮感召了神经科学维度的认知的实证研究,那么,认知神经科学对教育学的冲击就是教育学被认知神经化.哈佛大学( HarvardUniversity)教育学院布莱克(Peter R Blake)教授与戈登( Howard Gardner)教授在心灵、大脑与教育的第一门课程(A First Course 沁Min,d,Brain, andEducation)一文中这样写到‘91 61:

当物理学在二十世纪的上半叶一度受到社会的青睐时,二十世纪的下半叶则是生物学的一支独秀,它得益于新技术以及对有机体的研究在各个层面上的突破——从染色体到大脑再至整个有机体系统.生物学研究成果的报道不断主宰了科学期刊、新闻媒体、杂志的版面;相应增长的则是新闻记者以及公众对生物学的期待,即能够解决更好地理解心灵、大脑、教育等主要问题.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高校里的一些学院开始思索新的生物学研究成果对教与学的含义.

脑科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等生物学导向的研究成果对教育学的含义首先就表现在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的诞生,这就是他们的合作小组在20世纪末期提出的“心灵、大脑与教育”( Mind,Brainand Education)的跨学科融合,它也常被缩写成MBE的形式.“心灵、大脑与教育”不仅仅是探索新教育观的尝试,它更是改革教育学课程的先声.2000年的哈佛大学的教育学研究生院,费舍尔( Kurt Fisher)教授和戈登教授开设了“认知发展、教育和大脑”的新课程,此课程的授课时间为一年.布莱克教授和戈登教授把课程目标描述为:

训练学生能够评鉴研究成果并形成跨学科的整体性的思维方式.从这个专业毕业出去的MBE专业人员应该能熟练地进行跨学科的对话、交流并能够最优化地做出服务教育目标的决策.

教育学专业的目标是通过对大脑、神经机制的工作原理的领会,努力实现教育的最优化,为此,教育学就必须与“特殊教育、医学、生物学、认知科学、专业咨询等”[9]62背景与经验的研究者相结合,使学生“形成多学科的学术视野;具有学习的四大领域里的具体的、基于研究的知识;把孩子视为是完整的人的基于案例的经验.”[9]63学习的四大领域就是计算能力、语言与文学、动机与情绪、概念变化.详细地说,他们的教育目标就是要让每一个将来从事教学的学生——无论他来自什么样的学科背景——经过教育学院的课程学习与专业训练后,能在各自的课堂教学与实践中,诸如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语言、文学等等,以知识的脑皮层、神经系统的工作原理、机制为平台经营课堂教学,帮助学习者切实有效地获得知识.因为,正如另一位哈佛大学教授罗蒂古茨( Vanessa Rodriguez)所指出的“人类的神经系统是理解教学中的人性之精核的最理想的框架.”[10]哈佛大学教育学院敢为人先的创举成为美国其他高校教育学乃至其他国家的教育学改革的路标.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教育学系、霍普金斯大学(Hopkins University)、旧金山大学(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加拿大的西安大略大学(University ofWestem Ontario)、比利时天主教鲁汶大学(Uni-versity of Leuven)教育科学系,以及英国的高校等纷纷开设相似的“心灵、大脑与教育”课程,新式样的教育学从此意气风发.如此,我们就不得不追问认知神经科学究竟启发了教育学什么以至于教育学被认知神经化?

一、认知神经科学:教育学认知神经化的引擎

认知神经科学不同于心灵表征主义的认知科学,后者是以数字计算机的方式来理解心灵对符号的操作.认知神经科学认为“认知和心灵完全是认知系统的特定的结构.神经科学是这种观点的最明显的表达,在神经科学中认知可以通过探测大脑的特性而被勘查.”[7]9-11认知与神经科学是怎样结合在一起的呢?我们以医学史的经典案例来看他们的架接.1848年弗蒙特州的夏季,建筑工人盖格( Phineas Gage)在点燃炸开山石修筑铁路通道时,因为疏忽忘了把沙子填埋在掩盖的地方并夯实.当他点燃引线后,悲剧发生.一根铁杆在的冲力下进入盖格的左脸颊,穿透头盖骨的基底,横越他的前脑,并以极快的速度穿出头顶.这个带着盖格的血与脑肉的铁杆穿出头顶后远远地砸在了100多英尺外的地上.事故以后的盖格经治疗后虽具有正常的肢体运动能力,但人格已判若两人:只有个人意志、没有他人的顾虑;言语粗俗鄙陋以至于周围人敬而远之;想法顽固、僵硬、固着、不可通融,性情急躁善变、喜怒无常;制定的每一个计划在还没有付诸实施时又不断地被丢弃;语言浮夸、炫耀,毫无社会廉耻心,公众道德感等等.盖格的人格变异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盖格的大脑伤在何处呢?这是美国认知神经科学家达玛西奥( Antonio Damasio)引证的、美国医学史上的一个经典例子,而对这个跨世纪的经典案例病史的投入以及诸如此类病人的现代版的研究成就了《笛卡尔的错误》.该书1994年的出版使达玛西奥一举成名.神经学家从这本书里看到了什么?

盖格的故事过去约一个半世纪了.达玛西奥的妻子兼助手达玛西奥(Hanna Damasio)在哈佛大学神经学家盖勒贝达( Albert Galaburda)教授的帮助下,利用现代技术手段设计了盖格的头盖骨的三维模型,并模拟了铁杆穿透头骨的路径,最终确定了盖格的脑损伤是左、右半脑的额叶区.其中左半脑的损伤面明显大于右半脑,且额叶区的前部损伤大于其后部.两个半球的腹部以及内表层的前额叶皮层受损.相比之下,两个半脑的运动机能区、前额盖以及布洛卡语言区完好无损.正是额叶的损伤导致盖格无法进行社会性认知的推理以及决策.不仅如此,额叶的特定部分的损伤也改变了伤者的情感体验,他们的社会性情感认知不再有情绪上的波动,而是起伏感如同熨平般的冷漠.19世纪的经典案例在20世纪已不再是经典.达玛西奥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个盖格版的脑损伤者的病史里发现了同样的认知障碍的记录.越来越多的额叶损伤的患者,虽然病灶点不尽相同,但都表现出类似的认知异常.神经学家继而发现,右半脑的躯体运动区的损伤同样导致患者无法正常推理,而杏仁核受伤则常导致情感认知的偏失.不同脑区受损,比如枕叶区,认知障碍的表现亦不同.二战期间,德国著名神经生理学家戈尔德斯坦( Kurt Goldstein)的一个患者叫施耐德( Schneider),其枕叶区被炮弹片打中.受伤后的施耐德无法认知放在他面前的一支自来水笔,他也没有数的概念,看不出来5 +4 -4这一个算式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反复计算它.施耐德更不清楚他的头部、胳膊在哪里,不能对稍微变化了的社会情景进行推理认知.简言之,因为枕叶区的严重损伤,施耐德与世界的无形的结构性关联不可逆地解体了.如此,个体与世界是怎样关联的呢?神经科学家发现,如果给被试呈现一个视觉图形的刺激,则在这个被试的初级视觉皮层上会形成一个构型,其样式与刺激图形在拓扑学意义上来说相一致.我们的神经系统、大脑皮层天性地亲世界,而一旦皮层、神经系统的完整性被破坏,肉身将不再能够包含世界的结构,其外在的表现也就是认知障碍.洞察到认知的肉身原理后,认知神经科学家瓦瑞拉( Francisco Varela)写到“正是仅仅因为这种结构,即大脑,在环境中经历了相互作用,我们才能把随后的行为标识为认知的.”[7]11身体的中枢神经系统、脑皮层、边缘系统等作为一个完整的结构是我们一切认知活动不可见的天机.听、说、读、写、推理、思维、想象、决策等等都是社会化了的肉身结构.达玛西奥写道[11]177:

我们天生具有的神经机制因为刺激的作用而产生种种的肉身状态,这是初级的情绪机制.这样的机制内在性地偏好加工与个人及社会行为相关的信号,并且它在一开始就包含了把大量的社会情景与适应性的肉身反应相配对的种种倾向.…然而,我们进行理性的决策所使用的大多数的肉身的标志很可能是我们在接受教育以及社会化的活动中、通过联结特定种类的刺激与特定种类的肉身状态在大脑中形成的.换言之,肉身的标志基于第二类的情绪过程.

社会性的教育活动可以塑造着肉身的结构,但在最根源的意义上讲,教育的可能性以及社会化的活动取决于脑皮层、神经机制的结构与再结构,取决于脑与神经活动的可塑性与交互性;认知活动也在某种意义上是皮层、神经系统、皮下层组织的活动与结构的重塑.如此,当我们在思维时,大脑的某些区域必然在协同的活动中.唐娜教授在教育学课堂上呈现的大脑的正电子成像(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简称PET)以及功能性核磁共振(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简称fM-RI)中以色彩标出的区域,就是在演示处于当下认知情景中的大脑的工作状态.所以,学习者不是在看这些图像,而是在看自己在思考、知觉、想象、推理、计算等知性活动.如果是这样,认知神经科学家所关注的就不仅仅是脑损伤与认知障碍的直接关系,而是我们在阅读、推理、思维、想象、计算等高级认知时,大脑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换言之,要从被动地通过认知障碍来研究脑,转变为主动地探微大脑的运作来洞悉认知、提高认知技艺.比如,同样是美国认知神经科学家,费施巴赫( Gerald D.Fischbach)在1992《科学美国人》期刊发表的《心灵与大脑》一文中就关注我们在听、看、说以及思索时,大脑发生了什么.费施巴赫示例了视、听、说、思考四种精神活动时的大脑正电子成像的扫描图像.当不同的学习任务在进行中时,扫描图像显示大脑的血流向不同的脑区.听力注意时,颞叶区血流量集中且形成一个地形图;视觉注意时,则大脑后部的枕叶区处于兴奋状态;说话时,血流量集中在颞顶区;斟酌用词时,额下回血量集中.当前的认知神经科学的知识以及技术手段让我们了解了更多的阅读中的大脑的信息.当我们阅读时,初级视觉区首先解码书面文字的视觉信息.然而,神经成像也表明梭状回,即枕颞叶的内侧面,参与到词汇的加工中,且作为字形的视觉加工的最高级组织,把语言的视觉输入与言语表征联系起来.如果这一区域受损,那么,口头阅读与口头命名的能力亦将失常.研究还发现阅读不仅仅涉及到视觉区,它也与听觉区关联.“善读者听觉也敏,听觉敏者也善读.行为研究结果表明听、说是两种交织、渗透的技能.”[12]所以,就英语这种语言来说,阅读能力的提高可能与把视觉和语音加工结合起来的这种能力存在强相关.而对于读写困难的儿童或成人,其困难与症结也常常源于语音加工能力的失常.即:

这些困难(即读写)首先是在言语的语音加工层面上,尤其是对语音的意识,这是辨认和操作单词的声音结构的能力.押韵、音节以及伪单词的发音等技能要求具备语音的意识和语音的技能,而正是在这里,读写困难者常常受到了损伤.

如果认知神经学家能够定位学习的困难之处,那么,他们也就能够通过种种专业性、针对性的教学设计帮助读写困难者提高他们的认知.这也正是久负盛名的坦普( Elise Temple)等人的经典性实证性研究.认知神经学家、教育者、科研者对这篇文章的引用已近700次.坦普等人的实验对象正是针对读写困难( dyslexia)儿童.这些儿童因为左半脑的颞顶皮层在进行语音加工时相比较控制组活动明显减弱,神经系统的反馈出现不连续性而使阅读出现困难.坦普等人引进一套计算机化了的听觉和语言加工干预项目.此训练项目是非言语的,而是在听觉上对发音进行了改动,比如快速的发音被降慢语速且音量扩大.经过精细的实验设计,坦普等人发现读写困难的儿童在阅读能力上有显著提高,一并改善的还有口语表达能力以及迅速命名的能力.而核磁共振图像也显示纠正后的、读写困难儿童的数个脑区的活跃性提高,其中就包括左颞顶皮层以及额下前沟回,而这两个区域都是对照组中的正常儿童在进行读写任务时参与工作的脑区.坦普等人这样写到:

实验表明左颞顶区皮层参与到儿童以及成人的语言加工中,但在读写困难的儿童以及成人那里在语音加工时出现不连续性.我们假定纠正将改善这种不连续性.作为对这种假定的支持,训练后的左颞顶区皮层增长了活跃性.活动量增加的颞顶区只是靠近而不是与进行相同任务的正常儿童的活跃脑区相同.因此,左颞顶区的活性的增长似乎仅仅是颞顶区断断续续反应的部分而不是完全的改善.左下前沟回也参与到语音的加工中.此区域在训练前的读写困难儿童那里也较为活跃,但却与正常儿童是不一样的定位.训练后,这些儿童的核磁共振图表明左下前沟回的一个部分明显活跃,而这正是正常儿童的认知活跃区.

我们的大脑不仅仅是阅读的大脑,而且是时刻准备接受周围环境中一切可感的,以重塑自身结构的亲文化者、亲社会者.然而,大脑是怎样与环境相结合而重塑自身获得知识的呢?罗森茨维格( Mark R.Rosenzweig)等人在1972年合作发表的研究论文中精细地揭示了脑的结构性变化.他们把被试的老鼠分别放置在资源丰富与贫乏的环境中成长并通过解剖勘查大脑结构的差异性,他们发现:

问题解决实验改变了大脑中的乙酰胆碱.……不同的经验不仅仅改变了酶的活性也改变了脑的重量.……丰富环境下的老鼠其大脑皮层更重、皮层亦增厚,乙酰胆碱的活性增高,尽管每单元组织的酶的活性降低.……虽然经验的差异没有改变每单元组织的神经细胞的数量,但是,丰富的环境使胞体和细胞核都得以增大.……大多数的实验结果表明丰富环境与贫乏环境之间的最大差异表现在枕叶皮层的显著不同.

环境的性质可以改变大脑的结构,而大脑结构的变化即是老鼠习得了知识与技能.所以,认知神经科学与教育学的结合不是生物性的,不是还原论的,而是示证了知识的与身.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结果不仅提示给教师如何设计教学环境以促进学习者的知识的与身,而且播种给教育学一个可期的展望,那就是对于脑损伤者、智障者、读写困难者等群体来说,如果改善了他们的受损皮层,也就相应地改善、提高了他们的认知能力.另一方面来说,认知神经科学的指导性与实用性也为教育学进行了重新的定位,并为课程的改革设定了方向.正如达特茅斯学院教育系主任唐娜教授在其合作的论文中所提出的.

教育是典型的认知科学,然而,教育作为一门学科却有一个糟糕的历史.美国教育法的变化以及教育成就的国际间的差异——这些教育成就的取得通常都发生在经济发展相对良好的国家,再一次把教育的科学化引入到前沿的讨论中.当下,学界对通过认识神经科学来连通新的教育科学观与学习的兴趣越来越浓.

这越来越浓的兴趣就是以认知神经科学为导向的教育学课程的重大调整.达特茅斯学院教育学系的教育学课程设置如下:学习的大脑:儿童发展与教育的导论;一年级新生的教育学讲座:社会经济地位、教育与发展;评估与个体差异;发展的方法论与教育的神经科学研究;历史与人的发展和学习理论;教育心理学;美国教育方针与政策;低年级教与学的原则:理论与实践;小学教学的高级原则;教学实践I:初级;教学实践Ⅱ:初级;中学教学的教与学的原则:理论与实践;中学教学的高级原则;实践教学I:中学教学;实践教学Ⅱ:中学教学;阅读的大脑:教育与发展;数学的大脑:教育与发展;道德发展与道德教育;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andmath,简称STEM)与教育;社会与情绪发展;语言习得与发展;跨文化学习与教育;青少年发展与教育;特殊儿童教育;独立阅读与研究;独立阅读与研究:学校研究;人类发展与教育等.这些课程的宗旨,以阅读为例,正如唐娜教授所说,每一个学生,一是要能够欣赏令人惊讶的阅读能力;二是能够在行为与神经的层面上识别和理解阅读过程中涉及到的各种技能和系统;三是认识学习阅读的关键因素和构筑一个阅读的大脑;四是理解行为与大脑的研究会怎样地帮助阅读教学的实践;五是发展写作技能以及信息定位、批判性的阅读和分析研究性文章的技能;六是认识课程内容与课堂外生活的相关性.概括地说,教育学的课程从以往的“概念艺术”的空洞说教转为学习、认知发生的神经机制的“视觉艺术”,因为大脑是言说的大脑、阅读的大脑、数学的大脑、道德的大脑、发展的大脑、情绪的大脑等等.所以,教育学的课程是洞悉人、大脑、知识之间的关系;是明了知识来自哪里、教与学的身体性的条件与限制;是使对学习的神经发生机制一无所知的未来的教师在接受教育学的课程训练后,能够有效地指导学生阅读、计算、写作、推理等知识与技能的提高;是改善、推动或欣赏特殊儿童的认知与进步的能力.教育学院也纳入了人类的学习与历史、社会、经济的关系等课程,因为人是具体的、历史性的人,承载了特定时空下的社会与经济关系.这就是“教育是典型的认知科学”的含义.所以,认知神经化的教育学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包容性的概念框架或机制”15 146以实现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与教育学课堂的对接,尽管目前它还存在困难并差强人意.从大脑与知识的关系而言,正是认知神经科学开示了教育学应该设置什么样的课程,呈现什么样的教育学内容,怎样建立课堂内外的结合以促进知识的肉身结构的转化,以及怎样把认知神经科学界的最近研究成果引进课堂以最大效应地实现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价值与目的等诸问题.

认知神经科学通过脑成像技术把知识的肉身属性揭示出来,含摄脑科学、神经科学、生理学、病理学、生物学等学科在内的认知神经科学作为一个精当便捷的脚手架,为我们探究学习发生的隐匿的中环提供了平台.意欲提高学习能力,改善课堂教学的效果,我们就不能绕过脑与神经系统以及相关科学的研究所提供的策略性的、启示性的指导,因为“学习是根据外部环境刺激建立神经联结的过程,而教育则是控制或添加刺激,或激发学习意向的过程.”[16]155这就是当前在教育学领域里兴起的、以认知神经科学模式为导向的“神经教育学”的新范式,它把教育学在指导理念与教学实践上都推向了“神经”热浪的中环.然而,詹姆士、杜威在美国倡导“学习”与“神经”结合的先声早在19世纪末就已奋起,距今的壮观蜂起已有一个多世纪,神经科学的昌盛也非仅是21世纪的事业,可为什么教育学却于当今与认知神经科学结合并构筑了牢固的联盟以至教育学被神经化了呢?又该怎样理解这一新范式的转换呢?

三、文明的示范:认知神经化教育学

19世纪末,詹姆士在其大部头的著作《心理学原理》(The Pruzciple of Psychology)中就知识的属性、结构、习得与神经系统之间的关系鞭辟入里地指出:“在全部的教育中,最大的事情是让神经系统成为我们的盟友而不是我们的敌人.”倡导把教育、教学的地基筑建在通达适会的神经系统上是詹姆士前瞻思想与对未来教育样式的呼告.只是这呼声在19世纪末以及20世纪的美国并没有道劲到焊接教育与神经的融合,所以,21世纪的“认知神经化教育学”的新理念不妨是对詹姆士师心独见的姗姗来迟的回响.早在詹姆士的与身性思想问世之前,从大脑、神经的角度来探索脑与意识、行为的因果性关系就已在18世纪风起云涌并成为一种社会的思潮.惠特克( Harry Whitaker),史密斯(C.U.M.Smith)和斯坦利维格(Stanley Finger)在合编的《脑,心灵和医学:18世纪神经科学论文集》(Brain., Min,d and Medicine: Essays in Eighteen,-Cen,tury Neuroscience)的导言中这样写道.

漫长的18世纪,就种种主题来说,始于17世纪60年代延至19世纪的头几十年,是在神经科学上发生转向的时代.18世纪目睹了经典的以及时代性的神经生理学思想——生物性的精灵在中空的导管里向脑室流入并从脑室流出——正被由解剖学证实的观点所取代.18世纪亦见证了神经系统作为身体与心灵的病源以及新的治疗方法而成为社会兴趣的聚焦.至少是在上流的政治社会,18世纪亲历了新的,甚至常常是对健康的以及功能正常的神经系统的“神经质”的担忧.

据此,我们不难想象“神经系统”在18世纪的兴旺发达,其浓郁之风气甚至使社会出现了“神经系统”敏感过度的“神经质”现象.当值一提的是对“神经系统”的研究做出巨大贡献的亨特( John Hunter).亨特写道,“大脑与神经产生了感觉,心灵与理性即从感觉起.并且,神经只是行动的一种方式,把印象从身体传向大脑,另一种方式则是从大脑传向末端(身体),传达意志的指令等.”

于是,笛卡尔( Rene Descartes)的心灵通过松果体作用机械身的假设以及洛克(John Locke)的心灵的联想机制就被神经机制取代.这就为从神经机制思考意识以及行为预备了通途.“神经系统”也就不仅仅是生理学、解剖学、神经科学、病理学、药理学等领域里的医学专有主题,它亦成为哲学反思的主题,即神经与意识的关系问题.这就是18世纪的神经哲学家伯奈特(CharlesBonnet)的开拓性的工作.不同于传统思辨哲学家,伯奈特基于脑、神经系统的功能陛的活动提出意识的神经活动起源.有学者称[17]193:

查理斯·伯奈特是第一个对意识现象感兴趣并把意识现象与神经活动联系起来的神经哲学家.意识是怎样产生的?心理活动是如何可能的?大脑是怎样产生感觉、运动与意志.……对于伯奈特而言,所有的心理活动等同于生理活动,所有的理智的与情感的心理现象都有这种生物性的地基,即神经系统.神经系统是由神经纤维组成的机器,它是心灵活动之源.……伯奈特的推理逻辑发展如下:首先,没有神经亦没有感知;其次,感觉和情感的形式是繁多的;最后,所有的神经起源于大脑.

把意识的起源归结于神经的活动,那么,神经的活动式样就是种种的意识状态.当一种认识成为时代的风标却同时又受制于时代的理论与技术条件时,这种认识就难扬其风波.这就是大脑、神经研究成为18世纪的社会的“神经”时,教育学却并没有被“神经化”而依旧是浓厚的文质气息,比如直觉、自然主义的教育学以及心灵主义的理性教育学依旧主导着学校教育.心灵主义教育的系统化的典范就是主知主义教育.它塑形了19世纪中后期乃至20世纪初的美国的教育实践直至杜威的教育理论的诞生.而它在当下依旧主导着中国的课堂教学.在谈到传统教育时,杜威写道‘18]: 如果我们留心看看一般的教室,例如按几何图形排列着一行一行的简陋的课桌,紧紧地挤在一起,很少有移动的余地;这些课桌的大小几乎都是一样的,仅能够放置书、笔和纸;另外,有一个讲台,一些椅子,光秃秃的墙壁,还可能有几幅画.我们看了这些情况,就能推断在这样的场所可能进行的惟一的教育活动.这一切都有利于“静听”的,因为单纯地学习书本上的课文,只是“静听”的另一种形式,它标志着一个人的头脑对别人的依赖.“静听”的方式意味着被动的和吸收的……如果什么都是建立在“静听”的基础上,那么教材和方法就只好划一起来,耳朵和反映耳朵的书本便构成一切儿童相同的媒介物.

对“静听”的背离,对“教材和方法划一”的摈弃,杜威力诉“从经验中学习”,也就是把知识回放到知识的母液一动作的关联一中,尽管杜威的认识里仍残留着传统的二元论.从“经验中学习”强调的是知识源发于操作性的动作[5]167:

放风筝的小男孩必须时刻注视着风筝,并且调整着手中长线不断变化的压力.他的感官是知识的通道,这并不是因为外在的事实被“输送”给大脑,而是因为感官在目的性的、活动感知中.可见物与可触物的品质都与它们的处境相关,并成为观察的对象;它们因而具有意义.

“从经验中学习”或“做中学”在冲击传统教育模式的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其不可抗拒的力量在于它‘19 ]18.

让学习者主动与身边的人文物理环境进行交互作用.因为该理论认为,与知觉学习相比,这种方法更能促进信息的深入整合.行动必然意味着操作——即对观念的执行.学习者不仅需要学习知识,了解如何习得知识,还要知道现实情况中如何应用知识.因此,如果学习者变得“主动”,就意味着更好的学习.

强调知识的操作性原理不仅仅有詹姆士、杜威,更有皮亚杰(Jean Piaget).正是着眼于动作本身,皮亚杰指归了知识的来源.“知识从动作中抽象而来,从动作的协调中抽象而来,而不是来自物体.”[20]无论是高级的还是低级形态的知识都源于动作的转化,是对动作以及再动作的形式抽绎.而动作正如同詹姆士、杜威、皮亚杰、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等所论述的那样,是皮层、神经系统的与身结构.知识论从传统的心灵到身体动作的转向就为继之而起并独领半世纪之久的行为主义的教学理念指引了路标.当知识被纳入到行为的系统,而行为又被直接归于脑皮层、神经机制的隐机后,当20世纪下半叶的技术手段在跨学科领域里的发展又足以使对它的敞开成为可能时,揭示“大脑是‘学习的器官”才能够顺时代之势而播其风.达玛西奥写到[11] 22:

盖格死于1861年.盖格的医生约翰·哈罗( JohnHarlow)是在盖格死去五年后才闻其死讯.……哈罗去信盖格的妹妹再三请求保存盖格的大脑以便研究.……从此,盖格的头盖骨与那根铁杆相依为伴地停放在波士顿哈佛大学医学院的沃瑞医学展览馆.……一百二十多年过去了,盖格的头盖骨成为勘探工作的跳板,衔接了哈罗医生未尽的事业并在盖格的额叶与现代额叶功能的研究之间构筑通路.

始自20世纪90年代的大脑认知功能的主旨性研究,社会性的关切在教育学领域里正日趋渐浓,即实现大脑、神经与教育的铰链,优化或促进脑皮层的结构,刺激神经冲动路径的新的选通,以改善教学、学习效果的新模式.于是,“从经验学习”就被进一步地彻底化,即向经验之可能性根基的脑皮层、神经系统的活动机制学习.并且,“从经验学习”的“经验”的范畴亦是反传统的,即更多是从反观性的经验来获得对听、说、读、写、运算、推理等认知形式的反思.比如,面对一个阅读障碍的儿童,我们禁不住会思考最常识性的问题:我们所谓的学习主体究竟指的是谁?如何能够使它有效地发生?教师的作用是什么以及该如何评价?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告示教育学的是:教育不是向大脑灌输知识,而是大脑的境遇决定了知识的表现性.这是因为[22]:

阅读障碍的根本原因在于左侧颞顶区的过度兴奋,而不是发育迟缓或者阅读能力的未开发.认知神经科学家假设左侧颞顶区是阅读时听觉与视觉加工的交汇处.阅读障碍的异常情况也在与词语的工作记忆相关的前额叶区被观察到(在某些情况下与阅读能力相关而不是阅读障碍),左颞中回和颞上回与接受性语言相关,左侧颞枕交汇处与字母和单词的视觉分析相关.

阅读障碍并不是语言能力的欠缺而是支持语言能力的肉身的缺残.听、说的知识形式作为肉身本已的存在方式本就是肉身的意动情发.教育工作者如果能够把握阅读障碍的原理性问题,针对性地施予干预或规划特别教学项目,则教育的功效将有明显的改善[19]93-94:

某些皮层结构特征异常会直接导致声音处理的缺陷,这一发现促进了针对性干预的发展.干预研究已经发现,这些神经通路具有非常好的适应性(可塑性).针对性治疗能够让年轻人在大脑左半球后侧建立起完整的神经通路,让他们能够准确流畅地阅读.对有阅读障碍的人来说,也有可能在其大脑右半球建立代偿通路,让他们能够准确但缓慢地阅读.对左侧颞顶处后部和颞枕回存在异常的儿童来说,他们的语言能力似乎存在着发展的敏感期,因此早期干预的效果是最好的.

针对性的干预至少表明了改善接受教育的能力依赖于导引大脑的优化结构的建立以“让大脑拥有读写能力.”这就是基于神经模式的教育学的价值与优势所在.即[16]37.

这里呈现给大家的关于脑与自我的简要历史表明,这种观点并不是唯一的,并且其本身是历史发展与对神经科学的挑战进行反思的结果.这样的一种思考勾勒出了神经教育学的发展所处的环境,并有可能帮助这些发展的推动者们保持其对神经教育学的人类学背景与维度的敏感.教育的实践者们可能感觉教育中的“艺术”成分永远大于“科学”成分.然而,问题可能在于如何将两者进行和谐统一,以及如何以脑结构与功能的数据积累之外的眼光来看待神经科学对教育的贡献.因为正如脑格与脑主体的历史发展所表明的那样,神经科学影响教育学的方式将更少地依赖于技术信息,而更多地依赖于关于何为人类,以及人类社会应该如何组织这类问题的知性的也希望是英明的、道德的、哲学的与政治的决策.

神经教育学的应用价值在于它是“艺术”性与科学性的联姻:既把认知基于身体的制约,或读解它的认知的规范性或修补、改善认知,又以身体的性情为媒介、因势利导开发积极的学习策略.即[19]105:

策略学习导致比死记硬背学习更高的准确率和迁移性.这些结果表明,死记硬背学习的神经通路比策略学习的神经通路效率更低.……不同的教学方法能产生不同效率的神经通路,这强调了教学的重要作用.

因此,或许我们不应该质问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究竟能给课堂教学带来什么直接的收益——这正是美国社会、群体对认知神经科学研究者以及教师的质问,因为如此的发问是把作为脚手架以探测人性之奥义的认知神经科学当作了人性本身.当认知神经科学被引进教育学的课堂;当我们从事听、说、读、写、推理、计算等认知活动时的大脑的功能性成像作为教学内容呈现给课堂时;当相关的图片、数据、量表等试验结果成为教学与学习的内容时,此时的课堂文化作为丰富资源的环境已经催发了枕叶视觉皮层的活跃,正如罗森茨维格( Mark R.Rosenzweig)等人的研究表明,激发大脑的其他区域积极主动地同构由视觉性信息引发的皮层结构与神经通路的重组,这也成就了脑皮层结构组织性的更新与开发;此时的课堂文化也已经成为可感的,如同羊水濡养胎儿那样浸润着学习者随应社会文化的新格局,使后者成为那种文化的体现者而实现文明的传承.换言之,认知神经化教育学是美国保持并推动其以科学、效能主义发达社会文明并以肉身的复制而延续它的文化、文明的时代性的路径之一.我们也不应该狂热地叫嚷教师应该成为神经元教育者——如当代美国众多研究者的极端走向,因为我们不是离散性的神经元的集装,而是肉身完整的一体,是浸身的感性.同理,我们更不能一叶障目地说教育学必须以脑为基.这种把脑等同于学习的说法是把人的大脑视为与他的身体可以分离的抽象的脑.正如达玛西奥指出“心灵是由身体显发的,这是在‘体显’一词的完全意义上来说,而不是由脑独显的.”[11]118

就中国的教育学发展前景来说,如果认知神经科学的前导性已经揭示了知识是肉身的性情、浸身的结构,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因循守旧空洞、粗浅、文字游戏之教育学,墨守成规地抵御认知神经科学走进、改造中国的教育学课堂.正像斯特林( Elsbeth Stern)在《自然》(Nature)的社论《教育学遭遇神经科学》(Pedagogy Meets Neuroscience)一文中指出:

仅仅是神经科学本身并不能为特殊的学校教学设计强有力的学习环境提供特定性的知识.但通过揭示学习的大脑的能力与局限的深入知识,神经科学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学习环境利于学习而有些失败.

教育学并非只能如此,但知识的肉身原理的揭开,认知神经科学的示证性研究对课程重建的启发以及对有效教学方法设计的指引,教育学就以基于实证的科学样式表现出来.所以,认知神经科学模式化的教育学是21世纪的人类文明在教育学领域里的示范.如此,中国的教育研究者就应该以此为鉴,让脑科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等跨学科的成果为教育学铺路,成为探索中国人文教育传统的教育学与科学导向的认知神经科学相结合之新径的路标,为重释教与学的关系,人与科技文明之间的关系和文化、民族间的差异与共同,最终为理解人性与文化的多元而致远方寸.口

(衷心感谢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教育系寇奇·唐娜( Donna. Coch)教授接受作者旁听一个学期的课堂教学.正是她的课堂启发了作者对美国学界这一话题热烈讨论的思考.唐娜教授与作者的交流、资源的分享以及鼓励是历时三年完成此篇的忠诚支持.作者并以此文向认真、敬业的唐娜教授致以崇高的敬意.)

本文结论:这篇文章为关于递嬗和认知神经和教育学方面的教育学论文题目、论文提纲、教育学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致敬经典:以视觉化影像传播之名
关峥 从“文学经典”到“影像改编”,不仅表明了叙事媒介的转移,更意味着叙述方式与阅读系统的变化,电影以独特的视听语言、时空手法建构着自身的意义表述方式 .

毕化文:团聚
毕化文这天清晨,林子是被一声声鞭炮声震醒的 他睁眼看了看,屋内仍然黑黢黢一片,就没有吭声 腊月以来,炸响的鞭炮声越来越多,空气中不时飘来缕缕硝烟味,提醒着人们春节的脚步越走越近 拦腰把村子冲为南北两边.

微叙事:文化娱乐化消费批判
王昌凤(长江大学文学院 湖北 · 荆州 434023)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 16871j cnki kjwhc 2018 12 079摘 要 近十年来,文化.

红色军工的民用化之路:丛雪糕到高科技
随着上世纪80代中国军工市场掀起一阵“军转民”浪潮,很多曾经生产导弹、炮的企业,开始转型生产民用物品 用军工生产线,生产不计成本,质量很好,一度成为当时市场上的热销品 核工业厂.

论文大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