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理念对辽代四时捺钵的影响,本文是自然相关硕士学位毕业论文范文与理念和辽代和自然理念有关本科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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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游牧民族,契丹民族对于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加之认识水平的局限,逐渐形成了各种朴素的自然信仰和对自然的敬畏心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契丹民族也逐渐掌握了很多自然规律,这种对自然的敬畏以及对自然规律的遵循,可以统称为自然理念.自然理念对契丹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捺钵就是其中之一.辽代在捺钵地点的选择、四时活动的安排等方面,都与自然理念息息相关.
关键词：辽代；四时捺钵；自然理念
中图分类号：K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12-0014-04
作为游牧民族,契丹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与自然环境、气候条件息息相关,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各种朴素的自然信仰和对自然的敬畏心理,同时也逐渐掌握了一些自然规律,这种对自然的敬畏以及对自然规律的遵循,可以统称为自然理念.自然理念对契丹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四时捺钵便是其中之一.对于捺钵,《辽史》云：“秋冬违寒,春夏避暑.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1]概括而言,捺钵即契丹统治者依时游牧转徙,期间一并举行祭祀、商讨国事政务、接见外国使臣、巡视部落及属国等事关国家大政运行之事,可以说,捺钵在辽朝社会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本文试图就自然理念与辽代捺钵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重点关注自然理念对于捺钵的影响这一问题,以期对辽代四时捺钵有更深的认识.
一、契丹民族的自然理念
作为游牧民族,契丹人的生产方式主要以放牧为主,牲畜对于自然条件如雨雪、气温的依赖性较强,水草丰美、气候适宜的年份,牲畜就会繁衍,整个民族的经济实力得以增强.而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往往会导致牲畜死亡,导致其经济衰退.对自然的依赖以及对其变化的无力应对,使得契丹人相信这是有神灵在控制,进而形成对自然的敬畏心理.契丹传统的山神崇拜、对日崇拜、树木崇拜以及敬畏风、雨、雷、电等,都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史料中多有对此的记载,如《新五代史》：“契丹好鬼而贵日,每月朔旦,东向而拜日.”[2]《辽史》：“冬至日,国俗,屠白羊、白马、白雁,各取血和酒,天子望拜黑山.黑山在境北,俗谓国人魂魄,其神司之,犹中国之岱宗云.每岁是日,五京进纸造人马万余事,祭山而焚之.俗甚严畏,非祭不敢近山.”[3]干旱时,契丹人“择吉日行瑟瑟仪以祈雨”[4]；打雷时,“各相钩中指,口作吃雀声,以为禳厌”[5]；大风来时,“见旋风,合眼,用鞭望空打四十九下,口道：‘坤不刻’(即旋风)七声”[6],等等.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契丹人民也逐渐掌握了很多自然规律,如《辽史拾遗》载：“契丹使者萧庆……又言：‘契丹牛马有熟时,一如南朝(中原)养蚕也.有雪而露出草一寸许,此时牛马大熟.若无雪,或雪没草,则不熟’.”[7]再如牧场的轮作,等等,都是游牧民族长期生活经验的总结和智慧的结晶,同时也是其日常生活和行为规范的指南.《辽史》所言的“顺寒暑,逐水草畜牧”[8],“天地之间,风气异宜,人生其间,各适其便”[9],就是契丹人顺应自然规律的真实写照.
二、自然理念对捺钵地点选择的影响
《辽史》记载：“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其中“秋冬违寒,春夏避暑”在史料中亦有解释,《辽史》记载夏捺钵：“无常所,多在吐儿山.道宗每岁先幸黑山,拜圣宗、兴宗陵,赏金莲,乃幸子河避暑……四月中旬起牙帐,卜吉地为纳凉所,五月末旬、六月上旬至.居五旬.与北、南臣僚议国事,暇日游猎.七月中旬乃去.”[10]从“避暑”、“卜吉地为纳凉所”等可知,夏捺钵地多设在凉爽之处.而冬捺钵地多在广平淀,关于广平淀,《辽史》记载：“冬捺钵：曰广平淀.在永州东南三十里,本名白马淀.东西二十余里,南北十余里.地甚坦夷,四望皆沙碛,木多榆柳.其地饶沙,冬月稍暖,牙帐多于此坐冬.”[11]从中可知,冬捺钵多在温暖之处.傅乐焕在《辽代捺钵考五篇》中认为辽代冬捺钵时的广平淀：“潢河土河合流处之平原,地势坦夷,薪水易得,兼以多沙天暖,为辽诸帝主要冬季居地.”[12]广平淀地势平坦,周围密布着沙丘和沙地榆、桃、杏一类的疏林.沙丘背风向阳的一侧,在冬天的时候,接受阳光照射,流沙能将热量储存起来,并在夜晚释放出来,故广平淀一带冬季气温较契丹腹地略高.因此,广平淀也是契丹境内一个理想的避寒之地.这种顺应自然规律的趋暖避寒的做法,在契丹人早期的祝祷词中就存在：“冬月时,向阳食；夏月时,向阴食.若我射猎时,使我多得猪鹿.”[13]可见,契丹人冬月就温、夏月趋凉的习俗,本身就是遵循自然规律、适应自然的行为.至于春、秋捺钵地点的情况,史书中无明确记载其冷暖,盖因春、秋两季并无必要御寒或避热,故无记载.当然,影响捺钵地点选择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捺钵地点的环境、物产资源等,但是顺应自然规律应是其中比较重要的方面.
三、自然理念对捺钵活动的影响
（一）自然理念对春捺钵活动的影响
春季气温回升,天鹅、大雁等陆续从南方北飞,所以春捺钵的主要活动之一便是捕鹅雁.春捺钵时,契丹皇帝正月上旬从冬捺钵地出发,大约60天才能到达春捺钵地.此时天鹅还未飞至,故凿冰钓鱼便成为先期活动.等天鹅大雁飞至,再行纵鹰鹘捕鹅雁的活动.之后便有一系列的头鹅宴之类的宴饮活动.《契丹国志》载（春捺钵时）：“国主射猎,领帐下骑,击扁鼓遶泊,惊鹅、鸭飞起,乃纵海东青击之,或亲射焉.国主皆佩金玉锥,号杀鹅杀鸭锥.每初获,即拔毛插之,以鼓为坐,遂纵饮,最以此为乐.”[14]由于天鹅大雁等喜欢群栖于湖泊和沼泽地带,故春捺钵地多设在湖泊旁边.如辽代春捺钵常去的地点之一的延芳淀(今北京通县附近),《辽史》记载：“方数百里,春时鹅鹜所聚,夏秋多菱芡.”[15]《燕山丛录》记载：“漷县西有延芳淀,大数顷,中饶荷芰,水鸟群集其中.辽时,每季春必来弋猎.打鼓惊天鹅飞起,纵海东青禽之,得一头鹅,左右皆呼万岁.”[16]
（二）自然理念对秋捺钵活动的影响
辽代的四时捺钵活动,狩猎活动贯穿始终,但史料对秋季狩猎的记载最为详细,因为狩猎是秋捺钵的主要活动,当然也与契丹族的自然理念有关.首先,秋季鸟兽肥硕,亦非繁育期,正是狩猎的绝好时节.加之秋季天高云淡,气候适宜,对于狩猎之人来说,再合适不过.史载,秋捺钵多在庆州(今内蒙古赤峰市林西县)一带,盖因此地“山水秀绝,麋鹿成群”[17].此外,大兴安岭西侧,今西拉木伦河上游地区的平地松林也是辽代的秋捺钵地.此地森林繁茂、鸟兽众多.其次,所谓“春生秋杀”,秋季草木凋零,一片肃杀之气,秋季狩猎亦是顺应节气而为.古代中原地区历来也有“春蒐、夏苗、秋狝、冬狩”之说,秋狝,即“狝,杀也；以杀为名,顺秋气也”[18],辽代秋捺钵中的狩猎活动也是基于这种观念.此外,中原地区的“顺秋气”还旨在秋季治兵,《司马法·仁本》：“天下既平,天子大恺,春蒐秋狝,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19]对于以骑射立国的辽朝来说亦是如此.秋猎并非单纯的娱乐休闲活动,狩猎既锻炼人的骑射功力,培养相互配合的能力.行猎要纪律严明,人马各按方位,成员服从指挥,也是一种军事训练.可以说,借助狩猎活动进行练兵演武,是秋猎的主要目的.另外,契丹统治者亲自做表率习武骑射,有利于整肃军容,鼓舞士气,熟悉塞外的地理环境,提高战斗力.会同三年（940）九月,“侍中崔窮古言：‘晋主闻陛下数游猎,意请节之.’上曰：‘朕之畋猎,非徒从乐,所以练习武事也’”[20].可见,契丹“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闲暇则以畋渔为生.无日不营,无在不卫.立国规模,莫重于此”[21].
（三）自然理念对夏、冬捺钵活动的影响
辽代四时捺钵的活动,概括而言,春、秋捺钵,侧重捕鱼、狩猎,兼及处理属国及各部族问题；夏、冬捺钵,侧重与南面、北面大臣商议决策军国大事,暇日游猎,接见北宋等诸国使臣.从中可以看出,虽然四时捺钵都需要处理政事,但是冬捺钵与夏捺钵所担负的政务似乎更重.原因也是源于契丹民族的自然理念.王明珂在《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中分析：“传统上,草原游牧人群有四季牧场,随牧草季节变化而转移.”[22]春季“是青草非常匮乏、分散的时期,也是各游牧社会人群分散觅求水、草资源的季节”[23]；夏季是“牧人生活较清闲的季节”[24],秋季“为了抢膘（利用好的草地及运动,让牲畜脂肪厚,肌肉实）,又须打草储备为冬季之用,因此相当忙碌”；冬季则“定居不移动”[25].由此可知,春、秋季节是游牧部落最分散、流动最大的时期,也是由分散逐渐走向聚集又由聚集向分散的过渡期.春季气温转暖,青草逐渐返青,此时也是气温变化较大、草场青黄不接、放牧最困难、搬迁最频繁的时期；秋季的放牧关系到牲畜的安全过冬和繁殖,放牧时间需要尽可能延长,因此春、秋两季需要的劳作强度相对较大、部落居住相对分散.夏季则空闲时间较多,冬季居住较为固定.这种部落聚散以及劳动强度变化情况,决定了游牧民族的群体性活动也有一定的季节限制.以匈奴为例,王明珂指出：“一月,各部落首长会于‘单于廷’；……所谓‘单于廷’,应是单于较固定的驻跸之所.……因此正月‘小会单于廷’,应为各部落首领到单于廷集会,不涉及大规模的人畜移动,如此也符合草原游牧生活的节奏.”[26]夏季“牧草丰盛,牧民不需常移动,在水、草丰美处聚集的社会群体也较大.匈奴在五月大会龙城,显示此时是他们容易聚集大量人群,而又不影响其游牧活动的时节”[27].契丹源出东胡族系,是鲜卑宇文部一支.鲜卑宇文部是匈奴西迁后留下的匈奴人与鲜卑融合后形成的一个鲜卑部落.“契丹”这一称呼,最早出现在《魏书》：“契丹国,在库莫奚东,异种同类,俱窜于松漠之间.登国中,国军大破之,遂逃迸,与库莫奚分背.”[28]“库莫奚国之先,东部宇文之别种也.初为慕容元真所破,遗落者窜匿松漠之间.”[29]故而契丹与匈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北方诸民族之间的文化传承并非断裂式的,而是一种运动着的发展状态.“游牧民族有它的历史继续性,只是这种继续性若隐若现,不似定居的农耕民族那样显著,那样直接,那样脉络分明”.“人既不曾消失,民族也不曾完全破裂,他们创造的一切一切,是以‘隐蔽形式’,似明似暗地、无声无息地默默流传着,这主要表现在一些军政制度、风俗习惯乃至思想观念上的彼此传承”[30].罗新在其《应重视草原社会及其历史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中也认为：“匈奴、乌桓、鲜卑、柔然、突厥、回鹘、契丹、蒙古被看作部族名称的同时,它们所代表的草原政治体所理应具有的超部族超地域的特性却往往被忽略或被低估.……无论是在匈奴时期还是突厥时期或是蒙古时期,参与历史运动的社会总量并没有根本改变,广袤草原的居民还是那些人或那些人的子孙.尽管有一些迁徙,但仅限于统治集团或统治部族.……匈奴之后的草原,并没有发生居民和族群的大更替.”[31]
故契丹与匈奴相似,也遵循着按照季节迁徙、按照季节举行群体性活动的传统习俗.《辽史·营卫志》记载：“五月,纳凉行在所,南、北臣僚会议.十月,坐冬行在所,亦如之.”[32]夏、冬捺钵期间主要与南面、北面大臣商议决策军国大事,而春、秋捺钵中对此则无明确记载.这一点从具体的史料中也可得以证明.辽穆宗应历八年（958）冬十二月丙申“召群臣议时政”[33].辽道宗清宁二年(1056)六月“辛未,罢史官予闻朝议”[34]；咸雍五年（1069）十二月“乙丑,诏百官廷议国政”[35]；咸雍七年（1071）十月“庚辰,诏百官廷议军国事”[36].这些朝议分别举行于六月、十月和十二月,正是辽帝的夏捺钵和冬捺钵活动时间.此外,太祖七年(913)平定诸弟之乱后,阿保机于十一月“省风俗,见高年,议朝政,定吉凶仪”[37],兴宗重熙十年(1041)十二月,“上闻宋设关河,治壕堑,恐为边患,与南、北枢密吴国王萧孝穆、赵国王萧贯宁谋取宋旧割关南十县地,遂遣萧英、刘六符使宋”[38],等等,恰恰也是冬季.这种夏、冬捺钵时候召开集会商讨军国大事的情况并非巧合,而是由自然理念下游牧生产方式特点所决定的.
另外,这种聚众议会、商讨大事的习俗,亦与自然理念有所关联.众所周知,游牧社会的生产方式下,游牧并非随心所欲,毫无规律可言,而是遵循一定的秩序,这种秩序即游牧地的限定.这种限定源于草场的归属问题,因为每部皆有自己固定的草场,不可随意越界游牧.《辽史·营卫志》载：“契丹之初,草居野次,靡有定所.至涅里始置部族,各有分地.”[39]“契丹故俗,分地而居,合族而处.”[40]但游牧经济对自然具有强烈的依赖性,风调雨顺、水草丰盛的年份,牲畜数量会有所增加,而牧场的承载量不变,这就使得原有游牧地不够使用,为了牲畜的生长,势必会转向另外的牧场.当自然灾害频发、水草枯竭的年份,为了牲畜的存活,也势必会向外寻求更好的牧场.再者,牧场的划分不像耕地一样有着严格的界限,越界游牧的现象时有发生.历史上游牧民族内部战乱频仍,原因很多,但是因为游牧地而战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游牧民族因牧场的分配以及游牧界限等问题常常需要部落间的协商聚会,而人员是否集中,时间是否宽裕是集会、商讨事情的前提,故夏、冬两季成为聚会的首选.这种习俗对于有着游牧传统的契丹族来说,自然延续下来,影响到四时捺钵活动的开展.
正如张舜民所说：“北人打围,一岁各有处所.正月钓鱼海上,于冰底钓大鱼.二月、三月放鹘号海东青打雁.四月、五月,打麋鹿.六月、七月,于凉淀坐夏.八月、九月,打虎豹之类,自此直至岁终,如南人趁时耕种也.”[41]辽代的四时捺钵,有着依自然时序而进行、与时相应的意味.这种以事应时、因时行事的思想,成为一种自然规定与人为规定相结合的行为指南,深深地影响着辽代的四时捺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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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孙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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