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重构,该文是关于公共文化相关自考毕业论文范文和重构和服务体系和公共类自考毕业论文范文.
公共文化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农村文化建设是我国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撑.本文基于四地区的调查,对山西省农村文化形式、主体、基础设施、供给与需求等进行实证分析,提出重构农村文化的新思路.政府应致力于建立健全文化支撑体系和监督评估体系,针对农民所需进行供给侧结构调整,农村文化供需错位矛盾,通过多种途径加大支农投入的同时,重点培养农村文化精英,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以乡土文化为内生动力,积极发挥其凝聚力和吸引力,借助互联网推动农村经济文化加速发展,实现农村文化小康.
关键词：农村文化；文化供求；文化产业；重构
中图分类号：C 91282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4-390X(2017)06-0066-07
Analysis and Reconfiguration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Construction in Shanxi： Based on a
Survey of 51 Villages in 4 Regions
LEI Huangui, DUAN Yunqing, CHAI Shimin, SONG Jing, ZHAO Yulan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han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gu 030801,China)
Abstract：Rural cultural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It is an indispensable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spiritual civilization. Through a survey of four regions of Shanxi Province, it is analyzed the rural culture forms, cultural subject, infrastructure,investment, supply and demand, and so o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culture is put forward. The government should work to establish and perfect a system of culture support,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In order to break the contradiction of supplydemand dislocation of rural culture, supplyside structural adjustment should be implemented for farm’s requirement. Investment in agriculture should continue to increase through a variety of ways. But also these should be carried out, such as cultivating rural cultural elite, developing the cultural industry. As the motility of rural cultural, native culture should play its cohesion and attractiveness. Finally the Internet can be used to promote rur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Then rural culture welloff may be realized.
Keywords： rural cultural; supply and demand of cultural; cultural industry; reconfiguration
2017年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统筹实施重点文化惠民项目,完善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设施”.农村公共文化体系建设是新时期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建农村新业态的不竭动力.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发挥文化的凝聚力、吸引力,推动文化事业均等化发展,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我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得到稳步提高,社会生态不断改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物质文明显著提高,而精神文明,尤其是农村地区精神文明建设还远远落后于物质文明建设的步伐.政府已经意识到只注重经济建设不注重文化发展是不行的.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主导的发展模式,逐渐向文化模式倾斜,加大了对农村文化建设投资的力度,如以“三下乡”活动为代表的送科技、送文化、送卫生的文化下乡活动,以送电影下乡为代表的“2131”工程,以及在广大农村地区成立文化站、农家书屋等一系列农村文化工程建设,在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设施建设有了一定的成效.但调查发现,农村文化的现状依然令人堪忧,政府投入心力建设的农村文化面临枯萎衰败的局面,所以有学者提出农村文化“化”了［1］.当前,在农村社会城市化进程中,如何将“宏大理念”转化为“涓涓细流”,将“大水漫灌”转化为“精准滴灌”是一项亟待的文化命题.
政府在农村文化建设投入上的逐年增加与其现实的不断衰退形成的强烈反差,促使人们对当前农村公共文化建设进行反思：为何农村文化在农村却扎不下根？农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文化？如何能让农村文化稳定、持续、健康发展？对此学术界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如张良提出农村文化重建必须在实体性、规范性、信仰性三个层面形成合力［2］,葛继宏等［3］认为应以农村社群活动为载体繁荣农村文化建设；襄樊市委宣传部课题组［4］从政策的角度分析了农村文化配置的结构性失衡,提出农村存在着文化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的结构性矛盾,落后、腐朽文化过剩,适合农民需要的文化则相对缺乏.本课题组基于对山西四地区的调查,认为可从农村文化的内生动力和外部环境客观分析,从现象到本质深入挖掘,从农村文化的主体入手,从公共文化产业化的视角进行探索,以期为农村文化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
第6期雷焕贵,等：山西省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解析与重构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第11卷
一、 当前山西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现状及剖析
调查从山西北部、中部、南部以及晋东南四地区选择4市6县22乡镇51个自然村,分别于2016年暑期及春节期间（村民回家过年人群比较集中）进行了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共发放农民调查问卷1080份,乡镇干部调查问卷220份,收回有效农民问卷981份,回收有效乡镇干部问卷204份,共计回收问卷1185份,有效率为911%.
表1样本的基本特征
类型选项有效样本数/人比率/%
性别
男689581
女496419
年龄
≤30岁156132
31~40岁316267
41~50岁409345
51~60岁249210
＞60岁5546
干群比例
干部204172
群众981828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220186
初中677571
高中123104
中专9782
大专及以上5244
注：文化程度项由于数据存在缺省,有效样本数为1169.
（一）农村文化形式单调,文化消费观念淡薄
随着农村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农民对精神生活也有了更高要求.他们渴望欣赏到高质量的文艺节目,参与高品位的文化活动.调查显示,农民在劳动之余主要文化形式有以下几种：电视（467%）、上网（336%）、手机（254%）、报纸（121%）、读书（55%）、戏曲（112%）、电影（35%）、打牌（196%）、下棋（73%）、听广播（81%）、旅游（77%）,还有逢年过节各种文艺表演（38%）.这些文化活动内容陈旧,形式单调,设施简陋,缺乏创新意识,农民往往难以产生参与热情.公共文化供给不足是农村文化活动面临的主要问题.
当前,政府提供的文化资源和设施主要有有线电视、文化活动室（棋牌室）、文化书屋、阅报栏、电影和体育器材等.其中,农民使用较多的是有线电视、体育器材和文化活动室.除了逢年过节举办一些文化活动以外,看电视依然是农民获取知识、信息、感知外部世界、文化娱乐的主要选项.扭秧歌、看大戏、赶庙会、民间社火表演、“文化下乡”等仅限于春节、重大节日或暑期开展,活动的次数和范围有限,而听科技讲座、阅读报纸杂志、农技培训等活动的次数则更少.因此,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挖掘农村公共文化资源,大力培育农村文化队伍,形成农村文化建设长效机制显得尤为重要.
统计发现,农民选择的文化形式与年龄有关.40岁以下人群中,通过电脑、手机上网的居多（463人）,占总上网人数（699人）的662%,而50岁以上的村民则主要选择电视.统计结果的年龄分布特点与近几年数字网络飞速发展的趋势一致.
消费观念落后和经济收入偏低也造成了农村地区文化消费的比重相对较低.经过30多年的发展,农村文化逐渐由原来的免费文化形式,演变为有偿文化形式.例如看戏曲表演、广场电影等都由国家免费提供,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互联网文化形式逐渐成为了社会文化的主流,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变,进入有偿消费阶段.2015年上半年,山西省农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468元,除去高校学费普涨拉动的人均教育支出354元,文化娱乐人均支出仅114元.2016年由于农民经济来源的有限性,全省农村家庭文化平均消费3214元,仅占总支出（10082元）的31%.而2016年上半年,山西贫困地区农民家庭人均文化教育娱乐及服务消费支出只有28447元［1］.
（二） 农村文化主体缺失,素质偏低
激活主体文化意识是文化扎根的关键所在.在城镇化不断加快的今天,农村“空心化”现象不断加重,留守妇女、老人、儿童成为农村文化的伪主体,真正的中坚力量（中青年）迫于生计游走于城乡之间,这也是农村文化发展传承的一大障碍.经统计,从性别分布来看,被调查者男性689人,女性496人,各占总数的581%和419%；从年龄分布来看,调查对象中30岁以下占132%,60岁以上占46%,51~60岁占210%（表1）.其中年龄层次为31~50岁的占612%,可能与本次调查问卷发放时间（春节假期）有关.随着城镇化发展,农村“空心化”所带来的农村文化衰落将会凸显.
调查显示,四地区的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以初中教育程度为主（571%）,小学以下和高中次之（分别为186%和 104%）,大专及以上最低（44%）,这符合农民的受教育状况.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决定了主体对文化的需求度,受教育程度越低,对文化需求度也越低.通过调研得知农民获得再教育的机会很少,政府举办农业技术培训班以及农业、法律相关的知识讲座也极为有限,导致农民知识匮乏.打牌、、迷信成风,偷盗抢劫、打架斗殴、邪教组织等严重制约了农村文化的深入开展,阻碍了农民文化素质的提高,淡化了农民文化主体意识.
（三） 农村公共文化场所功能退化和文化产品供给不足
除了以上提到的公共文化设施外,公共文化场所还包括戏台、电影放映场、体育场、教堂和寺庙等.调查显示,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大多在乡镇所在地,而村庄公共文化设施保有率非常低,即使有也被挪作他用.如电影放映场,改革开放以前,每个村都有打谷场,农忙时用于打谷晾晒粮食,农闲时就成了电影场.如今,打谷场变成了宅地基或垃圾场,电影场自然也就消失了.走访时发现,戏台等公共文化设施长期闲置,几成危房.文化站无人问津,流于形式,只为应付检查,基本呈现无人员、无经费的“空壳”状态.电子阅览室有电脑无网络现象也比较普遍,且电脑老化严重.村民说：“我家的电脑都比这里的强,我来这里干嘛？”一些农家书屋名不符实,徒有其壳,见土不见书的现象比比皆是,许多农民甚至根本不知道还有农家书屋.基础设施和公共文化服务网络不健全,已建场所不能合理利用,文化供给并不针对农民群体需求,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文化活动的正常开展.因此,加强农村文化站建设,充分利用已建室内场所,跟上时展,更新设备,对农村群众文化工作的开展极为重要.
通过调查可以看出,农民了解国家政策和外部信息的主要途径依然是电视（5215%,排名第一）,其次为互联网（2303%）、手机（2245%）、报纸和书刊（1882%）、广播（96%）等媒体,在公共聚集地交谈或邻里串门聊天（1536%）也是获得资讯的一个重要途径.且农民文化资源获得的途径主要为个体消费,如电视、手机、网络、书报等.其中,书报、杂志主要是自己花钱购买（453%）,其次是借阅（213%）,政府赠送（54%）.可见,农民日常文化信息资源主要来源于农民自己消费及所在大队共享.此外,互联网和手机网络对农民获取外界信息、了解国家政策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四） 公共文化设施简陋,缺乏管理意识
农村文化建设在政府持续供给下,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一方面是硬件（基础设施）得到了改善,软件（文化设施）得到了提升,但由于管理不善致使受损严重.调查发现,所购置设备存在质量较差的普遍现象,且损坏后得不到更新,如健身器材、音响设备等.另一方面,使用者或操作人员由于文化水平较低,不懂操作规程和应用技术,操作不当致使设备损坏,得不到及时维修一度闲置,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同时,基层组织因经济能力有限,资源相对匮乏,文化设施配备较为简单,无场地、无设备、无人员、无活动等问题也屡见不鲜.如村里的戏台,无演出时堆满杂物,味道刺鼻；活动场地长期闲置,长满杂草；控制室电线私拉乱接,无专业人员管理维护,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种种现象表明,农村文化设施在供给、使用、管理三个环节均存在漏洞,严重制约了农村文化的深入开展.
通过调查得知,山西省农村文化建设评估、评价、监督体系还不健全,评估标准存在着“弄虚作假、浮夸瞒报”等现象.如资金的使用,只报不查,只监督不监察,只报告不落实现象严重.评价重“量”不重“质”,重“有”不重“用”,没有从农民实际需求出发,捐赠与需求脱节现象严重.调查还发现,第三方评估机构在呈报数据和实地调查上弄虚作假,严重扰乱了数据的真实性,不能如实反映农村文化发展情况,破坏了长期以来村民对政府的依赖感,出现干群信任危机,导致农村文化成为形象工程、面子工程,这也是农村文化无法扎根的原因之一.
通过走访还了解到,农民需要的是一看就懂、一学就会,简单有效的“快餐”式服务.如放映一些种植、养殖类的技术影片,能快速发家致富项目,与自身利益相关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等,填补农业技术和日常生活中文化知识的不足.
（五） 农民对农村文化建设参与度不高
调研中发现,村民参与文化活动的热情度不高,常出现“有人演没人看”的情景.一些地方政府过于强调“输、送、捐、扶”,长此以往农民对政府形成依赖感,即使政府下大力气推送的活动,农民参与度也不高.例如农村电影放映的多为城市题材,缺乏接地气贴近农民生活的影片,致使观者寥寥无几；在广场舞流行的当下,统计数据中参与活动的人数只有99人,仅占84%.除了工作人员有少数男性外,表演人员几乎全部是女性,性别比例极不协调.即使抛开本次调查样本男女比例（7∶5）因素外,整体参与度低也是不争的事实.
通过大量走访和座谈得知,农民对农村文化建设参与度不高的原因主要有：（1）参与农村文化活动不能增加经济收入,浪费时间；（2）精力有限,“劳作一天,哪还有力气搞文化活动”；（3）没有兴趣,自身文化水平低,不擅长文艺表演；（4）没意思,总是老一套,没新鲜感；（5）当众发言、表演怕难为情.因此,实现农村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在于调动农民文化参与热情,形成内生动力.如新业态下的休闲旅游,调查组走访晋中某景区时,有些景点的村民拒绝接待游客参观自家的花田、古院落等,原因就是村委会和开发企业把持着大量的门票收入,而村民却只能拿到微不足道的补助,还得负责保护、修缮、接待等,入不敷出,也就失去了动力,久而久之,古村落文化保护自难以为继.因此,只有把农村文化建设与个人利益和社会价值联系起来,把农村文化建设与发展农村经济、脱贫致富结合起来,想农民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才能激发其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
二、 重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一） 改变农村文化“重投入、轻管理”的思维模式
学术界对农村文化资金投入的研究多有赘述,解决农村文化发展资金投入已经成为政府棘手的问题.政府对农村文化建设投入的逐年增加,是农村文化建设发展的重要保证.从2001—2005年,国家对农村文化的投入所占国家文体广行业财政支出的比例一直徘徊在20%~25%之间［6］.
2013—2016年,山西财政分别拨付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资金35亿元、15亿元、15亿元、435亿元用于农家书屋、文艺演出、基础设施等农村文化建设.目前,农村文化建设的补助为每年每个行政村1万元,信息共享工程补助2000元,主要用于开展文化宣传讲座等活动；农家书屋每村每年补助2000元,主要用于书报更新、日常运行及举办读书活动等；农村文艺活动每村每年2400元,主要用于行政村自行组织开展各类演出活动.近年来,在和地方的共同努力下,山西农村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得到明显改善.
调查显示,山西省对农村文化服务体系的有限投入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如健身器材、戏剧舞台等,建设安装结束后对器材的使用效率及损坏程度便很少过问.县以下基层政府（特别是基层村庄）对文化的投入几乎为零,保证文化设施正常运行的经费也近乎于无,绝大多数只管“建设”,不管“运转”,存在明显的“重投轻管”的特点［6］.所以,对于农村文化建设,要投入和管理“双管齐下”,既要加大投入,还要科学管理资金分配,充分利用有限的资金投入,正态分布资金流向,提高支农资金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使用效率,真正把钱用在刀刃上,才是公共文化供给的核心所在.
（二） 建立政府为龙头带动农村文化体系建设
农村文化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农村文化建设不仅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灵魂也是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通过和地方政府的支持和协调,加强农村公共文化体系建设,提高农民文化意识,是农村基层文化构建的重要环节.当前,一个以政府为引领,以乡镇为平台,以村落为基地,以农民为主体的新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格局正在逐步形成.
首先,政府是农村文化体系建设发展的政策制定者,是农村文化均衡发展的方向标.在硬件建设的基础上要着力开发农村文化的软件建设,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有所倾斜,把文化建设作为领导干部提拔、晋升、考核的硬性指标,注重文化的执行力建设,坚决杜绝形式主义、走过场等官僚作风,把农村文化建设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抓,形成民风淳朴、文风和谐的良好发展局面.
其次,在组织体系上,农村文化建设的创新发展,需要地方各级政府、文化社会组织和市场组织、及村民多方互动,实现资源共享优化配置.调查发现,村民社群组织越来越得到村民的认可,人数不断增加,群体不断壮大,说明在没有政府组织命令的情况下自发形成的社群组织相对比较牢固,具有一定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如秧歌队、锣鼓队、戏曲票友、广场舞等都是大家自发自愿地参加,这种组织形式能更好地激发村民的参与热情,相比由政府组织靠奖罚拉人、靠面子活动,有很大的进步.
第三,是监督体系.监督体系的建立健全有助于农村文化的健康、持续、稳定发展.定期下村到户进行走访调研,取得第一手资料,把落实农村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解决纠正,在支农投入、资金使用、文化质量等方面为农村文化建设顺利有效开展保驾护航.健全的公共文化监督体系有助于提高公共文化的服务效率.
第四,是评估体系.完善的评价评估体系关系到农村公共文化供给的有效性、实用性和真实性,是构建农村基层文化体系的重要保障,有利于政策执行中的信息反馈,对于农村文化建设的有效开展提供数据支撑,有助于检验和改进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增强文化供给实效.
（三） 化解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需求错位的矛盾
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城镇化加速推进,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农民的精神需求层次也在不断提升,对文化的渴求达到了新的高度,不仅要求知、求富,还要求美、求乐、求健康.但调查结果显示,农民的文化需求与供给矛盾依然突出,政府公共文化供给远远不能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另一方面,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设施利用率较低,出现了如文化书屋有书无人读,农民想读又无书的现象.
这主要归结于政府对农村文化的供给与农民实际需求的错位［7］.政府这种“保姆”式的文化建设体制,造成了农村文化依赖感,导致政府唱独角戏,难以有效激活农民群众参与文化的热情,几十年的农村文化建设和努力依然没有培养出农村文化的造血功能.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必须认真考虑农民的切实需求和接受程度.目前,农民对文化内容需求的关注点集中在其实用性上,涵盖实用技术、科普常识、市场经营、致富项目、就业创业、政策法规、休闲生活等公共文化服务.农村文化建设应深入农村了解农民切实需求,建立农民沟通机制扩大农民话语权建立文化诉求机制,切实提高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执行力.针对日益多元化的农民文化消费需求,政府应进行供给侧结构调整,实行“点单”式服务,而不是事倍功半的“灌输” 式服务.可见,服务内容多样化、多层次应成为山西新农村文化建设工作的重点.
三、几点思考
（一） 多渠道增加支农投入是激活农村文化的要素之一
足额的经费投入是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保障,是农村文化发展的基础.无论是学界还是农村文化的执行者或基层文化精英,对农村文化的资金投入一个“少”就可以说明问题.资金投入不足、公共文化供给不足,已经成为农村文化发展的桎梏.各级政府应充分利用各方资源,合理规划,创新农村文化投入和供给模式.
山西省农村文化建设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差异化现象比较严重,政府作为资金来源的主渠道“雷声大雨点小”.解决农村文化资金投入的缺口问题,应充分吸纳利用各方资源,如企业、社会、民间社群等,改善农村文化建设投入不足的现状.
企业资助是指发展较好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企业拿出一部分资金用于支持村民文化活动.由于活动前有培训（请专家来培训）,活动中有指导（请教师）,活动后有收获（发补助和自身素质提高）,活动规模和质量上档次有水平,可观赏性强,村民参加积极性较高.公私合作模式是指政府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为提供公共产品服务而建立的合作关系,本质上是一种项目融资模式［8］.在该模式下,鼓励个体经济、私营企业、民营资本与政府开展有效合作,参与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同时,允许私营部门获取一定利益,具有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特点.社会融资的形式一般为企业行为,在农村文化发展中可以借鉴.如旅游文化在开发过程中资金是首当其冲要解决的问题,融资形式的出现为搞活农村文化提供了新思路.村民以股东的方式参与农村文化活动并从中获得经济回报,在利益的激励下把文化推向市场,促进文化共同发展.民间社群是一群有着共同兴趣爱好的社会大众,为了共同的目标自发走到一起.农村社群组织在资金需求上较城市社群组织相对要少,集资也是出于共同的爱好和利益,志同道合,具有自发性和自愿性.另外,个人出资的文化形式在农村也逐渐增多.调查发现,一些富起来的村民,办婚丧喜事时请戏剧团、歌舞团或放电影来助兴已成为个人出资办文化的一种新形式.
（二） 文化产业化是农村文化发展的目标
从农村文化发展的轨迹可以看出,政府采取“喂食”的方式来哺育农村文化,结果是农村文化越哺越弱,问题就在于这样喂出来的农村文化再生能力弱,“钙”质流失严重.产业化为农村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通过“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9］带动农村区域经济发展,以农村文化的内涵为切入点,打造文化品牌,树立农村特色文化形象,用产业化的经营理念开拓农村文化市场.引进先进的管理办法,创新管理机制,构建与时俱进的新业态发展理念,从而打造良好的农村文化产业外圈环境,提升自身造血功能.农村文化发展应立足于从文化到产业的转型发展,提升文化的含金量,走产、供、销、服务为一体的现代文化产业发展之路,形成由固态文化到活性文化的转变.
山西历史悠久,拥有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素有“中国古代文化博物馆”之称,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居全国之首.如平遥古城,有着悠久的历史,拥有众多文物古迹,199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又见平遥》是近年来山西最具创意性的文化产业项目之一,也是山西首个较有影响力的文化演艺项目［10］.山西省建立的以平遥古城为文化圆点,以休闲娱乐公共服务为基础,以文化旅游为产业,以媒体为桥梁,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纽带,辐射祁县、太谷、榆次、太原的百公里文化经济圈,促进了村民就业,带动了当地住宿、餐饮、娱乐、手工业以及乡村文化旅游等多行业的发展.平遥古城产业运营模式是在大格局框架下整合资源打造文化品牌,推动文化产业上规模、上档次,以文化打造品牌,再以品牌释放推动产业升级,带动旅游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文化、经济双赢模式.
（三） 文化精英是农村文化扎根的重要保障
农村文化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农村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党和政府的支持,更离不开农村文化能人和文化精英的参与.培养发掘本地文化人才是农村文化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走访中发现,在农村活跃着一些农民精英,他们懂技术、会经营、思想活跃、喜欢文艺活动,对农村文化发展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认识,是农村文化发展的中流砥柱.政府应通过政策、资金的专项扶持激发文化精英的文艺情怀激活文化热情,提升其业务素养,强化其在农村公共文化体系建设中的地位和引领作用,利用能人效应带动区域村落的文化发展.如太谷秧歌是以祁县、太谷为轴心,辐射周边10余县的乡土小戏.作为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距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但由于现代文化的冲击,年轻一代对戏曲有一种天生的抵触情绪,不愿意从事戏曲表演,而老一辈秧歌艺术家相继离世,太谷秧歌呈现青黄不接、后继无人的景象.培养新一代秧歌传承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四） 内生动力是实现农村文化小康的关键
乡土文化起源于传统农耕社会,是先民在长期社会实践中积淀、酝酿并传承的活态文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综合体,是农民智慧的结晶,是民族凝聚力的真正动因,也是农村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11］.
乡土文化是优秀艺术作品的源泉,实现农村文化小康,就要引进优秀的营销团队和项目,创建文化品牌,突出当地文化特色,利用现代传媒手段和信息传播技术打造新业态和新产业,把休闲农业和旅游文化相结合,把农村文化与农业产业相结合,提高农民精神文化素养,以乡土文化为原动力积极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持续发展.同时,还要深入挖掘、不断创新农村文化的艺术形式,摆脱农村文化老旧的思维模式,引进创新机制,把农村文化做大做强.如以乔家大院为背景的电视剧《乔家大院》无疑是一部成功的商业巨作.剧情本身就是一部鲜活生动的晋商史,再现了晋商文化的繁盛.由《乔家大院》引发的大院文化,带动了山西省院落文化的产业链（太谷的三多堂及曹家大院,祁县的渠家大院,灵石的王家大院,榆次的常家庄园等）,为当地文化小康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五） 互联网是农村文化发展的催化剂
网络是现代社会科技快速发展的产物.随着国家“村村通”工程的不断推进,通信设施的不断改造升级,互联网已逐步走入农村,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开始接触和使用互联网.智能手机的普及,更是推动了农村互联网的发展.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截至2014年末,我国网民规模达649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479%.其中,农村网民178亿人,占275%,平均4个农村居民中就有一个网民.2015年《山西省互联网发展报告》显示,山西农村网民达6681万人,占全省网民338%,这一比例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84%）［12］.
互联网在农村的快速普及打破了长期以来农村信息闭塞、城乡信息不对称的局面,使我国农村文化建设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通过网络,农民可以方便地获得“三农”政策、农业技术、农产品市场等各种信息,并进行双向交流,可以推广当地的农村休闲旅游项目,以电商方式售卖特色农产品,还可以进行在线教育、,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了更好满足.互联网正在悄然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和农村文化.不过当前,互联网对于大多数农村网民而言,尚未从单纯的娱乐工具转变为可提供多元服务的应用平台.这有赖于政府的正确引导,并提供信息技术培训,保障农村文化积极健康的发展方向.
由于互联网消除了现实世界城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农村所拥有的文化资源前被所未有地挖掘出来,成为了农村文化建设发展的催化剂.在涉农电商的带动下,农村必将成为未来互联网+发展的一个大市场,大批的进城务工人员和大学毕业生开始返乡创业,引发人才反向流动,推动农村文化经济加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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