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变革时局中的左翼政党笔谈新右翼主义、新民粹主义和当代左翼政治,本文是关于变革学术论文怎么写跟民粹主义和左翼政治和欧美变革时局类学士学位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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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目前,欧洲政治时局正发生重大变化,新右翼主义、新民粹主义、新欧洲怀疑主义的强势崛起对当代欧洲左翼政党与政治构成了共同挑战.为加强对欧洲政治最新变化及其主要特征的认识,把握其未来走向,本刊邀请相关学者通过笔谈方式对新右翼主义、新民粹主义产生发展的动因、作用机理及对左翼政党和政治的影响进行深入解读.
关键词：欧美；左翼政党；民粹主义；社会党
作者简介：郇庆治,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 100871）.
①张可：《民粹主义阴云笼罩下的欧盟：2016年欧盟形势特点》,载《当代世界》2017年第1期.
随着英国脱欧公投获胜和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新一届总统,新右翼主义或新民粹主义成为欧美政党与政治关注的热点①.我们究竟应如何在一种迅速变革的国际格局中概括这种时代特色鲜明的政治哲学的本质,又如何科学判断其政治显现或实践对于西方国内外政治与经济社会的持久性影响,是一个需要做长期观察与深入探究的课题.在此,笔者仅就它与同样处在不断演进过程中的当代左翼政治的关联和互动谈一些看法,以期推进国内学术界对这一议题的讨论.
首先应该澄清的是,“新右翼主义”和“新民粹主义”,其实是两个有着十分不同的意涵及其变迁历史的概念.对欧美国家而言,新右翼主义或“极右翼主义”是一种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法西斯主义相联系的政治意识形态或政治（包括政党组织形式）其基本特征是具有强烈排斥性或种族优越感的极端民族主义,尽管由于历史上德国与意大利法西斯政党和政治的臭名昭著,很少有政治后继者愿意（公开）承认这样一种继承关系.相比之下,民粹主义的历史要悠久得多,它更多是与（政治）精英主义相对立的,也可称为平义,其基本精神是以维护平民的利益为由而反对权威,在现代社会中,逐渐演进成为一种极端遵从与依赖平民或大众的政治哲学与话语：主张平民群众的价值理想与利益关切至上,并将其作为政治行为以及所有行为的合法性源泉；要求全体普通群众直接参与政治过程,非常强调对大众情绪和意愿的绝对顺从,并希望依此促成对政治与社会的激进变革（或打破政治精英对国家权力架构的垄断）.因而,虽然不能简单说“新右翼主义”是与主义截然对立的,更不能说“新右翼主义”就是（或必然导致）“新法西斯主义” Sheri Berman, ‘Populi is not Fasci’, Foreign Affairs, 95/6 (2016), pp 39-44,二者之间的内在张力显而易见,但非常明确的是,“民粹主义”不仅本身是主义政治思想与实践的一个支派,而且,完全可以呈现为像“左翼民粹主义”这样的具体形态.事实也是如此,比如,19世纪晚期、20世纪初北美、拉美的左翼民粹主义政党,就直接导致了后来的社会主义运动.
毋庸置疑,民粹主义也可以体现为“右翼民粹主义”,而2016年以来最新一波的欧美新右翼主义就更接近于一种“新右翼民粹主义”.概括地说,反对欧洲一体化及其象征欧盟、反对外来移民以及难民（尤其是来自阿拉伯世界的非基督教文化人群）、反对精英主义体制及其运行机制,是它最主要的政治议题关切与利益诉求.相应地,它主张退出欧盟或欧元区等象征着欧洲一体化水平或程度的制度机构,重新实现和强化民族国家层面上的主权控制；主张严格限制外来人口尤其是非欧洲地区其他种族人口的进入或取得国民资格,优先保证本国本地居民的社会福利与就业机会等权益保障；主张引入与践行一种基于和服务于社会普通民众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动员文化,摒弃那种高高在上、夸夸其谈的政治精英主义或职业化风格.换言之,新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及其政治,往往是借助一个颇具个人魅力的领袖人物、集中于一个或数个最具大众（传媒）关注度的政治议题、运用普通民众所熟悉的通俗易懂话语,来博取远远超出其实际能力的选举政治支持或社会影响.可以说,无论是英国独立党（尼格尔·法拉奇）还是法国的国民阵线（玛丽娜·勒庞）,无论是德国选择党（比约恩·霍克）还是荷兰的自由党（基尔特·威尔德斯）,所采取的都是这种政治动员战略或套路.而至少与1999-2002年间的那一轮新右翼主义浪潮相比——以海德尔领导的奥地利自由党进入联邦政府和勒庞领导的国民阵线进入法国总统选举第二轮为标志,很显然,这一轮的右翼民粹主义立场走得更远、民粹主义色彩更浓郁、影响范围也更为广泛（尽管欧美之间仍有着明显区别）.
但需要指出的是,“新右翼民粹主义”并非是这场仍在不断扩展的欧美“民粹主义反叛”戏剧的全部 Josh Lowe, Owen Matthews and Matt McAllester, ‘Why Europe’s Populist Revolt is Spreading’, Irish Examiner, 1 December 2016,因为其中还显然存在着“新左翼民粹主义”的另一面.其政治实践的两个最突出代表,是由阿莱克斯·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领导的希腊激进左翼联盟（SYRIZA）和西班牙的“我们可以”党（Podemos）.
齐普拉斯1974年生于雅典郊区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中学时代加入青年共产主义运动（希腊“共青团”）.1991年苏联解体后,他选择了留在希腊退出后的“运动与生态左翼联盟”（2004年成立的激进左翼联盟的前身）,并担任青年组织领袖.2006年,他在雅典市长的竞选期间表现突出,使激进左翼联盟因此获得了高达105%的选票,从而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2008年2月,34岁的齐普拉斯当选为激进左翼联盟的主席,2009年,又当选为希腊议会议员.2010年爆发的希腊信贷危机,为齐普拉斯及其领导的政党提供了历史性机遇：明确反对欧盟紧缩政策的政治主张,使之迅速扩大了大众选举政治支持.结果,在2012年6月举行的议会大选中,齐普拉斯领导的激进左翼联盟获得了269%的选票和共计300个议席中的71个席位,成为议会第二大党.而在2015年1月提前举行的议会大选中,激进左翼联盟获得了3634%的选票和149个议席,与独立希腊人党组成联合政府,齐普拉斯成为希腊近150年来最年轻的总理.2015年9月,在被迫再次提前举行的议会大选中,激进左翼联盟再度获胜（3546%选票和145个议席）,其领导人齐普拉斯继续任总理.
无论从齐普拉斯及其政党的政治主张还是从他所领导的政府与欧盟相关方谈判的政治策略来看,都有着颇为明显的左翼民粹主义色彩.比如,明确诉诸于由于国家债台高筑而不得不勒紧腰带过日子以换取欧盟（国际）援助的普通希腊民众,而正是借助于这种强大的民意支持,才得以尝试不惜以退出欧元区相威胁,屡次迫使债权人与其重新商讨救助协议,甚至公开要求勾销所欠债务,废除财政紧缩政策,而所有这些“要求”都被欧盟现行救援架构（欧盟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央行）认为是过分的或非法的,在严重挑战其“改革换救助”政策的底线.至少在相当程度上,齐普拉斯及其政党在2015年两度大选中的大获全胜,得益于国内民粹主义情绪的集中爆发.比如,2015年1月,齐普拉斯当选总理后向支持者宣称,他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希腊的尊严.
西班牙的“我们可以”党,是一个成立于2014年的左翼民粹主义政党,源自2011年5月15日所发生的大众性反紧缩运动,尤其关注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之后的不平等、失业和经济停滞等政治难题.它公开主张重新谈判欧盟所强加给西班牙的财政紧缩措施,并呼吁修订《里斯本条约》.虽然该政党的民粹主义言辞时常遭到主流政党的讥讽,但它却获得了迅速增加的大众民意支持.它在成立最初的20天内,就获得了超过10万签名的支持,如今拥有389万党员,是仅次于人民党的第二大政党.在201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它获得了798%的选票和5个议席；在2015年12月的全国议会选举中,它获得了207%的选票和总计350个议席中的69个席位,而在2016年5月提前举行的议会大选中,它与联合左翼（IU）、左翼绿党（Equo）和其它小规模左翼政党组成了一个左翼联盟（UP）,并获得了212%的选票和71个议席,稳居西班牙议会中的第三大政党地位.“我们可以”党的发展最值得关注的,除了它反对欧盟及其紧缩政策的政策主张（话语）,还有其获得的迅猛增加的大众民意支持,尽管它尚未能创造像齐普拉斯领导的激进左翼联盟那样的“希腊神话”.
“左翼民粹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之间,无疑存在着诸多的共同或相似点,尤其是在政治动员策略或政治文化的意义上.但笔者想强调的是,左翼民粹主义的迅速崛起,以及它所面临着的各种政治挑战,可以为当代欧美乃至全球左翼政治的转型与重构提供更多的有益借鉴.一方面,左翼主流政党及其政治必须是（或回归）一种面向普通人民群众的大众性政治.长期以来,欧美国家的左翼主流政党在主动应对（迎合）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要求的语境下,过度屈从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和政治理念,已经严重损害着其普通民众（更不用说社会中下层劳动者）政治代表的地位或形象.由此才可以理解,面对激进左翼联盟和“我们可以”党在大众选举竞争中的狂飙突进,希腊的泛社会主义运动和西班牙的社会主义工人党表现得几乎是无可奈何、无所作为；由此也才可以理解,导致希拉里竞选落败的真正“短板”,并不是特朗普式的政治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而是她及其党所已然自我阉割的左翼主义——既无法阐释也无法改变、甚至不愿正视一个经济与政治迅速走向分裂或极化的当代美国社会.
另一方面,深刻革新的新左翼主义而不是新民粹主义,才能够提供欧美未来政治的正确选择.如何能够对一个已然是经济政治高度一体化或相互依赖的世界做出一种批判性的系统理论阐释,如何能够重新构想一种与迅速变化着的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或世界力量对比相适应的进步政治愿景,如何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政治传统（社会公正）与生态主义（可持续性）政治的历史性融合,也许是由新民粹主义政党及其政治（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新右翼民粹主义）最先提出或概念化的新型政治议题,但却只能由一种基于深刻自我革新的新左翼主义才能做出完整回答并付诸实践.比如,对于欧洲一体化或欧盟的未来,更为关键的不是新右翼民粹主义或左翼民粹主义的拒绝或退出立场,而是如何明确将其逐渐构建成为全球首个跨国（区域）实体,尽管至少从目前来看,欧洲主流左翼政党还缺乏这样一种的政治领导意愿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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