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视角下的民族村寨文化应用,本文是社会治理专升本毕业论文范文和社会治理视角和村寨和民族方面毕业论文提纲范文.
社会治理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民族村寨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社会治理智慧,将其应用于社会治理,可从文化凝聚力、文化生产力和文化约束力三个维度切入,同时应注意其时代、区域及对象的适应性.运用民族村寨文化创新社会治理,首先应加强顶层设计；其次是着力培育村寨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共识；最后是以人民为中心,构建民族村寨文化与社会治理良性互动机制.
[关键词]民族文化；村寨文化；乡村文化；社会治理
[作者简介]罗荷香,广西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广西南宁530022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
一、研究缘起
民族村寨作为以少数民族为居住主体的自然村或行政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了具有民族特点的村寨文化即民族村寨文化,这些多姿多彩的村寨文化构成了我国民族文化的基本单元,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区域性、多样性、独特性等特点,充当着民族村寨的精神纽带和内聚核心,是一个民族得以延续和发展的灵魂和血脉.综观学者对民族村寨文化的研究,主要关注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文化旅游开发、文化建构等领域,也有学者从宏观层面对民族村寨文化的理论架构进行探讨,但极少探讨民族村寨文化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伴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结构的深刻调整,民族村寨同众多的乡村一样,存在空心化、原子化现象,“这些问题的出现,固然与制度不够健全、机制运行僵化等原因有关,但其实也可以从文化层面找到根源.”[1]可见,把民族村寨文化作为民族地区实现现代社会治理的突破点,有着特殊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从理论角度看,把民族村寨文化作为民族乡村现代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可以丰富民族村寨文化的研究内涵,进一步凸显其理论价值；从实践角度看,从民族村寨文化出发研究民族乡村的社会治理,可以充分发挥民族村寨文化的凝聚力、约束力和调适力,进一步挖掘优秀民族传统文化资源,探索文化与民族乡村治理相融合的新路径.
众多学者对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进行了探讨.著名社会学家孙本文[2]指出：“文化对于人类社会,有无上的势力.凡一切社会活动,几乎没有不受着文化的影响的.”“我国目前有许多社会问题,若从纯粹的文化观点去分析,便可发见,其根本症结,在文化失调.”史炳军、展赫男[3]提出,从文化的视角切入,更能抓住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谢新松[4]认为,社会多元化的现实以及社会实现善治的诉求,需要充分发挥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进行社会治理.陈宏[5]指出,文化是社会治理之魂,用文化的方式推动社会治理更加富有人文内涵与活力.一些学者还从某一具体民族文化视角探讨了文化在社会治理中的实践应用.李三辉、范和生[6]指出,乡村文化作为乡村社会的精神纽带,曾在传统社会治理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新形势下挖掘社会治理的文化,可能会成为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的一个路径.黄萍、杨金洲[7]研究指出,土家族传统文化内涵丰富,体系庞大,作为民族地区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文化资源,对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产生着重要影响.徐晓光、徐斌[8]指出,苗族地区的“明白人”组织,在配合村委会对民族地区村寨进行共同管理,促进村寨稳定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吉木哈学、陈勇[9]以彝族土司岭光电在彝区的社会治理历程为例,认为在对民众进行教育过程中,与彝族传统文化教育相结合,促进了彝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陈华森、韦正富、陈江涛[10]以苗族议榔制为例,指出议榔制是苗族传统制度文化的精髓,是促进苗族聚居区和杂散居区基层社会和谐治理的文化基础.江明生[11]研究了新中国成立后侗款与侗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历史变迁,指出侗款组织与村寨中村支两委有效互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治理效果.上述研究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实践素材.
二、民族村寨文化应用于社会治理的维度
（一）文化凝聚力维度
社会治理是一种基本的公共治理,其公共属性要求所有成员都应当参与其中.文化凝聚力就是通过共同价值观的塑造,使所有成员认同本组织的价值观并产生归属感,使所有成员上下同心、团结一致,从而把分散的个人力量聚合为整个组织的力量.德国文化学专家杨·阿斯曼认为：“每个文化体系都存在着一种‘凝聚性结构’.它包括两个层面：在时间层面上,它把过去和现在连接在一起,其方式便是把过去的重要事件和对它们的回忆以某一种形式固定和保存下来,并不断使其重视以获得现实意义；在社会层面上,这种凝聚性包含了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12]
民族村寨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融合过程中,以一种观念形态（感情、愿望、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蕴藏在村寨每一个成员之中,逐渐自发形成了团结、维系和支撑一个民族生存发展不可或缺的内生力量,这种内在的力量有巨大的稳定功能,使村寨组织内成员团结一致,减少和消除冲突,从而使村寨保持和谐稳定.比如,少数民族村寨普遍重视公益事业,经常组织村民修鼓楼、挖水渠、建风雨桥和凉亭、铺设石板路等,村民参与这些公益事业完全出于自愿,没有强迫和摊派,只要“头人”一号召,大家各尽其能,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物出物,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村民平时也喜欢做善事,在耕种、收割、建房、婚丧嫁娶等活动中,邻居和亲友们都会互相帮助.在民族村寨中“讨工”和“换工”现象也十分普遍.“讨工”是纯义务性的,不需支付工钱也不需要“换工”,只需包吃就行；“换工”是指当自己不是很忙而别人又急需帮手时,先帮助别人,之后当自己需要时别人再来帮忙.在许多村寨的家族里,大家对族内鳏寡孤独及年老体弱者,都有互助互济的义务.村寨内若有人遭受灾害,各家各户会尽力接济帮助.上述现象表明了民族村寨长期形成的以团结互助为美德的良好风尚已深入人心,并化作村民的日常自觉行动,往深层次考量,这就是民族村寨文化的凝聚力.我们应用民族村寨文化进行社会治理,应注重从文化的凝聚力维度去契合社会治理的公共属性,实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13].
（二）文化生产力维度
选择适合的经济发展模式与路径,促进民族村寨经济发展,是农村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独具特色的民族村寨文化是民族乡村的独特资源,可从文化生产力维度,将其与产业发展互动,为民族村寨创造经济效益,从而达到社会治理的经济目的.文化生产力概念的提出是中国领导层和理论界依据社会实践进行创新而形成的理论成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的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14]
“文化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不仅仅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文化已经成为生产力,而且在生产力结构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5]文化的生产力功能主要体现在文化产业的效益方面,它投入低、收益高,既能迅速提供就业岗位、优化经济结构,更重要的是其兼具新产业特征,符合低碳、环保及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把民族村寨的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生产力,通过文化的经济功能促进民族村寨经济发展,进而实现村民生活富裕、安居乐业,这是实现民族村寨社会善治的有效方式.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生产力的主要路径有：一是挖掘民族村寨历史文化资源与自然景观,打造民族特色村寨,建设民族风情特色旅游项目.贵州的西江苗寨于2008年正式进行旅游开发,至今已有10年的历程,西江苗寨已经从一个经济发展滞后、贫困人口较多、民族传统文化保护无序的传统村寨,发展成为村民富裕、产业兴旺、民族文化保护有序的特色民族村寨.据统计,西江苗寨景区2016年接待游客数量超过484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41亿元.在西江景区公司总员工中,直接聘用的村民人数占到了公司总人数的70%,大部分村民直接或间接参与了旅游的开发[16].西江苗寨通过旅游开发促进民族村寨经济发展的做法,可以说是文化生产力成功应用的范例.二是策划特色民族风情演艺节目,通过展示民族特色文化进行文化旅游开发.如广西的《坐妹》、湖南的《张家界·魅力湘西》、贵州的《阿依朵》《美丽西江》、云南的《勐巴拉娜西》《丽水金沙》《蝴蝶泉边》《哈尼梯田》、四川的《九寨天堂·梦幻之旅》,等等.三是把丰富多彩的民族节庆活动打造成旅游精品,通过民族节会带动文化旅游.如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苗族的芦笙节、仡佬族的牛王节、瑶族的盘王节、壮族的三月三,等等.各地依托民族传统节会,集民族风情和传统艺术展示、体育竞技活动、贸易往来为一体,把原来单一的传统节会打造成信息交流、文化旅游和经贸结合的盛会.
必须注意的是,我们强调文化生产力的作用,必须注重文化与经济互动,开发与保护的协调统一.只有将文化变成产业,才能发挥其特有的价值,而经济发展只有融入文化元素,才能形成核心竞争力.民族村寨文化的开发,必须有利于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坚持先保护再开发的原则；而民族村寨文化的保护,可以通过开发并注入创新元素,从而实现更好地保护.
（三）文化约束力维度
维护社会秩序是社会治理的主要功能之一.文化约束力通过文化所具有的认同、规范和制约作用,实现利用文化来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文化的约束力主要包括外显和内隐两个方面,外显约束主要通过成文的规章制度对成员的思想、行为施加约束,如村规民约等；内隐约束主要通过文化传统以约定俗成、民风、习惯熏陶、心理暗示等形式深入到成员的心中,成员的日常行为由此实现自我约束.民族村寨文化的约束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村规民约的约束.民族村寨的村规民约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村寨文化元素,往往通过结盟立誓等形式订立规约并共同遵守.由于村规民约的形成、宣讲和实施都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因而其约束力非常有效,在维护村寨秩序、稳定家庭及宗族关系、解决村民纠纷、村寨防火防盗、保护粮食生产及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都发挥了良好的作用.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魁胆村为例,该村是一个拥有一千多人的侗族村寨,村民们世世代代遵循着“以和为贵”“以善为本”的祖训,其《村规民约》成为建设平安侗寨的制胜法宝,也创造了一个上千人的大村64年无刑事案件的奇迹[17].二是村寨民俗习惯约束.如在湘桂黔交界的侗族村寨,历史上形成了一种对内相互约束、对外共同防御的“侗款”.“侗款”所体现的款文化是侗族精神文化的核心,各级款组织通过结盟立誓形式订立的款约是侗族村寨约定俗成的普遍遵守的习惯.其内容非常具体且广泛,都是针对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事情,包括邻里纠纷、调戏妇女、拐卖人口、盗伐林木、偷盗、抢劫、放火、抵御外敌等各方面.它对解决民间纠纷、保护共同利益、促进稳定团结、构建和谐村寨有着良好作用[18].三是信仰约束.许多民族村寨普遍存在对自然神的信仰和崇拜,如“树神”“山神”等,有的还有村寨的神灵.这些信仰崇拜提出了许多人际交往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基本准则,如要孝敬父母,不得偷盗、妇女,不得随意砍伐村寨周边树林,等等,对促使民族村寨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保护好自然环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民族村寨文化的约束力在维护本村寨秩序方面的功能是强大的,只要有村民偏离或违反了本村寨的文化习俗规范,必然会遭到全体村民的指责、疏远,甚至被排斥或驱逐出村.在某种程度上,民族村寨文化约束力远比道德要强,甚至超过法律.我们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应充分关注文化的约束功能,更好地体现社会善治.
三、民族村寨文化应用于社会治理的适应性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文化,民族的差异及时代的差异决定了文化的差异性.将民族村寨文化应用于当今社会治理实践,必须考虑其时代、区域及对象的适应性问题.
（一）时代的适应性
文化是发展的,因而其必然具有一定的时代差异性,民族村寨文化正是由于时代的不同而显现出其突出的时代性特征,也正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村寨文化中的一些现象消逝了,一些文化现象则积淀并保留下来,一些文化现象又产生了变化,一些新的文化现象也应运而生.因此,我们将民族村寨文化应用于社会治理,必须考虑其时代的适应性.从同一村寨的不同发展阶段看,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村民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交通和通讯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社会交往越来越频繁,商品化程度越来越高,个人独立生存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个人对群体组织（包括家庭、家族、村寨）的依存度逐渐降低.当这些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后,传统民族村寨文化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必将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即使我们将之前民族村寨文化的形式传承下来,但它的内涵及时代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以贵州省剑河县革东镇大稿午村为例,该村原为纯苗族村寨,有保存完好的古建筑和民俗风情,其特色文化“水鼓舞”是一种以祭祀祖先、祈求风调雨顺和村寨平安为主题的群体性舞蹈,活动场地是村中一大片水稻田.但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特别是当县城搬迁扩建到此地之后,大量水稻田被占用,农业生产消失,“水鼓舞”失去了孕育和滋养它的现实生活基础,流传了几百年的原生态舞蹈受到很大影响.虽然后来政府下大力气在群众中普及和推广,但其中的祈祷和祭祀仪式被省略了,原来的意义不复存在,失去了原汁原味的元素,只是作为一种舞蹈表现形式,成为了一种全民健身的舞蹈形式[19].由此可知,如果某种文化所依托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那么该文化原本的内在功能就会发生变化,甚至失去其意义,而仅仅作为一种形式而存在.在许多民族村寨中,流传着“早结婚,早生子,早享福”“姑舅表婚”等习俗,但这一习俗与我国现行婚姻法倡导“晚婚晚育”和“禁止近亲结婚”的法律条文是背道而驰的,需要进行疏导和改变.还有在村规民约中,长期存在男女不平等和损害妇女权益的习惯做法,如祭祀时妇女不能进入祠堂；过节或款待客人时,妇女不能上桌吃饭；妇女的宅基地分配权、土地承包权无法保障；等等.诸如此类的民族村寨传统习惯,已经无法适应社会主义道德法治文化的要求,都应根据时代的发展而进行革新.在新时期,民族村寨的村规民约也在不断转型,逐步适应时展要求,演变为既立足于乡土风俗民情,又与国家法律政策相衔接的基层治理规范.
（二）区域的适应性
由于各民族村寨的地理环境不同,导致生活的物质基础有差别,饮食服饰习俗等生活习惯也有差异,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所形成的文化必然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文化的地域特性证明了一种文化现象存在的相对稳定性,也成为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确定的界限.因此,在将民族村寨文化应用于社会治理时,必须考虑其区域的适应性.
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民孕育一方文化”；“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应用民族村寨文化进行社会治理,就不能生搬硬套,必须考虑其所依托的自然条件及生产生活环境.因此,不能把山区民族村寨的村规民约生搬到平原地区的民族村寨应用,也不能把不同行政区划的民族村寨的村规民约照搬使用.长期生活在山区村寨的村民,敬畏养育他们的山林,在他们的村规民约中就会有关“山神”“树神”之类的内容；而生活在平原地区村寨的村规民约里,就很少包含“山神”之类的内容.即使是同样处于山区的民族村寨,不同村寨的风俗习惯也不尽相同,因此,也不能把甲村寨的风俗习惯生搬硬套地应用于乙村寨.
（三）对象的适应性
民族村寨文化的民族性和独特性,决定了我们在应用其进行社会治理时,必须注意其对象的适应性.每一种民族村寨文化都是因适应其特定的自然和社会条件而产生的,而各民族村寨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决定了其解决问题所采取的方式也不尽相同,由此也决定了不同民族村寨村民在对待与自然的关系、与人的关系、与政府的关系、个人与集体、权利与义务等关系的观点和态度存在一定的差异.特别是长期以来人们总倾向于以自己民族的文化为标准来评判其他民族的文化,如果其文化的价值观和规范与自己民族文化相同,一般会采取赞扬和接纳的态度,如果不同则难以接受,也难以赞扬.在民族村寨治理时,就不能把苗寨的“榔规”、侗寨的“侗款”应用于其他民族村寨,必须考虑民族村寨文化应用对象的适应性.
四、运用民族村寨文化创新社会治理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对民族村寨文化创新社会治理的顶层设计
民族村寨文化应用于社会治理,是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民族村寨文化与社会治理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合理应用优秀的民族村寨文化有利于提高社会治理效果,而和谐的社会环境则有利于民族村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因此,必须从党和国家层面加强对民族村寨文化创新社会治理的顶层设计.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13],为民族村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应不断挖掘和丰富民族村寨文化内涵,扩大民族村寨文化影响力,拓宽民族村寨文化转化和发展的空间.民族村寨是民族文化的依托,国家近年来已经出台相关政策加大了对特色民族村寨的保护①,其中的内容之一便是文化保护.根据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民族村寨作为我国众多乡村的一分子,也将会按照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除了发展民族村寨的产业、壮大村级经济外,更要重视民族村寨文化的振兴.只有充分挖掘和利用好民族村寨文化,激活其内生力,才能为民族村寨振兴提供持续的精神动力.
（二）着力培育村寨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共识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13],这就要求社会要形成共识,而共识的内生力是文化共识.对居住于同一村寨的村民来说,总有一些共同利益问题,如村寨环境、治安、公共设施等,若能以村民的共同利益为出发点,解决好村民共同关心和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就能凝聚人心,逐步在村民中培育“村寨发展,人人有责”的道德规范.通过村民共同形成的道德规范的引导,进而形成“共同利益、共同担责、共同发展”的共识.基于这一共识,在文化的内生力作用下,最终形成“人人参与”共建共享的村寨命运共同体.一旦形成了命运共同体,村寨社会治理所遇到的众多问题便会迎刃而解.
（三）以人民为中心,构建民族村寨文化与社会治理良性互动机制
文化来源于人,又回馈于人；社会治理依赖人,又服务于人；人民利用文化助力社会治理,又通过社会治理推动文化的发展.因此,在应用民族村寨文化进行社会治理时,必须抓住“人”这一关键,构建民族村寨文化与社会治理良性互动机制.以优秀的文化培育人并将其融入到社会治理活动中,逐步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大家齐心协力发展经济,人人生活富裕,安居乐业,共享和谐社会成果,在幸福美好的生活实践中不断创造优秀的文化.
本文点评:这是一篇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社会治理视角和村寨和民族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社会治理本科毕业论文社会治理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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