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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为贵论文参考文献：
中兴危机中,已退休两年的中兴创始人、原董事长侯为贵的身影再次进人人们视线.
30年间,他以敢拼无畏的精神和数次英明决策,带领中兴打败了西门子、诺基亚,集诸多荣誉于一身.但此刻,本应颐养天年的老爷子内心,或许会泛起一丝隐痛甚至悔意-18年前,他曾花力气主导过芯片研发,最终却半途而废.中兴于1985年由侯为贵一手创办.那时的中国,正被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建设大潮袭卷.通信作为经济建设的重要基础性产业,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进入上世纪80年代,在钱学森的主张下,侯为贵所在的中专学校被改为航天部691厂,从事半导体技术研究.作为毕业于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的技术骨干,侯为贵被派往美国学习.在那里,他不仅学到了技术,更对市场、成本等商业知识产生了兴趣.回国后,不甘心当一辈子技术员的侯为贵决定创业.1985年,40岁出头的他说服领导,前往深圳创办了中兴半导体. 最初侯为贵想做集成电路,但烧不起钱,为了生存,他从电风扇、电话机等做起.通过做电话机,侯为贵接触到了数字程控交换机.当时数字程控交换机在国内刚刚兴起,中国市场被NEC、爱立信、朗讯等国际巨头垄断,分别有来自7个国家、8种制式的机型.
侯为贵意识到大势已至,本土厂商的机会就在眼前.
“一无图纸、二元资料、三无设备、四无专业人员”的侯为贵力排众议,走上自主研发数字程控交换机之路.经过两年努力,1989年,第一台国产数字程控交换机在中兴诞生,因产品重点针对农村市场,中兴得以在夹缝中生存下来.凭借这款产品,中兴摆脱了苦日子,销售额很快突破一个亿.
但苦恼随之而来,股东们开始为利益而争,侯为贵适时做出股权改革——管理层团队白筹资金,成立维先通,与两家国有股东691厂、深圳广宇共同组建中兴通讯.这一制度设计,在国内开创了“国有控股,授权经营”的全新模式,使中兴避免了国企“巨龙”式的悲剧,更为中兴争取到更多的自由空间.
伴随着产品向传输、接入、、电源、移
动、光通信等多元化领域扩展,中兴步人快速发展阶段.业绩屡创新高,2000年销售额破百亿,2004年于香港上
市,成为内地第一家
A+H上市公司.2014
年,中兴成为紧跟华
为、爱立信、阿尔卡特朗讯之后的全球前四大通信设备公司.
02
中兴一路扶摇直上,离不开侯为贵对通信市场两次重大机遇的准确把握. 上世纪末,新的无线通信技术CDMA出现.联通上马CDMA之初,曾在CDMA95和CDMA2000之间摇摆.1998年联通选定CDMA95并在北京举行招标,中途却被有关部门紧急叫停,原因是与高通的知识产权问题尚未解决.几番折腾过后,包括华为在内的很多厂商纷纷放弃,他们认为,联通在短期内很难上马CDMA,即使几年后上马,也会选择更先进的CDMA2000.侯为贵也曾一度犹豫,在中兴内部,项目组甚至将要被解散.但最终,他选择了坚持,继续投入大规模研究.在后来的招标中,中兴几乎成为联通的唯一选择.与此同时,移动终端—手机市场的脉搏也被侯为贵准确切中.
中兴早在1998年就向手机市场发起了进军,并自主研发出全球首款机卡分离式CDMA手机.但直到小灵通的出现,中兴手机才开始大放异彩.
小灵通最早诞生于日本,进人中国后却并不受专家和企业待见,但侯为贵却仍然同执地坚持做小灵通,他有三个理由：第一,国内电信业分拆后,电信和网通为了生存,对小灵通有迫切需求；第二,小灵通技术在日本很成熟,UT斯达康在国内已经布局；第三,与移动相比,小灵通资费低,单向收费,这更受市场欢迎. 侯为贵又赢了.随着后来国家对小灵通政策放开,许多厂商措手不及,中兴赢得了大单时的2003年,小灵CDMA为中兴贡献了三收入,一举奠定中兴在手机行业的领军地{ 进入2000年后,国际电信行业遭遇前衰退,全球通信巨头都在苟延残喘.中兴为当时表现最好的通信厂商,这其中被誉棉被”的小灵通和cDMA功不可没.此后务成了中兴的三大战略之一,中兴手机进入国内市场第一阵营,与华为、酷派和联想被媒体合称为 “中华酷联”.
03
一直深谋远虑、为坚持己见甚至一意孤行的侯为贵,却独独在产业命门——芯片上认了怂.
早在18年前,中兴就与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共同投资创立中兴集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并在全亚洲最先开始了3G手机基带芯片研发.
中兴资料显示,2000年中兴集成电路设计公司还作为参与单位之一承担了“909”工程.该工程是20世纪90年代第九个五年计划之中,国家发展微电子产业重点工程的简称,投资总额超过了建国以来所有集成电路项目投资的总和,达到100亿元.
然而,就像这个饱含国家雄心的项目不尽如人意一样,中兴自己的手机芯片研发在经历一段时间的跌跌撞撞后,被侯为贵放弃了,研发团队解散,很多人转投了华为海思.
为什么会放弃？如果了解芯片研发的难度,可能对侯为贵的决定就不难理解了.
一块芯片的诞生大致分为设计、制造、封装3个主要环节,其中每一步都堪称极端复杂,些许偏差都能直接决定性能和品质.
一块指甲大的芯片,里面有上亿个晶体管,工序流程需要相当严谨,哪怕有一个人出错,也未必能在随后的测试中被发现,因为最终可以在电路板上测到的信号线只有十几根到几百根,如何根据蛛丝马迹排查上亿个晶体管中的错误,技术难度不言而喻.
即便从电路设计到检测的过程相当顺利,也要至少半年时间才能送到工厂生产,这个过程少则投入几百万,先进工艺则要高达数千万.一旦前期错误没被发现,产出的就是一块垃圾.再经过一轮修改,则又耗费数月之久.
也因此,一些芯片设计公司不得不把生产前的流程延长,反复检测验证,而这又进一步增加了成本.如此努力下,反复投片实验最终无果的情况也并不少见.
芯片研发对从业人员能力和生产工艺都提出了极高要求,而这两方面都是中国的软肋,仅芯片的基础性材料——硅晶片就因工艺复杂而让中国企业不得不选择进口.
芯片的突破是一个漫长且耗费巨资的项目,“909工程”的总投资lOo亿,想要实现从无到有,也远远不够.初代甚至几代产品落后于市场,找不到适配产品,是可以预见的事情.
巨大的投资、难度和“舒服”的市场环境间,鲜有人做出持续攻坚的选择.
于是,大部分中国企业放弃研发芯片,直接进口,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擅长的匹配芯片的算法和软件上.后两者配合中国人特有的努力勤奋,让中国电子产品在市场上打败洋品牌成为可能.
长期以来,这种各取所长的方式让芯片的供需两方各得其乐——中国企业无需冒巨大风险进行生死一赌,国外供应商则坐享高额利润.为了不失掉巨大的中国市场,美国供应商们甚至会想方设法帮助中国企业绕过各种采购限制,结成更加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04
在供需利益共同体未被打破之前,太平洋两岸的双方都一切安好.直到4月16日特朗普一声令下,中兴被打回残酷的缺芯现实.
中兴手机、通信设备等高度依赖美国的主营产品核心零部件,在消化完眼前的库存后,将面临断炊的危险.手机业务在中兴全部营收中占到近三成,去年销量有所增长,卖出5000万台,其中90%销往海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且在美国、澳大利亚、德国等全球主要大国综合排名均位列前五.
5G的兴起让中兴描绘出一张更大的蓝图.就在4月初,中兴的一位高管还对媒体表示,正准备借自身在5G研发技术、资金实力及全球化方面的优势,对手机给予全力支持,提高品牌在国外尤其是国内的影响力.
然而,禁令下,一切成为未知.
业内人士称,目前中兴的手机芯片大部分由美国高通提供,占中兴60%业务比重的电信设备运营相关的关键组件如FPCA、服务器芯片、光模块等,也主要来自美国供应商,国内自主替代能力很有限.即便中兴找到了芯片替代方案,其他配套部件也相当于要重新设计一遍,还需要很长时间做可靠性试验.
尽管中兴自己也有芯片研发部门,但大部分是应用于普通消费领域的低端产品,无法用在基站和手机中.
中兴面临的,是一场致命的打击.
在中兴的资料中, “中兴”二字有中国兴旺的含义,寄托了其振兴民族通信产业的报国理想.侯为贵也常对员工说,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在世界上真正立足并赢得国际社会的尊敬,必须在高科技领域占据一席之地.”此刻,侯为贵还在奔走的路上,肩负着8万中兴人的期待,曾错过芯片的他,会力挽中兴于狂澜吗？
摘自微信公众号华商韬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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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美国政府的制裁禁令,今年76 岁的侯为贵一听到消息后就立马为此事开始四处奔波 据悉,侯为贵1985 年创办中兴通讯,担任中兴通讯董事长12 年,使中兴从最初的小厂房发展到现在的规模 2016 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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