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中促进中国话语更加高度自觉,该文是全球化方面有关论文如何怎么撰写与全球化和话语和自觉类参考文献格式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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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月之
今天讨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其实质是讨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要讨论这一议题,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中国的话语在全球化以来的简单历程,这有助于考虑如何构建我们的话语体系.
中国在全球化中的话语,有一个从自在的状态到初步自觉、再到高度自觉状态的发展过程.
第一步是自在状态.15世纪以前,中国和西方世界没有多少实质性联系,大家彼此孤立,那时候没有全球史,只有地区史,每个地区都是单独存在、自行发展,跟其他地方没有太多关系,那是一种彼此看不见的自在状态.
15世纪以后到19世纪,特别是18世纪与19世纪,全球化速度加快,西方人先是找上门来了,谋求通商.此时,中国知道西方的存在,但对其具体情况、对中西关系,对于世界大势,看不清,处于模糊状态.乾隆皇帝对待马戛尔尼的态度,便是典型.这一时期的自在状态,是看不清的自在状态.所谓看不清,是指其时人们对西方、对中国自身,都没有确切的了解.
西方人以和平的方式谋求通商不成,接下来便是打上门来,强迫通商.由于其时人们对西方、对中国自身仍没有确切的了解,所以,一败再败,应对失据,对西方态度由自傲而转为自卑.战争以前是因看不清而自傲,战争以后特别是义和团运动以后,是因看不清而自卑.自傲是看不起别人,自卑是看不起自己,自傲与自卑表现不一样,但实质上都是自我迷失.所以,我以为,从乾隆皇帝以后一直到辛亥革命时期,中国应对世界的话语,仍没有进入到自觉状态.
第二步是初步自觉状态.辛亥革命以后,自新文化运动到中国建立,中国应对全球化的话语,由自在状态进入初步自觉状态.一大批先进的中国人努力了解世界、审视中国,比较中西文化,努力寻找适合中国的自立之道.之所以称此时是“初步自觉状态”,因为我们对来自外国的理论与经验,还没有完全摆脱照搬照套的思路.回顾建党初期的历史,我们对于来自苏联的经验,对于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并没有细细地消化,并没有从理论自觉的高度将其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那时仓促发动工人罢工,搞城市工人,搞飞行集会,都是照搬苏联的本本主义,盲从共产国际的指示.杨尚昆对此曾有论述.
我们现在明白,那时共产国际的东西,其实是在更大范围内服务于苏联利益的.那时帝国主义来包围它、对付它,它要把日本、朝鲜、中国都要发动起来,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它自己的力量,摆脱帝国主义的包围.其实,从1949年以前中国国情来看,从中国工人阶级最集中的上海来看,那时产业工人并不是处在社会最底层.那时,最困难的是破产农民,城市里最困难的是流民,是黄包车夫,他们也都是由破产农民转变来的,而不是产业工人.那时候的上海产业工人,就经济收入、社会地位而言,至少是倒数第二个等级,收入稳定,生活有保障.尤其是欧美人在上海开办的那些工厂里的工人,他们的生活至少是过得去的.那些流民与黄包车夫,做梦都想成为产业工人.后来,我们党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才找到了适合中国自己的道路,也才有了新主义革命的胜利.
但是,建国以后,我们没有能够坚定地沿着这个道路一直走下去.特别是1957年以后,有的政策,依然跟建党初期差不多,“三面红旗”就脱离了中国的实际,脱离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所以,我认为农村包围城市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是初步自觉的状态,没有达到高度自觉.
第三步,高度自觉状态.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才进入高度自觉状态.我们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改革开放政策,本质上都是以讲的“三个有利于”为准绳,检验各项理论、方针、政策的是非得失,都是坚持以实践为唯一标准.搞的摸着石头过河,循序渐进的改革,与我们在革命时期经过挫折最后才找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其路径很相似,实质都是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从中国的现实存在、历史存在、外部联系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
今天,我们讨论学术话语体系,我想到中国历史学这些年的学术话语走过的过程.中国历史学在最近60多年中,有两个话语一直是很重要的,一是“西方冲击反应论”,二是“在中国发现历史”.这两个理论本身,看上去好像是矛盾的,但是如果原原本本把这两个理论产生的背景、产生的对象梳理清楚,就会发现,它一点都不矛盾.这两个理论都是美国学者提出来的,前者以费正清为代表,后者以科恩为代表.冷战时期,美国人无法到中国大陆实地考察,在研究中国历史时又偏重政治与外交,他强调西方冲击反应论,很自然.到了改革开放以后,美国学者可以到中国来进行实地考察了,他提出在中国发现历史,也是很自然的.他针对的是美国学者,说话的对象是美国学术界.此前,人家在讲“西方冲击反应”时,也没有忘记中国的特点.后来,人家在讲“在中国发现历史”时,也没有忘记西方对中国的影响.中国跟世界的联系,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这本身已经构成了中国社会存在的一部分.这两种理论,其实是互相补充的.如果脱离了美国的学术语境,将其照搬到中国来,就会不那么切合实际.
今天讨论建构中国话语,我想到了孟子讲的话,他说：“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这话很值得玩味.今天中国处在世界上的地位,既有以小事大的问题,也有以大事小的问题.所谓以小事大,我们今天针对美国或者是整个欧美的状态上,其实在话语上还是一个以小事大.在国家关系上,特别是跟周边国家关系方面,某种程度上也是以大事小.我们怎样才能做到既是一个仁者又是一个智者？这是要发挥自己智慧的.刚才的老师讲如何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讲得很好,讲到了“原原本本、认认真真”.我觉得除此之外,还要强调要全面地、切实地了解中国,包括全面地了解中国的历史,特别是近代史、当代史.
今天,已经到了全球化空前发达的时代,信息传播已经到了所谓扁平化时代.在观念形态方面,人们空间的差距,每每小于时间的差距.我们跟下一代人,比我们小30岁的人,其差距远远大于他们跟美国、德国、日本同时代人的差距.你去看现在20来岁的,他们的话语,价值观念、审美观念,跟美国、德国、日本的同龄人,没有太大差别.事实上,我们今天任何话语,都离不开国际上的话语这个大背景,离不开国际联系.如何在国际舞台上、国际交往中,既是仁者又是智者,这是一门学问.中国文化资源很丰厚,可以汲取的东西很多.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适宜地表达自己的话语,要既能把话语说出去,又能让这个话语不要使自己陷入孤立状态.
理论话语要靠坚实的学术来支撑.讲好道理的前提是做好学术研究.学术话语讲好了,理论话语便水到渠成.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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