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战略基于日本经验的视角,本文是中美贸易有关学士学位论文范文跟中美贸易和日本经验和视角类毕业论文的格式范文.
中美贸易论文参考文献：
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上台,中美贸易摩擦频发.自特朗普上台至２０１８ 年１ 月１６ 日, 美国商务部已发起８４ 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应当清醒地认识到, 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 根植于双方贸易结构的深度不平衡, 以及美国国内就业机会两极化和收入分配差距不断加剧的社会经济现实.２０１７ 年１１月初特朗普访华后, 中美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签订了一系列协议.然而同月, 美国正式向世贸组织（ＷＴＯ） 提交文件, 反对赋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并将在对中国企业发起的反倾销调查中继续沿用替代国的做法.考虑到２０１７ 年全年中美贸易顺差持续增长, 中美贸易战可能已濒临爆发边缘.
回顾历史, 不难发现当今中美贸易现状非常类似２０ 世纪８０ －９０ 年代的日美贸易.彼时日本经济快速增长, 汽车等工业产品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大量出口美国.在２０００年之前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 日本占据了美国双边逆差的最大来源国地位.与此同时, 美国经济下滑,主要工业行业萎靡不振, 工人失业,反对自由贸易的情绪不断加强.随后, 美国实施了一系列的贸易政策,保护国内产业, 打击日本出口, 并与日本政府谈判, 迫使其“自愿”限制出口, 同时对美开放市场.此后, 日本占美国进口份额不断下滑,经济发展停滞, 陷入“失落的十年”, 经济萧条甚至持续至今.以史为镜, 本文首先回顾日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 列举２０ 世纪８０、９０ 年代美国曾经对日本采取的贸易措施, 并进一步总结了特朗普政府可能对中国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 接着我们对比分析了中美贸易和日美贸易在本质上的差异,最后总结应对美国贸易摩擦, 中国可能采取的若干措施.
一、日美贸易摩擦回顾
日美贸易摩擦源自两国之间严重的贸易不平衡.自１９６５ 年起,美日贸易逆差数额持续大幅上升.图１ 展示了１９８１—２０００ 年间美日和美中贸易的对比.从左图看,１９８５ 年美日逆差首超５００ 亿美元（左轴）, 占美国总贸易逆差的３４％ （右轴）.２０ 世纪９０ 年代美日逆差一直在６００ 亿美元上下浮动, 占美国总贸易逆差份额一度超过５０％ （１９９１ 年）, 随后逐步下滑.从右图看, ２０ 世纪８０ － ９０ 年代美国从日本进口总额从２０ 世纪８０ 年代初的４００ 亿美元不断攀升到２０ 世纪９０ 年代末的１５００ 亿美元, 涨幅高达２７５％, 尤其２０ 世纪８０ 年代初中期增长速度迅猛.长时间里日本是美国最大进口国（ １９８６ 年占美国总进口的２２ ４％）, 直至１９９３ 年被加拿大赶超.对比之下, 中国占美国贸易逆差和总进口的份额在２０ 世纪８０ 年代相对较小, 其后逐渐攀升.美日之间的巨额贸易赤字以及日本制造在国际市场上展现的竞争力, 招致了美国政府和商界的不满.因此, 美国出台了一系列贸易保护政策, 并通过谈判迫使日本在贸易和国内政策上进行退让.这些政策“武器” 包括：
（一） 针对进口产品的贸易保护措施
除了非歧视性的全球保障措施之外, 美国对日本进口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具体包括：
１ 要求日本实行自愿出口限制自愿出口限制实质上是一种出口配额.例如, 对贸易摩擦最激烈的汽车行业, 两国于１９８１ 年达成协议, 将日本出口美国汽车数量限制在每年１６８ 万辆.１９８６ 年美国又以国家安全调查为由, 迫使日本对机床实施自愿出口限制.其他实施自愿出口限制的行业还包括纺织、钢铁、彩电、半导体等.根据ＧＡＴＴ 协议, ＷＴＯ 成员均同意逐步退出自动出口配额协议.
图１ １９８１—２０００ 年美国与中国和日本的贸易对比
２ 开展反倾销调查
２０ 世纪８０ 年代美国对日本发起反倾销调查共６０ 起, 调查商品包括钢铁、纺织品、化学品和电子零件等.以此为筹码, 美国于１９８６ 年与日本达成了半导体协议.在该协议中, 日本保证不在美国或第三国倾销半导体产品, 并承诺对美开放日本国内半导体市场.
３ 通过国会议案限制从日本进口
１９８５ 年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Ｊｏｈｎ Ｃ Ｄａｎｆｏｒｔｈ 提出议案, 要求总统限制日本进口, 除非日本开放市场.该议案得到了美国参议院财务委员会的通过.
４ 开展３３７ 调查
在２０ 世纪８０ 年代, 日本是美国发动３３７ 调查的重灾区, 许多日本知名企业都曾是主要被调查对象, 如日立公司于１９８３ 年因非晶态金属合金产品而被调查, 索尼公司于１９８５ 年因驱动器等相关产品被调查, 东芝公司于１９８６ 年因存储器类产品而被调查.
（二） 针对扩大日本市场开放的措施
１ 要求日本开放市场
１９８５ 年１ 月的里根—中曾根峰会上, 美国呼吁日本移除进口壁垒, 开放贸易市场.１９８６ 年美日半导体协议中, 日本承诺对美开放日本半导体市场.
２ 与日本定期进行谈判
美国贸易代表处会根据行业调查结果, 以开放日本单方市场为目的与日本定期进行谈判.谈判集中在美国具备一定国际竞争力的产业, 如电子、计算机、电信设备、医疗设备等.
３ 开展３０１ 调查
３０１ 调查是美国针对国外贸易壁垒进行调查并采取相应惩罚措施的做法.２０ 世纪８０ 年代期间, 美国贸易代表分别针对电子、电信、半导体、计算机、木头等十余种产品向日本发起了３０１ 条款调查, 均以日本政府做出让步而告终.
（三） 其他综合措施
１ 迫使日元升值
美国试图通过干预外汇市场让美元贬值, 来解决自身巨额贸易赤字问题.１９８５ 年９ 月美日签订《广场协议》, 日元３ 年内相对美元升值１ 倍.
２ 干预日本国内产业政策, 要求消除结构性障碍
２０ 世纪８０ 年代后期, 美国将贸易摩擦的焦点转向结构性因素, 推动日本在反垄断法、专利法、定价机制等法律和制度方面的改革.１９８６年日本政府实行税制改革, 并提出一揽子刺激计划以增加其进口需求.１９８９ 年双方启动结构性障碍协定谈判, 日本承诺增强反垄断法, 修订不利于外商进入日本市场的《大店法》, 放宽对外国公司的监管限制.美日之间长达数十年的贸易争端迫使日元升值、日资企业以收购或绿地形式大量投资美国以规避美国贸易政策的打击.最终, 这场争端以日本进入２１ 世纪后陷入经济增长停滞危机而告终.
二、中美贸易与贸易摩擦
图２ 展示了２０００—２０１６ 年间中美和日美贸易之间的对比.２０００年美中贸易逆差达到９１３ 亿美元,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此后, 美中贸易逆差逐年增长, ２０１５ 年达到峰值３８８０ 亿美元, ２０１６ 年稍有回落.而美日逆差则稳定在１０００ 亿美元之下.美国从中国和日本的进口额及份额的走势与其逆差走势相似.美国总进口的日本份额于２００２ 年被中国赶超之后持续下降, 而中国份额呈明显上升趋势, 在２０１５ 年达到最大值.对比图１ 和图２, 不难发现近年来中国占美国贸易逆差份额在４５％上下浮动, 较为接近１９９１ 年日本份额的最大值５３７％.而最近两年中国占美国总进口份额约为２２％, 已与日本１９８６ 年出现的峰值基本持平.当今中美贸易格局与２０ 世纪８０ －９０年代的日美贸易格局非常类似.
相似的贸易格局可能带来相似的贸易摩擦.在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不断上升的背景下, 近来中美之间贸易争端呈不断上升态势.２０１７年１ 月,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维持对中国特定品牌家用洗衣机征收反倾销税的裁定, 而中国商务部最终裁决对美国干玉米酒糟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３ 月,美国商务部对中国铝箔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 同时启动了对中国非市场经济国家状况的调查.４月, 特朗普要求美国商务部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钢铁和铝产品进口发起国家安全调查（此调查导致这两种进口产品于２０１８ 年３ 月被宣布分别课税２５％ 和１０％ ）, 中国商务部决定对美国光纤征收反倾销税.５ 月至６ 月, 美国商务部对中国冷拔机械管产品发起双反调查, 中国决定对美国橡胶征收反倾销税.８ 月, 美国商务部初裁中国铝箔存在补贴行为, 美国贸易代表正式宣布对中国发起３０１ 调查.接下来美国又申请对中国部分鱼油类产品发起３３７ 调查, 对中国不锈钢法兰发起双反调查, 公布中国工具箱工具柜反补贴调查结果, 叫停中资背景公司收购美国芯片厂商.同一时间, 中国商务部对美国两种光纤产品及进口橡胶产品启动反倾销调查.１０ 月美国商务部认定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 并在对华反倾销调查中继续使用“替代国” 做法.１１ 月美国商务部在没有企业发起申请的情况下, “主动” 对中国普通合金铝板发起双反调查.而上一次美国商务部“主动” 发起反倾销调查要追溯到１９８５ 年针对的是日本半导体产品.
可以预见, ２０１８ 年以后中美摩擦可能还会进一步升级.通过表１, 我们总结了美国可能采取的各项贸易保护措施.总体而言, 短期内美国政府可能通过进口保护、出口市场准入、综合措施（比如汇率操控指控） 等诸方面来限制中国贸易, 长期而言还有可能重新开启类似ＴＰＰ 的多边规则来孤立中国.虽然针对中国的特保“４２１ 条款” 已经过期, 但美国还可能频繁使用以下多种贸易保护措施.
图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 年美国与中国和日本的贸易对比
表１ 美国对中国可能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
续表
全球保障措施是美国针对进口商品对国内厂商或行业造成主要损害或威胁时采取的关税措施.２００１年, 布什政府曾对钢材进口征收３０％保障性关税.其依据的２０１ 条款针对特定产品, 但通常不能针对特定国家, 打击面比较广, 容易招致对手国家报复.２０１７ 年５ 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分别对进口光伏电池及组件和进口大型家用洗衣机进行全球保障措施调查, ２０１８年１ 月２２ 日特朗普宣布对进口光伏产品和大型洗衣机分别采取为期４ 年和３ 年的全球保障措施.
“双反” （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是美国最频繁使用的贸易武器.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间, 美国对中国大陆地区出口产品共发起１３２ 件反倾销调查和５１ 件反补贴调查,分别占各自立案数的２３％ 和１３％.
其中后十年美国对中国大陆地区出口产品共发起７６ 件反倾销调查和５１ 件反补贴调查, 分别占各自立案数的３４ ９％ 和４６ ８％ , 较前十年更为频繁.图３ 对比了中美两国１９８０—２０１５ 年期间对对方国发起的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案件数及占本国总调查数的比例.中国近二十年来有用“双反” 调查“反击”美国的势头, 但无论是从案件数目还是从占本国总调查案件数的比例来说, 调查力度均不及美国.相比之下, 日本受到美国的贸易调查则相对较少.即使是日美贸易摩擦最为激烈的１９８０—１９９０ 年间, 美国对日本共发起６７ 件反倾销调查和１ 件反补贴调查, 分别占各自立案数的１３ ２％ 和０ ３％.１９９５—２０１５年间美国仅对日本出口产品发起３９ 件反倾销调查（６ ７％）.可见日本受到的双反调查不如近十年来中国出口厂商受到的强度大.
另一方面, 以侵犯知识产权和不公平竞争为名义的３３７ 调查也是美方打击中日等贸易竞争者的有力武器.该调查主要针对美国进口产品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主要是专利侵权, 较少涉及商标、版权）,也包括其他不公平竞争方法或不公平行为（如行贿、垄断、侵犯商业秘密等）.相比双反调查, ３３７ 调查成本低, 而且惩罚严厉.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年间, 美国对中国大陆地区出口产品发起了４６ 件３３７ 调查, 而２００５—２０１５ 年间美国对中国大陆地区出口产品共发起１５０ 件３３７ 调查,占立案数的３３ ３％.相比之下,１９８０—１９９０ 年间, 美国对日本出口产品发起５５ 件３３７ 调查, 占立案数的２２ ２％.这意味着中美贸易摩擦有向高科技领域发展的趋势, 未来中国产业升级将面临更多贸易保护政策的障碍.
更为严格的原产地标准（ＲＯＯ） 也可能成为特朗普政府限制中国进口的武器.ＲＯＯ 衡量产品在本国生产的程度.为防止转口逃税,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ＮＡＦＴＡ）的原产地标准规定一件产品在北美区域内部生产的价值必须达到一定比例.而美国和其他国家签订的双边自贸协定中也分别规定了ＲＯＯ 标准.多轮ＮＡＦＴＡ 重新谈判中, 美国要求将汽车及零部件行业的区内产值含量比例从目前的６２ ５％提高到８５％, 并要求总投入的５０％必须来自美国.这将打击中国零部件生产商对墨西哥、加拿大两国的出口.值得注意的是, 美国监管当局对通过自贸协定渠道输美的产品加大了“反规避调查” 力度, 例如２０１７年１２ 月, 美国商务部依据原产地标准初步裁定越南输美不锈钢和冷轧钢板材涉嫌规避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 正是因为这些产品的原材料来自中国.研究发现, 通过《非洲成长与机会法案》（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Ａｃｔ,ＡＧＯＡ） 免税进入美国的纺织品,相当部分来自中国厂商的直接转口（Ｒｏｔｕｎｎｏ 等, ２０１３）.这类出口极易招受美国监管部门的打击.
美国迫切地希望扩大对中国的出口, 因此可能使用３０１ 调查来压迫中国扩大“市场准入”.３０１ 条款内容可分为“一般３０１ 条款” “特别３０１ 条款” 以及“超级３０１ 条款”：一般３０１ 条款是指在美国贸易代表认定不公平贸易情况下, 美国可以采取单边报复措施； 特别３０１ 条款将其效力延伸至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市场准入； 而超级３０１ 条款则主要针对贸易自由化的重点国家.正是日本在８０ 年代的强势扩张, 直接导致了“超级３０１ 条款”的推出.值得注意的是, 近年来美国开始表达对中国吸引外资指导文件中“以市场换技术” 政策的不满, 可能会通过“特别３０１ 条款”对中国进行打击.
美国财政部每年两次的汇率操纵调查也能给中国施压.每隔半年美国财政部会依据三条标准来评估主要贸易伙伴的汇率水平, 即巨额对美货物贸易顺差、大量经常账户盈余、持续单向的外汇干预.同时符合三条标准的国家会被美国认定为“汇率操纵国”.不过, 美国一般不直接对汇率操纵国实施经济制裁, 而是展开双边谈判, 以敦促该国解决汇率问题.而各国也确实会在被冠以“汇率操纵国” 之名后做出反应.韩国自１９８８ 年被列入汇率操纵名单到１９９０ 年从名单中除名,经常项目余额占ＧＤＰ 的比重从６ ７％降至－１ ２％； 中国在１９９４ 年被指控汇率操纵后, 对美出口增速连续１８ 个月出现下降.虽然此后美国再没有将任何贸易伙伴列为“汇率操纵国”, 但汇率操纵调查背后的“威慑力” 不容小觑.况且, 特朗普总统可以指示财政部对以上三条标准进行调整, 因此中国在汇率问题上不能掉以轻心.
尽管特朗普政府退出了泛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ＴＰＰ）, 但是ＴＰＰ协议中对国有企业、劳工标准的关注应该引起中国政府的重视.ＴＰＰ是上任奥巴马政府寻求在ＷＴＯ 多边框架之外重构国际贸易规则的尝试.特朗普政府强调美国在贸易政策上的国家主权, 但并不排除他日后寻求类似ＴＰＰ 的替代方案, 甚至重返ＴＰＰ.
最后, 应该认识到中美贸易与日美贸易之间, 还存在着重要的区别.这些差异决定了美国对华政策可能与对日政策并不一致, 值得政府、企业和学者的重视.
三、日美贸易和中美贸易的差异
（一） 输美商品本质不同
表２ 和表３ 分别总结了１９８１ 年美日和２０１６ 年美中贸易顺逆差排名前十位的商品.日本主要输美产品如各类车辆、录音录像机、电信零配件等, 都是自身技术、附加值含量高的产品.相比之下, 中国虽然也向美国输出发射器、数据处理机器等高技术含量的产品, 但还是以儿童玩具、鞋类、家具等依赖加工贸易的商品为主.如今中美逆差如此之大, 多为贸易转移和离岸外包的结果, 与８０ －９０ 年代日美贸易产生巨大逆差的原因有重要差异.
美国对日和对华出口顺差前十的商品主要都是资源、农业产品.对华出口顺差较大的还包括药品.可以预见, 美国会更多地要求中国开放消费品（比如电子产品） 市场以及生产性服务行业准入.
图３ 中美两国历年对对方发起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案件数及比例
（二） 争端解决机制不同
在２０ 世纪８０ －９０ 年代, 日美贸易摩擦主要依据《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２２ 条和第２３ 条所规定的争端解决办法进行磋商或申诉.然而, 这套办法内容粗略、约束力和操作性不强、进程易被拖延, 并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在ＷＴＯ 框架下, 争端解决依托于《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ｎ Ｒ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ＤＳＵ）, 拓宽了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范围, 增强了解决机制的约束力, 保障了世界贸易体制的安全.因此, 中美贸易摩擦更多地依赖于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历史上, 争端解决机制给予了受美国全球保障措施调查和双反调查的国家上诉和在符合ＷＴＯ 框架下实施报复手段的权力.
（三） 市场量级不同
根据ＩＭＦ 的数据统计, 自２０１４年以来, 按购买力计算的ＧＤＰ 中国已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２０１６ 年中国ＧＤＰ 为２１３ 万亿美元, 占世界总份额的１７７％； 日本５２ 万亿美元, 占世界份额的４４％, 居于第四位.２０１６ 年美国出口中国货物总价值高达１１５５ 亿美元, 占美国总出口份额的８％, 而美国出口日本的货物总价值为６３２ 亿美元, 仅为出口中国价值的一半.相较而言, 中国市场远大于日本, 也更为开放.作为一个迅速增长的经济体, 中国市场增长潜力极具吸引力.
美国对华服务贸易出口也在迅速增加.从出口价值来看, ２０１５年美国出口中国的服务贸易为４６９亿美元, 略高于出口日本的４３２ 亿美元.与２０００ 年相比, 美国出口中国的服务贸易价值增速为８ ３％, 远高于日本的０ ３％.中国占美国出口世界服务贸易价值的份额也从２０００ 年的１ ７％ 逐年上升到２０１５ 年６ ５％, 相比之下,日本份额则从２０００ 年的１１ ５％ 下降为２０１５ 年的５ ９％, 呈逐年下降之势.因此, 面对美国发动的贸易保护措施, 中国拥有更多的余地和制衡能力, 更能争取到美国商界的支持.
（四） 利益相关方不同
日美贸易争端主要是竞争力强的日本本土出口企业与竞争力弱的美国本土企业之间的矛盾.而今天的全球化, 是以工业化国家中低端生产过程外包、中间品生产全球链式分割为主要特征.中国一半以上的出口由外资企业完成.比如ｉＰｈｏｎｅ 的出口, 就牵涉到韩国、日本、德国以及台湾地区等一系列上游供应商.从利益分割上, 苹果公司和日韩的供应商分去了绝大部分.美国对华采取的任何贸易措施, 都不可避免地影响甚至是伤害到产业链各个节点上国家的利益,因此, 这些合作方（包括很多美国本土企业） 并不希望美国采取更为激烈的贸易保护政策.此外,由于中国出口美国的大量消费品和中间投入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 美国中低收入群体和中小企业从中获益（Ｈａｒｒｉｇａｎ ａｎｄ Ｂａｒｒｏｗｓ, ２００９）,因此, 一旦贸易摩擦升级, 美国物价上涨, 将严重影响低收入选民群体的生活, 产生政治问题.
（五） 赴美投资风险不同
２０ 世纪８０ － ９０ 年代日本赴美投资建厂的厂商多是为了规避关税或者自愿出口限制的制造业企业,具有较高的技术和竞争优势, 比如丰田、本田集团.而中国目前赴美投资较受关注的项目一是投资地产、酒店等, 二是收购高科技公司.前者可能涉及资金转移, 后者面临监管风险.中国厂商对美直接投资面临美国政府的打压, 而日本和美国是盟国, 因此在国家安全的考虑上, 中国厂商赴美投资与日本相比风险更大, 具有劣势.
四、应对建议
尽管特朗普政府未来在对华贸易方面的举措尚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但可以确定的是, 美国对国际贸易将采取更为保守的政策.从日美贸易２０ 世纪８０ －９０ 年代的经验看, 美国将更为频繁地动用各种贸易手段对中国出口进行打击, 同时要求更为开放的中国国内市场.这对贸易依存度仍然高达３７％ 的中国是一个重大挑战.
表２ １９８２ 年美日贸易顺、逆差前十位商品列表
表３ ２０１６ 年美中贸易顺、逆差前十位商品列表
第一, 中国应该继续坚持ＷＴＯ 的多边框架和规则, 利用ＷＴＯ 提供的争端解决机制积极捍卫自身权益.历史上看, ２０ 世纪９０ 年代至今美国发起的每一项全球保障调查都遭到对手在ＷＴＯ 发起的诉讼和依据判决对美国出口商品采取的“合法” 报复性关税反击.国家安全调查、３３７ 调查以及３０１ 调查往往都带有鲜明的单边主义性质, 在ＷＴＯ 框架下站不住脚.
第二, 反倾销调查的核心在于确定“公平”, 而对“非市场经济国家”, 美欧等国往往选择性地采用不利于中国出口商的第三国标准.应该强调《中国入世协定书》第十五条明确规定了ＷＴＯ 进口国对中国界定补贴和倾销时使用替代国的方式在中国加入ＷＴＯ 十五年之后自动终止.这一终止并不取决于中国是否取得所谓的“市场经济地位”.从实践上看, 双边之间的反倾销调查往往是一个“以牙还牙” 的博弈过程,在一个重复博弈的情景下, 中国政府报复措施的有效威胁, 能够抑制特朗普政府启动双反税的冲动.
第三, 世贸组织的“世界制造”（ＴｉＶＡ） 倡议明确提出要改良现有贸易统计规则, 中国应该积极支持并发挥主导作用.全球化已经进入全球价值链时代, 而中国在其中主要扮演加工生产和组装的角色.这一角色定位与中国丰裕的劳动要素一致, 因此, 我国出口产品中外国投入比例大, 本国附加值低.以电子和信息技术部门为例, Ｂｒａｎｓｔｅｔｔｅｒ 和Ｌａｒｄｙ （２００８） 估计该行业中国出口的国内增加值仅占总出口的１５％.而Ｈｏｎｇ Ｍａ, Ｚｈｉ Ｗａｎｇ 和Ｋｕｎｆｕ Ｚｈｕ（２０１５） 从企业数据入手, 估计出中国总出口的国内增加值为５９％.在这样的情况下, 现行国际贸易统计体系以产品最终生产和组装地来统计一国出口值, 就不可避免地夸大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顺差.以美国为例, 用增加值计算的美中贸易逆差比统计值减少３０％ ～４０％ （Ｊｏｈｎｓｏｎ 和Ｎｏｇｕｅｒａ,２０１２）.采取更为科学的增加值贸易统计方法,有利于中美两国厘清双边贸易的真实水平和发展趋势.商务部在发布年度贸易统计信息时, 应当考虑提供增加值贸易统计口径的数据.
第四, 全球价值链体系下, 贸易政策的影响变得更为复杂.跨国公司在多个国家组织生产, 导致企业“所有国” 与“所在国” 分离.例如： ２０１８ 年１ 月下旬, 美国对进口洗衣机征收保障性关税.美国进口洗衣机主要来源于中国, 但其中大部分是韩国品牌企业在中国生产的产品.同期, 美国对进口太阳能电池及组件征收保障性关税, 该类产品主要来源于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等地, 但基本上是中国厂商转移至东南亚的产能.因此, 要预测和估算贸易政策带来的成本与收益, 需要更“结构性” 的模型和更细致（包含企业所有国信息和投入产出信息） 的数据.
第五, 服务贸易是中美贸易统计上常常被忽视的部分.而中美之间服务贸易上存在相当数额的逆差.２０１６ 年中国统计对美服务贸易逆差达５５７ 亿美元.由于美国在金融服务、科技、教育、医疗等服务行业上的比较优势, 中美之间的服务贸易逆差还将持续扩大.马弘和李小帆（２０１８） 指出, 降低服务贸易壁垒, 鼓励外资进入生产性服务领域, 有利于中国实现转型升级和价值链攀升,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美贸易的不平衡程度.
第六, 中美双边贸易失衡的另一面是美国对中国出口增长不足.这其中既有供给方面的因素, 也有需求方面的因素.从供给上看, 美国始终对出口中国的高科技产品特别是军民两用产品加以种种限制.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一份报告（Ｈａｍｍｅｒ, Ｋｏｏｐｍａｎ, Ｍａｒｔｉｎｅｚ, ２００９）指出, 美国对华的先进技术产品出口, 包括信息技术通讯产品、生物科技产品以及航空航天产品, 要显著低于对其他国家.从需求上看,中国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 对美国高质量消费品的需求也日益增长.２０１７ 年中国市场零售额达５８ 万亿美元, 接近美国同年零售水平.这说明中国具有巨大的市场需求.传统上讲, 中国从美国进口的“三大件” 包括粮食（玉米、大豆）、波音飞机和好莱坞电影.未来则应该进一步放开消费品领域.中国已于２０１７ 年１２ 月１ 日起降低１８７ 项消费品进口关税, 商品种类包括药品、日化用品、服装鞋帽、家用设备等,平均税率从１７３％降至７３％.中国政府还承诺逐渐降低汽车进口关税.
这些措施既能减少中美贸易摩擦,又能够增进消费者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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