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税改溢出效应与我国的应对建议,本文是关于对建议类毕业论文提纲范文与溢出效应和税改和应对建议相关论文如何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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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统任期首年屡受挫折之际,特朗普终于在2017年年底迎来重大立法胜利.12月21日美国参众两院先后通过《减税和就业法案》,随即提交总统签署后于2018年1月正式生效.特朗普强力推进减税方案实施,兑现了其竞选时所做承诺,有利于巩固其政治地位,争取民心,为2018年中期选举做准备,同时为实现其“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宏伟目标创造条件.美国税改法案将给美国经济带来一系列重大变化,影响世界经济复苏环境,对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也将产生重要影响.对此,我国必须认真分析,妥善应对.
一、美国税改短期提振美国经济,
长期财政赤字压力增大
（一）美国税改偏向企业及中高收入人群
企业所得税永久性从35%降至21%,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S型公司（无限责任公司）等过渡法人企业（pass-through）合格经营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允许抵扣20%收入,最高适用个人所得税37%的税率.
个人所得税根据年收入不同仍保持七级累进税率,对年收入最高一档个人所得税率由39. 6%降为37%,其余各档收入所得税率也有小幅削减,减税期至2025年：提高标准扣除,个人申报由6500美元提高为12000美元,家庭申报为24000美元：调整减免优惠,17岁以下儿童每人补贴由1000美元提高至2000美元,补贴门槛由夫妻共同收入11万美元提高至40万美元等.
遗产税方面,提高适用税率40%遗产税免征额,将应税财产超过560万美元提高到1120万美元（个人）、1120万美元提高为2240万美元（夫妻共同）.
针对美国公司海外利润,规定美国公司自其境外子公司获得股息可享受100%所得税豁免（要求10%以上持股比例）,对美国公司留存海外利润征收一次性超低税率,流动资产15. 5%,非流动资产8%税率.美国公司从境外供应方取得的销售或服务所得中与知识产权相关的部分,适用13. 125%的税率征税（自2026年起为16. 4%）.
总体来看,美国此次税改对美国企业和富裕阶层有利,低收人群体减税受益不大,税改将提高美国上市公司的税后利润,推动股价上涨,助推持有更多股票的富裕阶层财富增加.据美国税收政策中心估算,美国最富裕的20%的人群将享有80%的减税成果.
（二）税改对美国经济利弊并存
总体上看,美国大规模减税有利于促进其实体经济增长.美国此次减税主要通过消费和投资两个渠道对经济产生提振效应,税改使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税率下降、税基扩大,可以扩大消费基数,提振美国私人消费：税改同时降低企业成本,增加企业利润,引导海外资金回流,刺激企业追加投资,从而带动就业增加,促进经济增长.美国多家智库及研究机构均认为减税将给美国经济带来温和刺激：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预测税改法案将提升美国2018年GDP多增长0.8个百分点：美国税收政策中心的测算是税改法案将令2018年美国GDP多增长0.7个百分点：而根据高盛集团预计,减税政策将推动美国经济在2018年和2019年各提升约0.3个百分点.
美国经济在最近两年复苏势头强劲,2017年第三季度GDP增长率高达3. 3%,为近十年来最快季度增长.2017年一年内,新增就业岗位近200万个,推动失业率下降至4. 2%,为近17年来最低水平,表明美国经济已接近充分就业状态.从减税实际幅度来看,税改前美企业所得税名义税率为35%,但通过各种税前抵扣,美企业实际税负在发达国家中并不高,根据OECD统计,美国全部税收占其GDP比重仅为26. 5%.据美国会预算办公室测算,税改后美企业平均实际税率仅降低2个百分点.实际税负降低有限,对企业增加投资的边际效应也不会显著.从企业的投资意愿来看,成本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美制造业综合成本较高,在技术进步和资本流动背景下,全球化分工会加速制造业向低成本地区转移,因此,在经济已接近充分就业状态时,税改法案对新增就业岗位的作用不会太明显,降税对创造就业的作用有待进一步观察.
特朗普是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的坚定拥护者,将贸易逆差视为国家安全大患,认为国际贸易是导致国内工作机会流失的罪魁祸首,因此,自上任伊始就对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给予了极大关注.为此,不惜退出美国已签署的多边协定,转向双边贸易谈判,对传统盟友施压,谋求所谓的公平贸易.税改法案则是特朗普改善美国贸易逆差的另一武器,希望以低税收促进制造业回流、振兴实体经济,增加出口从而减少贸易赤字,通过改善贸易收支来改善国际收支,并最终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这也与其前任奥巴马政府的“出口倍增计划”异曲同工.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数据,2008 -2016年间,美国出口额从12874.4亿美元增长至14510.1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1. 5%,而同期美国贸易逆差从8162.0亿美元下降至7367.9亿美元.特朗普上台后的2017年前三季度,美国出口额为11390.2亿美元,增长6. 2%,但由于同期进口增幅高于出口增幅,贸易逆差增长6. 8%,达到5851.6亿美元,全年有望达7700亿美元,超过上年水平.即便制造业出现回流,也需要较长时间形成生产与出口能力,因此,短期内美国贸易逆差还将继续扩大,税改法案恐难如特朗普所愿解决美国贸易赤字问题.
减税对美经济的拉动作用有待进一步观察,但会导致政府负债飙升却已成为共识,这也为上届共和党小布什政府减税所证实.截至2017年9月,美国政府债务总额已超20万亿美元.税改法案将进一步恶化政府债务状况,据美国会预算办公室测算,美政府债务在未来十年将升至25.5万亿美元,占GDP比重超过100%.高企且不断增长的债务水平会拉低经济增长,减少财政政策施政空间,侵蚀代际平等并使政府决策趋于短期化.政府为膨胀的债务融资只能增发国债,私人购买国债必然会减少生产性投资,导致资本积累减少、降低经济增速并拉低未来工资水平.据美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到2040年,不断增加的债务水平将使美国人均收入减少2000~ 6000美元. 二、美国税改的国际溢出效应
早在2016年,世界各国已意识到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走到尽头,为重振经济必须运用积极财政政策.G20杭州峰会号召“实施更为增长友好型的税收政策”,拉开了全球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序幕.英国2016年年底宣布下调企业所得税,并将税率定在主要经济体中的最低水平.德国2017年1月承诺减税,涉及工资收入税及企业税,每年为企业和经济发展减负150亿欧元.美国税改法案正式通过之后,将有可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溢出效应,但由于各主要经济体受各自经济发展状况制约,是否会形成全球性减税浪潮还有待观察.
（一）欧盟有意追随美国,但心有余而力不足
欧盟作为与美国经济体量相当的经济体,其税收政策取向对世界会产生较大影响.与欧元区采取统一的货币政策不同,当前欧盟并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但自2009年希腊陷入债务危机并蔓延至葡萄牙、西班牙和爱尔兰之后,欧盟强化了共同财政政策的努力,以从根本上治理欧债危机.2012年,27个欧盟成员国通过财政契约,明确对财政赤字占GDP比例超过3%的国家实施自动处罚措施,政府债务负担占GDP的比例超过60%的成员必须稳步削减债务规模.从欧盟整体角度来看,由于欧盟成员国多为高福利国家,政府财政支出较大,英国脱欧后,英国每年向欧盟支付的约180亿英镑不复存在,而欧盟为保持向心力,对经济相对欠发达的新人盟成员的财政补贴不会减少,因此,在收入减少的预期心理下,欧盟整体没有动力跟随美国实施减税.从欧盟各成员国角度来看,德国作为欧盟双核心之一,其财政状况较好,政府财政预算有较大盈余,德国有条件减税以吸引投资流人.但欧盟另一核心法国的财政状况则不容乐观,2017年法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预计将达到3. 1%,已超过欧盟财政契约规定的上限,法国财政政策取向将趋于紧缩而非宽松,即使减税,规模也不会太大.包括西班牙在内的欧盟多数成员财政状况与法国相似,实施减税存在财政制约.意大利作为传统的重税负国家,在财政状况好转之后存在一定减税空间.总体看来,欧盟除个别财政状况较好的国家有可能实施减税外,多数成员降税存在困难和硬性约束,美国税改对欧盟的影响不宜高估,2018年欧盟基本会持观望态度,不会跟随美国减税.另一方面,欧盟指责美国税改法案部分条款涉嫌违背公平贸易、破坏国际贸易规则,如税改法案规定,美国公司从海外供应商购买货物要交20%的“消费税”,但是对于美国国内企业之间的交易却没有这样的征税,这明显是贸易歧视,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制定的国际准则.欧盟明确警告美国,税改法案此类条款可能会招致贸易争端.
（二）英国、日本已追随美国减税
英国是最有可能跟随美国进行大规模减税的主要经济体之一.英国跟随美国步调减税既有历史渊源,也有现实考量.20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进行大规模减税之时,英国撒切尔政府也跟进减税,美英政策历来存在某种程度默契.另一方面,为应对脱欧给英国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英国计划将公司税率从目前的20%下调至15%,以在英国公投脱欧后留住企业投资.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表示,将带领英国制定一个新的经济目标,将英国打造成一个低税率、面向全球的“具有超级竞争力的经济体”,为此,英国不惜放弃原定的实现财政盈余的目标.因此,英国减税将取决于英国脱欧进程,将有可能在2018今年或2019年英国完成脱欧进程后实施.
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核心盟友,日本是最有可能跟随美国减税的主要经济体之一.积极财政政策是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之一,自安倍晋三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一直在降低企业实际税率,增加日本对企业的吸引力,日本企业整体实际税率已经从37%下降到了29. 97%.在美国税改正式通过之后,日本政府宣称将“根据海外减税动作,进一步扩大减税幅度”.针对之前企业税负降低后并未给员工增加工资或扩大投资的情况,日本政府考虑为那些愿意提高工资和增加投资的企业提供进一步减税优惠,届时企业有效税率将降低至25%,而对投资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企业,企业税率最多可降至20%.但是,日本降税也将受到外部条件制约,2017年日本与欧盟缔结了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在欧盟倾向于保持现状而日本跟随美国降税,间接提高出口企业竞争力是否会违反欧盟认定的欧日间自由、公平贸易标准是日本政府必须权衡考虑的问题.
（三）印度短期内不会跟随美国减税
印度是新兴经济体中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2016年印度经济总量已接近世界排名第六位的法国.根据英国智库经济和商业研究中心( CEBR)最新预测,印度将在2027年之前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印度的税制改革引人瞩目,2017年7月,印度实施了自70年前独立以来最重大的税改项目——税制改革法案“商品与服务税( GST)法”,商品与服务税法把印度500多种复杂的地方和联邦税种统一到一个单一税种中.由于印度不少企业还未完全适应2016年的“废钞令”,2017年又引入了全新税制,新税制的实施导致了商业、企业陷入混乱,政府税收因而减少.同时,商品与服务税涉及与地方新的财权划分,面临地方巨大阻力,因此,印度在短期内接着降税的可能性不大.即使降税,也要等到新税制磨合成功,经济完全适应之后.
三、美国税改将对我国外向型
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美国作为我国最重要的经贸伙伴,其税改法案的通过及实施将显著影响我国外向型经济的经营环境,对我国进出口贸易、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以及国际金融环境均将产生影响.我国需未雨绸缪,积极应对.
（一）美国与我国直接争夺对外贸易市场
美国制造业一直是美国国民经济强有力的支柱,按制造业产值计算,美国是全球第二大制造业大国,但如果按照GNP而不是GDP统计,美国制造业的产值仍然是全球第一.另外,从全球制造业产业链角度来看,美国作为全球制造业数一数二的强国,占据了全球制造业产业链的多数高端,因此,美国商品出口有着较强的产业基础.从奥巴马“出口倍增计划”到特朗普力推税改法案,美国政府重视对外贸易的政策不因两党更替而有所改变.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16年美国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7060亿美元,超过中国的36850亿美元而重新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在全球贸易增长几乎趋于停滞的背景下,美国的对外贸易却在好转,表明美国政府重视对外贸易的政策正取得成效.美国税改法案的通过直接降低了美国企业税负,将美国的金融优势与产业优势结合在一起,放大了其产业竞争力.而且,税改法案允许美国公司对出口收入申请税收减免,事实上将美出口企业税率进一步降至13%,将大大增强美国企业全球出口竞争力,对我国外贸出口形成挑战,尤其是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另一方面,税改法案增加美国民众个人可支配收入,提升消费信心,美国将增加消费和进口.中国作为美国最大进口来源国将从中受益,对美出口有望扩大.
（二）利用外资压力增大
近年来,国际直接投资( FDI)流量在金融危机爆发的2007年达到19092亿美元的高点后一直在低位波动,2016年国际直接投资流量17464亿美元,较上年下降1. 6%.在国际直接投资流量不增反降的情况下,各国对外国投资的争夺日趋激烈,纷纷出台各种措施以吸引外资流人.减税作为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的最直接手段,成为各国吸引外资流人的主要政策选项.美国税改法案正式通过,国际新一轮减税大潮正在酝酿,主要经济体纷纷下调税率给我国利用外资工作带来较大外部压力.根据世界银行2018年营商环境报告,“纳税”一项由低向高排序,我国在190个国家中排名第130位,企业总税率和社会缴纳费率为67.1%,高出经合组织( OECD)成员平均水平27个百分点,更高出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平均水平一倍左右.在美国税改掀起全球降税浪潮之后,这一差距预计将更加明显,我国有成为主要经济体中税收孤岛的危险.虽然税负水平的高低并非决定国际直接投资的唯一因素,但过高的企业税负显然不利于外资的进入.从2017年我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数据（见表1）来看,多数月份外资流人数量呈现下降态势.在各主要经济体有可能跟随美国步调降税的未来几年内,我国利用外资工作仍将面临较大压力.
（三）对外投资面临新考验
走出去作为我国实施新一轮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呈现加速发展势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屡创历史新高.2016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1832亿美元,连续两年位列世界第二,其中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701亿美元.2017年1 - 11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74个国家和地区的5796家境外企业新增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075.5亿美元,同比下降33. 5%,其中,对美直接投资流量下降68%左右.2017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下降较多既与投资东道国保护主义抬头,加大了对外资的安全审查,影响了我国企业“走出去”的积极性有关,也与我国加强对企业对外投资真实性、合规性审核,指导对外投资企业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有关.美国税改法案实施将对我国企业对外投资产生以下两方面影响：一是对美投资在2017年下降较多的基础上将有可能实现较大幅度反弹,对美投资将转向以绿地投资为主,并购为辅,原本面向美国市场的出口型生产企业,如汽车零配件、装备制造等将成为赴美直接投资的主力,能源、采矿等也将成为我国对美投资主要产业领域,全球或区域总部、结算中心等也可能转移到美国.二是对欧洲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将可能出现较快增长.美国屡屡以国家安全为名叫停中国对美高科技领域投资,影响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积极性,如果部分欧洲国家跟随美国减税,创造有利的投资环境,则我国企业对欧投资将有较快增加.另外,作为今后我国对外投资重点地区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也可能从中受益.
（四）加剧跨境资本流动及人民币贬值压力
美国此次税改对其跨国公司海外盈利征收超低税率,将有助于吸引资金回流美国.根据美国高盛公司估算,美公司海外留存利润约为3万亿美元,其中,美资企业在我国留存利润约为300亿美元.与美国税改同步进行的是美联储的升息缩表进程,在2017年加息三次基础上,2018年美联储预计还将加息三次,至2018年年底联邦基金利率将提高至2. 125%.利率提高将吸引短期资本流人,加上美国公司海外留存利润回流,大规模资金将从其他国家撤出流人美国,同样也给我国带来资本外流的压力.资本流出理论上应该伴随人民币贬值过程,但近期人民币兑美元却出现稳中有升局面.短期内人民币走强固然与我国宏观经济持续向好,年底年初国内流动性比较紧张,市场利率水平持续攀升助涨人民币汇率有关,但也与中美两国政策取向息息相关.对我国而言,在资本外流的强烈预期下,适度保持人民币强势可以防止或推迟资本大规模外流的发生：对美国而言,在制造业不断回流美国的情况下,美元过于强势将不利于其出口,因此弱势美元也符合美国利益.从中、长期来看,美国税改实施一段时期后跨境资本实际流动规模将决定人民币汇率走势,要警惕人民币贬值趋向.
（五）中美双边经贸关系形势严峻
中美经贸关系是我国最重要的双边经贸关系,影响我国外经贸工作的多个方面.对于重商主义的特朗普及其贸易团队而言,对中国每年高达300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是绝对不能忍受的.虽然中美元首在2017年成功实现互访,并在11月特朗普访华时签订了2500亿美元经贸大单,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中美巨额贸易赤字问题.经贸领域同时也是中美两国和平时期大国竞争的主要领域,特朗普在其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报告中将中国列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认为中国是“经济入侵者”,对美国的经济安全构成挑战.为此,美国做了两手准备,一是在国内推动税改,配合美联储加息进程,吸引实体和金融资本回流美国,提高美国国家竞争力,希望对中国形成竞争优势.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在税改法案通过后就公开宣称,中国已对美税改法案感到焦虑,因为它将使美国更具竞争力,在美国创造更多投资.二是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美国将综合使用反倾销、反补贴、301调查等各种经济手段,发动对华“贸易战”.美国对华单方面采取强硬态度,在经贸问题上对中国“大打出手”最快将从2018年年初开始.
四、对我国应对政策的建议
美国此次税改,世界范围内关注度高,连锁反应大,后续效应将逐步显现,对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环境已构成挑战,我国应认真应对.但同时也要看到,税改是由共和党利用国会多数席位强行快速通过,美国国内缺乏广泛协商和民意基础,税改能否顺利实施、实施能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仍需密切观察.为此,我国应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针对可能出现全球新一轮减税浪潮,我国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美国减税与其信奉小政府、减少干预的自由经济理念一脉相承,而且其经济发展基础、社会保障措施相对完善,有条件、有动力进行减税.而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政府承担社会责任较多,需要足够税收以保证民生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和区域平衡发展.因此,我国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减税存在困难和制约,但可充分发挥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功能,抓紧研究在自贸试验区统一实施15%企业所得税、引进高端人才个人所得税减半征收、自由港完全免税的可行性.结合自贸试验区减税经验及各国减税进展情况,适时推动全国范围内减税工作.同时,积极研究开征房产税、遗产税等新税种,扩大税基,保证税率降低而税收收入稳中有升.
二是切实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税收政策是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但并非决定性因素,一国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市场潜力、生产要素、营商环境等综合因素也发挥着重要影响.我国有全世界最大、增长最快的消费市场,仅此就足以左右资本决策,进一步完善营商环境完全可缓解或抵消外部降税对我国的冲击.要进一步清理、规范市场经济相关法律法规,提高各级政府服务水平,做好企业全方位服务工作.坚定推进供给侧改革,降低企业融资、用能、社保、制度性成本等综合成本,减少不必要的管理,对外贸、外资、走出去开展全面清费工作,适当开放金融、石油、电力、铁路等敏感行业,通过竞争,释放市场活力.
三是加强短期资本流动管控,积极引导国有企业对外投资,规范民营企业对外投资行为.中国人民银行应对近期可能发生的异常资本流动要加强监控,强化企业用汇管理.由商务部牵头,建立对外投资鼓励清单和负面清单,积极引导国有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抓好《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经营行为规范》落实工作,对民营企业通过境外虚假投资转移资金、违法违规经营等问题加大查处力度,严防债务“留”国内,资金“流”国外,冲击我国金融安全.
四是健全人民币支付与结算体系,在国际交易中稳步推广人民币定价与结算.人民币国际化是我国金融改革的既定目标,这两年由于人民币汇率波动较大,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有所放缓,从长远来看,人民币一定要建立独立于美元的循环体系,以减少汇率波动的干扰.清算一定价一储备是人民币国际化逐步深入的三个阶段,建立、健全全球人民币清算网络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经之路.要积极构建人民币支付清算基础设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率先建立人民币支付清算朋友圈,在国际交易中推广使用人民币进行定价和结算.
五是提前做好应对美贸易摩擦准备,维护中美经贸大局斗而不破.特朗普政府已公开将中国视为美战略竞争对手,通过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已为对华“贸易战”埋好伏笔,很快就要对中国发难.中美经贸问题的本质是美国对可能动摇美国地位的中国进行严防打压,但中美之间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深度纠缠的格局,且双边经贸问题早已超越双边范畴,具有世界性影响,中美一旦开打贸易战,则对中美双方乃至世界经济都是严重伤害.因此,必须积极做好美国对我国贸易摩擦的应对预案,同时对美国涉嫌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相关规则的有关做法尽早研究,准备好反击手段,以斗争求和谐,切实维护中美经贸关系斗而不破的大局.
（作者单位：商务部研究院：责任编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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