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为什么选择李鸿章为接班人,本文是关于曾国藩方面论文例文跟曾国藩和李鸿章和接班人方面论文例文.
曾国藩论文参考文献：
一
李鸿章文笔优长,身上却没有一丝文人所常有的“书卷气”.他天生善于并喜欢处理复杂局面.别人怕事,他则喜事.局面越乱,责任越重,他越高兴.
重回曾国藩幕府之后不过数月,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就降临到李鸿章头上.
咸丰十一年十月,太平军进攻上海,上海官绅代表抵达安庆请求救援.一开始,曾国藩想把这个差事交给刚刚拿下安庆名声大著的曾国荃.然而曾国荃的全部注意力都被太平天国首都南京所吸引,一心要啃天下最难啃的硬骨头,夺取首功,因此断然拒绝了老兄的这一建议.
曾国荃此举成就了李鸿章.乞师的士绅一到安庆,李鸿章就意识到这是他独当一面的大好机会,看准机会,主动向曾国藩要求前往,“坚请赴申”,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有决心有能力完成任务.
正是上海成就了李鸿章的洋务之基.他在此与西方人密切接触,迅速了解了世界局势,眼界大开.特别是与洋人“会剿”期间,李鸿章见识了洋洋炮的神奇,因此不惜重资,通过上海这个口岸,购买了大量西方先进武器.
除了军械,现代西方作战技术也是李鸿章学习的重点.李鸿章意识到西式武器与西方军队训练方法不可分割,必须“两者兼采,而不能采此弃彼”.所以淮军“尽改旧制,更仿夷军”,很快釆用了与西式武器相适应的战斗方式.在短时期内,淮军的战斗力很快就在曾国藩麾下诸部中位居第一.
李鸿章在内治方面也卓有成效.
上海官场风气极坏,造成这一局面的祸首是曾任江苏按察使、布政使（后升任浙江巡抚）的王有龄（字雪轩）.当时任署理江苏布政使兼管海关的吴煦,是王有龄派系,因此“用人则是王雪轩宗派,沪吏十有七八系浙人,勾结把持,直是无从下手.”
李鸿章到沪后,迅速采取剪除羽翼、敲山震虎的做法,罢去了吴煦的亲信六员,随后又免去吴煦苏松太道（即上海吴道）一职,换上自己的人,建立起自己的班底,不久就把江苏治理得有条不紊,做到“以半省之兵供天下各省之用,又以半省之厘供分防本境及援剿各省之饷.”
别人不敢和外国人打交道,他到上海不久,就已经在洋人间游刃有余.中国人对他社交风采的评价是：“时以诙笑解纷难,尤善外交,阴阳开阖,风采凛然.”
他对外国人不只有笑脸,关键时刻也敢于翻脸.同治元年十一月,常胜军统领白齐文殴打中方官员杨坊,李鸿章立即奏上《白齐文滋事撤换片》,将白齐文通缉治罪.
对李鸿章才华和能力的充分肯定,是曾国藩决定日后把班交给他的重要基础.
二
曾国藩对李鸿章满意,李鸿章对曾国藩感激,师生间合作亲密无间.但是任何人际关系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不出矛盾.
曾国藩一生爱传帮带,提拔下属不遗余力,这也很容易造成一种难堪的局面：过去的部下一旦独当一面,必然在饷源分配、兵力调拨等方面与曾国藩产生种种利益冲突.
李鸿章独当一面之后,曾李之间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这样的矛盾.
李鸿章建立淮军之初,曾国藩不但把曾国荃部中最能战的大将程学启、黄翼升借给他用,还特意把自己最能战的两营亲兵送给他,做为“赠嫁之资”.然而时间一长,建功立业的雄心使他也试图与曾国藩分庭抗礼.当曾国荃被围于天京城下万分危急之时,曾国藩调程学启军前去支援,李鸿章却以种种借口拒不放人.曾国藩知道他立功心切,只好不了了之.
不久之后,曾李之间又发生了拒调黄翼升一事.黄翼升原属湘军水师系统,由曾国藩派遣配合淮军作战,李鸿章对其十分看重.同治二年（1863年）五月,曾国藩因大局需要,调黄翼升由扬入淮,攻打周家口.李鸿章却因为此时正处进攻苏州的紧要关头,拒不同意.为调黄翼升部一事,曾国藩十三次与他来往函商,均为李鸿章所拒绝.曾国藩忍无可忍,以“参办”为威胁,“昌歧此次再不应调,实不能不参办.”李鸿章仍不为所动.曾国藩终于无计可施,只好作罢.
所谓合作,就意味着妥协.而妥协不可能总是单方面的,李鸿章在与曾国藩的合作中,也不全是得利一方.在关键时刻,他也能作出重大牺牲.比如曾李的军饷之争.
曾国藩派李鸿章到上海,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获得上海丰厚的饷源.因此李鸿章刚刚抵沪,曾国藩就提出：“上海所出之饷,先尽沪军,其次则解济镇江,又次乃及敝处.”然而李鸿章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供给曾国藩军饷远比预期的少,曾国藩不得不在信中这样讽喻李鸿章：“女富则肥及外家,叶盛则粪及本根.……则安庆乃公之外家,而庐、巢枌社实公之本根也.”
李鸿章能深体曾国藩的难处.收到这封信后,他竭尽全力先满足曾国藩的要求.同治二年三月间,因曾国荃部缺粮,曾国藩要求李鸿章想办法提供八万两白银.李鸿章在淮军已经出征苏南、饷项同样紧张的情况下,仍在一个月左右凑足六万两及时送去,使曾国藩发出“枯旱得雨,众苗勃兴,感荷何极”的感谢之辞.
三
至于李鸿章拒不进攻金陵,更是他情商高的具体体现.
曾国荃为了争得平定太平天国的首功,早在同治元年就孤军挺进南京城下,放弃了前往上海的机会.事实证明,这是曾国荃人生中的一大败笔.推掉了上海之行之初,曾国荃自以为得计,暗自窃喜.但是后来他以不足之兵,攻过大之城,直到同治三年,还没能拿下南京.
到了同治三年初,其他地方战火都已经陆续熄灭,只有南京依然屹立不动.朝廷等得着急,命令李鸿章来南京会攻.
以李鸿章的过人情商,当然知道曾国荃不愿与他人分享这一“首功”.于是他写信给曾国藩,表明自己的态度：“前廷旨有令敝军会攻之说,鄙意苦战日久,宜略休息,且沅丈劳苦经年,经营此城,一篑未竟,不但洋将、常胜军不可分彼功利,即苏军亦须缓议,是以常州奏捷后,不敢轻言越俎.”
从清朝全局出发,他理应挥师赴援；但从个人同曾国藩兄弟的关系考虑,还是以静观待时为佳.曾国藩当然希望弟弟独占“首功”,但是表面上却又不得不装出欢迎淮军会攻的姿态,因此他在信中说得很委婉,说是湘军地道快要告成,曾国藩命曾国荃等淮军来了再一起进攻,请淮军缓进；怕两军发生冲突,怕城下之日争抢财物,更是暗示李鸿章不要来与湘军争头功、争财物.
李鸿章收到这封信,更加明确了旁观不动的原则.但是朝廷却等不及,于五月八日、十一日、十六日、十九日连降谕旨,迭次催促李鸿章火速进兵.李鸿章于是想尽办法软磨硬抗,甚至不惜装病.
经李鸿章拖延会攻金陵数月之久,曾国荃终于如愿以偿,独力攻占金陵.
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后,同时派出他的三位得意部下出任方面：左宗棠任浙江巡抚,沈葆桢任江西巡抚,李鸿章任江苏巡抚.这三人都属破格委任,曾国藩皆寄予厚望.然而三人表现截然不同.左宗棠和沈葆桢在权力范围与曾国藩产生重叠后,都很快因地方利益与曾国藩发生冲突,直至决裂.只有李鸿章,与曾国藩既有冲突,也有合作,合作互谅大于利益冲突,从来没有撕破过脸.这是曾国藩日后交班给李鸿章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摘自微信公众号“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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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安徽合肥人,生于1823 年 其家族世代以耕读为生,至其高祖时,靠“勤俭成家,有田二顷” 李鸿章20 岁时奉父命赴京赶考,途中赋人都十首,欲“遍交海内知名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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