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八年，他在西藏邂逅普洱清代普洱茶进藏杂记,本文是普洱茶有关本科论文开题报告范文与普洱茶和西藏邂逅普洱和乾隆有关毕业论文怎么写.
普洱茶论文参考文献：
1793 年,距今已有225 年.从西藏出征归来的林儁为我们留下了《由藏归程记》一文,让我们得以随着他的脚步,了解到当时从云南与四川进入西藏的路线图,更为珍贵的是,在他的文字中,我们得以知道早在乾隆年间,云南的普洱茶真真实实地进入了藏区,而且就在与西藏、四川、云南交界的南墩这个地方,竟然就有普洱茶在民间公开销售.
林儁,字西厓,江苏人,顺天大兴籍.乾隆二十五年（1760）举人.二十六年（1761）拣发入川,历署四川安县、威远、乐山、温江、荣县等处捕头.乾隆三十一年（1760）授四川内江知县.乾隆三十四年（1769）至三十五年（1770）,调任成都知县,兼署华阳知县.三十五年（1770）夏,以丁忧历任.三十六年（1771）八月,发生金川之战,清廷兵分两路对四川西北部大小金川地区土司进行打击.四川总督德福奉请林西厓留川,奉旨允准.四十一年（1776）二月,清军收复大小金川,战争胜利结束.林儁特调四川同省盐茶分巡成绵兼管水利道,驻省会成都.在任18年,经理盐茶,没有丝毫扰累,商民感戴最深.五十六年（1791）,廓尔喀（今尼泊尔）在英国殖义者唆使下,入侵西藏,赶走班禅,大掠扎什伦布寺,残杀藏民.清廷命大将军福康安领军万余人入藏进攻侵略军,得到僧俗民众支持,所向无敌.在这场战争中,林儁担负*粮饷之事,常常奔走于西宁至巴塘之间,为战争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乾隆五十八年（1793）五月下旬,林儁由西藏拉萨返四川康定,将途中所见所闻撰成《由藏归程记》一卷（收入《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林儁一行人先是“过擦术多,该处为前藏至打箭炉适中之地.大桥二道,一通云南,一通西炉.上有庙,屋宇极多.下有土城,俱系官兵驻扎.城外寨落甚稠,滇民贸易者不少,真口外一大都会也.”“至大具少憩片时,抵江卡,泥深尺许,普拉更换牛马,傍晚始至古树塘,建有行馆,门列老树.次日至南墩,路通滇省,卖有普茶等物.”1793 年,距今已有225 年.从西藏出征归来的林儁为我们留下了《由藏归程记》一文,让我们得以随着他的脚步,了解到当时从云南与四川进入西藏的路线图,更为珍贵的是,在他的文字中,我们得以知道早在乾隆年间,云南的普洱茶真真实实地进入了藏区,而且就在与西藏、四川、云南交界的南墩这个地方,竟然就有普洱茶在民间公开销售.林儁的《由藏归程记》中关于普洱茶的记载虽然只有只言片语,但正是那么简单的一点记载,却为我们留下了关于普洱茶与茶马古道、与藏族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珍贵文献.
《木里政教史》,原文为藏文手抄本,于1735 年由阿旺钦饶最后完成,1984 年由木里档案馆复印、翻译,1992 年3 月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该书中多出提及“滇茶”“云南沱茶”,记录了清代康熙与雍正时期,云南普洱茶在藏区处于上层阶级的与贵族中极受追捧,比如“火马年（1666 年）桑登桑布赴西藏,五世正在哲蚌寺讲菩萨道经,受到接见,贡奉黄金三十两及百种礼品,向上下枢密院等各寺院僧侣熬茶,布施黄金、云南沱茶……”但《木里政教史》中,与滇茶、普洱茶相关的文献,多是发生在当时的上层阶级或是贵族阶级中.普洱茶与广大百姓的交集,似乎处于一片空白.清代乾隆年间由西藏返回四川的林儁,在其《由藏归程记》中,则为我们留下了普洱茶在民间真实存在的珍贵文献.
纵观各类文史资料,尤其是民国时期的,还有许多对普洱茶入藏,或是滇茶对藏族影响等等的叙述与论证.比如民国时期的姚荷生在《水摆夷风土记》中记载：“从前十二版纳出产的茶叶先运到思茅普洱,制成紧茶,所以称为普洱茶.西藏人由西康阿登子经大理来普洱购买.民国七年云和祥在佛海开始制造紧茶,经缅甸印度直接运到西藏边界葛伦堡卖给藏人,赚到很大的利益.商人闻风而来,许多茶庄先后成立.现在佛海约有大小茶号十余家.最大的是洪盛祥,在印度和西藏都设有分号,把茶叶直接运到西藏销售.较小的商号联合起来,推选两个人负责把茶叶运到缅甸的景栋,再经仰光到印度,卖给印度商人,由他们转销西藏.”
当代著名社会科学家、教育家方国瑜先生在其《普洱茶》一文中描述：“普洱茶供应藏族地区,有很大意义,值得一提.康藏地区自古畜牧,以牛乳制酥油为主要食品之一.《新唐书·吐蕃传》所说藏族饮用的‘ 羹酪’,就是酥油茶.用茶水熬酥油作为食品,是因茶叶有助消化、解油腻、去热止痰等作用,所以茶为日常饮食所必需.……滇茶行销藏族地区的年代很早,到明代已很发达,明季云南各族人民抗清斗争坚持十七年之久,以至对藏族地区供应茶叶稀少,清兵入滇以后藏胞即来交涉茶马贸易.”该文中还记载：“ 藏族商人每年自夏历九月至次年春天,赶马队到丽江领茶引,赴普洱贩茶.从丽江经景东至思茅,马帮结队,络绎于途,每年贸易额有达五百万斤之多.另外汉族、白族和纳西族商人,也常贩茶供应藏族地区.”
每年交易量达五百万斤,是非常大的数字,可见云南的普洱茶对藏族同胞的影响之深,也足以看出普洱茶在藏区深受欢迎之广泛.也正因为此,英帝国主义从印度侵略我国西藏,妄想割断藏族人民与祖国内地的经济联系,以茶作为侵略手段之一.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来自湖南安化的陶思曾被委为调查西藏开埠事宜委员.乃由沪泛海经星、印入藏,在亚东( 与锡金、不丹接壤处)、江孜两地踏勘埠界,测绘地图.事毕,经缅、滇返川.輶车所经凡路程远近、山川险要、气候、物产、民情风俗等,均详加记载,辑成《藏輶随记》《滇蜀纪程》二书.既回成都,英、法、德、俄领事交相索阅.陶恐泄国防机密,启列强凯舰之心,乃删其要点,仅纪行程,重编《藏輶随记》.《藏輶随记》中记载：约在公元一七七四年,英国印度总督海士廷格（W.Hastings）派遣间谍进入西藏活动,就曾运锡兰茶到西藏,企图取代普洱茶,但藏族人民不买他们的茶叶.公元一九〇四年,英帝国主义派兵侵入拉萨,同时运入印度茶,强迫藏族人民饮用,也遭到拒绝.英帝国主义者认为印度茶不合藏族人民口味,于是盗窃普洱茶种在大吉岭种植,并在西里古里秘密仿制佛海紧茶,伪造佛海茶商标.
民国二十年（1931 年）,当时的云南省政府委令王图瑞先生去调查云南西北边地的教育情形.王先生先后对中甸、维西、丽江、兰坪各县及上帕、知子罗、菖蒲桶三设治局等地进行调查,并写成《云南西北边地状况记略》一文,并被收录入由陈玉科主持、饶继昌等编辑、龙云与龚自知为序、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于1933 年5 月印制出版的《云南边地问题研究》（上册）一书中.文中提及中甸一地的,这样写道：“僧侣既成为贵族阶级,大半养尊处优,除拜佛诵经而外,不做什么生产工作,有些是经商,深入内地,俨然是大腹贾的气派,他们常到宾川县属之鸡足山烧香朝佛,有的还要到思茅普洱一带驼运茶叶.”其又记载：“云南对于康藏一带的贸易,出口货品以茶为最大,康藏人民的茶叶消耗能力,可算是世界第一,他们每日三餐,刻不能没有茶叶；所以,云南的千万驮的粗茶业,三分之二以上都往康藏一带销售,思普沿边的产茶区域,常见康藏及中甸阿墩子的商人,往来如织,每年的贸易总额不下数百万元之巨.”同样是在《云南边地问题研究》一书中,还收录了范义田先生的《谈谈江边古宗》一文,其文记载：“古宗地,农产虽缺乏,而矿产则丰饶,故殷实者亦颇图：波不少.常腰缠万贯,骑马千百,入内地市布匹盐茶以归.而普洱茶,尤为其日常嗜好,每年出而运载,为数不下巨万,名曰‘赶茶山’.”1933 年12 月印制出版的《云南边地问题研究》（下册）收录有李文林先生的《到普思沿边去》中记载：“由佛海过打洛渡（南览河）入缅甸,到印度放洋,经新加坡而达香港,又可由印度而入后藏（佛海茶叶运入后藏,即由此道）.”该文中还记载有当时的佛海县教育呈文,提及“（佛海）山水明秀,平原广远,田土肥沃,出产以茶叶樟脑梓梗花米为大宗.每年冬春之际,商旅云集,西藏人亦多有至此地购茶者,沿边商业之中心也.”
民国二十五年（1936 年）,时任暨南大学经济系教授陈碧笙积极参与抗日进步活动,并远赴滇缅边界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和社会调查,陆续发表了《滇边经营论》《边政论丛》及《边政散记》等专著.陈碧笙先生在其民国二十七年刊印的《滇边经营论》（收录于林文勋先生主编的《民国时期云南边疆开发方案汇编》）中记载：“迤西之顺宁、缅宁、双江、迤南之景谷、车里、镇越、江城、南峤、澜沧诸县,莫不产茶,即著名之普洱茶是也.年产在十万担以上,为滇西南重要产物之一.有散茶、圆茶、紧茶之分.其输出之途径有五：（一）取道下关,以销售于省城、四川；（二）取道把边江,以输出于越南、香港；（三）取道缅甸之景栋、洞巳、仰光,渡海由印度之铁道,以输售于西藏；（四）取道景栋、猛令,以销售于暹罗、南洋；（五）用马驮,经由阿墩子以销售于西康.其贸易范围之广,在国内茶产中殆无伦比,亦滇边最有希望之实业也.”民国三十三年（1944 年）江应樑先生编著的《思普沿边开发方案》,时任云南民政厅厅长的昭通人陆崇仁先生在序言中写道：“茶为本区有历史性之产物,驰誉数百年之普洱贡茶,实以本区为原生地,今日之所谓车佛茶,在西藏有不可动摇之声誉与市场.”在《思普沿边开发方案》第六章“农林建设”中写道：“本区为我国大叶茶之原生地,闻名全国之普洱贡茶,实际即本区所产.因数百年之驰誉,夷人对茶树,已有普遍之培植,昔年除销内地外,并以西藏为主要销场,盖藏人非车佛茶不过瘾.英政府曾移其种于印度种植,投下极大资本,拟夺中国在西藏之茶叶市场,结果出品藏人认为无车佛茶之天然香味,仍不乐用.”
从上述种种文献资料不难看出,自二十世纪初开始,普洱茶主要是从西双版纳、普洱等地经大理、丽江,再经过中甸之后,进入藏区行销.这些文献资料,成为云南普洱茶进入藏区的有力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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