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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实干家论文参考文献：
洪迈《容斋随笔》一书说：西汉宰相共45人,而唐朝宰相有300余人.其中能称为一代名相的,除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之外,还有魏征、王珪、褚遂良、狄仁杰等19人.他们的事迹、功业是汉朝的那些宰相不能比拟的.唐朝的良相都是实干家.唐朝为何多实干的宰相？答曰：跟唐太宗反对空谈,崇尚实干有关.
据《资治通鉴》,贞观二年（628年）,唐太宗对大臣们说：“梁武帝君臣惟谈苦空,侯景之生乱,百官不能乘马.元帝为周师所围,犹讲《老子》,百官戎服以听.此深足为戒.”唐太宗讲到了南朝梁武帝君臣的空谈,以及梁武帝第七个儿子梁元帝萧绎的空谈.
在唐太宗的倡导下,唐朝官场一扫空谈之风、浮华之风,崇实、务实精神大为发扬.唐朝的良相正是在这种风气下涌现出来的.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是他们的代表.
房玄龄善于谋划,杜如晦长于决断,唐太宗十分赞赏二人的务实精神.
唐太宗即位之初,对文武百官论功行赏,房玄龄的功劳排在第一.唐太宗曾要求宰相王珪,当着别的宰相的面,对他们一一加以评论,并且要跟自己作比较.王珪评房玄龄说：“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他说房玄龄为了国家,专心一意,勤勉不懈.王珪有知人之明,他的话是符合事实的.
据唐太宗说,房玄龄和杜如晦每天都要亲自听取数百起关于诉讼案件的汇报.唐太宗一方面赞赏二人的务实精神,一方面又要求他们把具体事务交给下属去办,集中精力抓一些大事.
房玄龄的一大功绩是领导了機构改革.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对房玄龄等说：任命的官员不必多,但要称职.优秀的官员,少一些,也能办好事情；不良的官员,多了也没用.他要求房玄龄等本着“量才授职,务省官员”的原则,制定全国官员编制.房玄龄等拟定了全国文武官员730名（一说640名,一说643名）的编制.唐太宗批准了这个编制,并且说：我以这个编制安置天下贤才,够了.这次机构改革达到了省官和提高效能的目的.
房玄龄的另一大功绩是按照唐太宗的要求,参考隋律,主持制定唐律（贞观律）.贞观律跟古代刑法相比,死刑减少一大半,得到广泛好评.《资治通鉴》记载：房玄龄等定律五百条,立刑名二十等.跟隋律相比,降死刑为流放九十二条,降流放为徒刑七十一条,“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这是一部有重大意义的法典,影响深远.
房玄龄还推荐了杜如晦,称他为“王佐之才”,即辅佐帝王之才.说是治理国家,非杜如晦不可.
杜如晦为人机敏,军国事务繁冗,他一一剖明、决断,毫不迟疑,连同时代的一些名人都佩服他.房玄龄每次在唐太宗那里讨论政事,都要说,杜如晦不在这里,此事不能谋划.房玄龄和杜如晦,一个善于谋划,一个长于决断.两人相知甚深,同心协力辅佐唐太宗.
杜如晦与房玄龄共掌朝政.政府的机构设置及典章制度,都是两人所定,被当代人所称誉.人们谈起良相,必定要说,房、杜是良相.
杜如晦掌管文官铨选、封赏、考绩,深知铨选的弊端,有改革之意.据《贞观政要》一书记载,贞观三年（629年）,太宗对杜如晦说：近来吏部选拔官吏,只看其言谈、文笔,不了解其德行.数年之后,本性暴露,犯了重罪,虽被惩处,但百姓已受其害.他问杜如晦：如何才能得到善良的人呢？杜如晦回答说：汉朝选官,先由州郡选,要了解被选拔的人在本乡本土的一贯表现,然后推荐到朝廷,所以汉代人才济济.本朝每年集中选拔人才,都有几千人参加.有些人外表忠厚,言谈得体,为人到底如何,难以知悉.选拔官员的方法还是有问题,所以选不到真正的人才.唐太宗准备参照汉朝的做法,对选拔官员的制度进行改革,后来因故没有实行.
杜如晦英年早逝,46岁就去世了.唐太宗痛悼不已.有一次吃瓜,吃了一半,想起了杜如晦,马上派人把剩下的半个瓜送到杜如晦灵前祭奠.
姚崇机警务实,宋璟革除旧弊,二人推动了唐朝的多项改革.
姚崇聪明机警,他是武则天、唐睿宗、唐玄宗三朝宰相,并且都兼兵部尚书.由下面一件事情可以看出他的务实精神：有关边境军营、哨所、兵马、军械、物资的数字,他这位兵部尚书无不默记于心.
唐玄宗在即位次年（713年）,召见了时任同州刺史的姚崇,向他咨询天下大事,姚崇滔滔不绝地作了回答.玄宗要任他为相,姚崇提出了条件,他说：我有十条建议,陛下如不能采纳,我就不能当这个宰相.十条中有：改变武则天时代以来严刑峻法治理国家的做法,实行仁政；奸邪之人触犯法律,不得网开一面,执法要从皇帝身边的人开始；武则天时,重要位置的官员的任命,取决于宦官,不能让宦官再干预政治.玄宗说,这十条我都能实行.第二天,玄宗就任命姚崇为宰相.
当时正值外戚、公主干政之后,纲纪废弛,吏治败坏.唐睿宗末年,宰相多至17人,担任各部要职的官员数不胜数,机构臃肿,无法运转.姚崇裁汰冗官,严格选拔官员,量才录用,改变了官员冗滥、效率低下的状况,收到了“天子责成于下,而权归于上”的效果.
玄宗开元三年（715年）,山东爆发大蝗灾,这对姚崇的胆识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是一大考验.据王谠《唐语林》及《新唐书·姚崇传》,当时迷信盛行,上至皇帝,下至百官,都认为蝗灾是天灾,捕杀蝗虫违背天意.姚崇敢于向迷信和愚昧宣战.他对玄宗说：《诗经》云,要将螟、螣、蟊、贼等害虫“秉畀炎火”,扔进火中烧死,这是灭蝗之术.古人这样做,陛下也可以这样做.只有用此法灭蝗,才能“安农除害”,这是国家大事.玄宗这才相信,捕杀蝗虫有古书作依据；但对杀灭蝗虫还是信心不足.他问姚崇蝗虫能否杀灭,姚崇说：魏朝山东发生蝗灾,没有捕蝗,以致人相食.后秦发生蝗灾,草木皆尽,牛马没有草吃,只得吃自己身上的毛.蝗灾牵涉到国家的安危,灭蝗纵然不能尽,也比养以遗患好.玄宗同意他的看法.姚崇派出御史到各地督促灭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仍认为蝗灾是天灾,认为要用“积德”的办法灭蝗,对捕蝗有抵触.姚崇一方面跟他说理,一方面警告他：坐视蝗虫吞食禾苗,忍心不救,导致没有收成,你这个刺史怎么说？倪若水害怕了,于是发动捕蝗,捕得14万担.山东连岁蝗灾,由于领导得力,督促指导有方,终于平息蝗害,避免了颗粒无收和大饥荒.
姚崇从宰相位置下来之前,向玄宗推荐广州都督宋璟接替自己的工作.宋璟卓有成效的改革有多项.在任广州都督时,当地土著居民多住茅屋,宋璟教人烧瓦,将草房店铺改成瓦屋,即使发生火灾,也不会延烧一大片.广州吏民为宋璟立“遗爱碑”,宋璟上奏玄宗：请皇上下令,从我开始,禁立“遗爱碑”.玄宗采纳了他的意见,从此各地都不敢立“遗爱碑”.
唐朝有一项制度,各地每年都要派遣朝集使（汉朝叫上计吏）,于十月二十五日赶到京城,向朝廷报告地方政务和财政情况.春节这一天,朝集使所带货物,都放在圆形竹筐里,陈列于殿庭.春天,朝集使返回前,大多升官.宋璟奏请一律退回朝集使所送货物,以革其弊.
唐中宗时,韦后及太平、安乐、长宁公主等卖官,杀猪、卖酒的,只要花钱30万,就能得到官职.这种官称为“斜封官”（因韦后及公主们降墨敕,斜封,交中书省授官,故称“斜封官”）.这种歪风至唐睿宗时仍很盛.前后掌管铨选的宰相都被权门所控制,官吏的选拔、任用乱了套.《旧唐书》说,宋璟任宰相、掌管吏部后,与吏部侍郎李乂、卢从愿等“大革前弊,取舍平允,铨综有叙”.
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年）,裴光庭任宰相,兼吏部尚书.本来铨选官员的机构,在确定官员或升或降时,只看人能力如何,能力强的,或破格升迁；能力差的,或终老于低级官职.裴光庭一改这种做法,开始按照论资排辈提拔官员.平庸、愚蠢,多年没有升迁的,都喜出望外,欢呼雀跃,把裴光庭当作圣人崇拜.而才俊之士无不怨恨、叹息.史书说,裴光庭之弊法,后人沿袭,不能革除.宋璟反对裴光庭的弊法,但不是他能革除的,习惯势力太强大了.
唐朝的良相,不但都是实干家,有些还很清廉,甚至清贫.据《贞观政要》,岑文本住房低矮潮湿,戴胄居室“弊陋”,温彦博、魏征死后,唐太宗才知两家都没有正厅.据《资治通鉴》,姚崇无宅第,寓居罔极寺（后改兴唐寺）.王夫之《读通鉴论》则说：“开元之世,以清贞位宰相者三：宋璟清而劲,卢怀慎清而慎,张九龄清而和.”
摘自《人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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