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迷思：到底何为明治维新,本文是明治维新方面有关论文怎么写跟明治维新和迷思和打破有关专科开题报告范文.
明治维新论文参考文献：
《易经》云：“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
《诗经》云：“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明治维新”四字,均来源于汉语经典.同用汉字,同属儒家文化圈,也同样在近代被迫结束闭关锁国、开放西化,日本步步成功,先后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击败体量数倍于己的对手,进而废除不平等条约,以黄种人身份与欧美列强平起平坐.反观中国,无论如何改革似乎都无法挽救被殖民的命运,在近代饱尝屈辱.这种强烈反差让民族自尊心受到伤害,也让“明治维新”四个字牢牢钉在国人的民族记忆之中.
一直以来,部分国人都不把明治维新当作明治维新,而是当成一面镜子,用于反复质问与激励自己：为什么人家日本人行,我们中国人就不行？
从清末开始,晚清改革与明治维新的对比都是知识圈经久不衰的话题,人们总是试图从中找到日本成功的因素,借为己用.清末外交官黄遵宪便提出“人（日本）力合,我（清朝）力分”,认为洋务运动带来的地方派系矛盾是失败关键；梁启超则痛斥“吾国民之大愚,在于不知国家为何物”,指摘国民没有国家观念；而电视剧《走向共和》则借“日本宪法之父”伊藤博文之口说日本胜利是因为君主“立宪制度”,也被当作主张立宪政治的重要论据.
但应该意识到,这种比较存在一个基础,那就是中国原本强于日本,正因洋务运动逊色于明治维新,清朝才会败于日本.然而,如果追溯两国改革的原点,在1860年代初期,一边是仍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清朝,一边是刚刚购置数艘西洋军舰、建立西式陆军的江户幕府,彼时的中国也不一定能战胜日本,若真是大规模开战,也有可能输得更惨；某种程度上,正因为洋务运动的发展,中国还在1890年代勉强有了与日本一战之力.
换言之,甲午战争的失败并不能天然说明洋务运动失败,而甲午战争的成功也不能天然证明明治维新成功.
【明治维新到底是什么】
有趣的是,“明治维新”四个字其实没有一个明确定义.
一般谈到一场改革,总要说清起点、终点,讲清楚改革涉及哪些方面.但除去能大致确定1868年（明治元年）为起点,关于明治维新终结于哪一年、哪一个事件,关于明治维新到底涉足了哪些方面,史学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认知.
就实际情况看,明治维新的终结年份有如下选项：首先是1871年“废藩置县”,这象征着全国集权统一为同一个政府管辖,延续上千年的封建制度结束；1875年“秩禄处分”,废除旧武士阶层的身份特权与“铁杆庄稼”（固定收入）；1877年“西南战争”结束,这场“日本史上最后的内战”走向完结,也象征着日本不再存在军事上的反对势力；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次年帝国议会开设,象征着日本走上近代化国家之路；1894年与英国废除不平等条约,象征日本跻身世界列强之林；1895年战胜清朝,取得明治时代第一场大型军事胜利；1902年与英国签订《日英同盟》,受到世界第一强国的欢迎；1905年战胜沙皇俄国,举世震惊；1911年修改与美国的不平等条约,日本彻底完成所有不平等条约的修改工作.
无论选择以上哪一个年份,都可以自圆其说,但也要注意,以上年份与事件也几乎涵盖了明治时代的所有大事件,涵盖了政治体制、产业经济、思想文化、军事、外交等各方面因素,这就等于在说：明治维新就等于明治时生的所有事情.
然而,“维新”二字的最初定义并非如此.1870年《大教宣布诏》有言“天运循环,百度维新”,其中是以“维新”表示“更新”之意；1872年“维新三杰”之一木户孝允在书信中提到“回顾维新回天之业,一新之后,世事推移与愿相违”,这等于是把“维新回天”定为1868年之前的推翻幕府运动,而把1868年以后的改革称为“一新”.这表示,明治维新的亲历者很明白“维新”二字最初的含义：打倒旧幕府,建立天皇亲政的新政权.
但这个简单的含义却也让明治维新有了一组完全矛盾的理念：打倒旧幕府可以看作“革新”思想,但建立天皇亲政的新政权,其实是一种意在恢复古度的“复古”思想.当然,新政府只是用“复古”作为政治正确,并在日后的改革中一点点加入革新内容,是一种“借尸还魂”之计.一边是体制“革新”,一边是政治“复古”,这对相反思维牢牢地锁在一起,让明治维新成为“复古”与“革新”的有机统一体.
1868年明治维新刚刚开始时,明治政府就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实质是革新国家政治体制,但其名义却要借助“王政复古”；“废藩置县”与“秩禄处分”实行时,实质是要废除封建制度,但名义依然是“巩固天皇统治”；《大日本帝国宪法》本意是建立立宪体制,融入欧美国家体制,但第一条却是“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以天皇的神授权力作为宪法合法性的来源.
每逢研究一场改革是否成功、如何成功,多数目光都会注意改革措施如何、改革理念如何,却唯独忽略了“改革成本”这个重要理念.其实,明治维新时期所谓“复古”理念虚无缥缈,没人说得清幕府出现以前日本的国家体系是如何运作的.但“复古”却能给重视传统价值观的群体带来尊重感,在一次次改革进程中,传统价值观群体受到的冲击一定最大,“复古”就会成为降低乃至抵消改革成本的重要方式.
正因如此,明治维新也就同时成为了“欧洲化”与“日本化”的统一体.最富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1884年8月7日,当时日本刚为华族（贵族）授予爵位,准备举行庆典：当天上午,292名授爵者集体穿着和服进入皇宫,参拜供有传说中日本开国三神器之“八尺镜”的宫殿,向“皇祖神灵”宣誓效忠,发愿“永世扶翼皇室尊严”；而当天晚上,263名华族又携夫人参加盛大的西式晚宴,天皇与各亲王夫妇均出席宴会.两出风格完全不同的典礼正象征着传统化与国际化的交汇,也昭示出明治维新的重要方法论：近代化、欧洲化每走一步,传统化、日本化也要更进一步.
只是,维新志士没有料到,他们意图“借”的“尸”并不是个单纯的空壳,而是一个具有完整古代道德体系的“尊皇”思想,这种道德观在后来逐步绑架了明治政府,让“复古”以完全相同步调向前推进,这不仅给日本社会,也给东亚政局带来了巨烦.
【明治维新的“光”与“影”】
1893年底开始,日本围绕是否修改不平等条约吵了起来.
与清朝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不同,日本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有一定局限性：外国人虽然在日本享受“治外法权”,但日本政府原则上不允许外国人离开设定的“外国人居留地”.换言之,虽然日本国受到欧美列强凌辱,但对于普通日本人而言,他们基本接触不到外国人,也就不会有太多感受.而外国人却希望能深入日本内地经商,以获取更大利润.如此一来,欧美国家反而更愿意修改不平等条约,以求进入日本内地；而日本普通民众却不希望外国人与自己“内地杂居”,以防外国人侵入“皇国腹地”.
当然,明治政府为了融入国际秩序,很希望用“内地杂居”作为筹码,用于交换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于是,明治政府与议会里反对“内地杂居”的势力就展开了激烈争吵,反对派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案,逼迫首相伊藤博文在1893年底解散议会,重新大选.
让伊藤博文绝望的是,当1894年3月重新大选后,反对派依然占据多数,并又一次对政府提出不信任案.这时日本与英国的修约谈判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伊藤博文为了完成明治政府建立以来的夙愿,再度于1894年6月解散议会,重新大选.这时的伊藤博文已被舆论骂得狗血淋头,难以继续施政.为了转移国内舆论的焦点,伊藤博文便积极派遣军队前往朝鲜半岛,主动在7月底挑起与清朝的甲午战争.
从表面看,伊藤博文是在激进民意的逼迫下发动战争,但从深层次考虑,这次逼迫是明治维新以来过于激进的改革政策的一次反扑.普通民众之所以能在议会中表达意见,是因为1871年“废藩置县”导致政府对地方农民的动员力与约束力下降,上层农民纷纷结社结党.舆论之所以反对“内地杂居”,则是因为明治政府推行“尊皇”思想,而与“尊皇”思想捆绑在一起的“攘夷”思想逐步渗透到普通民众内心,让大家坚信日本是“皇国”.由于“秩禄处分”过度打击旧武士群体,本来支持明治维新的旧武士成为激进的反政府人士,他们深入到普通民众之中,向民众宣扬反政府思想.几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就成为1894年明治政府面临的危机之始源.
日本人很喜欢用“光”与“影”来形容一件事情的正面影响与负面影响,借用这一概念,那么我们不应仅仅看到建立宪法、文明开化、富国强兵、融入世界等属于“光”的部分,同样也不应讳言明治时代广泛存在的结、贪污腐败、殖民侵略、压迫劳工等属于“影”的部分.明治维新时期带来的负面影响一点也不比正面影响少.
为了确立天皇至高无上的神道教领袖地位,日本在明治初期广泛发动了“灭佛毁释”运动,仅萨摩藩（鹿儿岛藩）就有1600多所佛教寺院遭到毁灭,数千佛教僧侣被迫还俗,奈良兴福寺五重塔的木材甚至被标价25日元当作木柴公开售卖；1881年,日本政府将投入1400万日元建设的北海道船舶、仓库、农园、矿山、工厂等设施以39万日元贱卖给商人,同时也把上百艘政府船只免费划拨给三菱财阀,造成巨额国有资产流失.
不仅如此,为了争取保守派支持,明治维新还在很多方面“开倒车”.早在1872年,日本就宣布“四民平等”,要求国家除天皇外人人平等,但到了1884年又建立起成套的“华族”爵位制度,让皇族与旧贵族成为“更加平等”的阶级.如维新志士曾要求建立“天下公议”政体,结果到了1890年开设众议院后,明治政府又单独设立了凌驾于议会之上的“枢密院”,所有法律法案必须经过华族组成的“枢密院”审议,由天皇“发动大权”方能生效.至于当年被推翻的幕府将军德川庆喜,更是在19世纪末期获得重新评判,乃至受封公爵.
通过一次次“复古”,伊藤博文争取到保守派为改革背书,但“尊皇”的副作用却持续影响后世.首先,天皇身边形成了以“帝师”群体为核心的“宫中”集团,凡事皆叫嚣“尊皇”,严重阻碍日本从封建化向近代化过渡的脚步.这些人对于明治政府的攻击与诘责也让宪法起草者伊藤博文做出大量妥协,让明治宪法从一开始就存在诸多缺陷,为日后军人掌控政权埋下隐患.至于明治政府内部一次次因内斗而败北的政治家,也是假托“尊皇”之名,下至民间发动“自由民权运动”,导致社会上反政府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逼迫明治政府以对外侵略的方式缓解国内政治危机.明治宪法的缺陷与国内矛盾转嫁,这两个大问题在二战结束前一直未能解决,导致日本一步步滑入军国主义深渊.
时至明治维新150周年,明治维新的“光”与“影”早已毫无保留地展现在普通人面前,那么今人又应该以何种态度面对那段历史？又该怎么看待中日两国近代改革得失？
【近代中日的环境差别】
愿意奉明治维新为圭臬,其实反映了部分国人的一种过度自责心理：同属儒家文明圈,近代日本能战胜中国,一定是因为他们做了一些正确的事,而我们没有,所以应该总结日本人的成功经验,为己所用.
然而,正如贾雷德·雷蒙德《炮、病菌与钢铁》所表达的那样,人类集体在智商上并没有什么差距,各地发展不平衡更多是因为所处地理位置的初始状态.上千年来困居孤岛,既让日本在中世纪以前的科技与制度发展相对落后,也促使日本形成较为单一的文化体系与历史叙事.在近代民族国家诞生阶段,文化的单一性促使民族内部迅速形成内部认同,致力于以一个文化整体寻求融入国际社会.
清代中国从基础上就是多民族统一国家.以郡县制管辖的传统儒家文明地区,以军府制管辖的“三北”地区（东北、西北、蒙古）,土司制度仍广泛存在于西南边境,甚至还有政教合一的藏区,不同地区的治理结构完全不同,多方之间仅以清朝的军事实力作为支撑而拼成一个巨型帝国.一旦遇到强势入侵,第一要务是保证国家不被分裂.从结果看,中国经历上百年动乱后依然保证大体统一,日本则成功融入国际社会,双方都成功完成了自身发展的第一要务.
虽然同属东亚文化圈,也同样在近代经历过屈辱的历史,但清代中国与日本从来不是一类国家,清朝与同时代的沙皇俄国、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有所类似,日本则更类似英国、法国这类正处于近代化转型阶段的中等规模封建国家.双方在近代面临的基本任务完全不同,如果机械以“是否融入世界”“是否近代化转型”为标志,那么就会很难看到近代中国面临的窘境,也难以理解到：清代中国没有像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一样被彻底肢解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
作为自然资源贫瘠之地,日本从一开始就受到欧美列强很大程度上的“优待”.对比一下同样签订于1858年的《天津条约》（中国与英、法、俄、美）与“安政五国条约”（日本与英、法、俄、美、荷）便会发现,欧美列强只要求在日本沿海的几个通商口岸开展商业,并不寻求深入内地,而对中国却早就要求“内地通商”；日本海关也一直由日本人自己管理,从未交给外国人,中国却必须雇佣英国人赫德来管理海关；欧美列强可以随意在中国各海岸乃至长江沿岸停泊、经商,但对日本却没有相关要求；甚至于1853年的“黑船来航”本身都不是战争,美国人只是希望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从而在西太平洋获得落脚点.
作为西太平洋唯一一个大型岛屿群,日本在美国的外交战略里拥有特殊地位.19世纪末期正是美国打通东西两洋,试图大力发展太平洋航路的重要时期,而太平洋海运链条的发展也深刻改变了东北亚政治格局.清代中国在东亚与东南亚构建起的朝贡体系是航路的重要障碍,那么处于朝贡体系边缘的日本就成为打破“大中华圈”内部贸易线路的关键棋子.
美国越是向太平洋进发,日本的地位就越重要：如美国在1848年与中国签订《望厦条约》,初步打通太平洋航路,1853年美国就进军日本要求开国；而当美国因南北战争而自顾不暇之际,1860年代的中日之间便几乎没有矛盾；而当1869年美国横贯铁路竣工后,太平洋贸易进一步兴起,日本便在1875年逼迫朝鲜王国打开国门、1879年吞并琉球王国,蚕食中国的朝贡体系,这也成为中日两国爆发甲午战争的远因；再到1900年前后,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正式开启太平洋战略,日本随即打响日俄战争,阻止沙俄染指美国人觊觎的中国东北.虽然日本随后在西太平洋沿岸形成势力范围,甚至发动太平洋战争挑战美国在整个太平洋地区的霸权,但在二战结束后,美国依然对日本极尽宽容,继续容纳其作为太平洋航路的一部分而存在于贸易体系之中,足见日本列岛对于美国的重要性.
换言之,近代中国改革的频频失败与日本改革的大获成功,不应无视这一时期的国际环境与两国特殊的国内政治生态.如果单纯说清朝制度阻碍了改革,那么也必须指出,日本明治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在仿效清朝中前期的制度：明治日本以政府信用为民间资本加上“红顶”,以面向全社会的中高等教育为政权直接培养人才,在维护集权的前提下保留地方自治,对新占领地区与民族实施半军事化管理,以压榨底层农民、低价掠夺土地的形式投入国家项目建设,严厉防控农村向大城市的人口流动.应该说,这整体上与清代中国没有显著区别.
立足新时代,我们应该跳出上百年来因屈辱而产生的各种迷思与迷信,重新审视明治维新的基本逻辑,才能真正理解明治维新这个历史事件.
（作者系日本史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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