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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听到人们感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题目越来越不好找.甚至有人不无俏皮地说,要在现代32年的逼仄时空内碰到一块未被别人触摸过的石头都很难.事实果真如此吗？回答是否定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资源的匮乏其实只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一方面有些潜在的好题目还没有得到有效的发掘,同时现当代文学自身也在不断地制造、输送着一些新命题；另一方面借助于学科间的交叉,文学和出版文化、地域文化、大学文化、海外汉学等等的嫁接,又锻造出不少新的学术“合金”.方长安先生的《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以下简称《接受史研究》）,即以自觉的学科意识,在积累丰厚的诗人、文本、流派研究之外,从读者的视角探讨中国现代新诗的接受问题.说到诗歌的接受,自然会令人想起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一书中所提出的文学把握是作品、世界、作家、读者“合力”作用的系统过程的论断.在他看来,作品、世界、作家、读者四要素共同构成了一个文学之“场”,其中任何一维因素只有置于“场”中时才会发生意义.如此说来,读者就不再仅仅属于文本的消费者,而在某种程度上掌握着文本价值的评判权力.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认定,诗坛上一切诗人、流派、现象的文学形象都并非一成不变的,它们会在不同时代、不同读者那里得到不同的阐释,中国新诗的历史亦然,其主体形象在传播过程中,也必然经历了被不断塑造、修整的升降沉浮,并且还潜存着许多可待拓展的阐释空间.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方长安先生才大胆地从现代新诗中抽取出胡适、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李金发、戴望舒、冯至、卞之琳、何其芳、七月诗派、中国新诗派以及1919年的《新诗年选》等十余个典型“个案”,探讨新诗的接受及其背后的规律问题,在选题上避免了做无效的精神劳动,以新的思考维度和对学术生长点的寻找,实现了新诗研究的必要“拓域”和“扩容”.如果说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中所说“诗的历史是诗的影响史”成立的话,长安的研究也就抓住了诗歌研究的核心与命脉所在.
我们每人置身的世界或许在更多的时候应该被描述,而不应该被想象.其实做学问同样宜尽量汰除想象的成分.《接受史研究》没有好高骛远,更不贪大求全,去建构什么宏大的体系,而是以客观老实的态度,通过对诗人、流派接受细节和过程的动态把握,以大量的事实、材料证据,还原历史,回归历史,甚至多次佐以统计学方式列出的表格,这种方法几乎覆盖了所有的诗人、流派接受的“个案”考察,它或许更值得圈点.如在分析“中国新诗派”中穆旦被经典化和沉浮命运时,完全是通过《九叶集》《穆旦诗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诗歌卷》《穆旦诗全集》《新诗三百首》等编选,王佐良、杜运燮、袁可嘉、司马长风、孙玉石、公刘、李怡、程光炜等论述,即在与以往的诗歌选本、批评家论述的成果间“对话”的过程中,还原出穆旦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作为一个曾经的文学史缺席者如何“出场”、如何被阐释、如何被“升格”的经典再造的轨迹和情境,材料间的澄清、辩驳使事实被凸显得自然而有深度.记得在谈到龙泉明先生的《中国新诗流变论》时,我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也许是为强化历史意识,也许是受言必有据的学案方法影响,也许是武汉大学严谨务实的学风使然,也许是上述多种因素的合力作用,《流变论》特别注意第一手材料的搜集与运用”①.长安承继了导师龙泉明先生乃至武汉大学文学学科的品格,特别重视材料的扎实和有效使用,在这本525页的著作中,抛却书下大量的注释不谈,单是参考文献里的著作、论文就达550余种,还有许多表格,如23页的《尝试集》41首诗作入选各种诗歌选本情况统计,106页的1920—1970年代选本收录郭沫若诗作的情况,200—201页的1930年代选本对李金发诗作收入所折射的对现代主义氛围的渲染情况,238—239页的通过1990年的选本收录李金发诗作*现代主义意识的彰显情况,314—315页的1940年代以降不同时期选本收录的何其芳诗歌情况等等.作者从多种渠道搜求来的资料,经过精细的整理、甄别、解读和运用,自成系统,中国新诗尤其是被接受的来龙去脉、宏观和微景、丰富和复杂本相还原得真切,从中仿佛能够触摸到现代诗歌史上诸多人物的体温和呼吸,它们和作者理性从容、朴素冷静的笔法遇合,让人无法不生出一份信任,中国新诗接受的可靠的“信史”也被建构起来了,这种依赖于资料的实证性研究是一种历史还原,更是一种高层次的敞开,它不但深化、细化了同类研究的基础,还能够引发人们更多的思考.同时它也再次证明,文学研究固然离不开经典阐释和方法的革新,但最主要还应该借助于新资料的广泛搜求和恰当使用,从而保证研究的科学化.那种以为在学术研究中材料是第二位的、次要的、寄生的观点,绝对属于严重的思想偏见.
材料丰赡自然利于论证的深入和平稳,但是如果弄不好就会使观点淹没在材料的海洋里.《接受史研究》的优长是能够以论题指向为统摄,将浩繁的材料整合到相对自洽的逻辑体系和架构之内,这种结构纵横开阖,视野阔达,有利于勾画新诗接受的历史进程,脉络清晰.放眼看去,作者选取的“个案”为貌似独立的存在,与他者关涉不大,可细品之后却会发现,它们实际上是彼此应和的,内里蛰伏着相对明了的逻辑线索,而诸多“个案”研究的连缀、贯穿,就达成了新诗接受史的建构.同时又由于长安对读者接受美学理论、中国新诗创作的稔熟,在新诗传播和接受问题的研讨方面能够厚积薄发,出入裕如,所以就做到了和材料间若即若离,入乎其内又超乎其外,有距离地进行言说,加之他更清楚接受史也应该成为超越于诗人、流派、文本等接受现象描述层面之上一些规律问题的认知和提升,所以宏观俯瞰或文本细读,均有新解独见,获得了相对理想的学术品格.著作导论和第十三章,就细致考辨了传播和新诗生成、现代化特别是经典化之间的关系,显示了论者介入新诗接受问题的研究路径,同时有很多判断看到了对象的骨髓,鞭辟入里,它对新诗史的改写也不无冲击和启发,确实达到了一部文学接受史应有的述史要求.如他认为中国新诗传播接受与经典化具有批评、选本与文学史著三重向度,它们彼此间既分离又合作,以结构性力量推动着新诗经典化进程；经典化是一个动词,一个过程,它至今尚未完成,既已遴选出来的新诗“经典”尚需一个更为漫长的阅读接受过程的筛选与确认；新诗史上的“重要诗人”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由读者的阅读接受遴选、塑造的,大家都认可的并不一定就是恒定的经典；非文学因素的参与可能会使经典不一定可靠,遴选出的经典实则称不上经典,甚至还产生了不少伪经典等等.这些观点的阐发兼具望远镜的扫描之力和显微镜的*之功,宏观概览和微观考辨互动,既拥有宏阔的文学史视野,又使诗人、流派个体的接受有了立体的效果.它们都堪称作者独到思考的结晶,都能够让人“眼前一亮”,显示出了相当的学术功力和深度,也可以说是新诗形象的再塑造的努力,对之虽然你不一定完全赞同,但会觉得他说的有道理,能够自圆其说,引发进一步的思考,可谓另一种意义上的“敞开”,而这就是文学研究的最大价值所在,也符合解读学的原理.
放眼当下的文学及诗歌传播接受研究现实,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同质化倾向严重,研究理念、方法和路径的高度相似,令研究者们异常困惑,对如何突破瓶颈也很茫然.在这种语境下阅读方长安先生的《接受史研究》,或许更意味深长.不能说它已经达到了十分理想的境地,如它的资料文献资源搜求方面还有待拓展,域外接受材料的维度应该引入,散见于各种文集、诗集、研究著作中的有关资料,还可进一步系统地剥离和开发；针对著作中现代主义、浪漫主义之外诗歌大家和现象接受史明显缺失的状况,接受史的“个案”研究宜再大幅度增加,以期使著作的包孕和《接受史研究》的宏大名义相符合；当代时段新诗接受史的拓展和补足,更是学界共同的期待.但是必须承认,它能够自觉地平衡实证研究与美学阐释,材料意识、理论高度和语境考察合一,使接受研究一一落到实处,其中留给人的启示是丰富的.特别是它还昭示了一个规律,只有在对诗歌创作历史全面系统地深度把握基础上,诗歌接受史的研究才会得到学界和读者的最终认可.
注释：
① 罗振亚：《评龙泉明的新著〈中国新诗流变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4期.
作者单位：罗振亚,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30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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