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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类论文范文资料 跟经世济民别立新宗求索中国现代化之路夏振坤先生九十华诞学术访谈录相关本科论文怎么写

主题:现代化论文写作 时间:2024-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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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名片:夏振坤,男,1928年生,江西九江人.1947年考入湖北农学院农经系,195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毕业后任教于华中农学院,1984年春调入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历任副院长、院长.曾任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理事、湖北省经济学团体联合会执行主席等职.夏振坤先生出身贫寒,早在大学时代就投身于革命,一生都在寻找经世济民之道、安国兴邦之策.夏振坤先生把“一切为了中国的现代化”作为毕生治学所追求的目标,在农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中国现代化理论、文化与文明发展等领域均颇有建树,至今已出版《绿色革命之路:大国农业发展理论与模式》、《社会主义与改革的理论探索》、《发展经济学新探》、《时代潮流中的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多维视角——反思与前瞻》等近20部学术专著(独著、合著、主编),在“三报一刊”、《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等权威媒体杂志发表论文300余篇,在经济学乃至人文学科的若干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是湖北省首届“荆楚社科名家”.

  夏振坤先生治学“新而不流、守而不僵”,立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学术研究中广泛涉猎历史、哲学、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并运用其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借夏振坤先生九十华诞学术研讨会之际,我们作为后学对其进行了专访,以下是访谈的主要内容.

  谢琼、邹进泰(以下简称“谢”):夏老您好!自上世纪80年代伊始,您以发展中大国的农业为研究对象,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了发展中大国的农业发展理论和模式,如《中国农业发展模式探讨》、《中国改革与农业发展》、《绿色革命之路——大国的农业发展理论与模式》等.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发展经济学和农业经济学的理论层次和内容,比如“惯性结构”理论、“三维农业”结构模式等,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下?

  夏振坤(以下简称“夏”):从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轨迹来看,自然经济、宗法体系和封闭割据三大“惯性结构”是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桎梏,中国农业的现代化必须从根本上触动农业传统的“惯性结构”,用市场经济来消解自然经济,用政治来消除宗法体系,用开放国门来消除封闭状态.农业的现代化决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改造的问题,而首先是一个经济改革与社会变迁的过程,更是一个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过程.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农村地区就必须发展“多元体、开放式,以小城镇为中心,区域市场为基础,专业化批发市场为纽带,同全国统一市场相对接”的农村市场模式,以及“多元化、蛛网形、层次式”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

  谢:听说当时您提出的“三维农业”结构模式还与科学家钱学森先生有一段渊源?

  夏:是的.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开始思考农业发展系统的问题,系统论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论,系统论来自于物理学,我向钱学森先生请教过系统论的问题.从系统论的角度,我们可以把农业系统的繁多要素细分为资源开发、生物生产、经济增值三类,这三类要素进行分类量化可构成一个三维坐标系.不同的农业发展系统分别对应着不同的坐标值,从而在三维坐标系中形成了不同的三维空间,这样的空间可描述农业系统的发展状况,因而可称之为农业发展空间.“三维农业”结构模式以系统论为基础,有利于我们将农业作为一个“生态—经济”整体系统来考量,并按照系统科学思想来把握其本质规律.当前,我们重建生态文明,也必须用好系统论这个方法,推进生态农业建设,结合我国农民的创造,构建生态农业系统的理论模型,总结生态农业发展的模式,将生态农业系统的目标与约束条件结合起来,走科学生态农业建设之路.

  谢:您的“三维农业”结构模式非常具有创新性,钱学森先生等人认为该模式立论比“一字型”农业、“十字型农业”、“飞鸟型农业”更深刻.上世纪90年代,您发表《论社会主义新农村及其实现途径》、《我国农地制度选择及模式构想》等文章提出的如何建设新农村、如何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一些创新观点虽然时间较早,但与当下我国农业农村的改革实践仍然十分契合.

  夏:1992年中国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整个神州大地再次燃起了活力.我当时认识到,农村发展的关键问题在土地制度上,并提出了三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即:国有户营,私有私营,村有户营.但结合理论和现实论证,前两种方案均不可行.最后,我提出了“集体所有、三权分离、自由租赁、联片种植、股份合作”的中国农地制度改革模式构想,即在农村土地所有权(田底权)、承包权(田面权)、使用权(经营权)“三权分离”的基础上,推行土地“田面”有偿自由流转,发展规模化联片种植,最终向股份合作的方向进一步升华.除了土地制度需要改进,整个农村地区还需要一种全新的发展风貌,推进一系列改革建设措施,以形成一种与城市发展相对平衡的格局.基于这种思考,我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目标,即“经济繁荣共富,政治稳定,文化进步健康”.在经济方面,发展以合作经济为主体,以现代大农业为基础,三大产业协调发展,工农并进,城乡互助专业化、社会化、现代化、富裕化的农村经济模式.在政治发展方面,以村民自治为基础,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有效领导,社会群众组织相配合,既有又有集中,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意志的高度稳定的农村政治模式.在文化和社会事业方面,发展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受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熏陶的、为广大农民喜闻乐见、积极健康的农村文化,农村居民精神生活充实,生态环境优美,健康水平提高,公益事业发展,社会治安良好.

  谢:应该说您在1992年提出的这一中国农地制度改革模式构想非常了不起,这比2016年正式提出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要早24年,同时还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指明了股份制改革方向;而您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比2005年中国十六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早13年,而且在目标内涵上同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高度一致.

  夏:当前,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应有新的战略思考,乡村振兴战略要与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步推进.在宏观方面,积极推进城市化进一步消除二元结构,在“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基础上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在微观方面,转变政府职能,大力进行制度创新,通过农村土地制度、保护制度和技术制度的创新,推进布局专业化、服务社会化、经营企业化、技术现代化和农民职业化的产业化经营,实现低能量农业向高能量农业的转变.

  谢:早在1997年,夏老您就出版了《发展经济学新探》一书,探索了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这一重大而又富有现实意义的课题.请问您立论的出发点是什么?

  夏: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首先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基本研究对象,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追求什么样的发展目标、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方式、发展为什么人谋利益等基本发展问题.早期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确立了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即把生产力性质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作为研究与决定经济发展战略和选择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依据;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作为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政治文化发展协同关系的有力工具;把阶级关系的理论作为解决发展动力、协调发展利益、保持稳定发展的锐利武器;把唯物辩证法作为研究处理诸如平衡与不平衡、公平与效率、中心与边缘、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工业化与农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等等重大关系问题的最有效方法.同时,立足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统一,紧扣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历史脉搏,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并提出社会主义大国应该走出一条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发展新路,即“携带共进型”道路.我们在经济发展战略上要突破三大瓶颈:一是产业瓶颈,必须突破结构性约束;二是体制瓶颈,必须突破运行性约束;三是心理瓶颈,必须突破社会性约束.中国的发展战略选择问题与三大瓶颈直接相关,改革的基本功能就在于排除制约发展的各种障碍因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需要深入研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因此,我们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丰富实践相结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改革开放,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发现经济运行的规律,在实践中进行理论创新.

  谢:从您众多的研究文献中我们发现您特别注重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1996年您在《中国现代化与精神文明建设》一文中明确提出了文化制约经济发展的三个层面在于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模式选择,并多次提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离不开用中国的特色文化作为指导”.请问从文化层面来探索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问题是不是很有必要?

  夏:是的.从文化层面探索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问题十分必要.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缺陷之一就是屏蔽了文化传统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欧美国家普遍认为,作为“非西方文化区”的东亚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同产业革命和市场经济体制无缘,因而东亚要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就必须“西化”,培植个人主义.但其实东亚文化的群体、节约及重名主义有利于形成稳定的社会环境、强劲的发展动力、自助的发展资源和自主的发展政策,这正是东亚崛起的文化背景.事实上,只要能有效解决东西方文化的撞击,及时重构新文化体系,系统解决有关问题,东亚经济实现新的飞跃是完全可能的.中国现代化模式既有别于欧美模式,也有别于东亚模式.我主张用“经济文化人”来代替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因为不同文化传统下的“经济人”应有不同的内涵.中国的现代化,迫切要求我们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原则为指导,在生产力标准论、社会主义方向论、民族凝聚论的前提下,采取“文化体用交融论”,把植根于西方文化背景的现代化模式同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对接起来,形成健康的中华文化和中国现代化模式.

  谢:您这种“经济文化人”以及“文化体用交融论”在发展经济学研究领域可谓独树一帜!我们知道,发展经济学现在面临着新的挑战,新的问题层出不穷,您对发展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趋势有什么看法?

  夏:2013年,我在“纪念张培刚先生百年诞辰暨第七届中华发展经济学年会”上曾经谈到我这30年来对于发展经济学的看法.发展是一个多位推动的过程,它的世界观与政治制度、与文化氛围相关,与社会背景都密不可分,内生问题如果不进行研究,仅仅是从经济理论研究如何发展那绝不是正确的理论.将来我们发展经济学下面可以有很多分支,发展的哲学、发展的社会学、发展的政治学、发展史,这都是我们的领域.当前,整个社会已经开始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变迁,未来的社会是个智能化的社会,由工业化国家向智能化国家跃迁,面临结构性、制度性的演变,这是发展的新问题.我们必须扩展研究视野,同时更要增加研究工具,发展经济学不仅要借助已有的渠道经济学,还要与演化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结盟.“要使发展经济学永不凋谢,我们就要为自己创造一个更宽泛的未来.”

  谢:众所周知,您是最先研究、论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极少数学者之一.上世纪80年代中期,您发表了《改革潮流中的理论思考(论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经济特征初探》等文章,可否介绍一下当时的研究情况?

  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概念的正式提出是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在此之前,我们收获了1979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释放出来的制度红利,农村社队企业、乡镇企业快速发展起来,社会上发展个体经济、民营经济的意识也开始觉醒.当时,国内理论界有一些关于共产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探讨.我1986年在《改革潮流中的理论思考(论纲)》中提到:“不仅共产主义分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就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代,也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它必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形成多个由低而高、由不成熟到成熟的阶段.是否可以预想,至少可能分为三个基本阶段:宽松社会主义(奠基阶段)、计划社会主义(成长阶段)、成熟社会主义等三个阶段.”而且我认为“一个从汪洋大海的小生产王国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最初只应实行‘宽松社会主义’”.1987年,我从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现实思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问题,认为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起步阶段,既无条件直接实行社会主义的规范模式,又不能退回去走资本主义道路,只能在的领导下,根据本国的国情,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即由初级的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成熟的社会主义道路,并提出了社会主义奠基阶段的基本内涵,即在所有制上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在经营方式上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允许多种经营方式并用;在分配形式上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原则并行;在宏观调节上实行以间接调控为主、直接调控为辅.这与后来党的十三大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内涵也是比较吻合的.

  谢:我们关注到您就这一主题的一系列研究最终都指向回答两个问题,即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夏:对于一个理论工作者而言,回答这样的问题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对于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原则、本质特征,及中国实践的现实三个方面给予了初步回答.社会主义必须比资本主义有更高的资源产出率、更平等的分配、更全面的个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成立的最本质的条件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需要在资本主义一切积极成果的基础上构建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范式.“中国特色”强调社会主义决不能追求“普适性”的模式,必须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创造性地寻求自己的道路.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体现在三个基本方面:第一,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最实质的一个方面是“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第二,社会主义在中国必然带有中国文化的烙印,必须将中国文化中的“包容性”、“兼容性”融入其中.第三,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还需要“开明的权威主义”来保证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能有一个稳定的、有序的国内大环境.

  对于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般认为,市场经济是生产社会化的产物,有其严格内涵和标志,包括产权主体多元化、生产要素的流动性、生产与经营领域的自由进入性、市场信号的开放性等.在当时那个历史阶段,人们对社会主义与发展市场经济的相容性问题还存在较大的争议.我当时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发展中的概念”,并提出在不改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情况下,推行产权主体多元化分层推进的总体设想:一是在公有经济之外,发展非公有经济;二是在公有经济结构内部,大力发展集体经济与合作经济;三是对于国有经济,考虑“三股分流”实现产权多元化目标,即全资国有制企业、国家参与制企业(国家控股或参股)、私营制企业.同时,通过股份制改造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解决产权的商品化和流动性问题,通过就业制度和人事制度改革,实现劳动力的商品化问题.在具有特殊意义的企业或行业之外,通过逐步消除垄断,解决生产与经营领域的自由进入性问题.而、工资、利率、汇率等市场信号的开放性,会随着改革与发展的推进逐步到位.总体而言,市场经济尽管在历史上产生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但究其本质仍属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社会主义也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所以它同市场经济是可以相容的.

  谢:2013年,您发表了《中国实践是产生伟大理论的沃土》一文,对中国改革开放实践进行了高度评价,并认为改革开放具有广泛的普世价值.

  夏:是的.“实践是一切真理性理论的沃土”,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创新问题,而是关乎人类前途与命运的崭新抉择.改革开放不仅是中国实践的基本形式,也是世界各国人民改变自身前途和命运的最基本的实践.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结构转型、发展方式转变、生态文明转向的时代,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包括化解发展中面临的一系列极具挑战性的矛盾和困难,都要靠改革开放.对全世界而言,任何民族和国家,要化解危机、促进进步和发展,都必须坚持改革.因此,改革开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实践路径,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也是全球化时代通向美好未来的必由之路.未来我们要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就要更加注重加强实践探索,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层面愈益向广度和深度拓展,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认识,在实践的基础上探索发现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必须要有实践、创新和发展的观点,大胆突破某些不符合新形势的“理论禁区”,实行全面的改革.

  谢:您把“一切为了中国的现代化”作为您毕生的治学目标,在您的研究体系中,“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种什么样的愿景?又该如何实现呢?

  夏:实现现代化是一个系统而循序渐渐的过程.我曾经研究过欧美、前苏联、拉丁美洲和日本等地区或国家的现代化经验与教训,提出中国现代化应采取“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思维方法,广泛吸取世界各国现代化的有益经验,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中国的现代化应先由“权威主义”逐步过渡到现代体制,政治上要防止权威真空,经济上要防止外向过度依赖,文化上要防止两极化,同时,要在多元化基础上为个性发展和公民社会的形成留出空间,创造实现全面现代化所需的条件.

  我在本世纪之初曾撰写了一些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文章,当然只是基于自己研究与思考的初步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科学的发展模式即“市场的社会主义模式”,并体现“人的全面解放”这一终极价值.“市场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包涵包括六大表征:第一表征是人民的公民社会.领导、参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政府与“人民公仆”实施监督,同时,用法制化规范化,用化监督法制化.第二表征是社会主义混合经济,即以国有经济、多种“共同体”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的混合经济.第三表征是新社会市场经济.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本作用;政府、企业、劳动者之间,公营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建立一种透明的协同机制,在重大配置与分配问题上协商一致;政府的职能在于计划、宏观指导、法治与监管、基础投资、福利安排等.第四表征是有激励的福利制度.福利供给同社会贡献挂钩,受益者通过福利供给保障基本生活和再就(创)业条件,社会通过福利供给得到了一个稳定的环境,“市场的社会主义”的福利安排使人们平等地拥有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平等地遵守法律与社会公德,平等地享有就业机会,平等地享受教育与再教育,而非追求某项物质利益或经济利益的绝对平等.第五表征是的家庭.第六表征是开放的国家.国家积极投身于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竞争与合作,吸取先进发展经验,学习先进技术与文化,帮助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共同进步,不断提升本国的综合国力和影响力.“人的全面解放”是中国现代化取得最终成功必须解决的终极价值问题,包括从依附中解放,实现社会化;从贫困中解放,实现经济富裕化;从愚昧中解放,实现文化科学化;从冲突中解放,实现全民和谐化;从污染中解放,实现环境生态化.“人的全面解放”是我国现代化得以和谐、稳定、持续发展并取得完全成功的最终价值.

  谢:大家都知道,您是“中部崛起”战略的首倡者.“中部崛起”战略从最初提出到最终上升为国家战略,应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也凝聚了您很多心血吧?

  夏:付出心血是应该的,我们科研工作者看到自己的研究能成为服务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决策,并能付诸实施,比什么都高兴!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各个地区都在积极谋求地方发展之路,我们立足全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提出了豫鄂湘三省“华中合纵战略”,认为要走活全国经济这盘棋,需要一个具有高经济质量、具有强大的内聚力和外张力的华中经济群团.1987年,我带研究团队南下广东、海南、湖南等地考察,之后起草了一份关于中部崛起设想报告,提出湖北要借东部的实力,学西部的劲头,步南方的开放,争北方的能源,采取东引西进、南联北合的策略,形成中部崛起的新态势.随后,“中部崛起”战略在湖北推广开来,成为了省委、省政府的行动纲领.1998年,我们又提出了“中部结团跨越战略”,倡导鄂、豫、湘、皖、赣5省要结成中部经济联合体,绕开东部,直接与国际经济接轨,形成中部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一构想是对传统梯度发展战略的一大突破,试图改变中部地区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二传手”角色定位.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这一系列构想终于上升为“中部崛起”的国家战略.我们不能将“中部崛起”战略仅仅理解为国家发展政策,尤其是优惠政策的区域轮换,更不是要走沿海发展模式的老路.中部崛起应该在体制改革、机制转换、发展道路与增长模式的创新上探索出一条真正符合中部地区特点的中部发展模式,构筑中部崛起的战略支点.当前及未来几年是湖北发展的黄金时期,要做好“中”字文章.中三角要真正形成新的中国经济增长极,需将中三角的建设机制化,如成立定期的中部发展高层论坛、行业间签订合作意向书、三省企业成立合营实体等,通过构建协作机制,形成利益共同体.同时,湖北要进一步在经济增长方式、体制和方法上实现突破,使湖北在改革创新中凝聚发展动力、集聚发展资源、开拓发展空间.

  谢:您在离休后一直潜心研究,每年都要读20多本书,真是令我们后生敬佩啊!在2017—2018年间,您发表了《论发展的终极价值》和《刍议文明的挑战与应战》两篇大文章,您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现代化问题又有哪些新的判断和认知?

  夏:最近10年,我一直在思考中国的发展和现代化问题,我们对发展经济学和中国现代化的研究,需要不断向社会经济发展更深邃的哲学问题深入.“发展的终极价值”是我们思考的逻辑起点,我向来批判西方发展经济学按西方标准来认定所谓的“经济工业化”与“政治化”,同时也不认同国内的发展实践偏好GDP增长,把增长与发展混为一谈.我们应跳出低层次的概念分工误区,以系统论为指导,站在更高一级的系统层次,用“文明”这个标准作为发展的最高标准或终极价值.我们应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总结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即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其实质是不同的文明之间不断进行文明挑战、文明应战、文明复壮,进而推动文明演进的过程.

  谢:在您广泛的研究领域和研究体系中,我们感觉有一条主线始终贯穿其中,这就是文化、价值观对经济发展和社会演进的影响,尤其是您把纷繁复杂的发展问题提炼到“文明”发展这一更高层面,提出以“文明”作为发展的终极价值,并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规制文明、习俗文明、生态文明五个方面对“文明”进行了系统界定.您的这一文明架构中的五个子系统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相统一,科学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重大战略问题,为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系统的思路,也有利于引导我们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夏:把“文明”作为发展的终极价值,除了基于我对发展与现代化问题的综合思考,也基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国际比较研究和历史研究.回顾中华文明百年应战史,以及东欧剧变、“颜色革命”等文明应战失败的教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文明的应战必须遵循文明演进的客观规律,并具备文明应战的能力.面对西方文明的调整,我们应选择中道的应战策略,采取“整体融汇、择优去劣,学防并用,分层推进”的方针,积极主动地迎接挑战.我对“文明的应战能力”有系统阐述,其中我要强调,文明应战对国家执政党有最基本的要求,即代表文明进步的集团必须拥有足够的实力,包括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理论力量,特别是硬实力;国家不能分裂,特别是不能受外力操纵等,同时还要建立充分而持久的文化自信.我们必须清醒地辨析西方文明优越论的种种误解和错觉,批判“西方中心论”,强调文明标准的相对性、发展性和融汇性.当前,中国已经具有补充世界文明不足的实力,我们应该抱有充足的“历史底气”和敏锐的“未来洞察力”,满怀信心主动迎接西方的文明挑战.

  我要强调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的文明应战之路趋近正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在由点到面、由浅入深地展开.物质文明、科技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同步发展,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充分展现了中国人的智慧和中华文明的优势,得到了世界性的赞许与响应.走过了改革开放40年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的探索,中国逐渐明确了开放融汇、双向梳理、取长补短、立足特色的“自决”道路,不断集小成为大成,成为一个统一、强大、有智慧的独立的文明体!能够在文明挑战面前,审时度势,明明白白地拿出自己的应战方略.只要我们始终保持“持续的自决能力”,中华文明的伟大复新就在我们的面前!

  谢:您的话真是振奋人心啊!读您的文章,感觉厚重而深邃,仿佛进入了时空隧道,有一种历史的代入感,同时又能看到未来的发展愿景.特别想借这个机会请您为我们青年后学谈谈治学之道,以及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夏:我经常强调,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对待学术研究和改革发展的评判应该具备两种正确的态度:第一,要有历史发展主轴的洞察力;第二,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我殷切期盼青年学者弘扬中国文人的道统精神,科学创新,热爱祖国,与人为善,不断革新学风,摒弃利用“中间成果资料”坐而论道的学风.要深入调研,真正了解中国现实,通过过硬的一手资料推动我们的研究更多地向微观过渡.研究治学要时刻铭记作为学者的社会责任心和科学良心,有了这一条,我相信我们尤其是青年一代的科研工作者一定能做出更好的研究,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者简介:谢琼,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湖北武汉,430077;邹进泰,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湖北武汉,430077.

  (责任编辑陈孝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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