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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经济史论文写作 时间:2024-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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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名片:彭南生先生,1963年生,湖北武汉人,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知名近代经济史专家.曾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华中师范大学科研部部长兼社科处处长,现任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彭教授是湖北省“楚天学者”特聘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桂子学者”特聘教授,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享受国务院政府专家津贴.彭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经济和社会转型问题研究,他提出的“中间经济”、“半工业化”等关于中国近代手工业史研究的具有原创性的观点,在近代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博士学位论文《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1840—1936)》荣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半工业化——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与社会变迁》2009年获教育部科学研究(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历史学研教双优型人才培养质量体系的创新与实践》2013年获湖北省高等学校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多次获湖北省人民政府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攻关项目、年度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等多项.其主要学术著作有:《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1840—1936)》、《行会制度的近代命运》、《半工业化——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与社会变迁》等.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学术月刊》、《江汉论坛》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

中国近代的经济与社会转型问题,本刊历来关注并致力于刊发此类研究中的最新成果.彭南生教授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造诣湛深,同时也是本刊的老作者,一直很关心本刊的发展.由于长期的学术合作关系,我们“名家访谈”这个栏目,承蒙彭教授厚爱,百忙之中拨冗接受了本刊记者的学术专访.在这里,我们向他表示由衷的感谢!

张卫东(以下简称“张”):学者的学术经历,可谓千人千面,其间充满了趣味,请问您是如何走上历史研究的道路的?

彭南生教授(以下简称“彭”):如果从1981年进入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学习算起,到今天为止,我在这所学校已经学习工作了整整35年的时间.应该说,在一个单位工作30余年,这算是一段漫长的人生过程了.回顾这35年的学术及人生经历,其中许多的点点滴滴确实值得追忆和珍视.套用时行的说法,说个玩笑的话,我是一个土得不能再土的“土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华师人,没有喝过什么洋墨水.我是1981年考入当时的华中师范学院,在这里接受了从本科、硕士到博士这样一个完整的学术训练,基本上奠定了我以后的学术研究兴趣与方向.博士毕业以后,我又有幸进入南京大学历史系,做了两年的博士后研究,师从我国著名社会史学家蔡少卿先生.由于工作的需要,博士后出站后,回到母校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工作.不久,同样是因为工作的需要,又到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做了一年的亚联董 ① 访问学者.虽然没有正式留过“洋”,但是我自己还是感到非常庆幸,因为在我学术的道路上先后遇到了几位誉满学林的史学大家,这种学术机缘对于一个人来说可以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我想说的第一点,就是我们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科一直都有着非常好的学术传承以及在这种学术传承中所形成的厚积薄发的优良学风.应该说,华中师大历史学科有着非常深厚的学术底蕴,也有一批享誉全国的学术大家.我清楚地记得,1981年我刚刚进入华师的时候,那一年恰逢辛亥革命70周年,当时在武昌举行了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就在这次会议期间,章开沅先生回来给我们做一个学术报告,当时学校有五个年级②的学生同时在校,大家都来听报告.历史系一些老师也来听章先生的报告,其中就有张舜徽③先生.我记得,当时张舜徽先生进来的时候,章开沅先生起身与他握手,在他们二人握手的那一刻,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应该说彼时那一幕一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个时候,我才意识到华师历史系有两张非常响亮的学术名片,即张舜徽先生和章开沅先生.当然,华师其他院系也都有一些全国著名的学者.当时的学校的条件不比现在,还是比较简陋的,我记得我是带个小板凳,坐在教室的走廊上听完了这场报告.听报告的时候,我就在想,看来我到华师历史系来读书的选择是正确的.当时的这个选择到现在我仍然感到自豪.(张:当时为什么要选择读历史系?您报考的就是历史系?)这一点说起来实际上具有一点偶然性.当时我们上大学,实际上是按照专业成绩填报院系的.换句话说,你要上什么学校,取决于你高考的总分.你要读什么专业,取决于你高考相应科目的成绩.我的印象中,当时我高考成绩最好的科目就是历史,所以也就进入了历史系.但是,当时我填报志愿的时候,我的语文任课老师徐修业先生(华师中文系校友)指导我第一志愿填报华师中文系,第二志愿是华师历史系.可能是语文的考试成绩稍微低了一点,加之那时中文又是一个热门专业,因此就没有被中文系录取,结果就被历史系录取了.所以你看,有时候人生的轨迹确实会被一些偶然性的因素左右,就像我当时读历史系,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也因此与历史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进入到历史系以后,慢慢地我就发现,这个专业同样非常好,有这么多的学术大家,能够接受他们的学术熏陶,难道不是一种人生之幸吗?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华师历史系的学术团队实力强大,学术风气优良,确实非常有利于人才的成长,这对包括我在内的当时华师历史系毕业的一批史学工作者来说,这种影响都是十分深远的.

我想说的第二点是,在我的学术成长道路上,我得到了一批非常优秀、且深具人格魅力的著名学者的耳提面命,这是我感到极为庆幸的地方.首先要提到的就是章开沅先生.当时章先生所率领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团队,包括一批知名的专家学者,年长一点的如刘望龄教授、陈辉教授,年轻一点的有严昌洪教授、罗福惠教授、唐文权教授,更年轻一些的有马敏教授、朱英教授等以及历史系的董方奎教授、苏中立教授等,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都深有造诣,都对我有一定的影响.当然,影响最大的还是章开沅先生.在我博士阶段的学习过程中,章先生在学术与人生等方面给了我许多很好的指导,对我而言可谓终生受益.在学术上对我影响较大的另一位学者是我国著名经济史学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赵德馨先生.④ 我记得毕业留校后不久,历史系派我到中南财大进行研修学习,用通俗的说法就是国内进修.非常巧合的是,在进修期间我的导师就是赵德馨先生.史学圈的人都知道,赵先生伉俪都是国内研究经济史的大家,这对我来说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赵先生史学研究的特点是极为强调“通”,就是司马迁所说的“通古今之变”,只有“通”,才能真正了解历史变化的内在逻辑.他的经济史研究,从古代经济史——最初大概是楚国经济史——一直延续到当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他的这个研究特点,在国内经济史学界是不多见的,或者说是罕见的.他治学的思路和视野非常宽广,而这对我的史学研究工作就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我记得他当时对我说,以历史学的方法做经济史研究,和以经济学的方法做经济史研究,各有不同的路数,虽然其间存在着诸多的联系,但其区别还是非常大.他特别对我强调,让我在做经济史研究的过程中,要换思维、换脑筋,要有意识地运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史,而不能完全依靠历史学的方法研究经济史,只有这样,才能对历史上的经济问题有更深刻的理解与解释.跟随赵先生学习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但他的教诲使我从事经济史研究的思想、思维和观念层面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换句话说,正是在这个期间我学到的那些历史学方法之外的经济学理论,对我后来的经济史研究确实起到了“柳暗花明”的微妙作用,应该说收获很大.我想我学术道路上对我影响较大的第三位学者是我国著名社会史学家、南京大学的蔡少卿先生.⑤ 蔡先生是我国近代社会史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尤其是他对我国历史上的秘密社会或者说黑社会的研究,有很多具有创建性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在跟随蔡先生做博士后研究的过程中,他对学问的孜孜追求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蔡先生看来,一个知识分子有两种生命:一是生物的生命,二是学术的生命.生物的生命总是有尽头的,但是学术的生命却可以靠一代代的学人不断延续下去.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就要精心栽培学术新苗,细心呵护使其不断茁壮成长,从而延续自身的学术生命.所以,蔡先生对于蔡门弟子都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我在蔡先生身边学习的过程中,也深刻体悟到了他的良苦用心,并时刻鞭策自己在学问上要不断前行,不负蔡先生之厚望.从我们上面的谈话可以看出,从章先生、赵先生再到蔡先生,这些学问大家在我求学治学的不同阶段都对我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中国人常说,饮水思源,如果说我在学问上取得了什么成绩的话,抛开自身努力的成分外,那么华中师大历史文化学院的一批老师、尤其上述几位著名学者的史学思想、史学观念、史学理论都在我的史学研究中烙下了深刻印记,使我受益匪浅.上述诸位先生的人格魅力、广博的学问、诲人不倦的敬业精神,都在我心底深处产生了“化学反应”,不仅使我逐渐培养起了历史研究的浓厚兴趣,并确信应当在历史研究的道路上坚定不移地一直走下去,因此,在上世纪90年代弃学从商、弃学从政的热潮中,我留了下来.总的来说,我之所以从事历史研究,既有偶然的因素,但更多的是必然的成分.我进入历史学的研究领域可以说一个偶然,但是当我在这个领域待的越久,就发现自己对历史研究的兴趣越浓,想要坚定地走下去的决心也就越大.所以,回顾自己从上大学以来直到今天,可以说自己在万紫千红的史学百花园已经摸爬滚打了35个年头了,史学研究于我而言,亦可谓“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了.当然,现在由于工作的关系,自己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全天候的从事史学研究,但是,我还是尽可能地利用节假日、周末的空闲时间,做一些自己喜欢的经济史课题.作为史学研究的一名老兵,我依然会继续站好自己应站的岗.

张:我们都知道,林增平先生也是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大家,您跟林先生是否有过接触?

彭:说起林增平⑥先生,我跟林先生接触不多,大概有两次接触的机会.因为林先生也是研究辛亥革命、研究近代资产阶级的大家,“林章”或“章林”并称,一时被传为中国近代史学界的佳话.我记得最早接触林先生,是当时我们华师历史系戴绪恭老师申报教授,他评教授的材料要请一位外校的专家来评审,这位专家正好就是湖南师范大学的林增平先生,系里派我把这份材料专门送到林增平先生那里,请他评审.我们都知道,林先生的文章写得非常漂亮,特别是关于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文章,尤为出色.当时,关于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研究是一大热点,研究的人非常多.当我第一次见到林先生的时候,他给我的最深刻的印象是:和他挥洒自如的文章比起来,他是一位寡言少语的忠厚长者,衣着随意,善待后生.我说明来意并把评审材料交给他以后,他做了极为认真的评阅,给出了十分客观公正的评价.尽管林先生从性格上说是寡言少语的,但他处理事情却十分周到细致,我在长沙期间,他安排年轻教师陪我参观,介绍湖南师大历史系的情况,让我感觉到格外温暖.林先生这种忠厚长者的作风,使我领悟到做学问与做人应该是统一的.我第二次接触到林先生,就到了1991年,当时是参加在长沙举行的一次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的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当时,我们也都听说了林先生不幸罹患重疾,已经卧病床头了,但是林先生还是撑着病体来到了会议现场,并对在场的青年学者讲了一些鼓励的话.在我们华师近代史所,朱英教授因为早年的研究领域与林先生比较接近,所以接触相对比较多一些.我因为比较侧重于经济史研究,因而与林先生没有太多的接触.

张:您刚才说到当时学校有77、78、79、80、8*五个年级的学生同时在校,当时是一种什么情况?相互之间接触多不多?

彭:情况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国家是1977年12月恢复高考的,所以77级入学的时间实际上是1978年春季了,不是一个正常的入学年份.所以到1981年秋季,我们刚入学的时候,77级四年级的上半学期刚结束,所以77级跟我们8*就有半年时间同时在校.这种情况当然也不是华师独有,当时全国各个高校基本上都是如此,77、78、79级的学生,普遍阅历丰富,年龄稍大,稳重成熟.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批学生时间抓得特别紧,学习尤其刻苦,这对我们这批从高中直接上来的学生无疑会产生一些影响.77级年龄普遍较大,主要是从社会上考进来的,他们能够从十年积压的570万考生中脱颖而出,应该说素质都是相当高的.现在想来,那时候从他们身上还是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8*基本上是从学校到学校,没有什么人生阅历,进入了大学,对于大学的学习最初还是颇感迷茫的.因为高中的学习和大学的学习是完全不同的,那时候的高中虽然应试教育的程度不像现在这么严重,但也主要是围绕着高考来学习的.当时的大学生和现在的大学生相比,其地位还真是不一样,普遍被社会视为“天之骄子”.但是,进入大学以后,学习的跨度很大,进度很快,真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学了.那个时候,学习的资源远不如现在那么丰富,也没有那么容易获取,学习参考资料还是比较匮乏的,当时主要还是依靠教科书.所以,我们进校之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更快地适应大学的学习与生活.我记得,当时我们的辅导员就请了77级的老大哥、老大姐来给我们介绍大学的学习方法,怎么样适应大学的学习,如何利用图书馆,等等.在我的印象中,现在我们华师教育学院的周洪宇教授当时就参加了这样一个活动,来给我们传授学习的经验与方法、包括如何利用图书馆查阅资料.

张:您读大学的时候,也是我国改革开放的起步时期,也是思想开始解放的时候,这种思想解放在大学是如何表现的?

彭:讲到思想解放这个问题,我觉得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这样来看.首先一个方面是,大家都非常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时期,知识分子被视为“臭老九”,“读书越多越反动”,这极大地伤害了知识分子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一个国家如果不珍重知识分子,这个国家也就看不到前途.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青年人从无书可读转变到有书可读并且有人教你读书的状态,尽管我们那时候的学习条件远远不如现在,但是我们基本上每天都是泡在大学的图书馆,年轻人的读书热情可以说是空前高涨.因为大家的学习热情很高,所以图书馆的座位非常紧张,为了要抢到一个座位可谓煞费苦心,挤掉书包带、挤脱鞋子是常有的事.第二个方面,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当时无论是老师的教学,还是我们的学习,如果说思想解放就像一块坚冰,其实很大程度上只是在慢慢融化.我们今天讲思想解放,好像是一步到位,其实根本不是这样的,那样也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比如说,老师们在讲战争以来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时,基本上还是按照“三大”这样的线索来讲的,并没有突破这个大的框框.总体情况基本上就是这样,但是在讲到某些具体历史问题时,他会提到关于这些研究现在有哪些突破,有哪些新的观点与理论,等等.这些具体的历史问题包括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等近代史研究中的重大问题,比如对义和团运动,过去提的都很高,后来慢慢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至于辛亥革命那就更不用说了,我们华师的老师们当时就已经开始跳出传统的看法,开始以新的理论与视角对其进行研究,在授课时老师们都会提出一些与流行的看法不太一样的观点与理论.而且由于当时改革开放已经是一个明显的历史趋势,当时的大学与海外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术交流也在逐渐增多,一些新的理论与方法也随之而来,这都会对我们传统的史学观念产生影响.我们自己也在不断的思索,觉得对很多历史问题而言,过去的解释并不是唯一的一种解释,还可以从其他的方面或视角予以解读,使历史研究逐渐走向深入.第三个方面,我想说我们读大学的时候管理还是非常严格的,严格到现在的孩子会觉得不可理解.比如说,当时大学普遍规定,大学在读期间是不允许谈恋爱的.还有更为极端的规定,当时大学生是不允许跳舞的,到大学四年级时,才开始慢慢改变.这在现在是完全不能想象的,现在的大学生如果不在大学谈一场恋爱,似乎就枉费了自己的青春.在这样一种严格的管理之下,大家的主要精力也都是放在学习上,尤其是对专业的学习.我本科时期是1981年到1985年,今天看起来,那时我国的思想解放也只是刚刚启动和初步发展阶段,我们在大学所接受的教育,主要还是以传统教育为主,思想观念也正处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阶段.

张:谈到历史研究,没有人否认历史的警世和醒世价值.众所周知,近代中国的历史充满了耻辱和磨难,您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历史研究和教学工作,您如何看待历史研究的社会价值?

彭:我们都知道,中国是一个特别重视历史传统的国家.在我们国家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中,历史文献占了很大的比重.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历史是文化的载体,而文化是一个人、一个国家得以安身立命、国泰民安的根本基础所在.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曾说过一句名言:欲灭人之国,必先灭其史.所谓“灭其史”就是灭掉它的文化.所以,中国人或者说我们这个国家相信,历史能够给予现世的人们以警示或醒世作用,甚至是资政作用,我想这一点作为历史研究的基本价值或者说功能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不仅是在中国,在西方,人们同样具有历史对未来具有借鉴作用的观念,像“学史使人明智”、“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言.恩格斯也说过,我们根本没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当然,以上是就普遍意义上来说的,对于个人来说,历史同样具有这样的功能.我记得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 ⑦ 曾说过一句名言: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这句话是1931年贝克尔当选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时的就职演讲的题目.他指出,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虽然是无意识的,但时时刻刻都暗合了某种历史观念,从真正的意义上讲,历史不可能与生活分离.因此,在这里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谈历史研究的价值或功能问题.

首先,我觉得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历史价值最基本的一点是:我们必须寻求最真实的历史,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历史研究必须要以“求真”“求实”作为构建历史大厦的基础.我不能说这一点是历史研究唯一的价值,但至少也是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因为无论我们说历史价值的“警示”“醒世”也好,或者说如司马光所言“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的“资政”功能也罢,历史研究这些作用的发挥,首先而且必须建立在真实的历史基础之上.我们搞历史研究,撰写历史著作,编写历史教科书,哪些历史资料要进入我们的著作或教材,如何来看待这些问题,我想每个历史工作者的个人因素都在其中发挥着作用,换句话说,历史研究的主观性事实上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史学界的很多人都在提倡,我们搞历史研究要超越或超然于历史材料之外,秉持纯粹客观的历史观念,站在一个中立的立场,但那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在事实上是行不通的.虽然历史研究的主观性不可避免,但作为一个合格的历史工作者,我们仍然要尽自己的最大能力、最大可能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或真相,而且只有这样,你才能够相对正确地理解历史和解释历史,你的研究才能建立在一个科学基础之上.我有一个基本的看法,历史作为一门科学,其首要条件是历史真实,没有真实所谓历史科学就只能是一种海市蜃楼.

其次,历史科学的价值或功能一定是建立在真实的历史基础之上的.如果我们的历史研究是建立在虚伪的基础之上,或者说因为某种原因,历史事实被扭曲或乔装打扮了,任凭你再怎么巧舌如簧,雄辩如战国时期之名家,你的这些历史解读或建构都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之上,那么这在我看来,你的这种研究是没有办法产生“警世”或“醒世”作用的,也是没有意义的历史研究,历史是不能容纳谎言的.也正是从这个角度上,我常常在想,我们的历史研究一定要去发现问题,解释问题,从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中引申出历史问题对当代社会的价值或功能.我们如何去发现问题,其实和现在我们所谈到的历史研究的“借鉴”功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广义上讲,历史研究其实是什么问题都可以研究的,就像英国著名哲学家大卫·休谟 ⑧ 所说的那样,历史不仅是知识中很有价值的一部分,而且还打开了通向其他许多部分的门径,并为许多科学领域提供了材料.我们过去的历史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的上层,集中在精英阶层的历史,对于广大中层社会的研究远远不够,至于下层社会就更不用说了.但是,现在历史研究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广大中下层社会的历史显然已经成为了史学研究中最有发展前途的领域之一.只要你肯付出足够的努力,就总能够发现那些从前为人们所忽略的历史资料.从这些历史资料出发,结合相应的历史背景,对于历史问题就能够提出不同于以往的新观点、新解释甚至是新理论.就像我们在前面提到的蔡少卿先生对于近代中国秘密社会的研究,其中就有很多具有原创性的观点,对于我们重新理解和解释历史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历史从来不是根据某个人或某些集团的设想展开的,而是在多种力量交叉、冲突、平衡又失衡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些力量是我们无法预测甚至是无法理解的,甚至某些偶然性的事件就会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历史虽然充满了偶然性,但也并不是毫无规律可循.固然,历史不会重复,但历史背后的逻辑则很有可能重复.这也是历史研究的魅力和魔力之所在.

最后,我们从事历史研究工作,从我个人的研究体会来看,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会发现问题,要去发现历史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对这些历史问题的精细研究来体现历史研究的社会价值.如何去发现问题?我认为主要有三种方法:其一,我们要尽可能从史料中去发现问题.从史料中发现问题,过去我们主要是从文字的史料中即文献的记载中去发现问题.一直以来,我国向以传世的典籍文献浩如烟海而著称于世,所以你涉猎的文献越多、越广、越深,那么你发现问题的机会也就越多,我个人认为这是发现历史问题相对较好的途径,傅斯年先生的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说的也就是这个问题.在你广泛的阅读过程中,你会对相关史料进行梳理、分类、比对,很容易就会发现问题,再将这些问题与以往研究中的结论相印证,很容易就会产生新的疑问,从而推动对有关问题的研究.而且,发现问题以后,你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就不用再到处去找资料了,因为你已经看了很多的资料,研究也就有了很好的基础.这就像做饭一样,“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现在有了历史资料的“米”了,那么做出一桌好饭不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吗?因此,从史料中间发现问题,我认为这是发现历史问题的一个最基本的途径.当然,从史料中间发现问题,从今天史学的发展来看,其实我们还可以有更多的途径,也就是说,要大力拓宽史料来源的渠道.我们过去主要是从文字、典籍等传统传世文献中获取史料,现在我们还可以通过很多的方法,比如人类学的方法、田野考察的方法,从更宽广的视角发现更多过去我们较少用到的史料,比如碑刻、家谱、契约、图像、口述等等,都应该纳入到我们史料应用的范围之内.我们还应该积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创建属于自己研究课题的数据库,从而推动我们的研究向着我们所期待的方向发展.总而言之,在当前的史学研究中,史料来源的路径可以说是越来越宽广,越来越多元,越来越方便.

其二,我们在史学研究中发现问题的第二个方法,我认为我们应该从史学研究的现状中去发现新的问题,也就是说,要从学术史的角度去发现一些问题.这里很明显的一个问题是,或许你在阅读史料的过程中会发现一些问题甚至是一些很好的问题,假如你不站在学术研究的前沿,你就不知道这些问题学术界究竟研究到什么程度,可能你发现的一些问题,学术界已经进行了很好的研究,你在一种不知道的情况下,继续对这些问题展开研究,那岂不是做无用功吗?学术研究的根本要求是创新,而创新并不是无中生有,总是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再向前推进.从对学术史的梳理与分析之中,我们也会发现许多很好的研究课题.可以这么说,一个学者对相关问题的学术史了解得越深刻,就越容易从学术史的角度发现新的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一个好的史学研究者,他必须牢牢站在学术史的角度去进行自己的研究,因为历史学科是一个相对传统和研究深入的学科,对于很多历史问题的研究都具有相当的深度,在相关问题上如果不站在学术史的角度去观察和揣摩,恐怕是很难发现新的研究课题的.对于历史研究而言,哪怕是很细微的小问题,如果确实是有新的见解,那么他在学术史上就是有意义的研究.

其三,发现问题的第三个路径,我个人认为,应该立足于现实关怀,通过逆向式的思维去发现问题.我们都知道,历史是延续的,今天是昨天的延续,明天是今天的延续,它总是不断延续的.由于这种不断的延续性,所以历史之间的联系就一直在持续着,这是任何人为的力量都不能割断的.比如说,今天发生的某件事情,它一定不是历史上类似的事件的简单重复,但是其中一定存在着某种逻辑上的联系.学史使人明智,我想它的道理大概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无论前人成功的地方,还是前人失败的方面,后人总是能够从中汲取到相应的经验或教训,从而帮助我们今后在前进的道路上尽可能地少犯错误甚至是不犯错误.在现实社会中,会有很多重大的社会问题值得研究,在历史上这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前人或许也曾经或多或少地面临过,那么我们就应该看一看前人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前人在处理这些重大问题的过程中,效果怎样?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失败的原因又是什么?我们通过认真细致的研究,大体上就能够搞清楚其中的因果关系,而问题的因果联系是世界上应用最广泛的联系.弄清了这些复杂的因果关系,就会给予我们很多的历史启示.我们今天所谈到的“警示”“醒世”或者说“资政”“鉴戒”等问题,都属于历史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所在,我们都可以通过立足现实、逆向思维在解决历史课题的同时,为我们的社会建设提供新的思想资源.我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历史研究路径.我们研究中国近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等许多问题,都与当代中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说,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工业化的后半程,它所带来的很多问题显得异常突出,就像环境污染问题,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社会各界都非常关注的问题.(张:基于现实问题,从历史中汲取教训,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历史的悖论恰恰在于:人们似乎很难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我国目前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都曾发生过十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然而,我们国家却何以把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式的发展之路老老实实重走了一遍?)如你所言,我们国家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的确把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重走了一遍,我们的环境污染问题甚至可能比当时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更严重.老实说,这的确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不过,我想说的是,这个层面的问题的复杂性恐怕并不是历史学者的影响力所能改变的.我们学习历史和研究历史,可能多多少少对自己的学科和研究领域有所偏爱,甚至会无形中夸大它在现实社会中的作用,这大概也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历史学者的声音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还是比较弱小的,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当下,在一个急功近利、物欲横流的时代,尤其如此.对于我国严重的环境问题,需要多方面的人士共同参与和努力,提高认识,才有可能对症下药,逐步解决环境问题.历史学者的任务是求真求实,比如说当年伦敦号称“雾都”,照今天看来,其实就是雾霾,这是英国工业化过程中所犯过的错误.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吸取这个历史教训呢?我们说历史研究尽管具有一定的“警世”功能,但这个功能是否能够发挥作用,在很多时候都不是历史学者所能左右的.作为一个学者而言,前面我们说了,他的声音还是非常弱小的,他的研究成果很多时候并不能引起决策者的关注.历史研究是一回事,是史学研究者的本职工作,而关注历史研究的成果,则应该成为决策者们的一种历史情怀.这就牵扯到非常复杂的现实问题,比如我们过去的发展模式,我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讲,它并不是一种发展,而是一种增长,它追求经济规模的扩大和数量上的增加,也就是单纯追求GDP的增加.这种观念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其影响在短期内是很难消除的.那么发展又是什么呢?发展追求的是经济效益和经济质量上的进步,这种进步是通过提高技术水平来实现的,从而降低资源能源的消耗,尽可能地减少对环境与生态的破坏.当前我们国家的经济转型,其实质就是要从过去那种追求数量规模的增长模式,转化为追求质量与效益的发展模式.还有一点,由于我国的强政府、弱社会的这样一种传统,一些重大的社会工程,民间并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但这种声音却很难传递到高层.虽然我们常说,学史使人明智,但这种智慧并不是总能转化为政府的智慧.总体而言,我认为,由于现实条件的制约,历史学者在当代中国某些特别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上,其能发挥影响的余地相对还是比较弱小的.我们做历史研究,也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他最基本的工作还是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至于从历史研究中所得出的一些经验与教训,如何把这些历史启示转化为政府或社会进行决策的参考,我认为还应该有专门的人士比如政府的智囊机构或专门的政府咨询机构来从事这项工作.

张:从“中间经济”到“半工业化”,这是您对近代中国手工业史研究的一个特别贡献,请问提出这些学术观点您经历了怎样的学术思考与探索?

彭:关于“中间经济”和“半工业化”这些概念的提出,这与我上面讲到的问题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研究历史,特别要重视从历史中发现问题,也就说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如何发现问题,我刚才也说了,主要有三种路径,即从史料中发现问题、从学术研究的前沿发现问题、从现实关怀中回溯历史发现问题.我记得,当时我在做博士论文选题的时候,虽然中国近代手工业史当时也是我的选题之一,但一开始我还在犹豫是不是要做近代手工业史研究.因为当时我还有另外一个选题,就是想做关于慈禧太后的研究,当时学术界把慈禧太后说的那么坏,我就在想,一个女人在中国这样一个男权社会——而且还是在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历史背景下——能够呼风唤雨、叱咤风云的维持了几十年的统治,总还是有一些值得研究的地方,有她自身的一些独特的方面.但是真的到了选题论证的时候,我们近代史所导师组的几位老师,包括章先生、罗福惠教授、严昌洪教授,还有马敏老师、朱英老师等都在场,我就谈了自己对于选题的想法,上述两个题目我都报告了.我记得当时马敏老师说,这两个题目当然都是不错的,应该说都可以做.但是,他又接着说,据他了解,国外已经有人对西太后做了很好的研究,甚至专著都已经出来了,所以他认为做中国近代手工业史的研究会更好一些.既然国外已经有人对慈禧做了充分的研究,那当然就只能放弃了.这样,我博士论文的选题就定为从工业化的角度来研究中国近代手工业的发展变化的情况.

事实上,之所以选这个题目,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资料的原因.我们知道,彭泽益 ⑨ 先生编写了四卷本的《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约200余万字,堪称是一部皇皇大著.虽然这本书是彭先生选编而成的,但是无论是它所包含的内容,还是它的史料来源之广泛都是相当令人敬佩的.当时,我就想以这部书为线索,再去旁及一些其他的资料,会在史料的准备方面减少很多无谓的劳动.历史研究的基础是史料,既然有了这样的史料基础,就促使我下决心在中国近代手工业史研究方面能够做出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除了这个原因之外,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我毕业之后从事近代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在研究的过程中我就发现,从当时学术界的情况来看,彼时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界非常重视对机器工业的研究,比如包括汪敬虞 ⑩ 先生在内的一大批学者,他们当时都在研究中国近代的机器工业,可以说是当时的一大热点.相对来说,那个时候对于中国近代手业史的研究是不够重视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彭泽益先生就呼吁,一定要重视对不冒烟的工业的研究,也就是说要重视对手工业史的研究.彭先生这样讲是有道理的,因为相对于手工业在近代中国经济构成中的地位和影响而言,当时学术界对于近代手工业研究和重视程度的确是远远不够的.基于以上两种考虑,所以我相信研究近代中国的手工业问题在一些前人所忽略的地方是能够有所作为的.另外还有一点也是促使我研究上述选题的诱因,这与吴承明?輥?輯?訛先生有关.我们都知道,吴承明先生是我国经济史研究领域的大家,吴先生对于近代中国的手工业特别是工厂手工业有许多非常独到和精辟的见解,他的许多观点我是深受启发的.大概就是在上述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使我决定对近代中国的手工业问题展开研究.

在研究的过程中,我提出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观点:我认为中国近代的手工业是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一种“中间经济”.章先生在我论文的开题报告会上,肯定了这篇博士论文选题,说一个好的选题等于论文成功了一半.这个观点其实也是基于一个最基本的认识,就是我一直都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尽管有很多学者都在研究近代中国的工业史,其中主要是机器工业史,但是在近代中国,当你把机器工业与手工业进行仔细比较后,你就会发现,手工业在近代经济中绝对居于主体地位或者说主流地位,如果按照现在流行的GDP标准来折算,近代中国手工业的GDP产出是远远高于机器工业的.这样问题就来了:中国近代的手工业为什么能够长期存在?而且能够在国民经济中居于主流地位?按照我们从前所接受的理论与观念,无论是在学习的过程中,还是从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来看,大家都认为手工业是非常落后的,有些学者甚至声称,正是落后的手工业阻碍了机器工业在中国的发展,客观上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然而,事实却并不是这样.那么中国近代手工业长期存在的原因何在?它的存在又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正是基于上述问题的思考,也注意到当时学术界对中国近代手工业的主流观点:即把近代工业发展缓慢的原因、把机器工业发展困难的原因较多地归因于近代手工业的存在,这样的看法无疑是比较偏颇的.同样,这种看法也是十分笼统的,因为它对手工业本身长期存在的原因和生命力旺盛的原因,是缺乏科学系统的研究的.有关近代手工业的上述问题既然已经非常明显地展示出来了,那我们就应该对它做一个综合和科学的研究.因此,我就从手工业在近代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这样一个角度,致力于搞清楚它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首先是要弄明白近代手工业与近代农业、机器工业等之间的关系,也就说要了解近代手工业与外部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另外一点,还要搞清楚近代手工业自身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对于手工业本身的研究,一是要研究它在制度层面的问题,二是要研究它在技术层面的问题,同时,对于它在管理层面的问题也要进行研究.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来说,那就是既要研究它的生产关系,也要研究它的生产力.经过这样抽丝剥茧式的研究,你就会发现,近代手工业的存在和强大有其合理性和逻辑性.它的合理性是什么呢?我认为就是它的“中间经济”的性质.

对于“中间经济”,我是从两个层面来定义的:其一,中间经济是处于传统农业和现代工业之间的一种经济形态.在近代中国,传统农业的力量依旧是最强大的,尽管传统农业依然是一种小农经济,既没有机械化也没有现代化,但是它的生命力十分旺盛,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构成中基本占据主导地位.近代中国虽然有一些机器工业,在某些大城市甚至是居于主流地位,但是就中国近代经济的整体构成来看,机器工业依然是相当弱小的.介于传统农业和现代机器工业之间的经济成分,就是我所定义的“中间经济”,中间经济虽然没有传统农业那么大的力量,但是较之于机器工业却又占据着明显的优势,这一点是基于“中间经济”的块头和地位而言的,这是第一个层面.其二,另外一点,近代的手工业其实是存在着很多的变化的,它和传统的手工业虽然有很多的联系,但在更多方面却出现了变化.无论是从近代手工业的制度层面,还是从它的技术层面,有一部分手工业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的.比如棉纺织手工业,也包括丝织业,它们作为近代手工业的主要构成部分,其变化是非常巨大的.这种变化,我就把它定位于一种中间层次的变化,即它是一种“中间经济”.从技术层面来讲,“中间经济”,它已经脱离了传统的技术,但是它又没有达到现代技术的水平,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中间技术.以棉纺织业为例,近代纺织业已经从传统的木式纺织发展到手拉机的层次,其效率已经有了较大的提高;到后来,铁轮机开始在纺织业中广泛应用,因为铁轮机的技术水平已经达到能够运用蒸汽或电力等非生物能源来驱动轮轴,所以其工作效率较之手拉机就有了非常大的提高,这对于提升手工业性质的纺织业的整体竞争力具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这种技术我们或可称之为“中间技术”.从以上两个层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把手工业作为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部门,就它与其他经济形态之间的关系及其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地位与影响而言,还是从近代手工业自身所发生的一些制度与技术层面的变化来看,我觉得把它定义为“中间经济”,就基本能够解释为什么近代手工业能够长期存在.应该说,从近代中国工业化的进程来看,“中间经济”确实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这一点是不能被忽视的.

至于后来我提出的“半工业化”的概念,应该属于“中间经济”概念的延伸.我的近代手工业史研究,其主要着力点是乡村手工业,当然也有一些城市手工业.之所以提出“半工业化”的概念,是因为我在研究中发现,有一部分手工业其实已经发展到了“半工业化”的阶段.我们把中国近代手工业放在整个人类工业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来观察,发现它既非工业化之前那种传统的工业形态,也不是后来实现了高度机械化的那种现代工业形态,近代手工业正处于这两者之间,所以我把它称之为“半工业化”.我在研究过程中提出这个概念,可能是受到了西方那种原始工业化理论的影响,原始工业化的理论大约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但是它的流行却是在70年代,这一理论的提出者是美国学者门德尔斯,而德国学者克里特、梅迪克和施芦伯姆等人编撰的《工业化前的工业化》一书则完整系统地对原始工业化理论进行了阐发.什么是“原始工业化”?原始工业化就是指,以传统组织形式的、以市场为导向的、主要分布在农村的工业的迅速发展.它与早期工业化的第一阶段即纺织工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可见,原始工业化是指工业革命之前的工业化,该理论的提出主要是想证明工业革命之前欧洲手工业的发展已经在内部为现代意义上的工业革命准备了条件,包括制度条件和技术条件.

我国近代手工业的发展变化,在战争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虽然也受到了西方工业文明的巨大冲击,但是当时我国的手工业其自身并没有发生十分明显的变化.根据吴承明先生的研究,当时我国传统手工业中有一些部门确实走向了衰落,但是绝大多数手工业部门是没有发生多大变化的,它还是以原有的状态继续存续下去.但是到了甲午战争之后,我国近代手工业就开始明显发生了变化.(张:中国地域辽阔,这种变化在沿海和内地应当有不同表现吧?)正如你所言,对于地域辽阔的中国而言,任何问题都不能一概而论.在东南沿海地区,近代手工业的变化显然更大一些,之所以会这样,其实是意味着这些地区的手工业受到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更猛烈一些,西方现代工业对它的威胁也就更大,为了应对这种威胁,沿海地区的手工业必须做出一些改变,否则就会直面消亡.但是,这种变化在内地,尤其是偏远的农村,其表现就不明显,甚至是没有任何变化,依然保持着传统的状态.(张:内地的这种几乎看不出来的变化,是否与交通不便有着直接的关系?)交通不便肯定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欧美国家的廉价工业品限于交通之不便,对偏远地区手工业的冲击自然会小一些.根据我们上面的讨论,中国近代手工业的发展变化,应当以甲午战争为界,甲午战败之后,包括手工业经济在内的中国社会确实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原因,一是战争以来在中国社会内部逐渐积累了相当多的足以引起各种变化的因素,二是甲午战败对于中国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作用.这就像梁启超所说的,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回到我们谈到的手工业问题,就是说在甲午战争之前,在中国近代手工业中也一直在积累着变化的因素,只是这种变化在甲午战败后恰恰实现了“量变到质变”的转化.(张:您说的手工业的这种“半工业化”似乎与地域空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半工业化”的程度在我国的东部、中部和西部的表现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半工业化”在东部地区的表现最为明显和典型,中部地区变化不大,而西部地区则几乎没有变化?)你的这种理解也是可以的.不过,我想指出的是,当时我在研究中国近代手工业的“半工业化”问题时,无论在行业和地域上都是有所选择的,确实存在着“典型地区”和“典型行业”现象.从典型地区上来说,第一个是在华北的京津冀地区主要是在天津附近——例如在高阳和宝坻——的表现比较典型,此外在华北的河北、山东等地的表现也都比较明显.上述地区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所谓环渤海地区.第二个呢,就是今天所说的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周边以及浙江的湖州、嘉兴等江南地区,江北地区的南通、海门也都比较典型.第三个典型的地区,就是现在所谓的珠三角地区,比如顺德、南海、中山等地.就典型行业而言,上述三个典型地区,前两个地区以棉纺织业为主,珠三角地区则是以丝织业为主.大体上而言,这种“半工业化”的情况,主要是在20世纪初比较集中、比较成规模的体现出来,可以称之为一种颇具特点的经济现象,或者就叫“半工业化现象”.而且这种“半工业化现象”延续的时间也很长,至少可以延伸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到了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上述地区相继沦陷,近代手工业的“半工业化”的进程也随之被人为地的阻断了.

至于西部地区的手工业,其“半工业化”的表现虽然很不明显,但也不是绝对没有.尤其是全面抗战之后,由于东南沿海的相继陷落,东部地区的工业和手工业开始大规模地向四川、云南等地内迁,在四川成都、重庆等地的周边,就开始出现了类似我们前面所说的“半工业化现象”.由于我的研究时间截止到1936年,所以对1937年之后的内地的“半工业化”现象缺乏细致的研究,对于其具体情况还不是很清楚.但是,1937年以后,内地的“半工业化”现象肯定是有,只不过这种“半工业化现象”更多的是人为因素的作用,而不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自然出现的现象.而且随着时间的递进,“半工业化”本身也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哪个地区受到西方冲击的时间越早,受到冲击的程度越大,那么它出现这种变化的时间也会更早一些,规模也会更大一些.(张:按照您的理论从逻辑上来推理,如果没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那么近代中国手工业的“半工业化”进程,实际上就会呈现出一个从沿海到内地的逐步推进的态势?)是的,逻辑上讲应该是这样过程.就像我们前面所指出的,西部地区手工业“半工业化”的兴起并不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逻辑上的延伸,不是自然的结果,而是战争作用下的结果.反过来说,东部地区“半工业化”的衰退以至于它的消逝,也不是自然的消退,同样也是由于战争的影响而导致的结果.我们甚至可以大胆地假设一下,假如没有那场战争的话,我认为,东部地区的“半工业化”是非常有可能通过其自然的发展就会顺利地过渡到现代工业化的阶段.虽然抗战之后手工业的有关问题我没有做过详细的研究,但是我对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的乡镇工业的发展历史曾经做过一定的探讨,特别重点关注了江浙地区的乡镇企业的有关情况.我发现,江浙地区很多的乡镇企业比如集体企业、队办企业等等,追本溯源,你会发现它的技术来源和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其实都是来源于解放之前就已经存在的技术,也就是我们前面讨论的“半工业化技术”.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乡镇企业的大发展,村办企业的遍地开花,应该说很大程度上就是解放前业已存在的“半工业化现象”的逻辑延伸.这是我最基本的一个观点,也是我分析“半工业化现象”的一个观察视角.

张:谈到传统社会向现代国家的转型,近代日本一直是作为一个最为成功的典范来看待的.比较中日两国在近代的命运也一直是近代史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您能否从中日两国的经济结构方面的差异分析一下两国近代社会转型反差如此之大的经济因素?

彭: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是我对日本经济史缺乏深入的研究,只能肤浅地谈一点认识.的确,在后发工业化国家中,日本是一个向西方学习的成功典型.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日面临着相同的命运,也几乎同时开始自救,日本发动了明治维新运动,中国掀起了洋务运动,但是,30多年后,结局截然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说,甲午战争是对两国向西方学习成效的一个检验,清朝被日本打败了.对于清朝失败的原因,国内学术界从政治、经济、社会、军事上做了很多的分析.我们不否认,当时清政府的腐败,已经无法领导国家的现代转型,但是,清政府并非不想有所作为,否则,也不会有延续30余年的洋务运动.因此,需要更为深层的分析.在这个问题上,国内学者严立贤做了很好的探索?輥?輰?訛,在社会经济结构上,中日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差异,一是在起步阶段,明治维新前,日本农村工业存在的基础是农民的剩余产品价值,能够带来市场的扩大,进而为明治政府自上而下的工业化准备一定的市场条件,洋务运动前,甚至更早,中国的农村工业也有发展,但这种发展主要是为家庭消费而生产,是必要产品价值的生产手段,缺乏农民剩余产品价值这个基础,市场极其狭窄.因此,同样是自上而下的工业化道路,洋务运动困难得多.二是在发展阶段,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洋务运动中,清政府通过移植西方工业技术,建立起了一批大型企业,但是,这些企业缺乏与本土工业互动的基础,日本不一样,明治政府通过殖产兴业,也建立起了一批大企业,这些大企业与成千上万的小企业、即本土工业有着良好的互动,许多手工业工场或作坊成为大企业的厂外加工点,虽然也有竞争,但总体上是适度竞争,在良性互动中推动了日本工业化向前发展.总的来说,我认为认真研究近代以来的中日两国社会转型之迥异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借鉴价值.

张:众所周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是国内近代史研究的重镇之一.您能谈谈贵所最新的研究动向吗?

彭:客观地说,我们华中师大近代史所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术团队,能够在这个所里学习和工作,就我个人而言可以说是一种人生幸运.提到近代史所,首先要谈到这个所的创始人章开沅先生.大家都知道,章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其学问之渊博、学术视野之宽广、学术创造力之旺盛这是史学界所公认的,这里我们就不展开讲了.学问而外,章先生还有着令人折服的人格魅力.用时髦一点的词汇来讲,可以说章先生不但智商极高,情商也远高于常人.在华中师大发展的关键时期,章先生曾出任华中师大的校长,为华师的发展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在担任华师重要领导职务期间,他是以学者型的大学管理者而著称的,而且从本质上来说,章先生仍然是一位纯粹的学者.他对研究领域的把握,对研究课题的发现,对研究方向的导引,应该说对我们所里好几批的史学工作者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同时,章先生的人格魅力也在深刻地影响着他的学生.从这一点上说,无论是我们现在的马敏校长、朱英所长,还是包括我本人,在我们从事学校和近代史所的管理过程中,都受章先生的影响.我们更多的是从学术或学者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尽可能地摆脱所谓官场的各种条条框框的约束,因为我们都清楚,官场上的所谓“规矩”在一定程度上会妨碍学术的发展.官场上的东西越多,就越容易阻碍学校和近代史所的学术发展.实事求是的说,章先生对我们的影响应该说是全方位的.他为近代史所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倡导了十分优良的学风,近代史所今天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离不开章先生的奠基之功.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近代史一共有专职研究人员17人,我们的研究梯队完整、研究领域分布合理、研究氛围浓厚,应该说这是一只老中青相结合的研究团队.当然,现在章先生已经从研究岗位上荣退了,包括严昌洪教授、罗福惠教授也都已经退休了,但是他们虽然人退了,研究还在继续.章先生每天上午还会定期到他的工作室来走一走,看一看,指导青年学者进行研究.严昌洪教授和罗福惠教授则几乎是天天来,暑假的时候,我到所里从事研究,我就注意到罗老师每天都会到所里来进行研究.这些老一辈学者的亲身垂范,在所里就日益形成了浓厚的研究风气,大家都心无旁骛,潜心向学,而这一点对于近代史所的发展尤其重要.目前近代史所的研究人员的年龄结构也非常合理,从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到80年代,每个年龄段都有几位具有相当研究水平的学者,梯队的完整,对于近代史所今后的发展无疑是非常有益的.

目前近代史所在研究领域的布局上,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对近代经济史的研究.相对而言,目前经济史研究领域的人员要多一点,力量也强一点.二是对近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比如何卓恩教授对大陆赴台知识分子的研究、许小青教授对大学文化的研究等方面也都各有新见,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三是对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近代政治史的研究方面,相对来讲,目前研究人员要少一些,规模也小一些.但是,一些青年学者在晚清政治史的研究方面也已开始崭露头角.四是对近代教会大学史的研究.教会大学史的研究,是章先生晚年所倡导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目前已经聚集了一些研究力量,包括在资料建设方面,在国内各高校中相关研究机构中也是走在前面的.近代史所目前的重点研究方向,经济史当然是首当其冲的.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起步当然是章先生早年亲自倡导的,而且他在致力于近代资产阶级问题研究的时候,非常敏锐地注意到近代商会的作用,他把商会作为近代资产阶级的一个载体加以细致研究,从而使得近代史所在商会问题的研究中走在了国内各高校的前列,从商会的角度研究资产阶级,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开资产阶级研究领域之先河,取得了十分丰富的研究成果.过去我们讲中国近代资产阶级,讲的都十分抽象,似乎只是书本的概念,以商会作为资产阶级的载体,资产阶级一下子就变得有血有肉了.而且,商会领域可研究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说它是一座金矿银山都不为过.所以,这么多年来,近代史所在近代商会问题的研究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也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马敏教授、朱英教授他们从攻读硕士学位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他们的这些研究奠定了我们所经济史研究的基础,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在国内近代史学界也是公认的.总之,近代史所从以商会为代表的社团史研究起步,后来又逐步发展到对同业公会的研究以及各种社会群体的研究,范围在逐渐扩大,这是我们的优势,而且以后这块依然会是我们主攻的方向.目前我们对近代商会、商人、商业的研究,已经将其置于全球化视野下予以考量;同时我们研究的范围也进一步扩大了,我们还注意研究全球化视野下的华人商业组织和商业活动,在这个方面,朱英教授正在致力于对海外侨商和商会的研究,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有一批成果问世.马敏教授还在继续关注博览会史研究,马老师早年在做商会史比如绅商研究的过程中,就已经开始关注博览会史研究.应该说,马敏教授在国内即使不是最早关注博览会史的学者,也是最早关注博览会史的学者之一,我认为,对博览会史的研究可能也是他下一步会继续深入探讨的问题之一.过去我们的经济史研究,不论是商会史、同业公会史,还是博览会史,大多是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来展开的,我们觉得仅从上述角度出发可能还存在着不足.除了原来的那种研究模式之外,我们还应继续探讨从新的角度、运用新的理论对上述问题进行新的思考.经济史研究方面,对近代工业史、手工业史、行业史等的探讨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在这个研究方向上,除了我本人之外,还有魏文享教授、严鹏副教授也都在这方面进行着新的探索.比如,严鹏的研究重点是近代一些著名企业的发展与变化情况;魏文享教授则主要在从事近代工商税收研究,这应当是我们研究所研究方向的一个重要变化.商会史的研究确实是我们的优势和传统,但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此,拓展新的研究领域,也是我们今后持续发展的新的增长点.

至于我本人,因为工作的关系,做研究的时间实际上已经很少了.概括来说,近年来主要在从事两个方面的研究工作:一个是对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的研究,目前这个已经完成且已经结项了,不久有关研究成果就会出版.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是这些年我非常用力的一个研究方向,这个实际上也是商会史研究的一个拓展.过去我们对这个商会组织关注很少,因为这是社会底层的一个商会组织,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出来,“马路商界联合会”,在大马路上的一个商会嘛.除此之外,我对近代的手工业也还一直在进行探索,我组织了一个包括国内一些知名学者在内的学术团队,可能今后好多年都要围绕这样一个项目来展开研究:即“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整理与研究”.这是2014立项的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今年(2016)中期检查之后,作为重大项目又获得了滚动资助.我们已经搜集了大量有关中国近代手工业史的资料,并已经开始着手进行系统整理.因为目前国内还没有一部关于近代手工业史的通史,所以我们的愿景是编写一部大型的《中国近代手工业通史》,我们计划从1840年一直写到2000年.我们通过编写这样一部通史,不但要了解中国近代手工业发展与变迁的历程、探讨它的特点、甚至发现其中的一些规律,我们认为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因为编写通史的需要,我们会搜集大量的史料,这些史料在必要的时候,我们也会把它出版.我们希望,通过上述工作能够推动国内近代手工业史的研究工作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张:最后一个问题,近些年来,大学的学术评价体系屡屡成为媒体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作为一位大学管理者,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大学学术评价体系今后应该朝着什么方向发展?

彭:这个问题很有现实意义.的确,现在的学术评价体系,不仅仅是媒体讨论关注的热点问题,我们大学本身对这个问题同样也很关注,而且这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曾在学校科研部工作过,也正好从事过这方面的服务.学术评价体系的存在,应该说还是有其必要性的.我们的学术评价体系,与整个社会大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大学号称塔,但毕竟不是世外桃源,它也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应该说,社会上存在的问题,大学也都不同程度的存在.我们都知道,现在社会上包括国内的国外的对大学的各种排名可谓五花八门,花样百出.虽然我们口头上可以不去理会它,不关注它,但是实际上它就在你的身边,只能说你不必过多的关注它,完全不关注它,不可能,它对大学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因为这些东西多了之后,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它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大学的办学声誉,会影响你招生的生源质量,所以大学排名与大学办学质量之间无形中被关联起来了.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我们完全不去理会它,没有自己的一套学术评价标准,可能也不太现实.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可能我们的学术评价体系本身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这是急切需要改进的.

其一,在我们的大学,无论是从管理者,还是学者本身,那种急功近利的风气还相当盛行.大家都是希望大干快上,早出成果,多出成果.因此,从大学来说,我要多出成果,一定就有一个数量的要求,你在什么样的岗位上,那就会有什么样的要求.你站的岗位高,要求你发表成果就多.不仅数量要多,按照我们现在通行的标准,而且所谓的层次也要高.在大学的内部,各个学院之间又存在着竞争,所以每个学院可能又会在学校基础之上,层层加码,提出更高的要求.这样一来呀,层层加码的结果,可能就会使得老师们处于一种疲于应付的状态.疲于应付的结果,又会导致老师们的成果质量下降.你要求他一年中要有多少成果出来,哪有那么容易呢?我们都是做历史研究的,要写出一篇像样的文章,光搜集资料就要花相当大的精力,然后再整理、梳理、辨别史料也都要费很多的时间,到最后文章写出来,恐怕没有几个月是不行的,而一年又有几个月呢?所以,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利于学术的健康发展的.

其二,在我们的学术评价体系中,就是重数量不重质量,这种倾向在很多高校还是相当严重的.比如,我们老师的职称晋升体系,从某种程度上讲,它已经不需要学术界对其水平尤其是代表作的水平进行考核,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就可以判断一个人能不能当教授、当副教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那些条件都在那里摆着,只要按照数量对比一下就可以得出结论.比如,当教授要在什么级别的刊物上发表多少论文,在什么样的出版社出版专著多少部,这些条件都一目了然.这就当然不需要同行专家来评价嘛,只要达到了相应的条件,就可以晋升职称了.所以这种工程式的、完全量化的搞法,并不符合科学研究、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逻辑.

其三,我们现在把文章、著作水平的高低,与刊物和出版社的所谓的级别或者档次联系甚至等同起来,也是非常不科学的.我们现在在社科成果评奖的时候,比如省一级的社科成果评奖,我参加过几次,你给他的成果量化打分的时候,无论是专著还是论文,出版社或杂志的“等级”,都赋予了不同的分值,你在打分的时候,也就只好按照那个“标准”来办了.但事实情况果真如此吗?不能说这种划分完全没有道理,但成果的水平与出版社杂志的等级也不会是完全吻合的,恐怕也不能说“高级别”的出版社或杂志上的成果就一定是高水平的.所以,用上述这种标准来评价考核我们的教师,其科学性也是值得怀疑的.

其四,我们也要探索新的学术评价体系,那就是在以后的学术评价体系中,我们可能要推进代表作制度,由同行专家来评判一个学者的学术水平,而不仅仅是从论文或著作的数量来判断学者的学术水平.当然,这个工作不会一蹴而就,可能需要一段时间逐步过渡到那样一种状态.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同行评价首先需要建立起科学可行的制度:一是要真正让学界具有深厚造诣的专家来组织运作同行评议制度;二是在同行评议的过程中,参与评审的专家要真正出于学术的公心来做这个事,要把学术质量和标准放在第一位.因为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在同行评议过程中,有时候碍于情面也会产生其他的一些问题.

其五,大学的职能是什么?当然是培养人才,这是第一位的.但是,现在我们的大学,教学不受重视,科研却是无限风光.我在学校主管教学,也管过科研,我所提倡的管理模式是“大教学”和“大科研”.什么“大科研”?我主张我们的老师把教学问题也当做科研项目来研究,学校也要认定老师们所承担的教学研究项目为科研成果,发表的教研论文也视同为科研论文.而且对师范大学的老师来说,你做教学的研究就是最大的科研,你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培养未来师资的力量.你把人才培养的规律弄清楚了,你的研究成果使人才培养过程中课堂的效率提高了,这不就是科学研究吗?所以研究好教学问题,研究好人才培养的规律,这就是“大科研”.什么是“大教学”?就是把科研当作教学的一部分,科研成果应该转化为教学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在从事科研的过程中,要吸收优秀学生加入研究团队,科研项目完成后,应该开设相应的课程,这就是“大教学”.对于大学老师而言,你也不能不做科研,没有科研的支撑,你的教学水平也是很难提高的,所以科研与教学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此外,任何高校如果完全没有一定的学术评价标准,那也是不可取的,那就回到过去那种论资排辈、吃大锅饭的老路上去,同样是有弊无利的.总而言之,关于我们的学术评价问题,我主张一定要摒弃过去那种只重数量、不重质量的学术“GDP”思维,因为这种学术“GDP”思维违背了学术研究的规律,不仅不能促进学术事业的发展,反而是发展学术的敌人.

其六,上述问题的产生,究其根源是社会问题在大学的反映.我们的整个社会,都在追求速度、数量和规模,忽视质量和效益,现在高校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任何高校如果完全漠视上述学术评价标准和体系,其所造成的后果,也是任何大学校长难以承受之重.当然,如果某所大学完全抛弃上述学术评价体系,长期来看,一定是大大有利于该大学的发展的,但在难以准确预料的短期内,可能就会有一个饱受煎熬的沉寂期或波折期.如果整个社会大环境没有对速度、数量、规模发展模式的反思,那么大学也是很难独善其身的.根据历史的经验,我估计,这种社会的转型期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任重而道远.

张: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本刊的采访!希望您今后的研究工作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同时也希望您继续关心和支持本刊的发展!

彭:谢谢!今后我会继续关注贵刊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并祝贵刊越办越好!

(注:本文系本刊记者张卫东根据彭南生教授的录音整理而成,并经彭教授亲自审订.)

注释:

① 亚联董,是“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的简称,原为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是1923年美国基督教教会组织在华成立的.它与旧中国的13所基督教教会办的大学有着密切的联系.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大学相继改为国立大学,双方的联系中断,直至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亚联董开始与中方联系.经双方多次协商,由中国教育学会与亚联董于1980年6月在北京签订友好合作协议.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成立后改由该协会与亚联董执行协议.1990年5月,该会主席访华时与协会进行了会谈,双方交换了合作备忘录并肯定了过去10年的友好合作,重申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合作关系.亚联董资助了一些中青年学者赴美、英等国研修,帮助一些大学购买图书资料,资助在中国召开国际学术会议及一些出版工作.应该说,对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参见《当代中国教育》编辑委员会编:《当代中国教育》(下),当代中国出版社、香港祖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440页.

② 由于1977恢复高考的时间是1977年12月,其入校的时间是1978年春季,故1977级毕业的时间一般是1982年春季,故当时的大学有五个年级的学生同时在校.

③ 张舜徽(1911—1992),别号天逸老人.湖南沅江人,我国著名古典文献学家.1932年,在长沙任中学国文、历史教员.1941年任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1943年任北平民国学院中文系教授、系主任.后任国立兰州大学中文系教授.1950年入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1951年后,任教于华中师范学院,任历史文献研究所所长.1979年参与发起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任会长.著有《积石丛稿》、《中国历史要籍介绍》、《顾亭林学记》、《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清代扬州学记》、《清人文集别录》、《中国古代史籍举要》、《中国文献学》、《说文解字约注》、《郑学丛著》、《文献学论著辑要》、《汉书艺文志通释》等.参见周川主编:《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人物辞典》,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336页.

④ 赵德馨(1932—),湖南湘潭人,我国著名经济史学家.1951年1月中原大学合作经济系毕业,留校攻读合作社理论与历史专业研究生.1953年9月入中国人民大学,师从历史学家尚钺教授和经济史学家傅筑夫教授,攻读经济史专业研究生.1956年8月毕业,先后在中南财经学院、湖北省委理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华中农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单位工作,历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经济史研究所所长、学位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经济史学会名誉会长、常务理事,湖北省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学术顾问、《湖北省志》副总纂等职.著有(含合著与主编)《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讲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纲要》、《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教程》、《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专题大事记》、《中国经济史辞典》、《财经大辞典·经济史编》、《湖北省志·工业志稿》、《近代中西关系与中国社会》、《楚国的货币》、《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中国经济通史》、《张之洞全集》等.赵德馨先生在经济史、经济史论和经济史学概论三个领域都有建树,在该学科的内涵上做到了通,又在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国近代经济史和中国现代经济史三个领域都有建树,在时间上做到了通,被同行学者誉为“经济史坛一通才”.由于赵先生突出的工作业绩和学术贡献,先后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湖北高校系统优秀员、财政部系统优秀教师、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国家图书奖提名奖、湖北省政府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等荣誉称号和30多项奖励.参见周秀鸾:《赵德馨学术成就简介》,《江汉论坛》2007年第3期.

⑤ 蔡少卿(1933—),江苏张家港人,我国著名社会史学家.1960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留校任教.1973年调入南京大学.现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史研究室主任、南京大学民间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大学韩国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会党史研究会会长、中国社会史学会顾问、江苏省社会史学会会长等职.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蔡先生对中国秘密社会史有精深的研究,为这门学科的建立和繁荣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主持国家社科规划项目、省部级重点项目等10项,著有《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国秘密社会》、《秘密社会与早期工农运动》(英文版)、《民国时期的土匪》、《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等著作10多种,主编《中国社会史丛书》、《秘密社会丛书》共40余种,多次获省部级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在国内外发表论文80余篇.参见张耘田主编:《当代艺文志》(第5册),广陵书社2009年版.

⑥ 林增平(1923—1992),江西萍乡人,我国著名近代史学家.1942年考入南昌中正大学文法学院文史系,专攻史学.1947年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留校任助教.1951年晋升为讲师,1953年调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从此,确定中国近代史为主攻方向,承担中国近代史课程的教学任务,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重新编写近代史.经过艰苦努力,终于在1958年完成61万字的著作《中国近代史》(上、下册).《中国近代史》系统、完整地叙述了中国近代史进程,是中国近代史学科新体系确定过程中一部有影响的著作,先后4次出版,被国内部分高等院校选作教材,并作为招收研究生必读的参考书.进入20世纪60年代,他将研究领域收缩到辛亥革命史,撰写了《辛亥革命》,于196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还编印了《中国近代史讲义》.1961年任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副主任,1963年晋升为副教授.“文化大革命”中,他遭受错误批判,先隔离审查,后下放农场劳动,研究工作被迫中断.粉碎“”后,重新投身史学研究.1979年任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次年晋升为教授.此时与章开沅先生合作主编的120万字的《辛亥革命史》(上、中、下),引起了广泛重视,被海内外同行誉为“30年来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集大成者”.该书1988年被国家教委评为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1981年任湖南师范学院副院长,1983年任院长,1984年随学院改师范大学而改任校长.他在研究辛亥革命史的过程中,发表了一系列具有独到见解的论文和专著,论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孕育、产生、形成和分为不同阶层的过程以及在近代史不同阶段中的地位和作用.他对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出版的主要著作还有:《近代中国史话》、《辛亥革命在湖南》(主编)、《知识分子与中国历史的发展》(主编)、《中国史专题讨论丛书》等.1988年7月当选为民进湖南省委主任委员,1989年被评为湖南省劳动模范,授予“全国优秀教师”称号,1989年3月由湖南省人民政府聘任为省文史研究馆馆长.1992年病逝.参见赵德之主编:《湖南社会科学50年》,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51—653页.

⑦ 卡尔·贝克尔(1873—1945),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是美国现代主义史学流派的代表人物.生于衣阿华州,曾就读于威斯康星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在康奈尔大学等多所大学担任教授、曾任《美国社会哲学杂志》主编、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美国科学院院士,获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校名誉博士.平生著述宏富,主要著作有:《论〈独立宣言〉:政治思想史研究》、《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论文集》、《进步与权力》、《人类文明史》、《近代政治》等等.在美国现代史学界具有很高的地位,其文以文笔犀利幽默著称.参见高健译注:《英美散文名篇精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5页.

⑧ 大卫·休谟(1711—1776),英国著名思想家、历史学家.大卫·休谟出生于爱丁堡一个有教养的家庭.他学过法律,并从事过商业活动.1734年,休谟第一次到法国,在法国他开始研究哲学,并从事著述职业.其后,返回苏格兰,避居乡间.1752年,他返回爱丁堡,出版了一些政治论文集.1763年,休谟再赴法国,担任英国驻法国使馆的秘书,*过公使.1766年返回爱丁堡,接着做了副国务大臣,两年后告退,闲居故里,安度余生.其主要著作有:《人性论》、《人类理解研究》、《道德原则研究》、《宗教的自然史》、《英国史》等.他与约翰·洛克、乔治·贝克莱并称英国三大经验主义思想家.参见以赛亚·伯林著、孙尚扬、杨深译:《启蒙的时代:十八世纪哲学家》,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39—141页.

⑨ 彭泽益(1916—1994),原籍湖南常德,出生于湖南省安乡县,我国著名经济史学家.早年就读于中山大学文学院历史系,1942年毕业后,考入武汉大学文科研究所,专攻中国近代史,1947年初进研究院社会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1949年4月起进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1951年9月由中国科学院作为专攻政治经济学研究生选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1953年6月毕业后,仍回经济研究所,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迄1994年5月7日去世为止,在中国近代经济史领域中勤奋耕耘了近半个世纪,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彭泽益先生治学刻苦认真、严谨踏实、作风朴实无华、平易近人.他博览群书,学识渊博,涉足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各个领域,建树颇多.主要著作有:《太平天国革命思想》、《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四卷本)、《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论文集)、《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等.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务处编:《名师荟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简介》(二),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第214—217页.

⑩ 汪敬虞(1917—2012),湖北蕲春人,我国著名经济史学家.1937年考入武汉大学,1943年毕业于武大经济系.毕业后,进入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46年任该所助理研究员.1955年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1979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后兼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历任第七、八届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史学会副会长等.主要著作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唐廷枢研究》、《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金融活动》、《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主编)等等.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务处编:《名师荟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简介》(二),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第191—194页.

?輥?輯?訛 吴承明(1917—2011),河北滦县人,我国著名经济史学家.1934年就读于清华大学经济系,194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1946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曾任上海交通大学、上海东吴大学经济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职于外资企业局、私营企业局、工商行政管理局,从事经济管理和调查研究工作.1958年兼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1978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专职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1年获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退休.主要学术先后有:中国经济史学会会长、顾问,中国投资史研究会名誉理事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特约顾问等.吴承明先生的著作曾获贝塔·西格玛·伽玛国际荣誉学会金钥匙奖(1945)、孙冶方经济科学著作奖(1994)、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1996)、首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1999)等.2006年8月,吴承明被授予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称号.主要著作有:《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2、3卷)(与许涤新共同主编)、《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等.参见张卓元主编:《中国百名经济学家理论贡献精要》(第1卷),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141—155页.

?輥?輰?訛 参见严立贤:《日本资本主义形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责任编辑 章 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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