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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中国政治论文写作 时间:2024-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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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化是始于西方社会的世界性潮流,政治现代化则是现代化的重要方面.西方政治现代化与公共性紧密相关,西方国家对自身政治理念与制度安排的反思与调整更是始终与如何保证国家公共性这一难题联系在一起.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与现实,中国的现代化既要体现现代化的某些一般原则,又必然具有中国特色.在公共性的视野下,当代中国政治的进一步现代化需要特别强调边界意识的树立、公共领域的构建、公共人的培养等三个方面.

关键词:公共性:政治现代化:边界意识:公共领域:公共人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 2017) 03-0108-05,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无论对现代化作何种价值评判又以何种方式去实现,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拒绝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则是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方面.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因改革开放而加速的全球化和现代化深刻地重构了人们的社会生活,当代中国面对的问题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遍问题和自身特殊问题的叠加.因此,中国的现代化既要体现现代化的某些一般原则,又必然具有中国特色.由于西方社会引领着现代化的潮流甚至为绝大多数国家提供了现代化的蓝本,我们不得不常常以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作为参照系来反思当代中国的现代化,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和现实,照搬西方的现代化模式显然不可取,合理的做法是以一种批判与反思的态度来看待我们的参照系,进而对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行考察.笔者认为,西方政治现代化与公共性紧密相关,因为,西方现代化进程是现代公私领域分离和边界意识确立的过程,是以批判性、公共性为基本特征的公共领域和赖以保证国家公共性的新的权力制衡体系形成的过程,也是西方主体性确立与公共人生成的过程.事实上,直到今天,西方国家对自身政治理念与制度安排的反思与调整都与如何保证国家公共性这一难题联系在一起.于中国而言,在现代化进程中,我们经历或正在经历与西方政治现代化类似但不完全相同的进程,我们接受了对于国家合法性来源的现*解,并同样把如何保证国家公共性作为我们制度安排的核心论题.基于上述基本立场与认识,笔者试图在公共性的视角下来反思当代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并指出推动中国政治的进一步现代化至少需要特别强调三个方面:边界意识的树立;公共领域的构建;公共人的培养. ’

一、边界意识的树立/

根据阿伦特等学者的考察,早在古希腊城邦中,就存在泾渭分明的自由民共有的“公共领域”( koine)和每个人所特有的“私人领域” (idia),公共领域中自由民从事的是城邦共同事务的讨论或其他共同活动,而私人领域中则是家庭、劳动、财产等事务.与这种社会结构相对应,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各自的政治体制设计中无不体现着为公私领域划界从而保障城邦善或共同善的思想.这种被阿伦特指认为理想形态的公共生活只是短暂存在于人类历史当中,但是界限意识却一直内在于西方人对于公共性问题的讨论中,特别是伴随着西方社会结构从领域合一走向领域分离这一现代化进程,边界意识得到极大的强化./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在人类历史的开端,生命的生产以及寻求生活资料几乎是人类唯一的活动,人类社会生活的最初形态是以人口再生产为中心的混沌总体.随着分工与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生活诸领域出现了分离的趋势,但实际上是政治领域作为“唯一的领域”把其他领域包括在其中,一切领域都具有政治属性.即便是在公私领域分明的古希腊城邦,私人领域也仅仅是为公民进入公共领域提供条件,从根本上从属于政治领域.中世纪西方社会的政治领域和私人领域仍然是同一的,政治不过是君主的私人事务,而作为臣民的个体所拥有的财产和人身自由都是君主的恩典.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很快就使这种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瓦解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与发展,个人财产不再取决于其政治身份,而是取决于市场条件下个人的能力与机遇,私有财产成为了没有政治意义的“纯粹私有制”.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别则变成了纯粹的社会差别,这是一种“在政治生活中没有意义的私人生活的差别”①.原来包含于政治国家之内的生产和经济领域独立出来,祛除了其为政治生活服务的特性,成为了仅具有私人性质的领域.与这一过程相伴随,西方社会形成了对国家与政治的现*解.在这种理解中,君主的权力受到质疑,市场中的自由与平等观念转变为政治上对于自由和平等的要求,人们开始将自己定位为生而自由的公民而非君主的臣民.作为摆脱了人身依附、生而自由的公民,每个人有其不可被包括公权力在内的一切力量所侵犯的权利与领域.相应地,主权从君主手中转移到人民手中,国家只是被授权保护其公民,一个国家或主权*人的合法性体现为对于人民公共利益的维护,公共性成为公权力合法性的源泉.不难看出,在这种对国家与政治的理解中包含着明确的边界意识,即认为国家的行为应当有一定不可跨越的界限./

在现代西方思想家对于公共性问题的讨论中,自由主义对边界意识的强调尤为突出.在自由主义看来,没有国家是不行的,但是如果无条件承认国家权力就会导致公共权力侵害人民的自由,因而国家权力应当有明确的界限,只要公民的行为在法律的范围内,包括经济活动和公民个人生活领域在内的私人领域都应当免于公共权力的干涉.自由主义在国家和市场的关系上总是在根据需要而不停调整,而对于在公民个人生活的选择上国家应持中立态度这一点它倒是十分坚定,即认为在个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选择上个人拥有绝对的自由: “关于人的生存目的或人生意义这样的问题应当留给私人生活,不但不能用法律手段强制推行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而且必须把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从关于政策的讨论中分离开来.”②这样的观点我们并不完全赞同,因为一个社会如果缺乏一定的共同目标和价值,公共领域乃至整个社会就有可能陷入某种无政府状态,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放弃对它的公民的价值引导,区别只在于主张何种价值以及用何种方式去传达这种价值.正如我们所知,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存在与发展就是以对一系列价值观念的接受、对特定生活方式的鼓励为基础的.我们认为,与其机械地划定界限而使这一界限陷入事实上的无效,不如提出这样的主张:选择何种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自由理应属于个人,国家则有责任将一套好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以人们可以理解和乐于接受的方式传达给人们,而这种好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本身是在历史与实践甚至是公共讨论中被认同的东西./

和自由主义相对,共和主义则认为自由需要某种形式的公共生活,公民的地位不能仅限于有追求私人利益的自由,还应当有不受外在的强制参与共同的实践的自由,只有通过公共生活,个体才能成为一个政治共同体中的真正主体.共和主义指责自由主义不关注公共生活,只把个体自由理解为局限于私人领域内的消极自由,把注意力集中于警惕国家对这种自由的威胁.表面上看来,共和主义主导了对公共性问题的讨论,但是正像思想史上所有看似各执一端的论争一样,自由主义从与共和主义相对的另一端促进了人们对公共性的完整理解.公私总是相对而言的,从逻辑上来说,私人领域的确立要先于公共领域,因此,没有个体的私人自由就没有不受外在强制的公共生活.无论是自由主义关注的“消极自由”还是共和主义追求的“积极自由”,都是建立在对个体与国家、国家与市场和社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合理划界的基础之上的,边界意识无疑是西方对于政治现代化理解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因为此,许多当代西方思想家都对国家与社会的融合这一趋势表示了担忧,认为这一趋势给与自由的实现带来了严重的挑战./

反观中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不乏对公私关系的讨论,但公与私的含义与界限从来都不如西方社会分明.和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一个在经济领域的推动下逐步实现的自然过程不同,作为后发国家,中国要尽快推动现代化,就必然要依靠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中国的现代化就是以中国的政治领导为核心,推动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现代化的进程,有国内学者因此将中国的现代化模式概括为政治驱动型现代化.但是,在某些西方学者看来,由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没有复制西方历史中国家与市场、社会相分离的所谓“必然”的过程,中国就不是一个正常的现代国家.在我们看来: “在这里, ‘正常’与‘现代’都是按照西方的自我想象而产生的标准,是硬将自己塞进普遍主义(或所谓普世价值)的构架中的西方特殊主义.”

历史地看,中国的现代化模式符合中国的特殊国情,现在看来仍然值得长期坚持,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模式的问题之一就在于边界意识的相对缺乏.毋庸讳言,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头几十年,国家、集体利益被片面强调,人与人高度同质化,政治手段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通用手段,政治的触角深入到每一个人的最隐秘之处.在政治高压下,个人没有自己的正当利益需求和选择的自由,人人“大公无私”,私人生活无足轻重,个体的私人生活和情感受到极度的挤压与扭曲,其结果是个体自由和整个国家与社会的发展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改革开放以后,一方面,政府没有完全摆脱计划经济时期的行为方式,政府对经济领域的过多干涉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障碍;另一方面,对个体和私人利益的承认变成了对个体私利的片面追求,甚至公共权利也成为了追求个体私利的工具.可以说,边界意识的缺乏已经成为我们进一步政治现代化和整个社会现代化的实际障碍.如果个体与国家、国家与经济和社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没有合理的界限,必然导致个体利益与整个国家公共利益的双重损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公权私用与滥用问题、资本的权力寻租和腐败问题等等,都与我们在制度设计上没有合理的边界意识有关,也与我们的文化中存在公私不分的传统有关,这一切使得确立合理的边界意识尤为重要.这种边界意识从总体上而言是自觉为公共权力的使用划定界限,但它又是对自由主义的某种扬弃:一方面,在尊重公民个人自由的基础上,国家仍应关切个人的需求,并为整个社会提供一种共同的目标与价值体系;另一方面,在尊重经济领域自我运行规律的基础上,灵活而创造性地发挥国家的调控作用是当前我国政治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明确提出把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

二、公共领域的构建/

西方政治国家与经济、生产领域的分离经历了一个缓慢而艰难的过程.事实上,在早期的资本主义社会,作为私人自主领域的经济领域仍然常常受到政治国家的干预,这就需要私人自主领域形成自己的政治力量来抵制和消解政治国家的干预活动.伴随着市民阶层的壮大,在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中形成了一个“准政治领域”,其后来被哈贝马斯等人称为“公共领域”.17世纪末和18世纪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黄金年代,而马克思所涉足的领域——新闻业,曾是“公共领域”中最为重要的部分.随着商业的发展,由于信息交换对商业的重要性,17世纪末的欧洲出现了定期公开发布信息的报纸、杂志和真正的新闻.报纸和杂志作为最主要的信息流通渠道,一方面,它们刊载大量信息,政府当局也通过新闻媒体来发布命令和规定以维护其统治;另一方面,部分报纸,尤其是杂志发表了大量批评和评论文章,成为了当时的资产阶级表达思想、监督公共权力机关进而维护自身利益的途径./

公共性虽然并不直接等同于公共领域,但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就是公共性的直接体现.典型的公共领域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城邦,在其中公民可以采取辩论或诉讼的形式来讨论城邦生活中的事务,这就是政治意志和法律形成的基本过程,简言之,古希腊公民在公共领域中的活动直接就是他们的统治行为.但是,按照哈贝马斯和查尔斯,泰勒的观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在政治生活中早已不像古希腊城邦一样占有统治地位,现代公共领域自生自发于市民社会之中,外在于国家权力,但作为自下而上的力量影响和制约国家权力,哈贝马斯对它的形容是“权力影响微薄的、接近基层的、多元主义的公共领域”④.公共领域作为个体私人领域和国家权力之间的中间领域,在其中自由平等的公众对于公共问题发表看法、进行讨论而形成共识,这些共识虽然不能直接形成政治意志,但却是政治意志的意见之源,更是其合理性基础. “政治意志形成过程——其组织形式为政府立法部门——如果阻隔自主的公共领域的自发源泉,如果切断与自由流动在结构平等的民间领域的主题、建议、信息和理由的联系,就会破坏使它能合理运作的那个市民社会基础.”⑤就理想而言,公共领域中的公众对公共事务进行理性的论辩、形成公众舆论对政府的政策和行为起到针砭的作用,而政府应当倾听这种舆论并从善如流,保证国家权力更好地为公共利益而不是私人利益服务,从而实现国家权力的实质公共性./

当然,就现实而言,在市场经济的竞争逻辑下,公共媒体可能接受利益团体的收买,公众所见所闻则有可能受到媒体的刻意安排,而真实的公众意见则可能被组织的意见所代表或淹没,这使得批判的公共性沦为“被操纵的公共性”,使得公共领域再次“封建化”.阿伦特、桑内特与哈贝马斯一起被称为现代公共性理论最卓越的代表人物,他们都表达了对当代西方公共领域的担忧,并在当代西方公共生活已经衰落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哈贝马斯1989年再版自己20几年前的旧著《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时对自己早年的思想进行了反思,他认为自己曾经把早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过分理想化,而对于晚近资本主义的公共领域的看法则过于悲观.在以自由主义为统治性意识形态的西方社会,在资本的逻辑下,公共领域的种种危机是不可回避的现实,但是,在公共领域中公众的公共批判活动“不仅意味着公共机构失去权力变得威信扫地,同时也意味着经济依附关系在原则上不容许继续存在,市场规律和国家法律一道被悬搁了起来”⑥.在资本和权力这两种具有殖民特性的力量面前,公共领域仍然可以成为公民个体表达意见进而保证国家权力公共性的有效途径./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形成了与西方并不完全相同但比较类似的社会结构, “公共领域”也在其中生成.按照一些学者的考察,19世纪的中后期,中国曾经出现了以学校、报纸和学会为中心,以近代新型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公共领域”,它成为当时复杂的政治格局中一股公开的批判性力量.但是,受到党派斗争的影响,当时的“公共领域”难以保持其独立性,也无法在社会制度内部得以体制化和合法化,最终走向了衰落.⑦改革开放为中国公共领域的发展带来第二次机遇,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的增强,借助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进行的公共讨论越来越活跃,在历史和现实、本土和外来的张力中,当代中国的“公共生活”前所未有地丰富起来./

公共领域是与现代化过程相伴随而产生的一种权力制衡机制,它并非要取代政治系统,而是通过公共意见积极的政治参与来干预政治权力的运作,这种权力制衡机制在专制国家中不可能生成,只有在每个公民都具有平等政治权利的现代法治国家才能存在与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同泰勒的观点: “蓬勃发展的公共领域是现代的基本条件”⑧.对于中国而言,我们有着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政治制度,但是作为一种价值在一切国家的政治现代化中都具有普适性,区别只在于用什么样的方式达致一种怎样的.在理想的维度上,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是真正的,在其中人们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体现着真正的公共性,是理想形态的公共领域.但在现实的维度上,我们仍然应当致力于提供更为丰富的公众表达个人利益诉求的渠道,促进更广大的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生活,构建一个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从而更大程度地实现国家权力的公共性./

当西方学者作出公共生活已经衰落的论断时,当代中国似乎也未能幸免.各种公共平台中的公开讨论已前所未有地活跃,但是讨论什么、谁在讨论和如何讨论显然很成问题,公共领域的私人化、私人领域的公共化成为显著特征,各种推手、、炒作则使公共讨论并非真正理性与公平,公共讨论中也难以形成真知灼见,各种“民意”绑架政府、绑架法律的事件倒是频频发生.可见,当前中国的“公共生活”需要规范和引导,一个健康有序的、可以作为真实的“公共意见之源”的公共领域在中国尚未真正形成,构建一个健康有序的公共领域理应成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任务.

三、公共人的培养/

在古希腊罗马的城邦中,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不仅是依据活跃于其中的活动的性质作出的划分,它们还是一种明确的空间划界,古希腊城邦中的广场就是人们参与政治生活的场所.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公共讨论经常在咖啡厅、沙龙和报纸上进行,似乎公共领域仍然可以从空间上来辨识,但是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公共领域是流动的、开放和可渗透的,真正使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区分开来的是“处理对象的方式不同”.今天,我们越来越感到公共领域的空间界限很大程度失效了,因为几乎现实与虚拟的一切空间都可能成为一个“公共的”领域.只要个体就一定的公共主题进行公开、理性的批判和论辩,公共领域就产生了.换言之,公共领域不再是一个空间概念,它本身就是公共人及其行动./

西方的现代化由启蒙运动真正开启,这一过程创造了现代意义上的公共人.启蒙唤醒的是人自身理性的力量,康德认为: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⑨,即人们开始自觉地运用理性.与理性同样被唤醒的是主体,因为理性即是人的理性,理性即是主体的反思力量.现代性确立了主体性原则,赋予个人以自我意识,它使人认识到自身的价值,并鼓励个性的发挥.自我意识的觉醒伴随着作为个体对自身权利和义务的自觉,从而使公众自觉地聚集起来构成资产阶级公共领域. “自我意识和对于我们自身的信仰、、价值取向以及原则,甚至对于我们全部的人生规划所应该接受的反思立场的能力,构成对公众商谈的必然要求.”⑩个体独立性、理性反思能力和对公共生活的热情正是公共人的基本特征,这种公共人就是公共领域和现代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国的宪法和法律也赋予每个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和义务,但是真正具有公民意识和能力的“公共人”却没有真正成长起来,可能的原因在于:第一,我们对于“公”的一般理解就是“公家”或国家,因此直到今天人们仍然认为公共事务就是国家之事,与个人无关.第二,我们对公私的传统区分主要是在*道德层面, “崇公灭私”是整个社会崇尚的理想,但是没有对“私”的承认和尊重,没有自我主体性就不可能产生公共人.第三,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私人利益、个体独立性得到了片面的张扬, “崇公抑私”似乎仅仅是的主流话语,整个社会尊崇的实际规则却是“灭公奉私”.第四,现实的政治生态导致远离公共生活的趋势,即并非个体不愿意参与公共事务,而是现有的制度设计、现存的问题可能增加了个体参与公共事务的难度、失望情绪甚至是危险.第五,公民参与政治生活对公民个体的能力与素质并非没有要求,它要求公民个体具有公共意识,具备进行理性的自我思考、自我反省、自我决定和自我表达的能力./

国家治理现代化本身意味着超越政府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全能性管理,走向多元主体共同治理,这就需要大量公共人及其社会组织的参与.毫无疑问,没有公共人,公共领域就不可能真正构建起来,没有公民对政治生活真实有效的参与,政治和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也就不可能得到实现.因此,公共人的培养是当代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关键.

结语/

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现代化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没有一种业已完成的现代化,政治现代化也是如此.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如何通过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努力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使国家权力更大程度地体现其公共性,是政治现代化共同追求的目标.西方国家为之所作出的反思与实践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却无法为我们提供一个现成的模版.事实上,它们自己也仍然在遇到各种挑战,与我们一样在路上.现代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然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与现实,每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具有特殊性,每个国家都应当自己去思考和解决自己的发展道路问题. “中国道路”因其取得的巨大成就而充满魅力,但“开放”于我们始终是一种有益的姿态. “中国道路”是在与他国发展模式与经验的交融中走出来的,是中国“看世界”与“看自己”的结合,是“坚守”与“开放”的结合.因此,我们从公共性的视角反思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就并非毫无反思与批判地接受西方的一切理论与经验.我们认为,公共性是政治现代化的核心论题,同时它还内含着一种方法论意蕴,它作为一种方法论并非否认普遍性的存在,但它并不追求一种先在的未经批判的普遍性,相反,它首先意味着对多样性与特殊性的承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实践本身就包含一种公共性的智慧,我们拒绝那种瓦解一切文化和民族特征的企图,坚持从自身的实际出发来构建中国政治的现代化,从而为政治现代化提供多样性的可能,并因此使自身的现代化进程并非仅仅具有地域与民族意义,而且是对世界文明的卓越贡献./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0页./

②理查德·罗蒂: 《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87页./

③汪晖: 《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53页./

④⑤哈贝马斯: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22、223页./

⑥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⑦黄宗智、兰金、罗威廉等美国学者关注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基本认同当时中国民间曾出现了类似于西方早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形式./

⑧查尔斯·泰勒: 《公民与国家之间的距离》,载汪晖、陈燕谷主编: 《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07页./

⑨康德: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2页./

⑩哈贝马斯: 《对话*学与真理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作者简介:邓莉,党校哲学教研部讲师,北京,100091./

(责任编辑 刘龙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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