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意孤行的写作者（评论）,该文是关于作者相关本科论文怎么写跟一意孤行和作者和评论方面自考开题报告范文.
作者论文参考文献：
想要写出一首好诗,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雷平阳《难题》
2017年湿热的夏天,我和雷平阳、沉河等在湖北黄梅东山的五祖寺相遇.
“恩典赐降我等有罪之身
不是唯一的.应该多赐降一些给寺庙外
无缘到此的那些热锅上的蚂蚁
那些放生后又被捕获的鱼类……”
我匍匐伏在那儿,没有祈求醍醐灌顶
这位佛的使者,我只是恭请他
把上面几句话,转告给佛
——《在弘忍真身下》
此时雷平阳有些失眠,精神不振,他随身的包里带着一个诗歌笔记本——手写体的灵魂.这次刊登在《滇池》上的诗很多就是来自于这个笔记本上刚刚完成的新作.雷平阳一直保持着手写的习惯——多么“老旧”的写作者,这多少与处女座的某种“精神洁癖”有关.
无可置疑的是,雷平阳是这个时代不多见的一意孤行的写作者.这是一个着黑衣的招魂师.他是这个时代最擅长写作诗歌笔记体的人,“一直作为枕边书的只有《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目击道存,雷平阳是一个始终及物、在场的目击证人.这种写作方式完全是一个人与语言和时代空间不断搏杀的结果,他可以悬崖饲虎般地决绝,也有着聚石为徒般的为这个世界重新立法的执念——“遇见石头在江面上飞行 /比流水还快”（《遇见》）.雷平阳的诗歌仿佛有永远的暮色,在无边的苍茫中窥见人生的踪迹以及神的训谕,他一直在重建着一个高原上的精神小庙.
在这个漶散莫名而又自我极其膨胀的年代,能够旷日持久地坚持精神难度和写作难度的诗人实属罕见,而雷平阳则是这一极少数的代表之一.
在 2014年夏天的西北暴雨中,我曾在一朋友处看到雷平阳的四个斗大的书法“聚石为徒”.窗外的大雨也许正来自于一场精神事件 ——
暴雨下了三天三夜
第一天,它是来压住灰尘
拯救干枯的生灵
第二天,它还是那么沉默地下着
我想它是来清洗人间的罪孽
到了第三天,它完全是在倾泻
我知道,天上的血流光了
落下来的,终于是雨水
这样说并非意味着雷平阳就是写作的“圣徒”,而我想强调的则是其写作的“精神来路”和“思想出处”.在我看来诗人的“出处”和“来路”非常重要,而雷平阳的“生发地”从一开始就具有了极其强烈的两难性乃至宿命感.这是个离群寡欢的漫游者、“梦游者”,同时也是精神的“立法者”.从少年时始,雷平阳就宿命性地以诗人的“非正常性格”冷静而无望地面对着所有“破败性”遭际.雷平阳在身不由己地折返、蹀躞、游荡和寻溯,“我突然就想去当一个演员 /在一部接一部的影视剧里 /只演一个重复的角色：走投无路的人 /悄悄的在深山里当了和尚 /这样,我就可以不断地绝望,不断地出家 /戏剧性的一会儿在俗世捶胸顿足 /一会儿又在空门里穿着袈裟”（《演员》）.这是一个不断将沉暗的汉语针尖擦亮并且忍受着很深芒刺的面影沉暗的写作者,雷平阳为这个时造了一个又一个并不轻松的寓言.迷离惝恍又真切刻骨都统一在呛人鼻息搅拌血液的寓言化的诗歌氛围之中.这一场景介于现实与寓言之间,更是像一场白日梦式的景观.这种“拟场景”“寓言化”的文本效果显然要比那些过于胶着于“现实生活”的写作更具有超拔性和疏离感,而这种疏离恰恰又是建立于主体对现实和生活的精神介入基础之上的.换言之,我们都在谈论诗歌与时代、现实的关联,而我们却时刻在漠视这些日常生活的真实景观与诗歌镜像和诗人精神主体之间的对应关系.
这是一个新旧两个世界观和时间观念仍在持续惨烈碰撞的时代,一个个精神断崖随之产生,“我又来白雾中的山脉 /悬崖依旧”（《追捕》）.在时代的冰河上,过去时的上游和现在时的下游之间我们该何去何从,最终的命运是什么呢——“两个人在严冬的深夜诀别 /一个向冰河的上游走去 /另一个反向而行.冰河上嘎吱嘎吱的声音 /本来有沉重感,却因为无人听到 /而不存在.随着雪越下越大 /开始他们还像是两根木棍,撑在 /两张巨大的白布之间 /后来两根木棍也不存在了”（《冰河》）.似乎每个人都处于两个时代和迥异经验的悬崖地带,你不能不做出选择——主动迎接或被迫接受.一切都在改变,荒诞主义的结局似乎早已经注定,连乡土的后裔们也已改变了基因.房屋已被点燃,屋顶上蹲着一个失声的乡野歌手,“人们正在把‘野草和荆棘’这些大地的主人连根拔起,一个时代正兴致勃勃地消灭着旷野和山河.我能做的,无非就是在纸上留一片旷野,把那些野草和荆棘引种于纸上.”
2016年秋天,我随雷平阳来到了他位于昭通土城乡欧家营的土坯房.临来的路上,杨昭低低地说有一次来雷平阳家的路上他遇到了鬼——没有脸,声音从胸膛传出.颓败的房前有几个大得有些夸张的蜘蛛网,上面布满了蚊蚋.那近乎静止不动的蜘蛛是否是雷平阳的化身——像卡夫卡一样被世界死死困住？敬畏、抵触,深情与无望是否构成了雷平阳写作的困窘——现实的困境？田园将芜胡不归.就雷平阳的文字来说,我目睹的是“文字的骨灰在天空里纷纷扬扬”.这是否像当年的西蒙娜·薇依在 1941年夏天所吁求的作家需要对时代的种种不幸负责？这是否就是对作家“良知”和文学“真实度”的考验？而如何把个人的现实经验转变为历史经验,如何把个体的真实通过语言的途径转化为历史的真实？换言之,“诗与真”在任何时代都在考验着写作者们.
写作是一种记忆,也是挽歌般的自我救赎.一个我们曾经熟悉的世界作为一种老旧的空间和秩序正在可怕地消失.强硬的带有“时代合法性”的铁臂正在取代一切曾有的秩序——尤其是精神秩序.破败的时代碎片却无处不在.在此,诗人不自觉地让诗歌承担起了挽歌的艺术.但是挽歌很容易导致自恋的精神洁癖和蹈虚狂人,而雷平阳却在诗歌中完成了呈现、还原与再造.雷平阳的冷静、坚深、朴拙和沉暗构成了这个时代启示录般的存在.我们难以自控地跟随着新时代看似“前进”的步调和宏旨,但是却很少有人能够在喧嚣和麻木中折返身来看看曾经的来路和一代人的命运出处.而即使有一小部分人企图重新在“历史”和“现实”两岸涉渡和往返,但是他们又很容易或者不由自主地成为旧时代的擦拭者和的挽歌者,成了新时代的追捧者或者不明就里的愤怒者.而合宜的姿态就应该是既注意到新时代和旧时代之间本不存在一个界限分明的界碑,又应该时时警惕那些时间进化论者或保守论者的惯性腔调.
下雪了,我梦见父亲在屋顶上
慢悠悠的打着太极拳
世界上所有的屋顶在他周围旋转
雪越下越大,湮灭他之前
他下楼去穿了件红色的新衣服
吃了一碗剩饭,多喝了一杯白开水
重新回到屋顶,也比平时多打了一套太极
在梦中,我喊了他几声,他没有应答
一眨眼,白茫茫的屋顶上
已经换成了一个穿黑袍的陌生人
诗人所目睹的“风景”已经变形并且被修改甚至芟除.“真实之物”不仅不可预期而且虚无、滑稽、怪诞、分裂,震惊体验一次次向诗人袭来.“贴身肉搏”的结果却是“失魂落魄”.虚无的诗人已经开始失重并且给时代巨大的离心力甩向无地.在此时代情势之下诗人的“祷辞”“隐语”就只能是一种虚无体验的无奈验证之举.诗人在为那些消失和正在消失之物以及空间祈祷,也不能不对那些现代性和城市化时代的现实之物抱以以卵击石般的不解和警惕.这样产生的结果能够保证诗人“治疗自己的失忆症”.面对着那些沉暗的异乡人、出走的人、再也回不到故乡和旧地的人,雷平阳只能用“经书”一样的祷告发声.这是失魂落魄般的重建工作,最终仍然是徒劳、无望、无告,“心上的一座座房屋建起来,很快就 /毁于火,毁于水,毁于战乱或地震 /毁于无人看守.所以,我废墟一样的心 /现在仍然是一片废墟,而且多出了几个 /没有身份、饭量惊人、一身臭汗 /不断地清理着废墟的人 /他们用铁锤重击断墙,在混凝土中取出 /钢材,就像剥皮抽筋似的 /令我在重归安宁时如遭酷刑”（《在守界园》）.在这里,诗人遇到宿疾和难解的悖论.祷告有用吗？由此诗人承受的是一次次的虚无,因为“念咒的母语灭绝”.在雷平阳这里,入世与高蹈、诅咒与赞颂、介入与游离、市井与经卷、城市与旷野如此不可分割地纠结缠绕.正如一个伟大诗人所说向上的路和向下的路实际上是同一条路.与此同时,雷平阳不断使用一些似是而非以及充满了矛盾和互否性的词语.这再次印证了写作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与龃龉.是的,在雷平阳的写作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叙述者正在成为故乡的陌生人和孤魂野鬼.这是否像雷平阳说的自己是这时代的一个偷渡客？因为从生存的普遍性上而言,“当代”写作者最显豁的就是现实经验——新旧的共置和体验的对峙,而这更大程度上与现代性这一庞然大物有关.而对现代性的理解,无论你是一个拥趸,还是一个怀疑论者,你都必须正视现代性作为一种生活的存在.而雷平阳在现代性面前不断追问的则是隐秘的时间立法者何在？写作者的自卫性以及尊严何在？这就是现实和语言的双重困境,而在困境中写作是如此地艰难——“我戮力为之,因为我也想在未来因为它而得到一份违禁般的宁静与沉默”.我想到强调“见证诗学”的切斯瓦夫·米沃什的诗句：“专注,仿佛事物刹那间就被记忆改变./坐在大车上,他回望,以便尽可能地保存./这意味着他知道在某个最后时刻需要干什么,/他终于可以用碎片谱写一个完美的时刻.”
雷平阳曾自忖：“我很乐意成为一个茧人,缩身于乡愁”.云南,就是世界的肉身,语言的乡愁.“喊魂吗？”诗人在野！这是一个“丧家犬的乡愁”（《黄昏记·序》）.雷平阳是有精神出处的诗人,这也是他的写作宏旨或底线,“多年来,我希望自己永远都是一个有精神出处的写作者,天空、云朵、溶洞、草丛、异乡、寺庙、悬崖,凡是入了我的心,动了我肺腑的,与我的思想和想象契合的,谁都可能成为我文学的诞生地.”（《乌蒙山记·自序》）但是这一精神出处的发生和境遇让人感受到的是鲜血淋漓的“惨败性的现实体验”.地方和空间已经不是自然地理和文化版图上的“云南边地”,而是上升为一种精神性的场域——个人精神史的流放地或密室.围绕着雷平阳的诗歌写作,多年来阅读者和评价者会不断兴冲冲地贴上标签,反复强化那几个关键词——地方性、地域、乡土、乡愁、民生、云南经验、痛感、现代性等等.雷平阳由此被框定和局限于一个“云南作家”“现实主义作家”——而不是“汉语作家”或“中国作家”.所以雷平阳最反感的就是“地域写作”.他也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有些气闷地反问——“为什么我的文字只能属于某个地方、某些人、某种狭隘的审美？”很不幸的是,这些“关键词”已经在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场得愈加流行和时髦.但是在我的阅读视野中,这种写作类型在美学和思想的双重维度下不是变得越来越开阔,相反是越来越狭窄和市侩化,变得如此媚俗而欺世,变得如此面目可憎.写作者与地方和空间的关系不能是观念性和本质主义的——由“云南经验”我们还可以推而广之到“江南写作”“西部写作”“海派写作”“打工写作”,而应该是自发到自觉的生成性意义上的.雷平阳警惕于别人称自己为“地方性诗人”“云南诗人”“乡土诗人”“苦兮兮的现实主义者”,但是雷平阳在写作中又刻意或自觉地强化了写作与“地方”的关联——这可能像雷平阳说的是对他的误读.但是,说到雷平阳的“精神出处”我们的目光还是会不由自主地转向他写作中的“云南空间”.这关乎他的个人精神史和写作发生史,关乎他前现代性的乡愁,关乎一个写作者的道德和操守.写作者的“地方血统”可以获得一种发言的权利,甚至在某一个特殊的时期占得优先权,但是这种方言属性的话语权利一旦在写作中定型,其危险性也即接踵而至.
“地方”“空间”都是存在性体验的结果,故乡也正在沦为可怕的异乡——“这些愈来愈陌生的景致与冥想,它们是否有过最为丰饶的土壤？”确然,深处“空间”“地方”以及附着其上的传统、*、秩序的写作者该如何将之个人化、历史化并且在美学上具有陌生化的效果就变得愈发重要而棘手.尤其是在一个“地方性知识”被清零的现代性、城市化语境之下,残山剩水也注定了雷平阳“残稿”式的写作命运——一切都是未完成的状态.雷平阳就是在残山剩水间蹲下查勘——更多是精神意义上的满怀狐疑.他身不由己地关注着现代性语境下的“消亡学”.雷平阳所说的“山水课”,与此同理.他在“云南”草木间获得了属于自己的文学教育和精神生活.雷平阳不断在诗歌中写到澜沧江、怒江、金沙江,乌蒙山、哀牢山、基诺山.天空、云朵、寺庙、悬崖、丛林、废墟、墓地接通了雷平阳的“人气”“地气”和“天气”.所以,雷平阳文字化的“云南”“地方”不是外在于主体的,而是文字的肉身,是自我精神的一部分或者历史个人化的延伸.这其中既有一般旁人感受不到的深情、热爱,又有着自责、虚妄、无着和救治.这也是他的散文中为什么大量的反复写到杀伐、自戕和各种非正常死亡的原因.正是从这种直指“地方”“空间”“乡土”的视域出发,雷平阳在某种程度上重新打开了诸多的写作可能性和认识“现实”“现代性”的多层空间.而一种话语的有效性显然关涉“说什么”和“怎么说”.你不能阻止一个幸福的人放声歌唱,你同样不能阻止一个悲痛的人放声大哭.云南与中国乃至世界的关系最终只能落实为雷平阳与语言的关系,因为合法性是诗学意义上的.这是外在现实内化为“现实感”的过程,而非惯性的社会学理论学的阅读和指认.吊诡的是一再抒写和反刍“故乡”的人最终却没有安身立命之所.这就是雷平阳的写作宿命.而“云南血统”的复活与再生不能不以巨大的尴尬、失落、撕裂为代价.在此,诗歌成了致幻剂,也成了精神安慰剂.这样产生的必然是汉语和内心的双重“乡愁”.作为时代时时“后视”与“前瞻”的写作者和精神“内视”者,雷平阳获得了同时代人少有的愿景和方向性.尽管雷平阳的很多诗作带有“云南”的“关键词”和“地方志”基因,但他并不是一个观念性的“地方”写作者.
雷平阳并不是一个抱有野心抒写“历史”的人,尽管他在诗歌中呈现的身份性是明确的,但是他建立某种“诗歌秩序”的努力也是存在的.雷平阳更像是一个充满野心的土司,企图为内心与自然重建和规划一种精神空间与秩序.然而这只能是一场新时代的幻梦,但是其必要性却毋庸置疑.这一切呈现和印证了关涉本土“现实”话语的焦灼和失语症状.这是诗人的“现实”,一种语言化的、精神化的、想象性的“真实空间”,“我在自己虚构的王国中生活和写作,大量的现实事件于我而言近似于虚构,是文字的骨灰在天空里纷纷扬扬.采用真实的地名,乃是基于我对‘真实’持有无限想象的嗜好.”（《乌蒙山记·自序》）
雷平阳是一个“笨拙”的写作者.
他不会取巧,即使是对于极其细小的虫草和石块他也必须弯下腰去翻检和察看.频生的细节纹理、鲜活震惊的意象、本真莫名的经验、捶打的精神渊薮、深沉的文化关怀、生命烛照以及带有寓言性、叙事化的笔调印证了他不是单一视域的观察者.雷平阳的写作“在场”而又“超拔”,尤其是其寓言性质素非常显豁.这不仅涉及到对“现实”的提升和转化能力,而且关于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迷离惝恍又真切刻骨都统一在呛人鼻息搅拌血液的诗歌氛围之中.当一个诗人在石灰水泥覆盖的空间“失魂落魄”地寻找“神性”“圣词”“历史”“人性”“根性”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说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化血为墨迹的阵痛.雷平阳的诗歌写作在不断印证着一个重临的时代话题,同时这也是一个时代诗人所必须面对的难题.换言之我们都在谈论诗歌与时代、现实的关联,而我们却时刻在漠视这些日常生活的真实景观与诗歌镜像之间的关系.雷平阳的诗歌是对世纪初以来流行的阶层抒情、乡土叙事、底层神话、“道德”律令沉疴的警告与提请.雷平阳的诗歌写作已经证明诗人绝非为了“流行”和“道德”而沦为庸俗的耽溺者与记录员.
多年来我一直看到的雷平阳是一个别于他人的存在.这个差别来自于他在这个时代葆有的独立精神禀赋和刻骨蚀心的持守.读雷平阳的诗歌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雷平阳的诗歌既有一部分来自于真切的“本事”,又一直带有强烈的虚设的寓言性特征.雷平阳不厌其烦地讲故事,他也是善于讲故事的人.这是一个坐在水泥丛林里讲述过去时和进行时相碰撞的牧羊人,是一个没有了时代背景可以考证的“托钵僧”在故事中布道.由这个“说话人”我不自觉地想到了那个写作《西湖梦寻》《陶庵梦忆》《夜航船》的张岱,体味到的是那种追怀故国的况味与浸透在骨子里的悲凉——就如张岱那年在绍兴城夜里目睹的几十年不遇的很冷无比的大雪.由这种对故地的追怀出发,雷平阳将他所目睹和感怀的地方空间当作旷野来写作的.旷野无人,孤独、独立、四顾茫然,前行无路…….他不能在旷野中避难或偷生,他只能发出与旷野相应的低吼或者狂啸.
一个诗人正在代替小说家.在雷平阳的诗歌中有一个讲故事的人.我们不仅会被讲述者的语气吸引,被那些古怪难解的故事吸引,也会被文字自身的精神气息吸引.这一切都大体可归入一个写作者的语言能力和思考功力.雷平阳的诗歌写作完成了对“家族本事”“精神盘诘”“现代性咒语”道成肉身般的锥心自省与艰难探询.其完成的是质疑之诗,也是确定之诗.其戏剧性的结构、暗沉的智性晨读、寓言的惝恍塑造、日常的无常观照、精神世界的艰深挖掘以及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超拔都令人称叹.他用“诗歌现实”完成了个人、日常、历史与修辞场域间的精神“摆渡”并最终确认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真理”与人性法度的重要性.虚诞、撕裂、阵痛、敬畏的精神直抵人心与时代.
这是“自戕的挖掘”,也是一次次噤声的过程.噤声和震悚处必须有人以身饲虎.那是一个云南的秋日午后.院子与翠湖只有一墙之隔.湖边游人如织,院内有巨树两棵.阳光抖落在城市的院子里,我们已久不闻内心的咆哮之声.在那个渐渐到来的黄昏,我想到的是孔子的一句话：“出入无时,莫知某乡.”
总体来看,与这个轰轰烈烈巨响的时代相比,雷平阳显然是一个极具“现实感”的“不合时宜”者——
——在这个内外交困的深夜
谁能拉我一把,我就是谁手上的利刃
责任编辑 段爱松 胡兴尚
此文结论：本文论述了关于经典作者专业范文可作为一意孤行和作者和评论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作者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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