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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的主人公是一对母子,法院判决书却显示：母亲张慧明先后单独或伙同他人受贿180 万元；其子解庆阳则不仅受贿276 万余元,还收受了他人为其购买路虎、保时捷支付的购车款223 万余元,总共受贿折合人民币共计499 万余元.
经查,张慧明早在2004 年就内退了,退休前也并未担任重要公职,而解庆阳不过是某高校的团委书记,算不上是多大的官儿,那么,他们为何有如此大的能量,竟能受贿数百万之巨？原来,张慧明的姐姐、解庆阳的大姨张慧光（正局级,已另案处理）曾担任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下称“北京文资办”）党委书记、副主任,主持市文资办党委全面工作.而北京文资办主要负责授权范围内国有文化资产监管,掌握着不少文化单位的生杀大权.正是借助了张慧光的能量,张慧明母子才得以“狐假虎威”,大肆敛财.
最终,张慧明、解庆阳母子因为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分别获刑6 年半和7 年半.
找亲戚帮朋友的忙
2006 年,因工作关系,解庆阳认识了王长瑞,王当时正在中国政法大学读书,担任了北京市学联驻会主席.一来二去,二人便成了好哥们.后来,王长瑞还借用解庆阳母亲张慧明等人的,找公司注册成立了齐盛天华公司,主要从事企业在学校营销的策划和执行的业务.
2011 年,中国人民银行放开第三方支付业务,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得知这一消息后,颇有商业头脑的王长瑞自然不想放过这个机会.但是按照规定,申请做第三方支付预付卡项目门槛不低,必须是成立5 年以上,连续盈利的科技类公司.于是,王长瑞找到了解庆阳,想让其帮忙想想办法.
巧的是,解庆阳母亲张慧明的朋友李某在北京开办的华盛建安公司符合要求,而李某常驻上海,正想将公司转出去.于是,在2013年初,经解庆阳和张慧明介绍,王长瑞接替李某成为了华盛建安的实际控制人.不过,华盛建安名义上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在形式上没有变化,只是他们不再参与公司的经营.
王长瑞在做第三方支付预付费卡业务过程中,希望解庆阳介绍相关业务.当时,解庆阳的大姨张慧光任党委书记的市文资办正在征集相关文化产业政府基金项目,于是,解庆阳和张慧明找到张慧光,说了王长瑞的情况,希望能获得政府专项基金支持.
张慧光由此设想搭建一个网站平台,做文化一卡通,将所有的商家集合起来,让老百姓凭卡在各个地方消费享受优惠.她对解庆阳说,让王长瑞找产业处的陈某说明方案内容.
王长瑞带着制作方案来到市文资办产业处,向产业处的陈某介绍了公司情况和设计方案,陈某让其留下资料回去等消息.陈某后来向检察人员供述,因为是领导推荐,所以其只在网上看了看这个公司的情况,没有进行实质性考察,但感觉该公司实力还没有达到大公司的水平.而实际上,王长瑞对自己的实力心知肚明,他很清楚,如果单凭实力,他很难将项目拿下,所以他又赶紧找到解庆阳,让其找张慧光说情,希望能得到关照.
此后,王长瑞又去市文资办开了几次论证研讨会,张慧光对项目很关心,在会上对其公司的方案提出了不少修正意见.也是在张慧光的关照下,王长瑞顺利拿下了这个项目.2013 年6 月, 王长瑞公司确定最终方案,市文资办报市里审批后,王长瑞公司按照方案垫资完成网站开发、商户拓展、文惠卡制作业务,前期投入大约1000 万元.
2013 年9 月,市文资办举办了首批“北京文化惠民卡”发卡仪式.王长瑞当时担心投入那么多钱收不回来,对解庆阳说找张慧光尽快签合同、结账,解庆阳答应了.然而,这个项目没有经过招投标或竞争性谈判程序就开始实施了,明显存在违规.于是,在张慧光安排下,双方在2013 年11 月补了竞争性谈判手续,当时参加竞争性谈判的三家公司,除王长瑞的华盛建安公司以外,另外两家公司都是王长瑞安排来“陪标”的.中船公司营销总监赵某的证言证明：王长瑞找到他们公司,想让其公司参与陪标,并承诺如果中标,可以把建设网站的业务给其公司做.
因为有张慧光的关照,所以每年年初市文资办都给华盛建安公司下达任务,后来再补招投标、竞争性谈判等手续.2013 年合同金额2100 万元,2014 年合同金额1600万元,市文资办全部支付了；2015年合同金额是1400 万元,市文资办只支付了一半.文惠卡项目的利润大概占合同额的20％,估算利润800 余万元.
收好处是“理所应当”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王长瑞知道,自己能拿到文惠卡项目,主要得益于解庆阳一家的大力协助.所以,当解庆阳要请他“帮忙”时,他总是有求必应.而解庆阳的胃口也不小,他不仅要钱,还让王长瑞支付购买路虎车和保时捷车的款项,并给他和他妻子白某的账户转账,包括偿还信用卡欠款、房贷等.
据解庆阳之妻白某供述,2014年,她和解庆阳在北京西城区山西街购买了一处房产,月供高达1.2万元左右.不过,他们并不需要操心月供,因为每个月都有人直接向她的建设银行房贷账户转钱.白某名下还有一张招商银行的信用卡,有一次买家具花了10 万元,因还款金额太高,最后也是解庆阳代还的.后来,白某信用卡需要还款时,她都是让解庆阳代还,还款数额总共20 余万元.
白某名下还有一辆保时捷帕纳美拉汽车,2015 年2 月初, 她和丈夫解庆阳去4S 店看车,是王长瑞陪同一起去的,也是王长瑞刷卡支付了20 余万元定金.5 月中旬提车时,她和王长瑞公司的孙某一起去的,孙某支付了车辆余款90万元左右,并支付了车险和牌照费.
2014 年上半年,白某又想购买理财产品,但是资金不够,她又找到解庆阳,要他帮忙想办法,后来解庆阳往其民生中转了30 万元.
案发后,解庆阳还大言不惭地提出,自己和王长瑞是合伙人,没有接受王长瑞的请托,其主动找张慧光承揽文惠卡项目,其与王长瑞的资金往来不应当认定行贿、受贿,应当是其在承揽项目过程中的利益分配.自然,这番狡辩没有被法院采纳.
儿子儿媳收钱收得乐不可支,张慧明也没闲着,2014 年初,她考虑到该项目已经完成,她姐姐张慧光的功劳最大,理应得到相应的回报,所以,她让王长瑞给其转款60 万元.王长瑞转款后,张慧明将家中日常存放的60 万元装在一个双肩包中,和解庆阳一起到张慧光家,把双肩包放在她家,对张慧光说,这些钱拿去用吧.
虽然当时没有说这笔钱是哪来的,但张慧光知道,这是王长瑞送的好处费,因为张慧明不可能无缘无故送给她这么多钱.
王长瑞和他的员工孙某还曾在2015 年分多次给张慧明转账共计120 万元.张慧明当时想,是她帮王长瑞联系张慧光,为他的公司拿下文惠卡项目提供了帮助,从他那里拿些好处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2014 年左右,张慧明说出国办签证需要出一个证明,为此王长瑞实际控制的齐盛天华公司还为其出具明,谎称张慧明是该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并且还印了一盒假名片.
而王长瑞供述,文惠卡净收益800 余万元,但他先后给解家母子行贿的金额却高达600 多万元.从表面上看,用600 余万元行贿似乎比例过大,但实际上,王长瑞是个“眼光长远”的人,其想要谋取的不仅仅是800 万元的净收益,更是想继续从文资办承揽更多项目,谋求更大利益.而他心里很清楚,如果没有解庆阳一家的帮忙,他是做不成这个项目的,所以,对解庆阳母子的要求他总是尽量满足,甘心成为解庆阳母子的“提款机”.
给官员“身边人”敲响警钟
王长瑞幻想着“放长线钓大鱼”,然而,他的美梦很快就破灭了.2015 年,张慧光收受某单位送的价值20 多万的美容卡,此事被人到纪检部门,纪检部门根据线索顺藤摸瓜,发现了张慧光的其他贪腐问题,涉贪腐金额不下数百万元.
2015 年12 月16 日, 北京市委常委作出开除张慧光党籍的处分,并最终因贪腐获刑.北京市纪委、市监委还将张慧光在担任市旅游局和市文资办负责人间,利用职务之便一步步走上贪腐道路的蜕变历程制作成了警示教育片《变质的人生信条——张慧光案警示录》,给广大党员干部上了一堂生动的教育课.
随着张慧光的落马,张慧明、解庆阳的贪腐问题也浮出了水面,很快,二人因涉嫌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被逮捕.
2017 年4 月20 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分别对解庆阳、张慧明案作出（2016）京01 刑初114 号、117 号刑事判决.被告人解庆阳、张慧明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亲属,利用其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分别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7 年6 个月和6 年6 个月,分别处罚金50 万元、70 万元,并追缴违法所得,在案扣押的路虎、保时捷汽车予以没收.
宣判后,母子俩不服一审判决,均提出了上诉.不过,因为二人的犯罪事实清楚,量刑得当,2018年8 月20 日,北京市高院做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至此,张慧明母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一案尘埃落定.
而实际上,对于这项罪名,我们当不陌生.2016 年,周永康的儿子周滨、妻子贾晓晔以及侄子周锋,也都是因为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8 年、9年和12 年.这些案件的判决,对那些官员的“身边人”,无疑是敲响了法治的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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