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辙迹碾压过的陈昌平小说世界管窥,本文是世界类硕士论文开题报告范文跟陈昌平和辙迹和管窥类毕业论文格式范文.
世界论文参考文献：
刘恩波
人是文明的产物,也是它的祭品.每一种文明的形成、裂变和拓展,都是以牺牲或者打磨砥砺无数人的生命或者煎熬榨取无数人的血泪为代价的.而触痛文明肌体上的任何一根神经,都会是历史叙述或者文学叙事的强大的生命场.你是站在一代人的立场上审视一个人的命运,还是站在一个人的立场上反思一代人的生活,这里面的界限好像永远难以厘定裁夺.尤其是小说,虽然属于个体叙事,但其内核却是历史的发声,带着历史的表情和音域,带着历史的喉结的蠕动抑或脉息,换而言之,小说家通过个体这一通道,从而找到了历史不规则的心跳.当我走进陈昌平的小说世界,几乎为他笔下触摸到的人性伤痕、*失衡、情感崩溃、灵魂堕落……而获得一种类似骚动的由衷回馈.但这种骚动,不属于泪水,不属于一声叹息,而是属于那再也无法抑制的类似精神缺氧的窒息般的存在感.的确,他不再做道义上的审判,他撕碎了温情脉脉的修辞学的伪装,他让我们看到了深渊,文明断裂、精神不自由、非理性战胜了理智、幻觉的美感抵押了严酷的生活实质.那是一个人的悲喜剧,还是一代人的荒诞剧,那是入骨痛彻的黑色幽默,还是根源于无法抗拒的命运本身而随之带来的灵魂抽搐、扭曲和变形？
这里我想首先指明,写小说的人不见得会构筑一个属于自己的小说世界.有的人写了一辈子小说,但还是没有形成个体性的目光、视角、立场、风格、形式感.看他们的作品,与看别人的作品毫无二致.一个小说家没有奠定自己的小说世界,其实是一件可悲的事.
陈昌平的价值,在于他没有巨细靡遗地复制现实,用摄像机一样精准的镜头扫描或者定格现实.他是布罗茨基说的那种“把自己或任何别人的生活视为一种测试某些人类特质的试管”类型的写作者.读他的小说,你会跟着他走进一条隐秘地洞察生命卑微感、渺茫感甚或以极端的存在彰显了实际上不在的异化状态的文学通道.
陈昌平的小说之所以能构成一个小说世界,还在于他贯穿于一系列作品里的基调,体现了反讽主义的价值观和表现主义的形式与手段.当高强度的具有穿透力的精神视野与他所融通化合的现实肌理亲密地交相呼应对接的时候,那乍然一惊的凝视,就像窥探的魔法,照亮了文明和历史暗处的某些变质抑或发霉的非有机生态.
米兰·昆德拉曾视小说作者为探索存在之谜的人.如果沿着探索存在之谜这个向度,闯入陈昌平的小说世界,我们定然会发现他看取生活的视点,体悟人性的感觉状态,挖掘故事主题的耐力和方法,乃至构筑编织叙述线索和悬念的有效手段,等等,都弥漫承载着作家本人的天赋异禀、精神品质与生机活力.
到目前为止,陈昌平主要以写中篇和短篇小说为主,他的代表作《特务》《国家机密》《英雄》《汉奸》《秘密生活》《》等作品,在《收获》《钟山》《人民文学》《作家》等权威期刊发表,引起了文坛的广泛瞩目.从2002年开始延续至今的创作,大概称得上作者的黄金周期.当然,就写作的总量来看,他的数量并不大,但是多为可圈可点的上乘之作,心灵探索的成色和佳绩令人刮目相看.不必讳言,在陈昌平精致打磨耐心构筑的小说世界中,确实能让我们会意发现文明辙迹碾压过的人的挣扎、心的跃动、血脉的流淌,而那是远距离的穿过历史迷雾的清理、梳理和深刻剖析,带着小说家自身的气度、风骨和艺术上的不懈追求.
长期以来,对真实的如何再现和表现,一直作为判断一个作者介入生活现场、现象乃至挖掘它们背后本相和真义的评判标准.按照阎连科在《发现小说》里的看法,把真实区分为“社会控购真实”“世相经验真实”“生命经验真实”“灵魂深度真实”四个层次.应该说,有两类作家,他们分别从前两者和后两者上面,开掘属于自己的创作源泉.以此角度而言,我觉得陈昌平正走在从生命经验真实向灵魂深度真实大踏步前行的过程中.佛经云,贵见地,不贵行履.昌平在价值观和方法论上都有见地,——他的小说写作不盲从,不跟风,骨子里是先锋意识、探索精神,外部呈现却是相对传统的写法.不过这种写法的实在指向,却是走进艺术表现的大道至简的底蕴和内涵,这体现在写作中就是从单一地指向世俗和社会的再现上突围,而踏入生命与灵魂的多维度表现的纵深地带.
在陈昌平的小说世界中,你会发现一个又一个闪光的带着荒诞感和黑色幽默色彩走来的人物.这些人物构成了他小说世界的魂魄.
陈昌平对于文明历史的介入,是有意识地跟自己的时代保持一段距离,或者拉开距离.当然,即便他返回时代,也愿意用一种间离的视角看待社会人生的淋漓百态.故而,他不是赫拉巴尔言及的那种诗意而癫狂的中魔者,而是清醒的看客,旁观的智者.
也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很难让我们产生感同身受的代入感,然而,那变形的扭曲,幻化的心理症结,以及那从命运深处投射出来的精神虚脱和失控,却令人对一个时代的灵魂的哭泣与肉身的被剥夺而产生由衷的敬畏、喟叹和唏嘘.中国历史传统素来有正史的写法,有野史的写法,有曲笔,有戏说.小说家进入历史的叙事,可能与野史或者戏说更有渊源.有正,就有反.昌平是反着写,逆着写.这就有意思了.
是的,文明和历史表面上看离我们很远,很大,实际上就在我们的身边贯通、接续和蠕动.用诗人西川的表述,文明就是切肤之痛.那个大背景大历史大意识形态,好像跟你没什么实在的关联,但实际上那是个任谁也逃脱不了的网.昌平就是想揭示被文明辙迹碾压过的灵魂的裂变、扭结与变形.那不是生活轻喜剧的变奏与折射,而是时代和历史的荒诞剧在小人物身上的真切投影.小说《特务》中那位母亲被时代社会特殊的境遇裹挟着,必须相信儿子说的,身边有特务.每天像上了发条一样地笃信不疑.有一天儿子的衣服上出现了破洞,还有红钢笔水涂抹的“血迹”,那是组织上安排的,想用苦肉计引蛇出洞.抓特务甚至成了他们情感上的寄托,从而让这两个小人物的生活充满了仪式感.现在看来那如同荒唐的玩笑,然而当时当地却是神经百倍紧张的个体生命经验的夯实,类似信仰和信念层面上的精神支柱.到了小说结尾,儿子被派到台湾做潜伏,叮嘱母亲千万不能跟任何人说露馅.两个人像演戏一样地对着话,那近乎神圣庄严的模拟,是作家对“”生活内幕的真切戏仿,读起来却让人笑不出来.当大的文明肌体感染了病菌,群体生活遭到了严重干扰和伤害的时候,即使处于边缘的小人物也会不知不觉地感冒伤风.在这里昌平的写作具有精神的*力和黑色幽默一样的漫画效果.
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3期
黑色幽默通常被称之为“绞刑架上的幽默”,不是轻喜剧类型的幽默.那是作者对文明体制报以深深质疑和痛苦纠结而产生的内省智慧.像库特·冯尼格特、约瑟夫·海勒等人的作品,都是用笑声和痛苦保持距离.比如《第二十二条军规》的内在含义在于,“你要避开一件事,就不得不遇到一件更糟的事”.我以为昌平深谙军规之法之道,并进而活用渗透进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里,去省察反思*笔下时代、历史和人性中的荒诞以及吊诡.
于是我们看到了《国家机密》里的王爱娇这个人物的活灵活现的出场.
毋庸置疑,王爱娇是陈昌平写得最出色的人物之一.他的超常的先知般的预测功能,被作者凌驾到近乎寓言和神话的地步.王爱娇做梦,在梦中,竟然能够遥感某些国家大事的发生,他梦见敌人飞机掉下来,果然我们的解放军就击落了美帝国主义的U-2侦察机；他梦见石头会飞,第二天城市就像开锅的水在沸腾地庆祝人造卫星上天；他梦见生气了,果然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新闻里就有伟大领袖针对美国佬的严正声明……如此神奇的应验一瞬间让王爱娇本人似乎成了“阶级斗争的晴雨表”“人民大众的报喜鸟”“世界革命的气象站”……由于有了这种超常的本事,他们家人也跟着沾光荣幸,因为许多当时匮乏稀罕的物品食品开始蜂拥而至,作为小六子的战利品,这个老疙瘩给王家带来了幸福的春天.以致于他爹王师傅起床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小六子召过来,问问昨晚有什么梦.更多的时候,小六子说做梦了,但是想不起来.每当遇到这种情况,王师傅就像国家财产遭受损失一样难受.与此同时,王爱娇准确预言的本事更惊动了各级领导,从地方的于主任到省里的徐主任,他们逐步将这个孩子的超常本领所掌握的信息提升为“国家机密”,他们无限膜拜信服推崇那些国家机密.而这个小孩在成长过程中实际上已经成为他们的精神拯救者.小人物走进了大历史,这种寓言般的价值倒错却构成了一个文明出现虚脱和灵魂真空的特有阶段的荒诞感和荒诞意识.
文明的肌体里常会滋生孕育恶性的肿瘤和有毒的病因,在作家们的审视下,发现那通常是人们的价值观倒错所致.比较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衣》和陈昌平的故事,你会发现这两个故事里有个奇妙的现象,那就是孩子无疑幸免了文明的虚伪和假面.当那个小孩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时候,天真发生了.当王爱娇跟徐爷爷直言坦白梦里他跟杨阿姨在一起,“杨阿姨是如何抱着他,而他又是如何扎在杨阿姨怀里,并且杨阿姨还解开身上小衣服用大枣一样红红的奶头喂他,最后他慌张地发现自己的小周围忽然冒出一摊的糨糊……”那么作为个体的小孩已经通往少年的本能之爱,性意识萌芽,就像春天的草在滋生.说句心里话,此处的故事算得昌平的灵机妙动,神来之笔.他用生命的意识打破了意识形态工具理性的障壁,让王爱娇从大人价值倒错的空间突围出来.果然,那以后小六子就做不出应验历史变局的春秋大梦了.而悬空的革命理想主义也遭遇到肉身的实质性背叛,而让肉体的实在感落地生根.
毋庸置疑一个作家缔造了他的小说世界,是以一系列典型人物为标志的.在陈昌平那里,王爱娇这样值得关注和侧目的典型人物还有老高（《英雄》）、李徵（《汉奸》）、老杨（《秘密生活》）、李禹和刘虹（《非生意关系》）、张大鹏和小刘（《》）……这些人物分别穿过了控购的真实,世相的真实,而抵达生命和灵魂的真实,他们的存在,触及了人性、历史、精神乃至更大的文明层次上的痼疾、伤痛和疤痕.
《英雄》故事中的老高沉迷于讲述历史上的英雄事件,于是在那个人流扎堆的广场上他通过自己口若悬河的讲述,用个人的想象力编织了传奇的英雄神话,并且不知不觉把自己也讲了进去,似乎他也成了英雄.这是文明史的迷雾抑或悖论,——我们知道,二十四史都是帝王将相登台唱戏,普通人的身影哪里去了？用王小波的命名,就是“沉默的大多数”的生命已经被先在地虚化、掏空、埋葬和湮没了.老高渴望用英雄的故事弥补自己内在的空虚和缺位,他用讲故事的方式等于将小人物的价值感提升到历史演义的高度,而实际上历史确实是无数名不见经传的人们与那些赫赫有名者或者留下印记的人共同铸造的.但丰碑却只给少数人奠基扬名.小人物注定成不了英雄,就像小说结尾老高被那位部队首长戳中要害一样,一下子从云雾里掉到了地上.阅读《英雄》,我们会得到一种重新审视生活、生命和历史的角度.甚至也能反思艺术叙述和真实历史的关系的辩证存在.
陈昌平笔下的人物总是能让人从一想到多,从单数想到复合.《汉奸》的主人公李徵的命运轨迹显露了文化信仰和民族情感在特定环境际遇里的碰撞、对峙和难以融合.李徵算得上汉奸吗？就因为他跟那个热爱中国书法的日本军官有所牵连——帮助人家温习书法,最后糊里糊涂地把自己搭了进去走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当然日本人是做了手脚,签了他的名盖了他的印.但是,实际上李徵干过什么伤害同胞的坏事？没有.他甚至还给抗日的队伍传递过情报,为此取得了那次战绩上的胜利（日军据点被袭码头被烧）.当然,在李徵身上有历史的误会存在,从情感上说,他教日本军官学习书法在两国交兵的战争年代是大忌,但从生命立场上看却只能如此（为了活下去）.何况就“艺术无国界”这一人类文明的共同认知和契约而言,他好像还对此有所助益.是的,李徵在某种程度上与《霸王别姬》里的程蝶衣有共同相通之处,当程蝶衣在法庭上声嘶力竭地叫喊,“青木是懂戏的！”显然艺术的至上在此偏离了民族大义和家国情怀,这是人性在战乱年代难以两全的两难.
陈昌平一方面借助自己笔下的人物刻画着历史的悖谬与人性的落差,另一方面又将他们推入时代和社会的某个潜在水域或者暗角,去寻觅捕捉定格他们沉淀到其中的情感走势和命运风暴.
《非生意关系》展示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非常奇特诡异超越常规视角的关系,一个人要完成自己精神的净化和救赎,却把另一个无辜者引向了错位、畸变和歧途,引向了命运的绝路.小说写了拥有官员地位和商人实力的成功者李禹,阴差阳错地帮助立志创业的女大学生刘虹一路“进取飙升”,在生意场上获得了立足之地和骄人的业绩.把一个丑女孩改造得不仅获得了事业的成功,而且还有了光鲜的外表（通过整容）,并且真心实意地爱上了自己,这让李禹的内心既获得了满足感,又有一种嫌弃和倦怠.在此,作者把握住了人性中的二律背反：可信的,往往不可爱；可爱的,又大抵不可信.陈昌平的老辣在于,他为我们立体而鲜活地塑造了李禹这个精神上存在人格分裂的艺术形象.一开始,他是带着优越感俯视刘虹的,帮助她在自己权限之内属于举手之劳.后来,他心里越来越明了,自己对女孩没有肉体需要,只有精神上的寄托和近乎虚荣的满足.再后来,当发现这个肉体上不堪玩味的女性,竟然异想天开地渴望投入自己的怀抱,这就打破了两人最初和平相处的契约式关系,在李禹的眼里,变成了一种试图收取更多利润和好处的贪婪索要,于是,非生意关系一个转身,又滑入生意关系的陷阱.而这构成了陈昌平用特殊眼力洞察、审视生活表象背后的人性世界的吊诡幽微之魅力所在.到了小说的尾声,李禹暴跳如雷地把抱紧自己的刘虹推下楼去,用如此错位的醒悟和激烈的肢体冲突,完成了自己精神救赎的彻底失败而充满幻灭和悲剧感的仪式造型.
陈昌平的手里仿佛拿着一把心灵的刻刀,总是通过对笔下小说人物的耐心雕琢刻画,找到他对生命的奇异感召和共鸣点,进而把生命的气息灵魂的颜色雕凿进去.
当然他每篇小说的格调和色泽也都存在着落差与不同的考究、布局与营造.就此而言,《》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陈昌平小说的另一种人物写生和画卷.作者贴近了时代肌理,发现社会敏感地带隐藏的问题,从而带有穿透力而不乏精到地刻画了那个为换肾找而不择手段的大集团老总张大鹏的狡猾、诡诈和阴险,也刻画了感恩图报的打工仔小刘的单纯、善良和愚蠢.转型期社会的内在紧张和人们生态心态的裂变由此浮出水面.但是有必要指出,在这篇小说中,并不构成象征和隐喻.我觉得无论《非生意关系》还是《》,陈昌平从风格上都回归了传统现实主义的路线.走的是欧·亨利式的用逆转突变来强化故事悬念的流程,用契诃夫式的内省,关注、扫视和聚焦人物心灵的变化、落差和起伏.
一个写作者拥有属于自己的小说世界,除了提供人物形象支点,还有必要建立通往人类精神大道的通路和枢纽.布罗茨基曾经深刻地指出,与人生不同,一件艺术作品从来不是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它永远被置于与前辈和先行者的比较之下审视.
如前所述,陈昌平写作的灵魂是深度现实主义,当然还有一些表现主义的内在烙印.他的风格基调趋于反讽、荒诞感和黑色幽默.在他最成功的作品中,现实的刻画变成了人类精神的寓言.从而使得我们在阅读时,会感到这些小说的背后还有小说,或者说是文学传统和整个精神谱系在后面支撑着我们的认知.
就以“”故事来说,中国作家先有控诉,后有反思,乃至还原写照,但大多数人站位比较低,要么就是以真实取证的态度书写历史,但还是就事论事,即便余华这样水准的作家看待“”的眼光亦非超越性的,如《兄弟》上部一些描摹“”的故事段落,是再现而非表现,是自然主义的还原,而非洞察式的聚焦,因而具体性太强,概括力显得捉襟见肘.而昌平的《特务》尤其是《国家机密》,属于识破机关的暗讽,走表现派路子,活化西方现代主义神髓,而重构了中国做派与气度的叙述风格.写梦境,以梦境反衬现实人生的梦,整个“”不就是一场沉睡了十年的酣梦,最后时刻小六子的不再应验政治气候而回归自然状态的梦,正是预示了非理性之梦的告终,人的自由意识的苏醒.这比单一的控诉和自然的还原,更是文学本身的追求所在.
从另外一个层面上看,陈昌平是写异化的高手.人的政治异化,情感异化还有精神异化,在他一系列作品中得到了生动鲜活富有个性化的展现.异化就是人不再是真实生命和灵魂的对应物,而变成了某种工具,某种符号,某种僵化文明的木乃伊.从哲学角度切入,其实异化就是走向自己的对立面,变成超越道德、*和审美底线的精神怪物.
《特务》中那对母子,如同历史试管里的样品,注定在人性的变形和政治拜物教的挤压下,成为怪异的失去人伦情感的牺牲品.《国家机密》把一个文明体制里的庶民通过超常的特殊功能变成了拥有文化身份归属感的超人,再从超人回归到初谙男女之道的正常人,陈昌平完成了从人的异化到本性复返的艰难探索和极富表现力和审美张力的精神个案的究极.《汉奸》处理的是夹在国家道德*和美学世界主义二律背反中的人的困境.从主人公内心深处蔓延开来的情感和价值分裂,造成了统一的文明价值观的碎片化境遇.这当然也是异化,在悖论中体现的人的情感失重失衡和灵肉的无处安生.
正是站在这种具有穿透力和辐射力的眼界和层面上的精神审视视角,让陈昌平成了小说家中的独立思考者.他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在悲剧精神、喜剧意识之外,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反讽荒诞的价值观,并以此烛照笔下人物的生命流程和命运走向.
扩而言之,如果我们能将陈昌平置于20世纪文化谱系的某个角落去与海勒、荒诞派戏剧乃至冯尼格特的黑色幽默进行对照性反思和挖掘的话,肯定是有文章可做的.虽然,他的代表性作品在成熟和前卫意义上还是有所匮乏和欠缺的.但是举国之内,能做到这点的艺术家,其实为数并不多.像高行健,魏明伦,还有过士行,都是反思异化和造就中国荒诞文学的拓荒者.我说,读《国家机密》等作品时,脑海深处会不自觉地浮现上述作家的作品,大概是对陈昌平创作的一个属于我本人认可度上的认知.
风格、气象、文脉、底蕴,这是构成一个创作者得以确立自己小说世界的柱石和界碑.从风格上看,昌平游走在荒诞和深度写实刀锋上的探索,可圈可点,有目共睹.从气象上看,他的小说大气浑然,不拘一格,婉而能讽,游刃有余.从文脉上着眼,他有师承,延续、融化和贯通,是流淌在文学传统之河里的另一条支流.就底蕴而言,他的小说从来不就事论事,就人写人,而总是给予我们一种阅读的延伸感和扩展开来的沟通意识.
当然,总结昌平的写作,无论成败得失,他的根基都不在于今天,也不在于90年代,而是应了他自己的贴心之言,“我是60年代生人,但我是80年代之子”.80年代情结,有可能造就一个已经出道甚至确立了独特价值追求的陈昌平,却也可能捆绑他束缚他制约他.实际上,阅读昌平之作,一方面我们会惊喜他对历史细节的掂量、拿捏尤其是想象的精准、丰富和从容,然而又会与此同时感到他写作链条在时间周期上的滞后感,“”故事与今天日新月异的时代是否脱节姑且不论,它所体现和代表的审美立场和角度能否跨过时代的门槛走向更远的地方,确实是个无法估量的难题.好在昌平还有像《》那样直面当今社会敏感地带和敏感话题的写实作品,支撑着他创作的另一种趋向及其归属.
再就写作状态而言,昌平属于智力型作家.智力型作家比较情感体验型作家写作的难度更大.他要有意识地跟时代、社会和历史拉开一段距离,那是一段审美的、游戏的、戏谑的距离.抑或是宗教、信念和信仰的距离.这种状态的作家面临着要么超前要么滞后的审视上的两难.把故事写成故事很容易,把故事写成生命寓言,难中之难.《》是多么好的故事,但不是寓言.故事背后隐藏的那把钥匙在哪里,我们还看不见.昌平把它藏在哪里了呢？
【作者简介】刘恩波,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 王宁）
此文评论:这是关于经典世界专业范文可作为陈昌平和辙迹和管窥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世界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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