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之来中国：幸，或不幸？,本文是利玛窦之来方面有关开题报告范文和利玛和窦之来和不幸方面毕业论文怎么写.
利玛窦之来论文参考文献：
２０１１年３月,我临时租住在京东燕郊一座号称夏威夷的公寓楼里百无聊赖,而租住在我楼上的那人则每天与他豢养的狼狗在房间里来回狂奔,又不时地将水洒得满城风雨一般,真的犹如在鬼哭狼嚎的荒郊野外.而即使被如此烦扰,我却一心只读圣贤书一般,将《利玛窦中国札记》静静地读完,一看日期,刚好是４月４日,而第二天,正是利玛窦（Ｐａｄｒｅ Ｍａｔｔｅｏ Ｒｉｃｃｉ）在北京去世四百年后的第一个清明节.
利玛窦于１６１０年５月１１日在北京去世,由于没有合适的墓地,直到一年后万历皇帝钦赐,才下葬于北京阜成门外二里沟.那里以前曾经是一座乡间别墅,属于皇宫中一个地位很高的杨姓太监,他因为犯有某项罪行而被判处死刑.按明朝惯例,当宦官入狱时,他的产业就归最先占有它的人.为了挽救自己的别业不被占夺,杨太监在入狱前就把它改为寺院,起了一个动听的名字：仁恩寺.但他的计划反而成了他失去它的原因,因为私人不许拥有寺院,而归礼部掌管,最终成为公共产业而被皇帝赐给了以利玛窦为首的天主教会,并作为利玛窦及其他在华传教士的墓地.
这座墓园如今坐落在北京市委党校内,园内松柏参天,四周岑寂.与利玛窦墓并列一起的还有两座墓各居左右,分别属于汤若望与南怀仁,他们是在利玛窦去世后来到中国的著名传教士.
２０１１年４月５日清明节,我带着长子冬儿,从燕郊打车去北京车公庄大街６号北京市委党校,拜谒利玛窦之墓.这天下午,阳光和煦,桃花盛开.
利玛窦的故乡马切拉塔（Ｍａｃｅｒａｔａ）位于亚得里亚海滨的亚平宁山脉,是意大利中部教皇邦安科纳省一座美丽而寂静的中世纪石头城,整座小城在和煦的阳光下到处呈现出耀眼的金.
公元１５５２年（明朝嘉靖三十一年）１０月６日,马切拉塔城一片宁静.“药房先生”利奇家诞下一子,取名Ｐａｄｒｅ Ｍａｔｔｅｏ Ｒｉｃｃｉ,三十年后当他成长为一个耶稣会传教士而到达中国后,他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利玛窦.从此这个名字不仅被载入中国的史册,也成为这个家族在历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他的故居如今成为现代美术馆,被称为“利奇宫”,墙上悬挂着利奇家族的一面镶着族徽的旗帜,徽章左边的小刺猬就是这个家族的象征,因为Ｒｉｃｃｉ姓氏本身即是意大利文ｒｉｃｃｉｏ（刺猬）一词的复数形式.利玛窦的父亲是开药房的,家里不属于贵族,但这位“药房先生”曾一度出任市长,因此也曾显赫一时.
巧合的是,就在利玛窦出生的那一年,正在东方传教的他的先驱、寄居澳门并计划着进入中国的早期耶稣会士圣方济各·沙勿略,在历尽磨难后,在失败的低绪中,病逝于距广州三十海里的上川岛,年仅四十六岁.他也许没有想到,在他去世三十年后,他的后继者竟然能够进入这个严厉拒绝了他的神秘的东方帝国.
对于中世纪的欧洲,利玛窦发回罗马教廷的有关中国的报道具有重要的意义与价值.除了多封发自中国的信札,利玛窦在他的晚年便开始将自己在中国的传教经历记录下来,这便是为人们所熟知的《利玛窦中国札记》.这份文献在他去世后被随后到中国传教的年轻的耶稣会士金尼阁*,并于１６１４年由他从澳门携回罗马.在漫长而寂寞的海上旅途中,金尼阁将其从意大利文译成拉丁文,并在利玛窦某些未能详尽的地方加入了自己的诠释,增添了他本人在中国的一些见闻,以及利玛窦本人的事迹及其在中国死后的哀荣.其第一版的封面题为“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父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会务记录五卷致教皇保罗第五书中初次精确而忠实地描述了中国的朝廷、风俗、法律、制度以及新的教务问题”.这份珍贵的文献于１６１５年在德国奥格斯堡出版后,在欧洲不胫而走,广为流传；其意大利原文手稿则被保存在梵蒂冈的档案中,直到二十世纪初才被重新发现并得以整理出版.但无论是对于历史学家们,还是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这本拉丁文译本似乎更有价值,首先是因为比利时人金尼阁对拉丁文的精通,他的译本在文采上要远胜过利玛窦的意大利原文手稿；再则,金尼阁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尽管他在某些地方进行了窜改、修饰与增删,但他的亲历同样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价值.利玛窦在中国生活工作了近三十年,将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了学习并熟练掌握汉语及写作,以及困难重重的传教事业之上,正如他自己所言,于意大利文的写作上,反而变得生疏了许多.
在我看来,《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中的第一卷最有意思.作者在这里试图全面概述当时中国的状况,有关中国的名称、土地物产、政治制度、科学技术、风俗习惯等,都有非常具体而细致的描写.欧洲人大约是第一次从利玛窦的书里知道茶与漆：“有一种灌木,它的叶子可以煎成中国人、日本人和他们的邻人叫做茶的著名饮料.”“这种饮料是要品啜而不要大饮,并且总是趁热喝.它的味道不很好,略带苦涩,但经常饮用却被认为是有益健康的.”关于油漆,利玛窦写道：“涂上这种涂料的木头可以有深浅不同的颜色,光泽如镜,华彩悦目,并且摸上去非常光滑.”“正是这种涂料,使得中国和日本的房屋外观富丽动人.”利玛窦说：“中国人是最勤劳的人民.”“中国的庄稼一年两收,有时一年三收,这不仅因为土地肥沃,气候温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更是由于人民勤劳的缘故.”利玛窦还介绍了中国人的“五大美德”,即“仁义礼智信”.利玛窦说：“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以普遍讲究温文有礼而知名于世……对于他们来说,办事要体谅、尊重和恭敬别人,这构成温文有礼的基础.”他还介绍了中国人怎样地孝敬长辈、尊敬师友：“如果要看一看孝道的表现,那么下述的情况一定可以见证世界上没有别的民族可以和中国人相比.孩子们在长辈面前必须侧坐,椅子要靠后；学生在老师面前也是如此……即使非常穷的人也要努力工作来供养父母直到送终.”“中国人比我们更尊敬老师,一个人受教哪怕只有一天,他也会终生都称他为老师.”
利玛窦在中国将近三十年,在他付出了巨大而艰辛的努力后,他不仅非常熟练地掌握了汉语,还编撰了许多中文著作,如：《二十五言》一卷,《天主实义》二卷,《畸人十篇》二卷,附《西琴曲意》一卷,《交友论》一卷等,并对中国古代文化进行过系统的钻研,把孔子及儒家学说介绍给欧洲,在欧洲的学界,尤其是对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伏尔泰就曾因此而推崇中国传统哲学,并说：“世界的历史始于中国.”
而对于中国来说,利玛窦带来的有关西方的信息与科学技术,更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对当时的中国学界更是产生了巨大的震动——这种来自心灵的震动并非因为他的有关基督教的“实义”,更不能与清朝末年救亡图存一般为西方学术所震动相提并论.当时的中国学界完全是在平等的心态下,既没有对西方学术一律视为蛮夷的妄自尊大,更没有以中国传统为愚昧落后的无比自卑.但利玛窦带来的《坤舆万国全图》,使两百多年没有与世界沟通的明朝中国大开眼界.据《明史》记载：
万历时,大西洋人至京师,言天主耶稣生于如德亚,即古大秦国也.其国自开辟以来六千年,史书所载,世代相嬗,及万事万物原始,无不详悉.谓为天主肇生人类之邦,言颇诞谩不可信.其物产、珍宝之盛,具见前史.
意大里亚居大西洋中,自古不通中国.万历时,其国人利玛窦至京师,为《万国全图》,言天下有五大洲.第一曰亚细亚洲,中凡百余国,而中国居其一.第二曰欧罗巴洲,中凡七十余国,而意大里亚居其一.第三曰利未亚洲,亦百余国.第四曰亚墨利加洲,地更大,以境土相连,分为南、北二洲.最后得墨瓦腊泥加洲为第五.而域中大地尽矣.其说荒渺莫考,然其国人充斥中土,则其地固有之,不可诬也.
利玛窦去世后,明神宗钦赐墓地,让许多人感到不平,认为这是史无前例,但当时中国学界的多数人认为,仅凭利玛窦进献的《坤舆万国全图》,这份殊荣便是他应得的.他还在徐光启的帮助与合作下,共同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前五卷,不仅带给中国许多先进的科学知识和哲学思想,而且许多中文词汇如点、线、面、平面、曲线、曲面、直角、钝角、锐角、垂线、平行线、对角线、三角形、四边形、多边形、圆、圆心、外切、几何、星期等,就是由他们创造并沿用至今.他还在李之藻的帮助下,由李之藻笔录,出版了《同文算指》这部介绍欧洲算术的著作,该书根据克拉乌维斯所著的《实用算术概论》译成,内容有基本四则运算、分数至比例、开方、正弦余弦等三角几何；以及关于应用几何、测量的《测量法义》,由徐光启笔录,附《勾股义》；有关天文学的《浑盖通宪图说》,李之藻笔录；有关古代罗马记忆术的《西国记法》；此外他还写过或参与写过《西琴八曲》等有关西方音乐的著作.而他在中国写下的第一部中文著作《交友论》,书中收录了从古罗马的西塞罗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大师爱拉斯谟等人论友谊的格言上百则.“这部《交友论》使我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同时,也使人认识了我们欧洲的作为.这部作品是文学、智慧和德行的结晶.”（利玛窦１５９９年书信）
从史书的记载来看,中国人对利玛窦的到来,更多地关注在于他所带来的西方先进的近代科学技术：天文、历法、数学,乃至望远镜、自鸣钟、三棱镜等.利玛窦借以敲开中国之门的礼物,正是他所携来的上述科技与物产.他教会了中国人如何使用与制造钟表,被奉为钟表制造的始祖而受到膜拜,这大概是他始料不及的.与他交往密切的中国上层人士,或皈依他的教义的中国优秀学者,大都是出于对他的来自西方学识的敬佩,无论是徐光启、李之藻,还是李天经、冯应京等人物,完全是出于对未知世界的渴慕,尤其是西方有关天文历法方面的精确计算,甚至葡萄牙的火炮技术,使他们对近代科学思想产生了交流的渴望.可以假设,倘若当时中国不是正处于晚明之季而是在一个开明的盛世,或哪怕是在明代初年,这种充满人文主义的交流或将给中国带来怎样的思想革新？给中国的历史文化进程带来怎样的影响？给中国社会制度带来怎样的变革思想？这种假设也是可以成立的,因为在利玛窦时代的西方,正是地理大发现、文艺大复兴、文化大交流的时代.但是,利玛窦的到来,他带来的一切科学成果,在中国仅仅是昙花一现.明朝中国在万历皇帝的统治下,已经呈现出不可救药的衰败,这位皇帝不仅四十年不理朝政,更是利用太监来干预政府,即便是正常的税收,一经太监之手就变成了劫掠与讹诈.正如利玛窦在他的书里反复描述的,太监们就像来自地狱的恶魔一般,黑压压地从皇宫里“飞”出来,到处横征暴敛,无恶不作.而这种皇帝与政府通过太监进行权力斗争的现象,在明代尤其激烈.可以说,明代自始至终就在这样一种政治循环中给中国社会埋下了祸根.正如利玛窦在他的《中国札记》中所描述的,那位中国的皇帝——利玛窦所寄望于他能够实现天主教义的传播,正如与其同时代的法国国王之皈依——完全不像是生活在自己所统治的国度,反而像生活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对自己的人民充满了恐惧,仿佛他一走出那深居简出的紫禁城,便会被“爱戴”他的人民撕成碎片.
而随后不久,明朝便在风雨飘摇中灭亡,关外游牧者的铁蹄对于古老的文明以及它朝着近代科学奔驰的道路,除了羡慕与仇恨,便只有恐惧与疑虑,而极尽践踏与羞辱之能事.此时南明的皇后向耶稣会士表示皈依,希望罗马教廷能够出手相救,也只是渺茫.尽管梵蒂冈至今保留着那封珍贵的信函,而历史早已翻开新的一页.但新的一页却并不一定代表新生,而是更黑暗的深渊.耶稣会士在清朝朝廷,或被荣耀地聘请为“钦天监”,或被召为宫廷画师,他们带来的有限的科学技术,亦成为康熙之流手中的玩物,这个据说“好学”的野蛮天子整天研究数学,而他的孙子乾隆则成为“天才”的诗人,那些天文与数学从没有走出宫廷造福社会；而在西方,各国皇家科学院的院士们正在为建立古典体系（牛顿体系）而努力,从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神本主义走向人本主义.
对利玛窦,由于他提出的融入中国社会生活、提倡在中国的传教士儒冠儒服的策略而在当时的罗马教廷引来争议与不满.他在思想理论上联合儒家反对佛、道,企图将天主教思想直接与《论语》原典挂上钩,通过学术手段争取中国士大夫的支持,可以说他的策略是有效的,直到十九世纪末第三次来华传教的教士们如著名的李提摩太仍沿用他的故辙（第一次为唐朝时期聂斯托理教派的叙利亚高僧阿罗本来华传教,利玛窦时期为第二次,战争后至１９４９年为第三次）.但由于罗马教廷一度否定了他的策略,认为这是丧失原则立场的投降政策,从而导致这次传教以彻底失败而结束.
因此,虽然利玛窦本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与牺牲,并最终葬身异国他乡,对于他所献身的宗教事业,无论如何评价,哪怕将他称为伟大的圣徒,都不为过,但直到二十世纪初,他的传教才得到高度评价.
因此在我看来,利玛窦之来中国,却是在错误的时机出现的一个错误的人选,幸或不幸,也只能任由历史评说.
所谓“错误的时机”,正如我在前述中所谓的即将灭亡的明末之季及其随后而来的落后愚昧的清朝.而所谓“错误的人选”,却并非利玛窦本人的错误,而更多的应归咎于他所代表的社会势力,这却不以他个人的才能和意志为转移.耶稣会由罗耀拉的依纳爵（Ｉｇｎａｔｉｕｓ ｄｅ Ｌｏｙｏｌａ,１４９１—１５５６）于１５３４年８月１５日创立,代表了反宗教改革的势力,努力维护罗马教皇的权威,其成员必须绝对服从教会.罗耀拉的依纳爵曾说：“假如教会这样定义的话,我就相信白的是黑的.”利玛窦以科学的手段来完成传教的目的,他与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仅译了前五章,这对于利玛窦来说已经足够,尽管徐氏渴望继续,但利氏既无时间也不愿意将时间精力花费其上,因为他有更重要的工作,那就是传教.因此,这部《几何原本》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才由李善兰补译完全.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从第二卷开始到第五卷,主要记述了传教士们,主要是利玛窦本人在中国的传教经历,并多次宣扬迷信与神迹,比起同时代的中西哲人,如笛卡儿之强调上帝也要服从自然的铁的规律或徐光启之力图追求自然哲学中的数学原理,其间显然有着天壤之别.正如何兆武先生所指出的：“他的中文论著《天主实义》《辨学遗牍》和《畸人十篇》,谈不上任何真正具有科学或思想价值的成分,或真正具有近代意义的东西,因而在思想理论上可以说是没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可言.”
何兆武先生在他的《中西文化交流史论》一书中进一步指出：“假设当时中西文化的媒介者不是这批耶稣会传教士,而是另一批具有近代头脑的人；假如当时所传入中国的不是中世纪的神学教条而是近代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是西方中世纪传统的神本主义而是文艺复兴以来已成为西方思潮主流的人本主义,不是托勒密的神学体系而是哥白尼、伽利略所奠立的近代科学体系；那么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又将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呢？这样的假设应该是可以容许的,因为这在历史上并非是什么不可能的事.”
利玛窦的汉白玉墓碑上刻有“耶稣会士利公之墓”,碑额雕龙花纹的中心,镌有十字徽记,右边的碑文是：“利先生玛窦,号西泰,大西洋意大利亚国人.自幼入会真修.明万历壬午年,航海首入中华衍教,万历庚子年来都,万历庚戌年卒,在世五十九年,在会四十二年.”左侧是内容大体相同的拉丁文.石碑后面是灰身黑顶圆拱式的长方形砖砌坟墓,不大的墓园被矮墙所围,前有石牌坊大门.在利玛窦墓的左右两侧又分别葬了清初来华的两位最重要的传教士汤若望和南怀仁.这个在万历年间由一个犯罪的“恶魔般的太监”的别业改建而成的传教士的墓园,在清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义和团运动中曾遭破坏,后重修墓地,并新建教堂,将七十七尊墓碑嵌在教堂的外墙上.“文化大革命”期间,利玛窦墓与附近诸传教士墓又被夷平,教堂被拆毁,利玛窦等人的墓碑被埋入地下.１９８４年墓地才重被修复.
站在利玛窦的墓碑前,我与长子冬儿合影留念,作为对这位“航海九万里”不畏艰辛远道而来的古代修士的缅怀与敬意,我只祈愿国人能够心怀人本主义的理想,以智慧、独立、自由与博爱的精神,去面对我们的过去与未来.愿生者永怀悲悯,愿逝者永获安息.
此时此刻,我不由地想起美国汉学家史景迁在他的长篇传记《利玛窦的记忆之宫》中最后一章的第一句话：“利玛窦脚穿绣花鞋,伫立在‘记忆之宫’的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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