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岁前后小记,本文是关于后小相关函授毕业论文范文与十八岁和小记方面函授毕业论文范文.
后小论文参考文献：
十八岁已是久远的过往.那是１９６０年,即在华师一附中高中毕业的一年.记得高三下学期要填写家庭情况表（为高考做“政审”准备）,我写上“父亲冯永轩”,政治面貌“分子”,这已经决定了我的高考结局.表交上去以后,不料被教数学的班主任贾老师叫到数学教研室去,平日和善的贾老师相当严肃地说：“冯天瑜,你家里还有问题没有写进表里.”我说：“除了父亲是,我家没有别的问题.”贾老师说：“你有一个哥哥冯天璋是‘反革命’.”我说：“三哥在天津大学水利系读书,还是共青团员,怎么是‘反革命’呢？”贾老师操着江西口音斩钉截铁地说：“上边正式通知学校,‘现行反革命’冯天璋,最近已被逮捕.”我想起,三哥确有四五个月没有给家里来信,但家里尚不知出了这么严重的问题,而“上边”却把消息通告我这个中学生弟弟的所在单位,当时真有点毛骨悚然.几年后才获悉三哥出事的原委：三哥与几位天津大学、南开大学（两校紧邻）同学经常一起晚饭后散步,闲谈中对“反右”、“反右倾”多有批评,同行的一位女同学喜记日记,把大家聊天内容详载其中.这位女生正与一个华侨同学谈恋爱,而“上边”怀疑那个华侨是外国派遣特务,于是突查其女友,抄到日记,但其中全无男友“特务”证据,却发现冯天璋等人批评“反右”、“反右倾”的大量言论,于是意外抓到一个“天津大学—南开大学学生反革命集团”.
我深为正直的三哥的遭遇担忧.１９６３年我读大三,三哥已摘除“反革命”帽子,留劳教农场劳动.暑假期间,我去天津小站农场（清末袁世凯“小站练兵”地）探望他,与来自北京、天津各名牌大学的“劳动教养”学生一起生活十多天（白天下田,晚上天南海北纵谈,当然,不议政治）,深感这是一群何等聪慧、何等有思想的兄长,有些人自此与我成了相交多年的朋友.
十八岁的我,面临的局面不妙：父亲是“”,加上三哥又成了“反革命”,因而全然无意高考,准备放弃,在老师、同学劝导下,勉强乱填高考志愿表（近年获知,当时高考录取基本上与学业、品行无关,考生分为四类：政治条件最好的入名牌大学,可进保密专业；次等的可入一般大学；三等为“五类分子”子弟,只能入较差学校,“”之子的我,当属此类；四等为“杀关管”人员及在港、台任职人员子弟,不予录取）.之后两三个月,班上同学“擂功课”,紧张备考,我则继续躲在湖北省图书馆读托尔斯泰的《复活》、狄更斯的《双城记》……精神有所解脱,世界何其开阔,高考得失何足道哉.
少年时代的生活细节大多遗忘,但十八岁时在特定的氛围中读文学名著的情景,连同此前八年（十岁至十八岁）间在湖北省图书馆泛舟书海的经历,还历历在目,鲜明如昨.
我的母亲张秀宜（１９０１—１９７１）多年做中小学教员,１９４９年到湖北省图书馆工作,直到１９６２年退休.我是五兄弟中最年幼的,大概也是随慈母左右时间最长的一个.自小学三四年级起,我每天从武昌实验小学步行半小时,穿过立有孙中山铜像的阅马场,到绿树掩映的蛇山之麓、抱冰堂下的省图食住.开始两年,多在儿童阅览室看小人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唐》、《说岳》、《希腊神话》、《三个手》一类连环画是我的最爱,除熟记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外,还因连环画的导引而迷上人物白描.有一段时间,我的课本、练习簿的空白处都画满中、外英雄豪杰的造像,连解手纸也未能幸免.这种随手画人物的习惯,一直保持下来.近三十年在国内外参加学术活动,留下一批中、外文化人的速写.被画者常问,你是不是接受过美术专业训练？我说没有,是小时候在湖北省图书馆儿童阅览室养成信笔涂抹的习惯.
大约从小学六年级开始,主要是在初中和高中阶段,我又成为省图成人阅览室的常客,每天放学归来,包括星期天,大都泡在阅览室里（省图只在周一休馆）.这得感谢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学教育尚无沉重的课业负担,即使像我们读过的初中的武昌实验中学、高中的华师一附中这样的重点中学,功课在校内自习时便可做完.我对考分又一向不大在意,母亲也从未因我某次考分高而表扬、考分低而责备,没有为课业施加压力,故我放学后便自由徜徉于省图的书廊之间.那种纵游书海,与应试无涉,没有被功利心所污染,唯一的驱动力是兴趣、好奇,堂皇言之,是求知.中年时读到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的名论：“人们是由于诧异才开始研究哲学……人们追求智慧是为了求知,并不是为了实用.”回想自己少时读书经历,竟与古希腊哲言相暗合！惭愧的是,中年以后阅读,多是为了课题研究而找材料,各类图籍大多被分割、拼合成了为写某书所要用的资料长编,昔时那种悠游于名著佳篇之中的陶醉感,以及对名著的整体把握,实在是久违了.近年我多次下决心,一定要摆脱中年读书的异化状况,复归少时读书的本真情态.然而,逝去了的过往,还能重拾吗？但总该努力一试吧.
在嗜书者那里,“心游万仞”“思接千载”的文学女神往往最早降临.忆昔少年时,湖北省图书馆群籍中,首先令我形诸舞咏、心驰神往的,是中、外文学名著.《三国演义》等讲史小说,《水浒传》等英雄小说、《西游记》等神魔小说,《红楼》等世情小说自然读得烂熟.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的悲壮、秦琼卖马的无奈、岳飞挑小梁王的神勇,都使人摇情动魄；曹操得天时、孙权得地利、刘备得人和,也略有领悟,最初的“历史观念”大约由此获得.
以初中二年级为端绪,另一扇知识之窗豁然敞开：苏联、法国、英国、德国文学,如磁石般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在那一相对禁锢、封闭的时期,这些名著打开了一个个孔隙,可以窥探广远、深邃而又新奇的外部世界.少时的阅读刻下的印象实在真切,屠格涅夫描绘的林中狩猎、转型时期父与子两代人之间的精神冲突、农奴木木的悲惨遭际；列夫·托尔斯泰铺陈的俄法战争壮阔场景,安德烈公爵战死前仰望苍天的冥想,皮埃尔苦苦的精神探讨,《复活》中聂赫留道夫的自我拷问；陀斯妥耶夫斯基抒写的彼得堡白夜飘荡的那些敏感而又病态的魂灵；契诃夫对孤儿万卡一类底层人物的深切同情,对专制政治和市侩风气的揭露与鞭挞,都与我得之于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和忧患意识交相呼应.而萧洛霍夫展开的顿河草原上葛利高里们的血战,阿列克塞·托尔斯泰表现的十月革命前后知识分子的“苦难的历程”,则与当时从教科书上获得的革命史观颇有相异之处.巴尔扎克精工细描的巴黎社会,葛朗台的吝啬、高里奥的晚境凄苦、拉斯蒂涅的名利追逐,皆以艺术典型永记心际；司汤达《红与黑》展开的法国王政复辟时期贵族与第三等级的矛盾冲突,狄更斯刻画的阴暗的伦敦下层,德莱塞揭示的纽约金融界和艺术界,浮士德博士的渊渊哲思……不仅提供了美学感受,还多有社会史的认知收获.以后读到恩格斯对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评价：“在这幅中心图画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联系早年读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贝姨》、《邦斯舅舅》的印象,对恩格斯的这段论述深以为然.后来我从事文化史研究,颇服膺于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这里的“诗”可泛解为各类文学作品）的路数,这与早年从文学名著获得社会史的认知启示直接相关.
青年时历史与哲学著作对我更有吸引力,而早年广览文学名著为史哲研习奠定了基础.
中年开始跨入学术研究门槛,自此被一个又一个课题挤兑着,很少有余暇读文学作品,常常引以为憾.但早年从中、外名著中获得的对中、西文化的体悟,却在不断反刍,颇有助于对历史问题的理解,尤其有助于中、外文化比较的展开.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日后能从事中国文化史及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得益于十八岁前后对中、外名著的大量阅读和整体、有机的把握.比照当下的大学文科教育,学生主要接触的是几种通史课本,如历史系的中外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中文系的中外文学史,辅之以少量的原著选读.这些教材自然是应当学的,但今日大学生多是一路从严格的应试教育筛选上来的,中学六年被沉重的课业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难得有时间精力阅览整部名著（如果今日的孩子像我少时那样在图书馆看“闲书”,一定会遭到老师和家长的厉禁）.到了大学,他们学的又是多门二手性课本,较少接触文史哲元典.美国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与柏拉图同在,与亚里士多德同在”,我们的大学也可以立信条为“与先秦诸子同在,与李白、曹雪芹同在”.然而,如果不读先哲元典,对元典有较深切的体悟,怎能得其真精神,怎能与先哲“同在”呢？
少时在湖北省图书馆喜欢阅览的另一类书籍是游记和地理书,它们使我足未出户,而遍历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尾随司马迁“西至崆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追迹徐霞客“朝碧海而暮苍梧”.除神交古人、泛游九州外,更远涉重洋,翱翔于佛罗伦萨、斯德哥尔摩,深入亚马孙热带雨林,穿越撒哈拉大沙漠.十几岁时,我特别着迷于地图,常将湖北省图书馆的各种中、外地图册借来,铺在阅览室大桌上反复参看.记得某馆员笑问我是不是有周游世界的计划,这真道出了我的心思,那时我的最大愿望确乎是周游世界.为周游世界做练习,我１９５８年暑假应湖北省博物馆之约,到鄂东山区搜集革命文物.一个十六岁的孩子,怀揣省博给的二三十元钱（用作差旅费和“收购”文物费）,乘车先至麻城、蕲春、英山等县城,从县文化馆获得文物线索,只身步行大别山纵深处（好几次走到深夜）,造访许多老红军（皆为当年脱队留下当农民者）,收取文物十余件（红四方面军留下的刀、旗帜、货币等,每件或给一两元钱,或免费获取）,大半个月间对土地革命的真实情况略有一点超出教科书的认识,如获知：一向视作红军战斗牺牲者纪念地的麻城乘马岗白骨墩（立有“红军烈士碑”）,其实埋葬的数千红军官兵和地方干部,多是在张国焘搞“肃反”扩大化时遇难.老红军带我到现场观看,并历数当年情景.另外,老红军当下的凄苦生活状态也使我深受震撼.总之,十六岁时的大别山经历,使我初领不仅要“破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的道理.
由于熟读各类地理书和地图册,加之睡觉前时常想象自己到世界某地,并为某国某地设计发展蓝图,久而久之,便能如数家珍地说出中国各省乃至世界各国的简史、面积、人口、都市、山脉、河川、矿藏资源、风俗习惯,乃至国民经济总产值、钢铁及粮食产量等指标约数,并养成持续关注的习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降,随着改革开放的拓展,我也得以历访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德国、法国、瑞士、新加坡、俄罗斯等国,部分实现早年“周游世界”的梦想.在国外会议或讲学之余,向同行中国朋友和陪同游览名胜的外国友人谈及该国该地自然状貌、社会风情、历史演进、艺文哲思诸细节,有些内容外国友人亦觉新鲜,于是大表惊讶,或夸我为“某国通”,或问我是不是访问前夕对该国、该地的史地概况做过专门准备；我说,非然也,那些“准备”是小时候完成的.其潜台词为：那一切是十八岁前后在湖北省图书馆准备的.
地理常识当然不是高深学问,但烂熟于心可以产生实在的空间感.历史总是在特定空间运行,史学工作者不仅要有清晰的时间意识,还应当形成真实的空间意识,只有如此,才能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产生方位感、质地感和度量感,历史人物和事件才能立体地得以再现,我们也才有可能对其作同情的理解,达到“知人论世”的境界.我每每建议学文史的青年朋友,多读点地理书和高水准的游记,熟悉地图,以合古之治史者“左图右史”教言.而我的这种准备,是十八岁在湖北省图书馆初步获得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省图可谓藏龙卧虎之地,少时我在馆里见过的老馆长方壮猷、杨开道等都是硕学鸿儒.方先生是卓有贡献的历史学家,五十年代初任湖北省图书馆馆长,与我父亲冯永轩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期同学,受业于梁启超、王国维等国学大师.方先生一次巡视阅览室,发现成人读者中有一个小孩（按规定,小孩不能入成人阅览室）,便上前亲切询问,馆员介绍“这是张老师的儿子”,方先生马上用浓重的湖南乡音说：“那不是永轩兄的公子吗,好,好,他这么好学,将来一定可以继承乃父事业.”方先生这番不经意的话,我记了一辈子.
继方馆长之后的杨开道馆长,是我国农业社会学开创者,二十年代留美,是费孝通的老师,曾任华中农学院院长,１９５７年来省图做馆长.那时我已念高中,常在晚饭后与正在图书馆院子里散步的杨先生相逢,一次聊起天来,老少间谈及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我不知天高地厚,列举各国经济及社会数据,比较其自然条件和工农业特色,杨先生大感惊讶,高兴道：“你是个学经济学、社会学的好材料,以后跟我学吧.”在场的一位馆员说：“他熟读文史,大概会学文史.”杨先生说：“多了解经济、社会实态,于攻文史也有好处.”由于父亲当时戴着“”帽子,而１９５８年以后高考“政治条件”压倒一切,我早已不存考取理想专业及大学的念想,故只能对杨馆长等人的期望付之一笑.当时还隐约获悉,杨先生１９５７年也被打成“”,但他仍显得潇洒自如、气宇轩昂,我心中暗暗佩服.
副馆长张遵俭先生寡言、低调,我少年时与他好像没有对过话.八十年代初写作《张之洞评传》,获知张馆长是张之洞侄孙,曾两次造访,一谈之下,发现此人内秀、博学,不愧为文襄公后人.
新时期担任湖北省图书馆馆长的孙式礼,是“三八式”南下干部,五十年代人称“孙秘书”,负责馆里的党政事务,他为人谦和、广闻多识,从他那里时常能听得种种掌故和名人逸事,足见其阅览之博.副馆长徐孝宓,是藏书大家徐行可的哲嗣,我少时从父亲处听过关于徐老先生苦心孤诣搜罗秘籍的趣事,又从母亲处得知,徐孝宓没有进过学校,得徐老先生家学,成为渊博的图书馆学家,其对版本、目录学之精熟,省内难得.我住图书馆时,徐孝宓夫妇都还年轻,待我十分亲切.以上提及的前辈多已乘鹤仙逝,但他们的音容笑貌永存吾心.
“”期间,退休在家的父母屡受街道居委会的迫害之累,母亲还弄瞎一只眼睛.父亲一生省吃俭用、采自各地的相当丰富的藏书,被抄走又退回,后听说将有一次更彻底的查抄,我与父母商量,决定抢在查抄者到来之前,将藏书捐给省图,以免珍贵文籍损失.图书馆派人用几辆板车将书拖走,父亲尾随板车队踉踉跄跄地追随了好长一段路,回家后发呆几天.八十年代初,我听说省图书馆特藏部中还散置着不少盖有“冯永轩珍藏”、“黄安冯氏藏”等藏书章的书籍,我几次想提出进特藏室看看这些自小常常翻阅的旧籍,也曾想建议设一冯永轩赠书专架,但念及历时已久,原有的近万册书籍大多风流云散,于是也就把这种请求咽了回去.
中年后从事文史研究,除自己日渐壮大的藏书外,主要利用所在大学及院系的藏书,但偶尔也到省图书馆查阅,而每到馆里,老馆员张德英先生等都热情接待,颇有如归故里的感觉.二十年前撰写《张之洞评传》,近十年撰写《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术语生成》,曾到省图查书,阳海清馆长等大力帮助.熟识的学界前辈,如姚雪垠、张舜徽先生等也曾对我提及过他们从事撰著（如姚写《李自成》、张写《清人文集别录》）得益于省图藏书的故事.湖北学人的著述活动多得省图之助,此言并不夸张.
省图百年馆庆,我专程到少时生活过八年的故地转了一圈,看到省图新起的楼宇和绝大多数工作人员生疏的面孔,颇有时光“如白驹过隙,忽然也”的慨叹.然而,八年“住读”往事历历在目,这里永远是亲切的、生机勃勃的,因为它是哺育自己的精神家园.
本文结束语,本文是一篇大学硕士与后小本科后小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优秀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关于免费教你怎么写十八岁和小记方面论文范文.
十六岁的夏天
1曾亦萌曾目睹了一个生命的消逝 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夏日傍晚,读高一的她刚踏进家门,就看到妈妈心事重重地从沙发上站起来,用令她发毛的眼神看着她 坏了,难道语文考试没及格的事让妈妈知道了李老师明明说过不.
十八岁，出门远行
想想如今大人们总关照自己的孩子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而当年,离家前父母却对我说鼻子下面就是路！看余华写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想起自己十八岁那年的远行 中学的语文课上学了苏州园林这篇课文,加上那位苏州籍的语文.
我们在十七岁时干些什么
17岁,有个共同点,就是每天在镜子前,龇牙咧嘴挤压青春痘 儿子现在的班级成立文学社,众同仁在冥思苦想给班刊命名时,盯着社长硕果累累的苞谷脸,豁然贯通,遂一致同意叫青春痘 社长即儿子,一任而已,其伟大使.
十一岁那年
这辈子曾上过一次贼船,那年我十一岁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一天 放学后,同班的马玉贵把我拉到操场边,神秘地告诉我“ 今晚有好事,晚饭后到学校大门洞集合 ”我问“什么事&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