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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我与父亲师哲论文写作 时间:2024-0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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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的天空

“眼睛不够用,感觉那里的空气都不一样.”1938年,我和母亲贾静春第一次到延安,我如此描述当年印象.我和母亲并未在延安找到父亲师哲,但延安的见闻完全弥补了寻父不得的遗憾.

首长和大家很平等,从贺龙到都很容易见到,抗大校长林彪热情地介绍我们到中组部查干部档案.这是从小待在农村家庭中的我无法想象的.因为奶奶病重,不得不跟随母亲回到陕西韩城家乡.

1938年底,我们再次辗转到了延安, 进入鲁迅师范上学.

一个春天的中午,一辆少见的小车来到了小学窑洞所在的半坡,车上的任弼时和李富春是去安塞清凉洞考察七大会址的,却受了新回国的父亲委托,顺道前来探寻妻女下落.

汽车返回时带上了我母女,在任弼时的窑洞相见,我不知所措,完全不认识父亲,觉得他像一个外国人.这是在苏联1 5 年生活带给父亲的气质.回延安的第一次见面,他曾受到的讽喻:“不仅要能吃面包, 还要能吃小米子.”

1925年离家逃亡后,父亲在河南加入国民军,不久被选派到苏联留学.在军事学校就读后,又到格别乌受训,此后远赴西伯利亚工作.直至任弼时访问苏联,才作为秘书随行返回国内,留下了一个俄罗斯族妻子和一双混血儿女.

这些,都是我后来慢慢知道的.与此同时,重聚不久的父母面临离婚,母亲多年心底的担心变为了现实.离乡多年做派洋化的父亲,移情别恋.

我可怜母亲,更觉与父亲无话可说.父亲回忆录中不乏温馨的情节,如女儿为父亲烤馒头片、读苏联画报,对于我来说都属勉强.隔着窑洞的门帘,我能喊一声爸.当着面,却怎么也喊不出来.

从“克格勃”到社会部

1929年,父亲由访苏的周恩来安排,进入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简称格别乌)受训.格别乌是内战时期“契卡”的继承者,著名的“克格勃”前身.

父亲不是苏联情报系统为培养的第一批红色特工.他的学长们包括1926年受训的陈赓、顾顺章,还有后来成为汪伪特务首脑的李士群.顾顺章叛变致使父亲1931年回上海的计划成空,被迫长期滞留西伯利亚为苏联门工作.

父亲的主要任务是审查间谍和监视处置越境的中国人.由于忠诚能干,父亲晋级为上校,获得了一个苏联名字卡尔斯基和苏共预备党员身份,并作为办案人员亲历苏联大清洗.作为苏联情报系统中的中国人,父亲能够躲过肃反,实属幸运.大清洗中,父亲终究难免出局.1938年苏联出台政策,禁止一切外国人在内务系统任职.幸亏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长任弼时接纳父亲为政治秘书, 最终父亲在1940年3月跟随任弼时经新疆回到国内,结束了15年留苏和9年“克格勃”生涯.在赴苏人员中,父亲留苏时间之长、在门工作之久和职位之高,都是罕见的.

父亲回国不久,正好赶上整风、抢救运动, 得以“ 发挥专长”.运动臻于,父亲亲手拿着一叠特务口供面见,试图将其中一批人毙,却被制止,以自己当年打AB团的经验为证,说根本不信那些口供,父亲此时才似有所悟.抢救运动大开杀戒的危机,就此为发动运动的本人制止.

父亲在抢救运动中也有得意之笔,就是为习仲勋的“特嫌”洗冤.当时从关中地委调任绥德的习仲勋,被破译的敌特电报提及名字,说他已被发展为提供情报的特务, 任弼时、高岗和康生为此一起布置父亲前往关中地区调查.父亲通过抓“舌头”,确认这出于敌特虚报成果邀功领酬,由此使习仲勋避免了危机.

或许由于在抢救审干中表现能干, 父亲上调社会部.与康生的上下级配合,证明了“克格勃”出身的父亲可以适应延安情形“吃小米”,却也为他后半生的蹉跎埋下了伏笔.

命运转折时刻

“吃小米”的讽喻,拉开了父亲和关系的序幕.抢救运动后期,父亲已兼任俄文翻译.

1945年起,父亲离开社会部,担任书记处办公室主任,3年后又任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正式成为政治秘书.父亲的这一转型,语言优势之外,政治因素仍是他身后的苏联背景:归国之初的父亲,另一重身份是共产国际的观察员,观察汇报即将召开的七大情况.有此背景,对父亲相当客气,第一次让其担任翻译时用了“请你帮我”字样,令父亲意外.

至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父亲的观察员使命自行消失,但在与莫斯科的电讯和书面联络中,父亲仍是不可缺的一环,其中包括与苏联驻延安代表弗拉基米洛夫联络,此人即著名的《延安日记》作者.

建政之初,父亲的特殊背景继续使他置身中苏高层政治会谈,陪同、刘少奇、高岗等人出访苏联,也直接参与接待苏联领导人访华.斯大林与关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商谈由父亲翻译;赫鲁晓夫发动“政变”毙贝利亚,最早向高岗通报时即由父亲翻译.由于屡屡参与高层枢密,父亲 “红得发紫”,却积聚了卷入政治漩涡的风险.

父亲与关系的转折点是斯大林去世.父亲回忆录记载,1953年夏,书记处政治秘书室被取消,父亲的位置由代替.这也是介入政治的开始.

1957年,父亲终究离开了秘书圈,到山东担任省委书记处书记.正值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前夕,父亲回忆,每次到山东视察,接见众人后总要将他单独留下,两人对面坐上半晌,却没有什么话说.有时问上一句半句,却又完全不着边际,无从回答.

对于这样一种奇怪的关系,父亲固然忐忑,却也不免有旧恩犹在的宠遇之感.毛去山东视察,父亲喜欢主动凑到身边,合影时离最近.

到了1962年8月,中苏关系完全破裂,此时正好爆发小说《刘志丹》“反党”事件,西北出身干部遭到整肃,父亲亦在其中.父亲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中苏关系好,父亲就吃香; 关系破裂, 父亲首当其冲.

父女晚年的共同事业

1976年的一天,我从天津清河干校回北京,在招待所里见到了失联多年的父亲.

“”开始,“师哲女儿” 的身份成了我最大的软肋.落幕,我又成了挨批斗的“五一六分子”,下放天津清河农场,数年后才回京.

女儿的角色浮沉,身处秦城单人囚室的父亲一无所知,也不知道继任妻子周惠年已与自己离婚.而我也完全不知道父亲1963年后去了哪里,也不关心.

虽然如此,在招待所见到父亲的一刻,我却莫名其妙地流泪不止,像是要把一辈子的眼泪一次流干.

父亲和结发妻子的最后一次会面,是在“”后期.父亲从下放的农场归来,母亲卧床瘫痪.在医院病床前,父亲问近于昏迷的母亲想要点什么,母亲说“碧螺春”.父亲事后念叨说“ 她还知道碧螺春”,却不曾去购买.

我对父亲这一行止极为气愤,到死他都没有一点愧疚,还嘲笑母亲,一点人情味儿都不剩.虽然如此,我还是觉得父亲的经历有价值,有意帮他整理回忆录.这成了我们父女晚年最有意义的共同事业.

1998年父亲去世,在组织部审定的“ 师哲同志生平” 里, 他被称为“ 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苏联问题专家”,最后一个身份则是“副部级离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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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活着的时候,没时间去计较白天和黑夜,人一旦死了日子就堆起来,掐指一算,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快一年半了 很多时候,我觉得父亲还在,看到街边新上市的水果,总是下意识地想着父亲爱吃这些,周末要给他买点回去,看.

儿子带瘫痪父亲上大学如今一起毕业领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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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恩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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