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弱如她无须救赎--《蝴蝶君》的对抗和《扶桑》的包容,本文是蝴蝶君方面有关毕业论文格式模板范文和救赎和柔弱有关硕士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蝴蝶君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从东方主义视角,《蝴蝶君》和《扶桑》都颠覆了西方人对东方女性柔弱、等待救赎的刻板印象.黄哲伦以对抗的形式,让西方为东方献祭,给西方以启示,即文化对抗已日暮途穷；严歌苓以包容的姿态,让扶桑跪着宽恕世界,为东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一个新的视野,即多元并存,平等对话,共同繁荣.
关键词：《蝴蝶君》；《扶桑》；对抗；包容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8）05-0104-03
作为一个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人,黄哲伦（D. H. Hwang）凭借戏剧《蝴蝶君》斩获奖项无数,包括当年的托尼奖最佳戏剧奖,奠定了在美国戏剧界的地位.《时代》周刊曾称他有可能成为自阿瑟·米勒后在美国的公众生活中第一个重要的剧作家,而且,很有可能他还是最好的剧作家.然而,与阿瑟·米勒不同的是,黄哲伦的剧作关注的主体不是美国白人而是在美国的亚裔.《蝴蝶君》讲述冷战时期,法国外交官瑞内·伽里玛迷恋上中国京剧演员宋丽玲,与其相恋并一起生活了20年,且育有一子,可是结果却发现宋丽玲是一个男人.
旅美华人严歌苓被称为目前在北美华文文坛最具实力、也是最具影响力的新移民作家.她敢于直面处于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人的人生,成功塑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她的长篇小说《扶桑》,获台湾第十七届“联合报文学长篇小说奖”,对中国大陆、台湾和海外华文文学界有很大的影响.小说讲述了一个中国女人扶桑为寻夫被拐卖到旧金山从事皮肉生意,却与白人少年克里斯展开了数十年的爱怨纠缠.
一、东方主义与女性刻板印象
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是后殖民理论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西方表述东方的霸权话语.这一理论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批判色彩,其批评锋芒直指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的强权政治”[1].东方主义崇尚二元对立,一直以来,古老的东方都是作为先进文明的西方的参照物,被划为“他者”.西方用殖义的偏见将东方描写成他们想象中的东方,即愚昧、落后、野蛮和低劣的民族,以此为西方征服和统治东方正声：“西方人与东方人,前者统治,后者被统治.”[2]由此可见,东方主义是一个充满着权力关系的概念.
凭借对东方的臆想和虚构,西方得以用猎奇和带有偏见的眼光去看待东方,对东方进行科班化的处理.一方面,西方敌视东方,专注于他者的威胁性和可憎性,将东方男性去势化、妖魔化.另一方面,西方把东方看作是充满神秘色彩的异域他邦,东方女子对西方男子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在他们眼中,东方女人温顺貌美却又娇小柔弱,乐于向西方男子寻求爱情和庇护.这样的东方女性形象更能衬托出西方男子的阳刚之气,满足西方的霸权政治.然而柔弱如“她”,也有自己的呼声,自己的反抗,即便再微弱,也足以让西方反思对东方的误读.
二、《蝴蝶君》的对抗：西方为东方献祭
黄哲伦仅凭着《纽约时报》上一则关于法国一起离奇的间谍审判案的新闻报道,“做一个《蝴蝶夫人》的解构者的念头立刻吸引了我……我发现它包含了丰富的性别歧视者和者的陈词滥调,再次肯定了我对西方文化的信念.”[3]因此,他强忍住好奇心不去探究,以免“真相”干扰自己的判断.
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被西方奉为经典,反复上演.该剧讲述了顺从的东方女子巧桑（即蝴蝶夫人）爱上了残忍的西方男子平克顿,忠诚等待他三年,最后还是被无情地抛弃、继而绝望地自杀.剧中处处可见与殖义、西方主宰东方的痕迹.西方殖民者把自己标榜成为优越的上等人,代表着先进的文明,而东方则是落后、愚昧的,需要教导、开化和拯救,软弱、顺从的东方女子尤为如此.
黄哲伦塑造了一个用西方传统观念看待东方的法国外交官瑞内·伽里玛,而带有明显东方主义色彩的《蝴蝶夫人》是他人生悲剧的直接诱因.由于早年失败的社交经验、不愉快的性经验以及不幸的政治婚姻,伽里玛在日常生活、人际交往和工作中都唯唯诺诺,潜意识中排斥西方女性,极其渴望在东方找到他理想的“蝴蝶”.当他来到中国,看到在舞台上扮演蝴蝶夫人宋丽玲时,就想拥她入怀,因为她是如此的纤细柔弱,即使自己才能平庸,相貌无奇也能拥有、保护她.伽里玛坚信这只蝴蝶也必然倾情于自己,甚至会因为失去自己的爱而自杀.在他看来,这就是东方蝴蝶的宿命：卑微,顺从,忍辱负重.这种固定思维让他倍感优越和自信,产生强者保护弱者,西方白人男子拯救东方女子的念头.然而,正因为伽里玛的错觉和一厢情愿,他反而被身为间谍的宋丽玲控制了.宋丽玲迎合和利用了伽里玛对东方女子的印象,以一种献身的羞怯委身于伽里玛,让他心中隐藏的蝴蝶形象逐渐在自己身上得到完美呈现.这种愿望的满足使伽里玛最终跨越对国家的忠诚和信念,以一个男人的身份去呵护他心中娇弱的蝴蝶.情场上的得意甚至让伽里玛对东方妄自评论：东方人需要西方人给予的先进的东西,愿意与展示出力量的强者联系.然而,在戏剧的最后一幕,当宋丽玲穿上男装出现在伽里玛面前,一直以*家和猎手身份自居的伽里玛才意识到自己才是一只被东方男子赏玩的蝴蝶,他心中关于蝴蝶的一切幻想瞬间崩塌.于是,伽里玛涂脂抹粉,装扮成蝴蝶,以生命为代价完成了他的幻想,为东方主义献祭.西方对东方的文化误读给伽里玛带来了致命的劫数.正如宋丽玲在法国法庭上所说的,“一个西方男人一接触到东方——他就已经迷惑.西方对东方有种国际心理……西方认为它自己是男性的——巨大的炮,庞大的工业,大笔的钞票——所以东方是女性的——软弱的,精致的,贫穷的……从内心深处,西方相信,东方在骨子里需要被支配——因为一个女人不可能独立思考.”[4]西方用男性来描述自己,用女性来描述被殖民者,他们将对被殖民者的征服等同于男人征服女人.
在这场对抗和较量中,《蝴蝶君》击碎西方男子对东方女子软弱顺从的刻板印象,倒置原有东方女子为西方男子殉情的故事情节,打破了西方支配并主宰东方的模式,将东西方关系进行了颠倒.《蝴蝶君》一度被认为是一部反美国的戏剧,然而黄哲伦却“把它看成是对各方的一个请求,希望它能穿透我们各自的层层累积的文化的和性的误识,为了我们相互的利益,从我们作为人的共同的和平等的立场出发,来相互真诚地面对对方”[5].《蝴蝶君》的产生和成功给西方带来的是一种文化反思：文化对抗已经走入了死胡同.
三、《扶桑》的包容：跪着宽恕世界
黄哲伦曾说:“当我的父母在1950年代从亚洲来到这里的时候,关于亚洲人的陈词滥调是,他们是贫穷、没有受过教育的体力劳动者……那个时期的中国人可能会想,‘如果哪天人们把我们看成是受过教育的和富裕的人,我们所有的问题都会消失.’”[6]然而,这种陈词滥调并未随着华人的富裕和有“教养”而改变.
新移民作家严歌苓旅美之前在国内已是小有名气的军旅作家,谈及自己出国的经历和感受时,严歌苓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像一个生命的移植——将自己连根拔起,再往一片新土上栽植,而在新土上扎根之前,这个生命的全部根须是裸露的,像是裸露着的全部神经,因此我自然是惊人的敏感.”[7]《扶桑》的创作源于作者在中国移民博物馆所看到的一张名为“一代东方名妓”的照片.这张照片给了她极大的冲击力,于是她按图索骥,遍寻史料,对中国移民的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就这样,严歌苓把自己的切身体会投射在小说的主人公扶桑身上,以第五代移民的身份与第一代移民扶桑展开了对话,谱写了一部残酷的移民血泪史,一部东西方两种文明、两个种族之间曾经对立、猜忌、误解的历史.
《扶桑》开篇即向读者呈现一位美丽的华裔娼妓以及她身上所具有的异国情调：庞大的发髻,一根白玉簪,一串浅红绢纱花以及半透明的绸衣.扶桑身上的中国元素在白人男孩克里斯眼里充满着神秘魅力,满足着他对异域东方的幻想.在第一次与扶桑见面之前,克里斯就用一面小镜子对扶桑进行全方位的窥视.扶桑地位卑微、命运多舛,对被拐卖被凌辱的生活逆来顺受,让克里斯产生了拯救她的强烈.他把自己想象成为高大的骑士,手持长剑,去拯救困于昏暗牢笼中的扶桑.当克里斯把扶桑从麻风病医院救出,送到拯救会后,扶桑被迫换上白麻布衬衣.然而,这倒让扶桑不适应,甚至面容憔悴.她固执地将红绸衫捡了回来,重新穿上,因为“那血污和破旧的红色绫罗是她的原本,已成了她的肌肤,那罪一般的深红是她本性的表征.没了它,她的形状和色彩就流失了,化为乌有”[8].她执着的不是一件红绸衫,而是自己的东方人身份.扶桑甚至以承认自己是小偷的方式,最终成功地解救自己,重新回到唐人街的妓院里.克里斯对扶桑的救赎充满着善意的误解,反而成为禁锢扶桑的枷锁.一向软弱顺从的扶桑甚至拒绝了克里斯的求婚,舍弃了爱情,在大勇被行刑前与之完成一场中式婚礼,然后带着大勇的骨灰回归故里.弱者扶桑再次拒绝了克里斯的拯救.
在排华运动中,克里斯无意识地参与了对扶桑的.对此扶桑并没有做任何反抗,仅仅是咬下了他衣服上的一颗纽扣并藏于发髻里,以一种沉默的宽容原谅凌辱过她的人.这让克里斯感动不已,督促着他努力成为一个正直的人.为此,他成了一个中国学者,终其一生反对迫害华人,也反对华人间的相互残害.他觉得扶桑在看他做这一切,不论她赞同还是反对,她总是在看着他.晚年间,回想自己被扶桑宽恕和改变了的一生,克里斯才悟出了自己爱上扶桑竟是因为母性.它“包含受难、宽恕,和对于自身毁灭的情愿……是最高层的雌性,她敞开自己,让你掠夺和侵害”[9].小说中多处描写扶桑的跪姿,然而她的下跪不是一种奴性.在克里斯看来,宽容和跪姿并不冲突,“跪着的姿势使得她美得惊人,使她的宽容和柔顺被这姿势铸在那里.她跪着,却宽恕了站着的人们,宽恕了所有的居高临下者”[10].扶桑,看似隐忍的弱者,实则为生命的强者,以跪着的姿态诠释着弱者对强者的慷慨宽容,化解了种族和文化的对立.
东方人在西方人眼中是弱者的符号,卑微的娼妓更是弱者中的弱者.陈思和先生认为严歌苓想通过扶桑证明的“不是弱者不弱,而是弱者自有它的力量所在.这种力量犹如大地的沉默和藏污纳垢……大地无言,却生生不息,任人践踏,却能包藏万物,有容乃大.”[11]她代表着一种文化,被剥夺了话语权和阐释权的文化,以弱势求生存的文化.“作者（严歌苓）这两年积极参与台湾各大报文学奖,屡有斩获；对评审及预期读者口味的拿捏,亦颇具心得”[12].在《扶桑》中,严歌苓向西方读者呈现了华人的生活,把民族落后的一部分展示了出来,在满足他们的期待视野时,塑造了扶桑,一个跪着宽恕世界的女人,既没有宽恕者的居高临下,也没有跪者的卑躬,温和地颠覆了西方人对东方女性的刻板印象.
四、结语
萨义德在揭露西方对东方霸权式构建时客观地指出：“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13]在西方后殖民的语境中,真实的东方是什么并不重要,和西方相比,东方永远是柔弱的,期待西方拯救的.这种误读根植于西方的文化中.萨义德认为消除误读的方法就是要超越那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东西方文化冲突模式,强调东西方对垒应该让位于多元文化共生并存.当今世界和平和发展才是时代的主题.东西方应该秉承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共谋发展的理念,消除偏见,才能更好地解决东西方的现实矛盾和未来冲突,进而实现不同文化多元共存,平等对话,共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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