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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朝鲜战争论文写作 时间:2024-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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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期)朝鲜战争的爆发,对于华盛顿来讲的确是出乎意料的.然而,美国的反应却异常迅速而且激烈.从最初获得战争消息感到震惊和慌乱,到做出全面介入战争的最后决定,前后不过几天时间.我们列出一张时间表,通过美国政府决策的不断升级过程,可以看出美国是怎样一步步陷入朝鲜战争泥淖的端倪.

6月30日,星期五

麦克阿瑟亲自乘飞机对南朝鲜进行视察后,于子夜1 时给五角大楼发出一份洋洋2000字的电报.

电报说南朝鲜部队已“完全丧失了反击的能力”,目前能够坚守汉城以南战线的唯一希望“是在朝鲜作战区域投入美国地面部队”.

麦克阿瑟建议立刻派遣一支约2000人的部队,随后再从日本抽调两个师的兵力,供初期的反攻使用.柯林斯被五角大楼的值日官从床上唤醒后,匆匆赶到办公室.

他立即与麦克阿瑟直接进行了电传打字会商.

麦克阿瑟要求立即对他的建议给予答复,并再次强调前线急需美国军队的援助.

柯林斯只得又唤醒陆军部长佩斯.

佩斯答应向总统请示,便于凌晨5时向杜鲁门请示.

佩斯口述了麦克阿瑟的电文后,杜鲁门仅问了几句,就命令佩斯立即通知麦克阿瑟,同意先派一个团的兵力投入战斗.

上午8 时30 分,杜鲁门再次召集布莱尔大厦小组讨论在朝鲜投入地面部队作战的问题和向朝鲜派出军队的建议.

杜鲁门仍倾向于接受的建议,因为时间十分紧迫,而的部队在5天之内即可上船出发.

但艾奇逊和三军参谋长都反对让卷入朝鲜战争,其中最充分的理由是这种行动可能会导致中国的军队对朝鲜进行干涉或进攻台湾.

杜鲁门接受了大家的意见,决 定婉言拒绝的建议.

此后,麦克阿瑟关于在朝鲜使用地面部队投入战斗的要求,没有受到任何阻力便顺利地通过了.

杜鲁门批准了将要发布的命令.

上午11时,白宫举行与国会领袖会晤的会议.

杜鲁门向国会领导人作了简要介绍,宣布他刚刚命令美国地面部队介入朝鲜的战争.

在漫长而紧张的沉默之后,只有一位共和党参议员对总统未经与国会商议便决定使用地面部队的做法表示异议.

杜鲁门以时间紧迫为由回答了这一指责.

国会两院以压倒的多数对杜鲁门的决定表示支持.

下午1 时22 分,参谋长联席会议向麦克阿瑟下达了84718 号命令:“兹取消84681号命令中关于限制使用陆军的规定”,授权麦克阿瑟可以使用他所指挥的陆军投入朝鲜的战斗,只是以“在目前情况下不危及日本的安全为限”.

此外,“国务卿奉命通知,目前对委员长提供部队的建议应予谢绝”.

至此,杜鲁门政府终于非常轻易地迈出了使美国全面卷入战争的最后一步.

随着7 月5 日第24 师第1 团史密斯特遣队在乌山投入作战,美国正式参加了朝鲜战争.

一般说来,地面部队投入战斗就意味进入战争状态,而杜鲁门未经事先宣战——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事例,也未经国会同意——这在以往的情况下会遭受国会的强烈抵制,便决定了美国所面对的战争与和平的选择.

然而,美国国会和舆论却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一既成事实.

美国也就这样一步步地陷入了朝鲜战争的泥淖.

朝鲜半岛本来是处于美国在远东的环形防御线之外的,美国军方几次制定的关于朝鲜一旦发生战事的应急方案也是迅速撤离朝鲜半岛,退守日本.

就是说,从朝鲜脱身是美国的既定国策.

但为什么在战争爆发仅仅几天,美国政府就完全改变了它长期精心制定的政策,不顾一切地全面卷入了朝鲜战争呢?

美国做出介入朝鲜战争的决策的确是比较复杂的问题,有几个前提必须搞清楚.

(1)朝鲜战事发生时,美国并没有弄清北朝鲜发起进攻的意图究竟是什么,除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这次进攻得到了苏联的认可和支持这一点外,政府各机构研究部门和情报部门看法各异.

这次进攻的目标到底只是想占领南朝鲜,还是想以南朝鲜为跳板进攻日本?

到底是局限在远东范围,比如台湾、越南、菲律宾,还是声东击西,利用美国在远东集中兵力的时机使苏联得以向西欧进攻?

到底是北朝鲜的单独行动,还是苏联甚至加上中国蓄谋已久的总战略的前哨战?其中有些问题,甚至到仁川登陆时都没取得完全一致的认识.

这种对战争意图的迷惘,必然造成决策的盲目.

(2)美国政界和军界普遍对战争的爆发感到突然.

尽管如前所述,许多情报机构都将有关于发生军事冲突的迹象的报告送达各主管部门,但鉴于冷战状态下紧张局势的普遍存在,加之朝鲜南北军事冲突延续已有一年多,所以无论政界和军界都没有认真对待这个问题.

甚至战火已经燃起,参谋长联席会议和麦克阿瑟仍然掉以轻心,认为这不是一次决定性的战斗.

对于战争缺乏心理准备,或者说只做了一旦发生战争便撤退到日本的准备,就使得美国在突如其来的环境中表现出惊慌失措,那么也就很难避免决策的失误.

(3)即使考虑到战争爆发的可能性,美国军方的立足点也建立在南朝鲜军队完全可以抵挡住任何进攻这一分析的基础上.

战争前夕,美国政府内部关于朝鲜问题的争论仅仅集中在是否再给南朝鲜援助,究竟给多少援助这样一个问题上,从来没想过美国要亲自出兵参战.

军方普遍认为只要再给点军火,南朝鲜军队便可以稳住战线.

进攻开始一天以后,麦克阿瑟还对杜勒斯及其助手打包票说南朝鲜军队完全可以应付.

就是说,美国在军事上也没有准备.

因此,轻率做出的第一个决定便轻而易举地引导出第二个决定.

从整个战争过程看,美国的政治决策多少都有些被军事形势牵着鼻子走.

(4)从军事理论上讲,由于掌握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以及战后大量裁军的现状,美国的军事战略理论片面地集中在建立的空中核打击力量的基础上,过分依赖于海、空军力量.

战后美国的军事战略只是准备去对付一场苏联对美国或西欧突然发动的全面进攻,而这种进攻将遇到战略空军力量的强有力反击.

正如李奇微所说:“在朝鲜战争之前,我们的全部军事计划都是设想打一场席卷世界的战争,并且认为,在这样的环境中,对一个遥远而又无法设防的半岛进行防御乃是愚蠢之举.”

“有限战争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比较生疏的概念.”

其结果是苏联按兵不动,美国却由于判断失误而为太平洋彼岸的弹丸之地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卷入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

正是在这种认识盲目、判断失误以及心理和军事都准备不足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仓促做出了进入战争状态的重大决定.

这不能不说是带有一定的偶然性.

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在这种偶然性的背后,在各种偶然性的交叉中,仍然存在着某种必然性,存在着美国卷入战争的历史基础.

首先,战后的世界分裂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存在着两种互相对立和敌视的意识形态.美国既然自认为是资本主义世界的领袖,也就担负起了保卫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责任和义务.

而苏联则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袖,在美国眼里,苏联正在利用其战后建立起来的军事优势——这种优势由于掌握了原子武器而更具威胁性,实现其一贯宣传的目标:解放全人类.况且,雅尔塔体系已经大体上划分了美苏两国或两大阵营的势力范围,而杜鲁门主义的提出又确定了美苏冷战游戏的规则.

所以,美国认为向南朝鲜的进攻就是社会主义阵营向资本主义阵营的公然挑战.

在1950 年初美国的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中,75%的人认为苏联人正在谋取“统治全世界的权力”,正是这种心态的表现.

杜鲁门主义的出台早已为美国对外政策定下了这样的基调:作为西方世界的领袖,美国必须抵制苏联发动的任何进攻或制造的紧张局势.

从希腊到柏林,从伊朗到中国,从西亚到远东,战后几年的历程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尽管从军事战略的角度上讲,朝鲜半岛被划在美国的远东防御线之外,但是从政治战略的角度上讲,南朝鲜毕竟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毕竟是受美国保护的西方世界的前沿阵地.

为了维持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这种威信,为了不失掉“自由世界领袖”的面子,即使是在军事和经济上对美国都不很重要的朝鲜半岛,也成为美国决心保卫西方世界免遭“共产主义侵略”的象征.

1949年“丢失”中国之后,就使得南朝鲜在远东的这一象征更具重要性和代表性.

杜鲁门在回顾朝鲜战争时,正是这样说的:

我们当时的心情是:必须坚决制止这种对一个自由国家实行武装侵略的行动,这对保持和平十分重要.

我们向大家宣告,我们认为朝鲜的局势关系很大,因为从这种局势中可以看出西方的力量和决心.

目前,要想制止世界其他地方的新的行动,唯一的办法是采取坚决的行动.

根据我们的看法,如果我们不能采取行动保护一个在我们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并且由联合国采取行动来保障它的自由的国家,那么,不但在亚洲,而且在欧洲、中东和其他地方,靠近苏联的各国人民对我们的信心都会受到极不好的影响.

艾奇逊对这一点说得更加明确:

这是一次公开的、的对我们国际公认的南朝鲜保护者的地位的挑战.

南朝鲜是对美国占领下的日本的安全重要的地区.

鉴于我们的应战能力,回避这个挑战将使美国的权力和威信受到极大损失.

我认为威信的意义是权力投下的影子,那是具有巨大的威慑上的重要性的.

因此,我们不能让一个苏联傀儡就在我们的防线火力圈内征服这个重要地区,不能仅仅在安理会中说几句话,表一下态而不作更多的反击.

看来我们必须下定决心使用武力.

当然,杜鲁门和艾奇逊作为美国介入朝鲜战争的主要决策人,在事隔多年后采取这种说法,多少有些为美国错误地卷入这场战争的决定进行辩护的用意.

这是因为,战争后来的发展完全出乎美国意料,而美国的舆论和民意在战争尚未结束之时已经开始转向,从初期对战争的热情变为抱怨和厌恶这场没完没了的战争.

不过,当时美国的决策确实有很大的意识形态的因素.

当国会顺利通过杜鲁门关于介入战争的决定后,俄勒冈州共和党参议员莫尔斯说了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话:“总统的历史性声明向世界上爱好自由的人们清楚地表明,我们决不能容忍侵略自由世界.”

其次,美国确定的冷战原则是遏制政策,从这一政策出发,美国必须阻止苏联侵入自己势力范围的每一步扩张行动.

而朝鲜发生的进攻行为,就被美国认为是苏联策划的全线进攻的第一步,或试探性进攻.

因此,美国必须加以遏制.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国务院的情报分析人员就做出结论说:北朝鲜事先未得到莫斯科的指示,绝不可能发动这场战争.

因此,这一行动必须被看作是苏联的行动,是过去18个月中支配苏联对外政策的军事力量日益增强的组成部分.

但是,唯有这一次,苏联显然是 在冒爆发一场全面战争的风险.

艾奇逊也认为:“几乎可以确定,进攻是由苏联发动、支援和怂恿的.”

正因为美国认定对南朝鲜的进攻是苏联战略进攻的第一步,因此对这一行动的后果设想得十分严重.

6月25日的布莱尔大厦会议之后,艾奇逊递交杜鲁门一份杜勒斯从发来的电报.

杜勒斯的分析是:“坐视南朝鲜在无缘无故的情况下遭受武装攻击的蹂躏,就将产生一连串灾难性的后果,从而极可能引起世界大战.”

第二天,杜鲁门接到麦克阿瑟关于南朝鲜军队崩溃在即的电报后,对他的顾问们说:“如果在朝鲜获得成功,那就会置日本于容易受到红军和飞机攻击的距离之内,而冲绳岛和福摩萨就会腹背受敌.”

“目前朝鲜局势的发展,在我看来,就像柏林事件更大规模的重演.人总是找我们军事上的弱点进攻;我们必须对付他们的攻击,以免被卷入世界大战.”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美国不仅立即决定使用海、空军参加朝鲜的战斗,而且还向台湾海峡派遣海军舰队,向菲律宾和印度支那提供援助,甚至命令空军着手制定摧毁苏联远东全部空军基地的计划.

而这些部署,都发生在美国地面部队投入战争之前.

美国当局所关注的,与其说是朝鲜战争本身,不如说是这场战争的后果.

很多西方学者都认为,美国政府介入朝鲜战争的原因在于,这种干预对于防止苏联在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是非常必要的.

他们认为美国的决策肯定受到慕尼黑综合症的影响,所以要努力避免重复30年代失败的绥靖政策.

这种分析对他们说来是很自然的.

布雷德利曾经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在那些日子里,我们相当单纯地认为,世界上所有的行动都是斯大林从莫斯科亲自操纵的.

那天晚上我们猜测,斯大林为了让其卫星国对远东实现全面进攻,已暂时放弃了他在欧洲和中东的计划.

朝鲜可能仅是这一进攻的第一步,下一步可能是台湾,再下一步则可能是印度支那,菲律宾也可能是目标之一.”

希特勒是怎样在西方绥靖政策的鼓舞下,一步步蚕食欧洲的情景还深深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这很容易使人们联想到远东多米诺骨牌的结局.

对于出现这种可怕后果的担心,无疑是美国决定在朝鲜出兵的原因之一.

否则,很难理解美国为什么会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勉强对这样一个本来准备放弃的半岛投入兵力.

杜鲁门在做出美国全面介入朝鲜战争的决定后,心情就是这样.

他走到办公室里一个大型地球仪前,指着朝鲜说:“这是远东的希腊.如果我们现在态度强硬,那就不会有什么下一步的麻烦事.”

再次,美国政府在战争爆发几天之内迅速改变了对朝鲜政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政治斗争的结果.

美国的两党制和议会制以及社会舆论,对于政府的对外政策制订有着重大影响.

尽管与对台政策相比,国务院在朝鲜问题上态度稍为强硬,但总的来讲,美国党政府的对外政策基调是从远东脱身,把战略重点放在欧洲,更未曾设想在朝鲜半岛采取任何军事行动.

自从美国政府确定了从中国脱身的政策以后,特别是在苏联的爆炸成功和中苏结成同盟以后,美国共和党掀起了对政府远东外交政策普遍不满的浪潮,他们把美国“丢失”中国的责任归咎于党的外交政策.

麦卡锡借机指控国务院里有大批,更是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国务院里的中国问题专家几乎全部被清洗,艾奇逊首当其冲,承受了极大压力,甚至马歇尔也难免受到牵连.

不仅如此,艾奇逊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也受到军方的指责和攻击.

在这种背景下,战争爆发前的几个月中,以艾奇逊为首的国务院不得不时时谨言慎行,注意免遭共和党强硬派的攻击.

作为总统的杜鲁门则更为重视国内,特别是国会的舆论倾向,而且尤其注意国会中各委员会主席的态度,因为他们对国家的立法和法案的通过起着决定性作用.

而这些人大多主张对一切国家都采取强硬立场.

共和党议员对党外交政策的猛烈攻击,也迫使杜鲁门为平息舆论而采取让步.

共和党外交政策主要发言人杜勒斯进入国务院就是这种妥协的结果.

如果说党政府在1950 年上半年一直在寻找一个与共和党妥协,以迎合舆论、稳定国内政治统治的机会的话,那么,朝鲜战争爆发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

事实上,在朝鲜问题上使用武装力量的主张,正是共和党在国务院的代表人物杜勒斯首先提出来的.

1950年6月17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到“三八线”策划侵朝战争.

朝鲜战争爆发时,杜勒斯刚刚访问南朝鲜后留在.

当他听到战争的消息后,尚未搞清情况,便立即与他的助手艾利森一道,起草了一份给艾奇逊的电报,其中特别提到:“南朝鲜可能自己有力量抵住并击退进攻.假如是这样,那是最好了.但是,如果出现了他们力不胜任的情况,我们认为应该使用美国军队,哪怕这样做会冒引起苏联的对应行动的风险.”

这使杜勒斯成为第一个以文字形式提出美国使用武装力量介入朝鲜战争的人.

艾奇逊对杜勒斯的意见十分重视,他认真阅读过以后,便把电报单独呈送杜鲁门.

这封电报的意见无疑反映了共和党强硬派的立场,也无疑对杜鲁门和艾奇逊在第二天的布莱尔大厦会议上决定出动海军和空军投入战斗起到了重要影响.

杜鲁门关于美国全面介入朝鲜战争的决定在国会内和社会舆论中引起的反响,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杜鲁门政府的决策受到共和党和国会压力的影响.

除了塔夫脱认为杜鲁门未经国会同意而做出的决定有侵犯国会拥有的宣战权之嫌外,杜鲁门的决定在国会受到一片赞扬.

曾经最严厉地抨击政府远东政策的共和党参议员惠里说:“总统目前这样的道路是唯一可采取的光荣道路.”

“总统最后终于采纳了我们一些人的建议,他划定了忍耐的限度,在太平洋问题上,他放弃了举棋不定的作法,这使全国的人都松了一口气.”杜鲁门的决定也赢得了舆论的支持.

《纽约时报》称杜鲁门的决定是“一个重大和无畏的行动”.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刊登文章说,“从来没见过华盛顿这么一大部分人几乎一致满意政府的决定”,甚至连股票行市也上涨了.

决定使用武装力量直接干预朝鲜战争,的确使杜鲁门政府度过了1949年底以来形成的政治难关.

然而,这只是暂时的.美国军队在战场上的失利很快使杜鲁门政府陷入了更大的政治危机.

最后,美国决定介入朝鲜战争,还与苏联对战争的态度有最直接、最密切的关系.因为在美国看来,战事虽然发生在朝鲜半岛,而它的真正对手却在莫斯科.

正如前面所讲,美国的决策是针对苏联的,所以,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苏联的一举一动都是在给美国传递信息.

而美国的每一项决定几乎都要首先研究苏联的动向和态度.

斯大林本身并不愿意挑起战争,更不愿意与美国直接兵戎相见,这也是苏联对外策的基本原则.但是,如果北朝鲜能够迅速取得进攻的胜利,而且又如金日成所说,在美国未及出兵之前就可以实现朝鲜的统一,那又何乐不为呢?

毕竟,在斯大林看来,朝鲜半岛离苏联的军事基地旅顺港有150海里,距苏联的港口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才25海里,而与美国还隔着一个太平洋.所以,斯大林积极支持了北朝鲜的军事行动.

不过,苏联决不愿意公开出面干预朝鲜问题,更不允许给美国和世界舆论留下受人指责的口实和证据.因此,苏联处处采取小心谨慎的态度,而这一点恰恰在客观上鼓励了美国采取军事行动.

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国务院便给驻苏大使馆发去一份电报,要艾伦·柯克大使立即约见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正式向他通报北朝鲜发动进攻的消息,并要求苏联施加影响让北朝鲜撤回入侵部队.

然而,下午6 时48 分美国驻苏大使馆参赞沃尔沃思·巴伯回电说,苏联外交部高级官员一个都找不到,据报,重要人物都不在城里.

给人的印象是苏联采取回避态度.6月29日情报局局长希伦柯特报告:尚无迹象表明苏联打算支援北朝鲜,远东苏军也没有什么动静.6月30日美国收到苏联的复照,复照说苏联认为朝鲜发生的事件是朝鲜内部事务的一部分,并宣称它反对外国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

这种明显的置身事外的态度显然使正在决策的美国政府如释重负.国务卿艾奇逊的看法是,这个照会表明苏联将不会干预战争.

于是,苏联的这种态度无疑为美国地面部队的参战敞开了大门.

苏联对待联合国的态度是朝鲜战争研究中的疑团之一,也是美国分析苏联对战争态度的依据.很多研究者都认为,苏联代表在1950年1月退出联合国安理会是犯了一个外交上的错误,以致使苏联无法在联合国发挥作用,阻挠美国在朝鲜问题上的所作所为.

在战后的联合国安理会上,苏联代表经常使用否决权,甚至在一些琐碎的事情上也是如此.

所以,如果苏联仍在安理会中,就很容易利用否决权来阻止美国在朝鲜采取的行动.

此外,如果许多东欧国家不随着苏联退出联合国组织,在战争初期美国也绝不可能在联合国如此随意行动.

当然,如果说苏联在半年前就预见到朝鲜战争爆发,从而采取表面上的回避态度,那是言过其实了.

但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苏联对于重返联合国的冷淡态度就颇值得研究者注意了.当然,在重大问题上苏联如此反应迟缓,在当时也特别受到美国决策者的注意.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1950年8月1日苏联代表马立克重返联合国安理会之前,联合国关于朝鲜问题一共做出三项决议,即6月25日(美国东部时间,下同)通过的要求立即停止战争行为,北朝鲜立即撤回“三八线”以北的决议;6 月27 日通过的责成联合国成员国应向南朝鲜提供可能需要的援助,以击退武装进攻并恢复这一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决议;7月7日通过的派遣联合国军入朝参战的决议.

第一个决议是程序性的,对于美国出兵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况且因时间仓促,苏联也来不及返回联合国.即使苏联回到安理会,也难以对这种呼吁和平的一般性决议使用否决权.

第二个决议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它带有明显的倾向性,而且是美国为实行其出动海、空军向南朝鲜提供援助的政策提供法律依据的.

但正是在这个重要决议通过前几个小时,苏联代表放弃了返回安理会行使否决权的有利时机.

6月27日中午,赖伊、马立克和格罗斯共进午餐.吃过甜食后,赖伊告诉马立克,他马上要同其他外交官前往安理会就朝鲜问题举行会议,并问道:“您去吗?我认为贵国的利益是要求您出席的.”

当时格罗斯连连后退,脸色煞白.因为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正是美国将采取的行动的合法外衣,而如果马立克到会,毫无疑问会否决议案,那么美国精心策划的计划就会毁于一旦.

他想用脚在桌子底下碰碰赖伊,示意别再扯下去了.但这时马立克摇摇头说:“不,我不去.”

马立克显然是得到了国内的指示.据葛罗米柯回忆,朝鲜战争爆发后,他曾向斯大林建议,苏联代表应于6 月底返回联合国安理会,以便在那里使用否决权反对联合国做出不利于北朝鲜的决议,但斯大林拒绝了这个建议.

无论如何,苏联没有及时返回安理会使得美国可以随意利用联合国这一工具为其决策服务,而苏联的举措则在客观上使美国可以得心应手实施其出兵朝鲜的计划.

至于第三个决议通过的后果就更为严重,由于苏联缺席而按美国策划并顺利通过的这个决议,不仅使美国在联合国军的名义下介入战争,而且为美国越过“三八线”北进提供了借口:正是因为有联合国军这面大旗,美国才能够以联合国提出的南北朝鲜统一为理由越过“三八线”.

而这一举动的更为严重的后果是使战争打到鸭绿江边,并迫使中国出兵朝鲜.

美国在战争的泥淖越陷越深.

后面的事大家都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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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威是河北张家口林人, 1950年参军入伍,1951年8月响应国家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随彭德怀总司令开赴朝鲜半岛前线,做了一名运输班长 朝鲜战场战况惨烈,美军飞机日夜轰炸,援朝志愿军物资匮乏,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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