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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说落后于其他地方、一个说还没到一流,这瓢冷水当然不是要来一场“小确丧”,而是以自我发问的方式自省.这类“城市自省”“地方自省”,西安和杭州不是第一个.
文/尤梓
上个月,两座城市分别给自己浇了一瓢冷水,一个是西安、一个是杭州.
先 说发生在月尾、舆论讨论比较多的西安.8月24日至25日,西安市委书记王永康在市委全会上,指出西安的“十个短板”,又被社会各界称之为“西安十问”.“十问”归结为一个问,就是西安为什么会落后于许多兄弟省会城市？
杭州“冷水”是月头浇的.8月1日,杭州市委书记赵一德也是在市委全会上“六问杭州”,问题包括“城市治理的能力有没有达到一流”等.“六问”中每个问题又有三个小问题,所以其实是“十八问”.“十八问”同样可以归结为一问,就是杭州离一流城市还有多远？
一个说落后于其他地方、一个说还没到一流,这瓢冷水当然不是要来一场“小确丧”,而是以自我发问的方式自省.这类“城市自省”“地方自省”,西安和杭州不是第一个.
越正式,越重要
发问是领导干部很重要的一种能力,尤其在问题导向要求下,一些领导干部习惯发问.
一名县里的干部就告诉记者,当地最近爆发了一起拆迁窝案,负责拆迁的一线干部和被拆迁户勾结欺上瞒下套取资金、拖延拆迁进度,让一个园区三年都没有建起来.当地称这些负责拆迁的干部为“内鬼”,要专门开会警醒.当地主要领导在会上就连续发问,追问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要问责一批干部.”
这种针对具体问题的发问,王永康今年年初也曾有过一次.当时电视台了西安市二环南路拐角区域环境卫生脏乱差.他连夜对作出批示.当地媒体称“一连‘四问’,前所未有.”
“城市自省”与这种责问都是发问,还是稍有区别.自省相对宏观,要问醒一个地方,不是针对具体问题的.
本世纪以来就有几次“著名”的“城市自省”.
2002年,呙中校一篇长达1.8万字的《深圳,你被谁抛弃》,引爆了一座城市的集体情绪,不仅从网上波及到民间,连政府官员开会的时候都谈论它.
这种从体制外而体制内的自省算是特例,一般而言城市自省多是像“十问义乌”那样,从体制内而体制外进行.
2008年,义乌市委召开千人大会,提出十大问题,比如义乌市场能否强者恒强、义乌高地怎样引得凤凰来等等.当时恰逢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十问义乌”引起了浙江干部群众和广大网民的强烈关注.
体制内的自省之问,提出的时机、场合都有讲究,一般都是在非常正式的党政会议上.比如杭州、西安是在市委全会上,或者义乌是在千人大会上.“这种反省多代表的是当地党委政府的意图,并非哪一个领导个人.可以说,越正式越重要.”上述干部称.
千人大会上自省的还有福建安溪县.去年,安溪召开千人大会,当时安溪县代县长刘林霜就有过这样之问：“‘安溪骗子’、‘诈骗之乡’,这样的‘称号’我们要不要？”在场1000多名安溪各乡镇、村、社区干部震耳发聩的回答：不要！
比较特殊的“兰考之问”,它是在生活会上提出来的.2014年,在河南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生活会上,县委书记王新军发出了被很多人压在心里的“兰考之问”：为什么守着焦裕禄精神这笔财富,50年了经济仍比较落后,10万人没脱贫？为什么兰考集体、越级还那么多,社会矛盾大事小事不断？扪心自问,职责履行好了吗？
重在引起共鸣
“兰考之问”后,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郭庚茂说,问得好,焦裕禄去世五十年了,兰考没有根本上改变面貌.现在再苦再穷,也比那时候好多了,为什么群众对我们不满意？为什么我们会在作风上脱离群众？
显然,责问是“丑”在“问”之前,自省更多是主动把自己的问题抛出来、主动亮丑.所以这不仅是一个考水平的事,也是一个考魄力的事.
“有些事情,尤其是自己的不足,内部讨论和公开发布完全是两回事.至少从解决问题的决心上来说,公开发布的决心就大得多.”上述干部称.
比如吧,“西安十问”雏形多年来一直在西安体制内流传,但也仅仅是流传而已,但现在从书记嘴里说出来、被统一为“十问”,情况就不同了.用当地媒体的话说,“可以说前所未有”.而且“西安十问”中的“十大短板”此前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听过这个提法.
一把手都带头自省了,接下来动静一般不小.
对于“六问杭州”,杭州市委主要负责人曾说过,一段时间以来,杭州被“万亿元GDP俱乐部”、G20杭州峰会、信息经济飘红等光芒照耀,不少城市来学习考察,听到的赞誉声多了,有的干部就产生了自满的情绪.如果不静下心找一找存在的短板和问题,就会十分危险.
显然,这六问不是问别人的,是让杭州各级党政干部扪心自问的.
几天后,杭州市纪委常委会就专题学习了“六问”,要求在全市纪检监察系统掀起开展思想大讨论的热潮,深入查找自身存在的问题和短板,来一场思路理念、作风建设的大涤荡、大洗礼.
讨论的当然不止纪检系统一个.“六问杭州”其实相当于杭州市委布置的一道“会后作业”,基本上杭州各个党政系统都需要给出自己的答案.
8月底,杭州市党政代表团“南下取经”,赴广州、深圳学习考察,一天跑了13个考察点.巧合的是,西安也曾有类似的举动——到成都考察学习,只不过它是在“西安十问”之前.
在一名体制内人士看来,这种自省“要有共鸣的才算真正警醒了一个地方、才算真正成功.如果只是体制内自娱自乐,作用不会太大.”
问经济,更问党建
这几年,除了发展之问,党建更是之问、时代之问.
2014年10月8日,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连发三问：“是不是各级党委、各部门党委(党组)都做到了聚精会神抓党建？是不是各级党委书记、各部门党委(党组)书记都成为了从严治党的书记？是不是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成员都履行了分管领域从严治党责任？”这被舆论称为“治党三问”.事后,中组部、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市县乡党委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的通知》.
在“兰考之问”之前,郭庚茂一连抛出三个“为什么”让党员干部思考：为什么一些干部的文化素质高了,却不会讲老百姓听得懂的话？为什么交通便捷了,通讯发达了,一些党员干部同群众的联系却少了？为什么政策越来越好,生活越来越好,一些老百姓的火气却越来越大？
而去年,电影《我不是潘金莲》热播的时候,时任湖北代省长王晓东在一次会议上讲到政府系统干部作风问题时,以电影中的剧情举例,连问五个“为什么”：
为什么一件小事情会变成一桩大事、一个简单问题会变成一个久拖无解的复杂难题？为什么群众和干部相互之间缺乏信任？为什么上级的意见在层层传达执行味、走调,甚至与初衷完全背离？为什么会出现“一个人在前边撒芝麻,一万个人在后边捡芝麻”这种怪现象？为什么各级官员没有任何人故意刁难李雪莲,可是事情却越办越糟？
并且王晓东对于《我不是潘金莲》中的情节信手拈来,比如谈到最后一个“为什么”时,他就阐述说,从市长到县长、县法院院长,到具体办事的人员,每个人都为处理事件付出了努力,但效果适得其反.好心办不成好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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